看来，人的本性和基本特性是相同的。
吴冷西病倒住院时，华国锋也感身体不适到医院去检查症状。
“华主席你感觉怎么样？”
这下惊动了在京的一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
看着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吴德、陈永贵等人的面孔，本来没什么毛病的华国锋也感到胸膛中一阵隐隐疼痛，像是有一双巨大的铁锤猛击心头。他的手松驰了一下，摇摇头叹一口气：“医生说，没检查出什么病因。我想主要是心情不愉快。我希望我们党不要分裂。我们团结一致干四化不好吗？”
汪东兴说：“毛主席说得好啊！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都是客观存在，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陈锡联说：“我说为什么一些报刊不听招呼呢，原来是小平同志幕后支持。看来，他们是要把这场争论继续下去的。我也感到这样做对党百害而无一利，但是……”
“华主席是党的主席，全党必须服从这个中心。不然我们党还有什么战斗力！”
吴德说：“请华主席以指示的方式，下令全国停止令讨论这样的议题。正像其他同志讲的，这根本不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是啊，如果华主席下令他们不听，那就更明显了，有人要反党，要分裂党。”
陈永贵说：“这样，全同人民就可以……”
华国锋急忙制止住他：“永贵同志，我们不要说那些过头话。谁要分裂党，谁就要承担责任的。承担责任的事，还是由他们去负责吧。”
汪东兴火了：“如果毛主席健在，他们谁敢这样胡作非为？现在无非是欺负华主席太老实。如果华主席果断一些，我敢断定，失败的只能是他们。”
正在这时，秘书赶进来报告：“小平同志来看您来了。”
还没顾上回避，邓小平就像阵风似地迈进门，和在场的人们打了照面，笑着说：
“看来你们得到的消息比我早，跑到我前面来了。华主席，你感到哪里不舒服？”
说来也奇怪，别看这些人背后乱骂邓小平，但一旦邓小平到了跟前，他们立刻都挤出笑脸点头问好，就连华国锋也从床上坐了起来，说：“小小毛病，还惊动了小平同志，真不好意思。医生说了：只是劳累了些，没什么大问题。”
邓小平“噢”了一声，坐下来向他讲起了下一步打算召开国务院会议，就加快四个现代化建设进行讨论的计划，他说：“为了实现我们的目标，从理论上进一步拨乱反正是必要的，只有强调实事求是，大家才可能联系实际，根据我们各地区各部门的具体情况，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发展方向、规划来。”
华国锋知道快触及到分歧点了，便给其他同事使了个眼色，轻声说：“我想单独和小平同志谈谈，请你们回避一下吧。”
汪东兴等人明白他们谈不出个什么结果，还是很不情愿地退出去了。
“华主席，你不要着急，什么话我们完全可以慢慢谈。”
“可是目前国内外的情况你是知道的。”华国锋说：“我们党正面临着来自各个方面的严重挑战。所以，我们迫切希望加强党中央一元化的领导，加强组织纪律性。停止一切形式的争论。就像那场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你可以告诉军队的同志们不要再搞了。”
“开展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和讨论，这完全符合党的民主生活原则呀，为什么不能继续讨论下去呢？”
“政治局的同志已经有不少反映了。这些消息泄漏到国外去所造成的灾难，是怎么估计也不会过高的，而另一方面的问题也同样是严重的。如果这些消息传出去。在我们自己国内的人之中，有人也将开始散布流言蜚语。要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变得不仅仅是流言蜚语了。至于国内的影响，我想你自己会想像到的。”
这话具有明显的威胁意味。
但邓小平的头脑是非常清醒的。他知道，通过自己半年多来的一系列措施，华国锋在中央最高层的地位已经动摇，他在全国的威信实际上已经一落千丈，追随江青的一伙文革派骂他是叛徒；原先支持他的人认为他“没水平”、“没能力”，逐渐对他失去信心；由于他顽固坚持两个“凡是”的政策，那些老干部，和尚未站出来的人们都认为他事实上是江青一伙的帮凶。也对他心怀不满。政治圈里的人其实是最讲实际的，当他们认为某一大人物逐渐失去权势时，许多人就会想方设法改换门庭，另择新主。所以，他根本不把华国锋的威胁放在心上。但他也不是那种盲目蛮干的政治家，他非常精通在什么情况下使用什么样的战术。
“华主席，我发现你太过虑了。”
“不，有些后果我不能不考虑。”
“我完全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我们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不是针对任何人的，更不是针对你的。如果有些人硬要对号入座，那将把问题复杂化。”
“为什么不能停止，不搞这种讨论呢？”
“因为这不是以什么人的意志转移而人为造来的。这是历史发展到新时期后必然要出现，而且也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这个理论课题不解决，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再发展，对我们来说，是非要解决下去不可。”
华国锋本想冲着他说几句难听的话，但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他知道一旦那些话说出来，就会使邓小平处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而且也会使他们目前这种微妙的关系迅速破裂。于是他改了口：“小平同志，我希望这个问题能在会议上解决，”
邓小平马上说：“要开会的话，那就先开政治局常委会。争取在这个会议上我们统一认识吧。”
胡耀邦的“兰鸟”轿车飞驶离了中央党校，径直穿过了学府路，直奔城中心开来，刚从成都来京的赵紫阳与他同车，他坐在胡耀邦的身旁，宽敞的后部坐位与司机之间是用隔板屏蔽的，且又隔音。窗帘挡住了行人的凝视目光。
“他已经接近要垮台了。”胡耀邦说。
赵紫阳不露声色地听着。他已经接到邓小平、李先念等人给捎的口信，让他发动几个可靠的省，市的党政军第一把手明确表态，在当地支持关于真理标准的讨沦，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迅速纠正被林彪、江青等人搞乱的是非，特别是抓好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平反冤假错案。从他的政治经验来看，已经明显地感到最高层政冶斗争的脉搏和趋向。
