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嘛。对为首的一小撮坏人，当然要有确定的证据，实行坚决的镇压。”

叶剑英抬起一边的眉头。他并没有想到平时很和善温顺的华国锋，这时竟也想大打出手一番，然而，他毕竟是全国的最高统帅，一旦作出这样的决定，那也是完全可能的。

叶剑英花了半个小时列举种种理由劝他忍耐，不要不忍而乱大谋。文化大革命中积累下来的后遗证，若不防患于未然，则会在一定的条件下爆发危机。

“现在需要安定团结。”叶剑英以深谋远虑的政治家的口吻说：“如果说，两年前爆发的天安门事件，给我们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的话，我们可不能给他们的帮派体系复辟创造一丝一毫的条件。”

华国锋打了个激灵，他对涉及权力的事是很敏感的。

“华主席，有一件事我不得不提醒你，现在是到了全面展开，加速平反冤假错案的时候了。为了巩固我们的政权，我们急需一大批老干部站出来，重新走上关键性的领导岗位。”

“我们不是正在做着这项工作吗？”

“问题是步子还不大，有些影响性很大的案子，还没有及时得到平反昭雪。”

“叶副主席是不是有所指？”

“杨尚昆同志的案子，还有彭德怀同志的案子，都应该得到处理了。”

“我的意见是给出路，给宽大，但不能一风吹。”华国锋说：“一风吹必然会动摇毛主席的崇高威望。会使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钻了空子。这会引起严重后果的啊！剑英同志，我看这类问题还是再等一等吧！”

二十八、华国锋回国收见面礼凡是派遭受极大震动

北京火车站彩旗飞扬，面带笑容的少先队员挥舞着中国和朝鲜两国的国旗，喜气洋洋地站在贵宾台前，他们早己训练完毕，等候在五四青年节的这天欢送华国锋乘专车到朝鲜访问。

各大报的记者和摄影师早已接到通知，提前两个小时进入火车站。这里解解放军战士对外戒严，一般行人的旅客是绝对来不到现场的。车队比预定时间推迟半小时，早到的大使们纷纷推测，一些前来送行的官员们似乎等得不耐烦了，不时地东张西望伸出手臂看丧。电视台摄下了乐意让他们录像的镜头，也为少数几位不愿露面的拍下了镜头。而这正是西方世界国家所需要或能够引起注视的。

忽然，十儿辆高级轿车沿着贵宾通道鱼贯而来。等候在两旁的人们立刻有组织地变得欢腾起来。一些外交使团的外交官们纷纷腆起肚皮，摆好姿态，以免在中国最高领导人到来之前有伤大雅。

按礼节，邓小平、吴德、纪登奎、陈锡联等领导人先从停留的轿车里出来，排成一行。然后，华国锋和其他随行人员才下了轿车，向欢送的人起过来，一一和他们握手。

“华主席，祝你一路顺风，访问圆满成功。”邓小平有力的摇晃着华国锋的手说：

“国内的事你不要担心，我们会尽可能处理好的。”

“华主席，多保重啊！”

“谢谢。”华国锋摆出最高领袖的姿态说：“国内的事就全靠你了。”

华国锋瞟了吴德一眼，发现他的表情很勉强，话音有点伤感。他来不及和他们叮嘱什么，一一握手后便登上车厢。

在车厢门口，华国锋转过身来，向欢送的人群招手致意。就在那一瞬间，他发现邓小平眼神中流露出一丝鄙视机笑的意味。是自己太多疑？还是看花了眼？或者只是对方习惯性的动作？华国锋的脸倏然一变，现出阴云。

就在这时，列车徐徐开动了。

各家日报正在准备报道华国锋访朝事件，将第一版留空以供发表从平壤发回的电讯或专发表中朝两党两国政府的声明，发表华国锋和金日诚的讲话。

《光明日报》

的总编辑和其他人员忙着发表一篇足以震撼中国政坛的“精神原子弹”。

邓小平和韦国清一块儿来见叶剑英时，他在和罗瑞卿谈话。

“来得正好，军委儿位大帅都到了。”叶剑英打趣说。

韦国清连忙摇手：“不敢当，不敢当，我可不是什么帅，而是几位老帅下的兵，随时准备服从命令听调遣。”

罗瑞卿腿不好使，坐在轮椅里拍着扶手说：“有这一条就好办，一定能打赢这场决定性的战斗。我刚才和叶帅谈了，真正搞社会主义建设，离开了我们这批老家伙根本没门！”

邓小平说：“你们几位都在。我就不再布置了。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即将发表一篇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文章。《人民日报》和军报都要转载，而且我们要给老同志们打招呼,这可不是一般的文章，而是向以两个“凡是’为代表的教条主义作战的宣言书。不管发生什么样的风波，大家都要站稳立场，决不能退步。政治斗争关头退后一步，就会退后十步，最后满盘皆输。”

罗瑞卿说：“我不怕丢掉什么，同林彪斗丢掉一条腿，同凡是派斗无非是再丢掉脑袋罢了。”

“不要说丧气话”邓小平说：“当前中央的形势很好、人民群众里已经出现了民主的浪潮，各种不同意见的出现是国家繁荣兴旺的标志，我们何必不敢理直气壮地站出来宣传马列主义呢！”

韦国清也从邓小平那儿看到了文章的小样，他说：“我看全党还是像毛主席说的那样：