他佩服胡耀邦。短短的几年，胡耀邦就在全国知识界树立了相当高的威望。他的一个讲话或电话传过去，知识分子们就会引起一片欢腾的景像。还在他组织的第一篇文章刚出来时。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党组就在方毅主持下召开联席会议，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并且做了决定：支持它，支持这场讨论。
七月五日，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和中国科学院理论组出面召开的“理论和实践讨论会”在科学会堂举行第一次会议，方励之、严家其、吴江、于光远等十多人发言。畅谈实践是如何检验真理的。
自然科学家们列举事实说明，当原有的自然科学理论同新的科学实验的事实发生冲突时，科学是如何穿越旧理论而创立新理论，同时又从实验中得到证实的。有人兴致勃勃地举了这样的例子：十九世纪末，有位着名的物理学家开尔文，认为当时的物理学理论已经是十分完善的了，只是天边还有两朵小小的乌云。这指的是当时的物理学理论无法解释的迈克尔逊——莫雷实验和黑体幅射实验。可恰恰是这两个实验向经典物理学提出了挑战。如果把经典物理学当成一种教条和偶像，人们就将不会去理会这两朵小小的乌云。爱因斯坦和普朗克正是从这两个实验当中提出了狭义相对论的量子论。
在会上，天文学家方励之，以他那特有的健谈作了题为《从天文学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言。他说天文学的研究总是从已有的观测材料出发，提出各种假说，预言某种天体或现象的存在。然后又从新观测材料得到证实。证明其为科学真理。他列举了当时天文学上关于中子星和引力波的预言。一九六七年发现了脉冲星，证实了中子星的存在。而引力波的预言目前还没有被观测所检验证实。
方励之还说：在目前各种字宙学理论中，大爆炸宇宙学比其他宇宙学要好一些。
因为它能解释现有的各种天文观测材料。几年前批判大爆炸宇宙学，提出了各种理由：一是“离奇”说；一是西方“宇宙论”；一是不符合辩证唯主义观点。有的文章承认，“大爆炸”是能解释一些实验事实，但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讲到这里时，方励之将头发往后一扬，大声质问：“这些说法不是从天文观测事实出发，而是从思想观点出发，难道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吗？有些人实际上是照抄照搬苏联对宇宙膨胀论的批判。大爆炸是种宇宙学理论，评判对不对，要根据天文观测事实。而不能根据某种理论观点。要从实践出发，而不是靠思辩。”
另一个雄辩家是严家其。
这位政治学研究专家以《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和自然科学》为题，对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大加鞭鞑和讽刺。
他说，封建神学和经院哲学统治下，正如伽俐略所说：“在公开辩论时，当有人在讲述一个可以证明的结论时，他的话却被一个反对者打断了，用一段亚里士多德的原话堵住讲述者的嘴（这段原话是为了完全不同的目的而写的）。甚至当一个学生发现太阳有黑点时，他的老师、一个经院哲学家，因为《圣经》和亚里士多德的书上都没有谈到那些黑点，竟向这个学生说：“这些黑点只在你的眼睛里。而不在太阳上。”法国哲学家蒙台涅曾嘲笑这些经院哲学家说：“我们都会郑重其事地说：“西搴罗是这样说。’或者，“这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原话’。至于我们能代表自己说些什么呢？我们自己的论断是什么呢？我们的行为是怎样的？只是鹦鹉学舌而已。”他讲完这些事例后，哈哈大笑着说：“这些不也正是对那些生活在现代却要复活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绝妙的写照吗？”
胡耀邦向赵紫阳讲完情况后，充满信心地说：“我敢肯定，真理是在我们这一边，我们肯定会得到绝大多数的中央委员和省、市领导人的支持，老西子的下台只是时间上早晚的事。”
“不过，”赵紫阳说道：“这一场理论仗败了，他向倒台迈近了一步，不过他还远远没有到濒于垮台的地步。不要低估华国锋。他在垮台之前将会困兽犹斗。我看他会下台的，因为他不得不下台。”
“现在政治局常委内的格局是三比二，我们是多数。”
“李先念同志也表态了吗？”
他将在国务院召开的加决四个现代化建设步伐的讨论会上发表讲话，公开表态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
“但是，《红旗》杂志的态度是很奇怪的事呢。熊复至今还在抵制这场讨论。”
胡摧邦笑着说：“这里也有很奇怪的事呢。熊复是五月十七日到《红旗》接任总编辑的。此之前。他在毛泽东着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任职。上任的当天，他召集《红旗》的其他几个负责人谈话，大讲什么“在这里，我表明自己的观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贳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是有问题的，我是不同意他们的意见的。有些报纸用一个版、两个版发表什么特约评论员文章认为他们是代表中央讲话的，到底代表不代表很难说。现在是要强调坚持马列主义、毛泽思想的基本理论，还是要强调发展和创新？这里有个维护毛主席旗帜的问题。有些人抓住实践真理的问题大做文章，到底要干什么？’据他所传达的汪东兴指示说，是那位副主席要《红旗》一花独放，说是不表态。你看斗争复杂不复杂？”
“比我想像的要复杂些。”赵紫阳说：“上星期成都也发生了一些骚乱，和北京的情况都差不多。陈永贵和山西省委的人都说我们是复辟资本主义，所以四川也有人想攻我。”
“坚决顶住。只要开一次政治局常委会。华国锋的态度就会软下来的。”
“有那么快吗？”
胡耀邦笑了笑。胸有成竹地说：“我早把这个人看透了，他是软骨头。他根本不敢和小平抗衡。让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开诚布公，紫阳同志，我们不再是为他们而工作，而是为真理而战。让我再把话说清楚，只要各省、市的负责人再多表态一致，不管是华国锋还是那个汪东兴，他们都将跳不起来。”
胡耀邦有言有行，说一不二。
他身体力行，终于又促成了一糸列行动。
七月十七日至二十四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哲学研究》编辑部，邀请全国各界的有关人员一百六十多人在北京朝阳区的党校开会，继续讨论理论和实践的问题。
这回站出来亮相的是邓力群。
此刻，他的职务还是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他讲话惯于显出庄重、严肃的表情。他在开幕式上宣布宗旨：“这次会议所要讨论的问题是：理论和实际联系、坚持事实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实践中形成的理论，见解、意见、还要回到实践中去，接受实践的检验。加以修正、补充和发展。”
这等于表明了他的立场。
当讨论针锋相对，剑拔驽张地开展起来时，邓力群又发表了一次讲话。说：“同志之间。有不同意见。不但允许发丧。而且允许保留。人家打棍子时，你怎么办？不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只要是同志，他打了棍子，我们不打棍子。要造成一种空气，不能随便把一个人搞臭。我不赞成鲁迅这样的话：“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也是鲁迅说的：“从古以来，没有骂倒人的。’我相信鲁迅的话。
不以骂对骂。”
紧接着亮相的是周扬。
自郭沫若在一个多月前因病逝世后。此人便是知识界的老前辈了，所以他在七月二十四日闭幕会上的讲话分外引人注目。
周扬的话锋芒十足，份量极重。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所以成了问题。是因为有人不承认这一点，似乎真理还要受实践检验，真理就没有“绝对权威’了。这就足见林彪、“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了，但是他们的思想流毒还远没肃清，他们的阴魂不散，我们要来做消毒工作，做驱散阴魂的工作。”
这下许多人瞠目结舌了。
接着，周扬抬起头来，大声宣告：“科学无禁区。如果给科学设置禁区，那就是扼杀科学，宣布科学的死亡，就是阻碍着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科学无禁区，是不是否定或削弱党对科学事业的领导呢？当然不是。开放禁区这正是体现了党对科学的正确领导。加强党对科学的领导，不是设置禁区，不是压抑科学的讨论，而是给科学研究指出正确的方向、制定正确的科学政策、采取正确的方法来领导科学事业，包括学术的自由讨论，鼓励独立的见解、独立的创造。
等等。”
许多观察家敏感地注意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没有参加会，但他通过秘书对讨论会作了指示：“这是一个学术问题。要进行学术性的讨论。不要进行政治性的、雄辩式的讨论。”
虽然人们议论纷纷，但也只是一晃而过。因为这次讨论所引起的政治波涛，已经汹涌地，迅速地推向了全国。
三十二、常委会矛盾难调和捕战机陈云再出山华国锋终于同意了邓小平和李先念的提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当前理论界的这场讨论。
早在五天前。华国锋便通过汪东兴、张平化的汇报翻阅了厚厚的一叠关于讨论情况的资料。各种意见都作了详细摘录，但总的说来，同意胡耀邦他们观点已经占了上风。尽管如此，所有的发言者都小心翼翼，不敢直接把矛头指向毛泽东，而便用了明骂转彪、江青、张春桥等人，暗喻两个凡是的主张者的策略，这点，华国锋和汪东兴胸中有数，只是不便点破罢了。
当华国锋把眼睛转向叶剑英时，他的神情像一位深思中的老人。这个以谨慎、老练出了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此刻不像邓小平那样穷追猛击，力陈利弊，大谈真理标准讨论的意义，而像隔岸观战的第=三者。手中拿着赌子儿。仿佛要在旗鼓相当，难解难分的时刻投出关键的一票。
李先念在邓小平发言后，也侃侃谈了实践对理论的检验意义，甚至毫不掩饰地说：
“我总是认为毛主席接近晚年时糊馀了，被林彪、江青利用了，作了一连串的错事。他的错误，给党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尽管如此。我认为他还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错误与功绩比，是占第二位的。”
平时不见他多讲话，谁知一表态就是石破天惊。汪东兴马上插话：“这就是你们讨论的结果！？我可以用党性、用脑袋担保：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一直到最后一口气，脑子都很清楚，都很正常不但不
糊涂，而且清楚地预料到死后要有风浪，顶料到有人要闹事。我可以证明：不是林彪、江青利用了毛主席，而是毛主席巧妙地利用了他们……”
“东兴同志，今天不讨论毛主席的是非功过问题。”邓小平伸出手掌来制止住汪东兴说：“那显然是另一个范畴的问题了。我们今天只议究竟对实践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理论课题的讨论，是积极引导使之成为正常的学术争论而得正确结论？还是采取简单粗暴的压制手段，给解放思想的良好开端大泼凉水呢？我们只要把基本的原则搞清就行了，不需要节外生枝！”
叶剑英捂住嘴巴笑了。他用扇子轻轻地摇晃了两下。开了口：“小平同志把我们的议题讲明了，我们就在这个问题上统一思想。其他的事太复杂，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
李先念很佩服邓小平的应变水平，很快就把很容易引起歧义的众多矛盾集中到最主要的问题上来，而且把问题限制得那么死，简直不容对方有任何回旋的余地。
华国锋说：“现在正是全党齐心协力大干四化之际。我们进行这样的讨论是不合适的。但是我不是说这个问题不能或不应讨论，而是认为时机选择得不对。现在不管谁有理，先停下来。等把我国的国民经济搞上去了，讨论这些课题有的是时间。”
“我同意华主席的意见，这些争论先放起来，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再摆出来让他们充分发表意见。”汪东兴说。
“现在晚喽！”邓小平划着火柴，又点燃一支香烟慢悠悠地说：“本来《光明日报》发表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也没什么了不起，很正常嘛。无论党章、宪法给了公民和党员这种自由了嘛。但是，文章一出来，就受到一些人的责难。什么“理论上是错误的’、“政冶上是反动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的’，甚至有人还要提出处理作者和报社负责人。这种毫不讲道理的蛮横作法。就挑起了争论。
不争论怎么行呢？究竟谁是谁非呢？”
叶剑英明知故问：“是谁下过这些指示呢？”
“如果是一般老百姓说的倒也罢了。”邓小平说：“偏偏是来自我们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中宣部长张平化同志算一个。他说话很不负责任，开口“违反纪律’闭口“不经审阅’，左一个禁令。右一个禁区，硬是要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拉向后退。所以我在七月二十一日，严肃地批评了他们：“你们不是口口声声拥护毛主席吗？，恰恰是毛泽东同志主张百花要齐放。百家要争鸣的。’言必称马列的人恰恰不懂马列主义，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李先念拍了桌子：“张平化继续这么干。可考虑撤职！”
叶剑英哼了一声：“张平化怎么适宜当中宣部长呢！”
“他真是这样说的吗？”华国锋若有所思地说：“嗯，好了，我们大可不必为此事大动肝火。平化同志的意见，我了解一些，从他给我的汇报看，他也是一番好意，他担心这样讨论下去，会有损于党和毛主席的形象。”
“其实现在已经损伤不少了。”汪东兴大声地说：“只要看看外电的报道和各地一些反革命分子的煽动就清楚了。”
“如果我们被外电和敌人的煸动所诱惑，那正中了他们的计。”邓小平说，“敌人盼的就是我们思想僵化，抱住自己的错误不放，以便脱离人民群众，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去，最后自己垮掉。从我个人来说，我感到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说明，敌人对我们的攻击是由于这次讨论引起的。”
“这岂不说，我们讨论以前敌人就没有攻击我们了吧？显然是荒谬的。”李先念很不满地瞪了汪东兴一眼。
叶剑英再次开口：“我不主张对讨论采取压制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当然要进行深入学习和研究，但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嘛。”
“正是我们的华主席，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的讲话中，强调“在学习中，我们应当力求完整地而不是零碎地，准确地而不可随意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各个方面的原理掌握起来。’我认为。我们按照华主席的指示办，研究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并不会出现教条主义的错误。当前的主要危险依然是修正主义，而不是教条主义。”
邓小平环视了一遍众人。沉下脸来说：“今天是正式的常委会。目的也是统一一下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我看。我们没有取得意见的完全一致，但都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对一步工作便能较好地协调了。会议上不一致没关系，会后就应该尊重党的纪律，尊重大多人的意见，毕竟是少数服从多数嘛。”
那么就这样了吗？算不上是一次表决，但意味着已经表决了，华国锋想道。如果他输掉这一轮的话。那种表决随后会来的，现在一场党内分歧已经逐渐暴露在全党面前。这些天，他从来没有像这样清楚地感觉到，他已经陷入了变成少数的境地。尽管表面上，他们口口声声还尊称他为英明领袖。
“现在不是结论。”华国锋现在不能认为自己已经挤下阵来，他故作镇静地说：
“就是我们同意这场讨论继续下去，也不能说可以匆匆忙忙地作结论了。这样的结沦同样需要实践的检验。”
“对！讨沦这个问题不但要专家参加，广大工农兵群众也可以参加。”汪东兴说：
“既然大家都想把这场讨论搞下去，那就试一试吧。但我还是主张因势利导的。
作为党中央的态度，我还是那三条：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转变太快了。娈脸谱也应有时间嘛，不要叫后人嘲笑我们出尔反尔，今天说一套，明天又说一套！那样好吗？”
谁也没有回答他的这种挑战。
政治局常委会的内容，双方都因为各自的原因，没有对外传达，所以，他们仍然各以自己的解释在他们的活动领域内行事、讲话。
相比之下倒是外界的人士心里清楚。
（短暂的眷秋242）
不同的人们，都按照自己的需要审慎地选择着自己的态度。
八月十六日，华国锋应邀开始访问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伊朗。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在华国锋不在国内期间，让邓小平代理国务院总理职务。人们发现，邓小平在会上声严色厉，会后却是和颜悦色，完全是另一副面孔。
机场上笑语盈盈。欢声雷动。华国锋戴着墨镜走下轿车，在机场南端的一条航道上的巨大的波音喷气式飞机旁停下来，与前来欢送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握手、告别。
为首的还是邓小平。
在摄影镜头面前，异常亲切的邓小平双手握住华国锋的手，诚挚地说：“华主席啊。我想了很久，认为这次真理标准讨论结束以后，我们党的重心应该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停止类似的这个斗争。那个斗争。你考虑怎么啊？”
这对华国锋来说，无疑是安慰。现在他已经对无休止的斗争感到了厌烦，感到了恐惧。希望能过几年安宁日子。以保持自己地位的稳定。他把解决争端和异已的所有事情都寄希望于将来。如果说，当初逮捕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追随者自己已经冒了一次巨大的风险的话，那么现在让他用同样的办法来对付邓小平等人，他可实在没有这种勇气了。
“小平同志，我完全同意你的想法。现在，建设我们的国家是压倒一切的大局啊！”
“好，祝你访问成功，取得较大收获，”
“我想会有收获的。”
持续半个多月的国事访问，倒是使华国锋大开眼界，从而也是显示了他在涉外活动中，完全是个外行，起码不是内行。在布加勒斯特，他签署了中罗两国政府关于建立经济技术合作委员会的协定，以及其他八个协定和协议书；在贝尔格莱德。
他签署中南两国政府关于经济、科学和技术合作委员会的协定。以及经济、科学和技术长期合作协定；在德黑兰，他又签署了中伊两国关于文化合作的协定。究竟这些协定和协议能对中国起多大的效果呢？他考虑得并不多。
在此期间里，邓小平多次和陈云、叶剑英、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等人碰头、商量、研究下一步如何确保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取得预期效果。
陈云对他说：“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和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都已明确表态了。任仲夷在《理论与实践》杂志发表了一篇《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我看很好。他说：“实事求是，这是一面照妖镜。在它面前，一切伪理论，伪科学、左骗局，都会原形毕露。有了实事求是这个武器，禁区可以突破，思想可以解放，工作可以高速度地前进。’这篇文章写得很有战斗力。此外，八月初，中共黑龙江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学习你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学习《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相继发表的三篇文章，认真讨论了真理标准和民主集中制两个问题，收效都很大。那个杨易辰胆子也很大哟，在会上他公开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黑龙江省委不是黑的而是红的。这的确有点勇气啊！”
邓小平说：“我们就是需要这样的干部，没有这样的干部。我们的事业和路线不能持续稳固地发展下去。”
“现在人们就怕反复。”
“为了防止反复，只有动根了。”
“大动还是小动？”
“要动就是大动，小动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这要分两三步来走，走快了不行。”
“所以我得请你来出山了。”
“怎么个出山法？”
“恢复你文化大革命前的职务嘛。”邓小平说：“如果连你的政策都落实不了，那其他人就更谈不上了！”
“也好，有了权其他都好办了。”
“干！”陈云坚定地回答：“第二书记我都干！”
“耀邦、紫阳这些同志都得提上来。”
“对，关键是要靠这些接班人。”
“让你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干不干？”邓小平兴奋地凝望着他。
在邓小平眼里，陈云是他的智多星。每当决策重大事情时，邓小平都要和他碰头，征求他的意见。陈云很聪明。非常善于观察形势和捕捉战机，没有十拿九稳的把握，他是不会轻易发表意见的。经过上下观察，他显然已看准了。有信心了。所以主动请缨，跃跃欲试地要出山了。
邓小平把陈云的想法告诉了叶剑英，叶剑英当然同意。他忧心忡冲地说：“这件事不但要在政治局会议上研究，还要中央全会通过并批准。万一华国锋、汪东兴在里面搞什么小动作。事情还会复杂起来的。”
“这好办，可以和王震等同志联系一下，让他们也分头做一些工作。万一有什么麻烦，那就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再集中兵力拿下那个堡垒。”邓小平果断地说：
“现在你应该看到，不从最高领导核心动手术，什么事情也谈不到了。”
那天夜里，邓小平也找胡耀邦、赵紫阳等人交换了看法。不出二十四个小时，中央最高层拥护邓小平意见的人，几乎全部知道了他们的计划。当华国锋于九月五日结束对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伊朗的访问回到北京时，这里的一切都已基本就绪了。
“小平同志，国内没发生什么事吧？”
“没大事倒有许多小事。”邓小平和华国锋握完手后。并肩往机场休息室里走去。
他边走边说：“最近听到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很使人放心不下。这样的事不利干安定团结么。”
“什么事情啊’”。
“汪东兴、张平化、吴德、纪登奎、永贵同志最近到各地视察工作，沿途散布一些不利于团结的言论。”邓小平皱着眉头说：“比如汪东兴一个多月前到山东济南等地，竟说中央有两个司令部。最近讲我们把矛头对准了毛主席，这将起到很不好的作用。各地都有报告转上来，我都不好回答了。”
华国锋随口而出：“这个东兴同志，说话就是不注意，让我见了面好好和他谈一谈。一定要保持中央的团结，一定要维护齐心协力搞四化的大局。没有这一点。
什么事也做不成。”
“我们完全想到一块去了。”邓小平说：“我九月八日至十三日要去朝鲜参加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庆祝活动。我回国后，顺路要视察一下东北三省的工作。有什么事。你可委托先念同志办。我也有了妥善交代了。”
“可以。”华国锋对他的东北之行似乎不放心，忍不住强调：“小平同志，和地方的同志谈话，千万不要暴露中央内部的分歧。要珍惜我们今天的局面啊，来之不易呢。和地方上同志讲。主要是贯彻齐心协力抓四化建设。将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个大局。其他的……”
“这些我都懂。”邓小平非常友好地打断了他的话，丝毫没有露出任何破绽。
华国锋的住地和汪东兴离得很近，与那儿的建筑与水源浑然一体。而中南海货真无假的清代餐馆却是享有盛名的。华国锋一个电话便把汪东兴召来了。他们在当年毛泽东经常散步的静谷园内摆下了餐桌，一边吃着西瓜。一边谈着工作。
“听说你又到外地讲话，批评他们搞的标准讨论了？”
汪东兴爽快地点头承认，说：“我觉得他们越来越离谱了。搞真理标准讨论，其实是一个一个地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否定了一批毛主席亲自定的案子不说。
还要进而否定文化大革命，甚至连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也要否定。像这样下去。我们党的整个历史都会被他们否定掉！”
“没有这么严重嘛。”华国锋皱着眉头说：“你一开口就把纲上得那么高，别人还敢讲话吗？”
汪东兴表示惊讶了：“什么？他们还不敢讲话？他们就差一点喊打倒毛主席、打倒共产党了。”
“你呀，说话一点都不注意。像这样下去我可真要批评你了。”
“你批评我啥我都接受，唯独在对待毛主席的态度上，我要坚持我的观点。”汪东兴诚恳地说：“华主席，我倒是对您不满了。”
华国锋一怔：“对我？”
汪东兴掏出手帕，擦了擦手和嘴：“你在这场关系到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路线的重大原则问题上。态度暖昧，不敢奋起抵制，甚至不让我们、也不让地方对他们的行动表态，这反而助长了那种歪风邪气。”
华国锋有些不满了：“可你们那种态度又怎么样呢？只会自己把自己搞下台。”
“下台也没关系。为了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杀头坐牢开除党藉都不怕，还怕下台吗？说老实话，我从来没想到我能当上党的副主席这个职务，所以我也并不是为了保这个职务而不讲原则。”
。华同锋感到坐不住了：“东兴同志，你怎能这样说话呢？”
“华主席，今天我说的是心里话。但是，我是向着你的，请你能理解我的心情。”
汪东兴的眼圈都有点发红了：“我觉得像你这样在政治上一忍再忍，一退再退，最终只能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阵地全丢掉！”
华国锋把脸一沉：“这么说来，我不是成了投降派了吗？“四人帮’就是用这种语言来攻击我的，没想到你也这么看。你们根本不理解我的心情，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做吗？可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在任何时候，我不能丢弃了党的原则啊！”
说这几句话时，华国锋已经带出哭腔了。
三十三、汪东兴停刊遭抵制天安门事件获平反邓小平从朝鲜一回国，就在东北沿线下车。召见省市领导人和所驻部队的负责人。
听取他们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汇报。
“阻力很大啊！”吉林省委第一书记王恩茂一见邓小平就说：“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多年，现在一句话就想把过去的东西都否定掉，人们很自然地要问：我们还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了？”
“你没听听杨易辰、任仲夷等同志的意见吗？”邓小平说：“看来你们还要好好学习一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粉碎“四人帮’已经快两年了，实践已经对过去的好多事情作出了明确回答，如果还不觉悟。那就很成问题了。”
“我希望您能给省委常委们都讲一讲，提高一下大家的觉悟嘛。”
“可以谈谈。我们共同学习嘛。”
九月十六日，在吉林省委会议室里，邓小平接见了省委常委和驻军部队的负责人。
他坐在桌子的中央后仰着身子，并看着对面的王恩茂。常委们依次发表看法。
几乎重要的问题都谈到了。邓小平首先讲到了罗瑞卿的逝世，说他是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的。生前对真理标准的讨论作出了重大贡献。然后，他针对人们的各种议论。发表他的看法：
“现在党内外、国内外很多人都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但什么叫高举？怎么样高举？却是个大问题。我想你们都知道，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很有名啊！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邓小平这番话，使在场的人个个屏神敛气，感到了不安。他们都已听出，他的话显然是冲着华国锋来的。而华国锋依然还担任着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务院总理，这样批评他还了得吗？不过，谁也不敢站出来驳斥邓小平的话。他们都装出一副丝毫不知情的样子，一任邓小平大发议论。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四个字。毛泽东同志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邓小平把手一挥，斩钉截铁地说：“不管“两个凡是’是谁提出来的，都是不正确的，如果毛泽东同志还在世，我想他也不会同意这种观点的。”
王恩茂问道：“现在很多人传言。中央准备为彭德怀平反，有这事吗？”
“如果有，你同意？”
“我。还不了解情况。”
“详细情况不了解能说得过去，一点也不就说不过去了嘛。”邓小平边吸烟边说：
“处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案子，我们都应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让大家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目的也就是要在每一时期，处理各种方针政策问题时，坚持从实际出发。彭德怀的所谓反党，不就是给毛主席写一封信，表示了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看法嘛。他的意见对不对？你们重新看看信就知道了。”
“不管怎么说，我们要听中央的。”
“听中央不是听某一个人喽。”邓小平笑了：“我们中央是集体领导。对真理标准的讨论。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意见，什么叫高举？现在我回答你们。中央目前提出的方针、政策就是真正的高举。
下这样大的决心，切实加速前进的步伐，是最好的高举。离开这些，是形式主义的高举，是假的高举。”
这么一讲，倒使一些人醒悟过来了。他们感觉到：邓小平今天讲的这些看来不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政治局多数人的意见。在目前。凡是介入政治圈的人都已觉察到了多数的重要。一旦政治局或中央委员会中一种主张或意见占了多数，人们就不得不跟着走。也可以说，那是他心甘情愿地走进那种包围圈的。即使他不走别人也得走。
由共青团中央举办的《中国青年》杂志第一期定于九月十一日出版。第一次征订，即是三百万份。九月六日和七日、《人民日报》、新华社先后报道了消息。十日的《人民日报》还刊登了这期的目录。
其中，这期杂志将介绍一位在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的天安门事件中同江青、张春桥等人斗争，被逮捕入狱后又顽强抗暴，拒不屈服的青年工人事迹，他的名字叫韩志雄。文章的题目就是《革命何须怕断头》。在相当一批人强烈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而至今仍未得到中共中央批准的情况下，这篇文章所具有的作用明眼人一看即知。汪东兴调审了这期杂志的文章后，大为恼火，便于当天下午给共青团“十大”筹委会负责人的韩英打电话，问道：“你看过《中国青年》第一期稿子了吗？”
“我，我进没来得及仔细看。”
“问题不少！”汪东兴的口气很严历：“第一，为什么他们只发叶副主席题词，而没有华主席题词？第二，《革命何须怕断头》所宣传的韩志雄，你们了解清楚了吗？这个人有问题。第三，童怀周的《天安门诗抄》我已经批评过了，怎么这次又出来了啊？第四，这里面没有纪念毛主席逝世两周年的文章。所以。你们宣布刊物停印停发，等研究处理。”
韩英心凉了半截。他怀着复杂的心情向《中国青年》编辑部原话传达。
世界上再没有比凭藉权力乱封乱停刊物和报纸更为可恶的事了。这既等于封别人的口，又暴露了自己独裁、专制的嘴脸。编辑部研究了汪东兴的指示后，一一予以回答：第一。编辑部早在七月份就分别给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写信。恳请他们为《中国青年》复刊题词。并希望能在八月底交编辑部，以便能赶在九月二日付印。付印前，几次催问，当时只收到了叶剑英的题词，而华国锋又正在外，这样只发叶剑英的，也不会影响什么大局。第二、宣传韩志雄，是北京市公安局推荐的；而且，北京团市委已经作出了向韩志雄等人学习的决定，他还被选为出席共青团“十大”代表，其事实经多方调查，一点虚假也没有。你汪东兴有什么根据说他有问题呢？第三，刊登童怀周的诗抄，其内容都是怀念周恩来总理、声讨江青等人的，这会有什么问题呢？第四，本来准备刊登毛泽东诗词手迹，后来因为赶不上付印时间，经过团“十大”筹委会同意，刊发毛泽东一九四八年为《中国青年》复刊题词的手迹。而且，在这一期的复刊词中，已经说到“以表达我们对毛主席的深切怀念”，对纪念毛泽东逝世并没有疏忽。据此。他们表示难以接受汪东兴的批评。
九月十一日，编辑部将自己的看法写信报华国锋、叶剑英和李先念、邓小平等人，同时也给了团“十大”筹委会。
九月十二日晚上，韩英找编辑部组长以上干部开会，传达他同汪东兴商定的四点处理意见：
一、由汪东兴去请华国锋题词；
二、增加毛泽东的诗词三首及照片；
三、删去《革命何须怕断头》一文中“这场伟大的人民运动，被“四人帮’无情地镇压下去了……”等段落；
四、删去《青年革命诗抄》的天安门题图和编者按。
韩英在传达中特地念了一九七七年三月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中有关不能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两个凡是”的段落，说以上两篇文章同华国锋讲话的精神不符，有损毛泽东的形象。
此时，编辑部的决策人士们已经有底。所以并不惧怕那位堂堂的中央副主席了。九月十三日晚上，他们接受了前两条意见，对后面两条表示拒绝。他们的理由是《革命何须怕断头》一文和《青年革命诗抄》以不改为好。因为这两篇东西内容并没有错，而且已有四万多份发到读者手中，改后将造成同一份刊物两个版本的局面，不但会引起读者的不满，若追问起删改原因，将无言以对。不利于安定团结。他们的要求。被团“十大”筹委会拒绝，这就只得使他们再次上书华国锋和几位中央副主席，表示最好不要删改那两篇文章。
这下。汪东兴可是真正坐不住了。
九月十四日晚八点。他把《中国青年》组长以上的干部叫到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开会，指着他们的鼻子质问：“你们知道你们干了些什么吗？我翻了这期杂志，以为是清样，谁知你们已经正式出版。出版了还让我审查什么？如果你们认为我们没有审查任务，那我们就不审查了！既然让我管，我就不能不提意见，杂志送来了，我下午就打了电话，我并不慢啊。叫你们考虑一下，结果就出了这么大的风波。”
杂志杜的编辑们还能沉得住气，他们当着他的面再次申诉他们的意见。
汪东兴仍然余怒未息：“你们不要我审查，我不负责，我这个人好办。你们又直接写信给中央。并没通过筹委会转给我，你们还有没有组织纪律。你们在天安门事件问题上不听华主席的？华主席在这个问题上早有讲话。为什么有的人还在这上面纠缠？这样行不行？这期《中国青年》没经过中央审查，已经发了四万一千份，得到了赞扬，你们不要挑这个矛盾。好像中央不让出版，筹委会不让出版。出了问题。你杂志社负责。”
“我们还是愿意请你提意见的。”
“可是童怀周的大字报贴出来。说不让《中国青年》杂志出版。大字报可以写，但《中国青年》第一期到底发生什么影响？你们要考虑一下，如果你们认为这样行，就按你们意见办。”汪东兴语无论次地说了又说，整整讲了四个小时，还是那几句老话。“毛主席诗词三首你们一首不登，高举毛主席旗帜怎么个举法！你们为什么不发华主席题词？华主席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为什么不能等两天？第一条，不动了，照你们的办。我声明，我没审查。第二条意见，把华主席题词、毛主席诗词三首和照片放进去，其他不动，因为动了也不行。我看就这两个意见，不可能有第三个意见。今天批评一下，说得不恰当，请你们原谅。我的心还是好的。不能说你对我错了。都对，为什么没按时发？因为还有华主席题词、毛主席诗词三首、照片。份量提高了。这两篇文章改一个字也不必要。”
他已经感觉到了众怒难犯。虽然他开头调子喊得很高。
一场很紧张的冲突便以双方都让了点步而解决了。他们听得出来。汪东兴的声音，其实是很沉重的。
一个月后，即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六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分管这项工作的汪东兴却出乎意料地没有到会。邓小平、李先念兴高采烈地登上主席台，祝贺大会召开，李先念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会上致词。
这件事，与先后对真理标准讨论表示坚决支持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汪锋，及福建、广东、浙江、江西、河北、青海、宁夏、四川、湖南等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一样，在全国上下都引起了震动，造成了一种必须扭转乾坤的压力。
华国锋再也承受不住了。
汪东兴也感到难以招架了。
“根据我国现在的情况，我认为应该考虑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口号了，应该把全党的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邓小平那双黑溜溜的眼睛。不停地在华国锋、汪东兴、李先念、叶剑英脸上转动，他明白。他的意见是根据同华国锋谈话妥协的现实提出来的，不可能不被常委们采纳。“鉴于这是党改变重心的战略决策，我提议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广泛地讨论和研究这个问越。”
汪东兴打了个沉：“怎么又要开会？”但是当他的目光瞅向华国锋时，华国锋却有意避开了。他说：“请其他常委发表一下意见。”
叶剑英喝了一口茶水，笑了笑，指着邓小平说：“你呀，一天价啄磨一些新道道，当然都是好意。看来你研究了不少东西呢。”
“毛主席早在一九五七年就作出我国“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的正确论断，指出“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应该按照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界限，决不允许损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也是毛主席的话啊！”邓小平也开着玩笑说：
“我们有些同志往往只记着毛主席的一些话，而忘记了他的另外一些话。而恰恰是毛泽东同志的一些话体现了真理。”
汪东兴重重地喘了一口粗气：“好，让全党讨论这个问题吧！”
李先念接着说；“小平同志的这个意见也只有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比较合适。但有一条是肯定的，党的重心应该转移了。现在不把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我们还在纠缠一些空洞的口号，就会误大事。”
“我看，会要开就早点，不要超过十一月上旬。你看呢？”叶剑英转过身来，征询华国锋的意见。
华国锋说完就宣布散会。
华国锋说：“那就在十一月上旬开吧。具体时问由东兴同志根据会议安排的情况决定。我重申一遍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只有一个议题，那就是党的重心工作的转移。
其他的问题一律不议！”
但是他没有想到，一旦会议开起来，当一种意见变为群体意识的时候。那种力量是很难遏制住的。经过了半年的时间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支撑二十多年的信仰已经产生了根本性的动摇。
十一月十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尽管会议极其保密，但北京人已经觉察到了中央的动向，有人预料他们久盼的特大喜讯即将到来。意味探长的是恰恰开幕式的头几天里，邓小平出访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巧妙地制造了另一种表面现象。
华国锋代表政治局常委所作的开幕词里再三强调：会议要着重讨论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可是一到讨论会上，各组几乎都把给天安门事件平反的事情提到了首要议程上。
“天安门事件中。究竟有没有反革命？”
“这么重大的事都得不到公正的结论，北京市的人民怎么能完成转变重心的战略使命？”
“天安门事件里，“四人帮’搞了那么多鬼。为什么迟迟不敢公布？”
特别是吴德，走到那里，都会变成众矢之的。有些人把这一事件迟迟得不到平反的责任，全部归结到他的身上。这无疑给他增加了很大的负担。其实，他早已批准公安局放了因参加此事件而所有被捕的人们，一共三百八十八人。但这一举动不仅没有平息人们的愤怒声浪，反而更激起强烈要求为该事件彻底平反的汹涌浪涛。
十一月二日，即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后的第三天，陈云就在东北组的发言中提出了六个问题，除要求薄一波、陶铸、王鹤寿、彭德怀等人平反外，就是天安门事件的事。他说得很激动：“现在北京市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提到此事，我们再不顺从民心还待何时？而且还有话剧《于无声处》，广播电台也广播了天安门的革命诗词。这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讲到这里时。东北组的与会者一起为他鼓掌、叫好。
杨易辰说：“陈云同志的意见应该单独出简报！就说我们全组同志一致要求重新评价天安门事件。再不为这一革命运动平反，那就天理难容了。”
陈云在群情振奋中又讲了几句话：“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同志是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的顾问。康生同志那时随便点名，对在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造成党政机关瘫痪状态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康生同志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康生同志的错误给以应有的批评。”
这番发言一出来，立即旋风般地吹到各组与会者中，成为这次工作会议的主旋律。
甚至有人直截了当地提出要追究有些人的责任：
“粉碎“四人帮’已经两年多了。为什么被他们颠倒了的许多是非还迟迟得不到纠正，就是因为个别人本身就和“四人帮’一样，他们参与镇压了群众，迫害了干部，而且至今不肯作自我批评。”
“对这些人，早该撤换了！”
“中央个别领导同志头脑里还是“左’的那一套，口口声声尊重群众，开放民主。
可是广大群众和干部的要求。他们至今置之不理，他们不是口是心非又是什么？”
……吴德实在挺不住了，连夜找到华国锋，诉说苦衷：“华主席，我看还是主动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吧。不然我们就没法见群众，没法向会议交代了。弄不好，还会发生……”
其实，华国锋比他们还要明白眼下的局势。
他不敢在邓小平、叶剑英面前摆架子。但在吴德等人跟前还是很有权威的，他说；“他们马上将给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报告交上来，我马上召开常委会批准。报告的措词你要好好推敲一下。”
十一月十四日的常委会是异乎寻常的。除华国锋以外的其他常委都不知道会议的议程，而邓小平则是刚出访回来就被通知来开会。为了防止意外，叶剑英临来时还作了一些必要的防范。他们似乎觉察到。一定是出了紧要的事情才召集这个会议，会议的地点恰恰是两年前智擒张春桥和王洪文的地方。
华国锋等人都齐了后才把吴德叫进来。他脸上露出强挤出的笑容：“同志们，还在去年七月中央工作会议的时候，我就说过：我们在适当的时候重新评价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的天安门事件。现在，经过两年多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时机已经成熟了。吴德同志早就起草了一个报告，认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因参加此事件而被捕的三百八十八人中没有一个人是反革命。对于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的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我建议今天的常委会批准中共北京市委的报告。”
这一天，来得如此突然。让汪东兴感到吃惊，连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也颇感意外。
吴德慢吞吞地念完了那份报告和决定。他的神态和口气与他两年半以前在天安门广场发表的讲话简直判若两人。
“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吗？好，那就一致通过了。”华国锋作了总结。
十一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十六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题为《人民的愿望，人民的力量一～评话剧〈于无声处〉》，指出：宗福先的话剧是天安门广场革命群众运动的艺术表现。两天后，《人民日报》接连发表《天安门事件真相》的长篇文章。
一霎时，全国各地的舞台上都在上演《于无声处》这出话剧。于是，舞台上的剧和生活中的剧，都交融到了一起，而那几位政治家们，既是生活中剧的导演，又是剧中最杰出的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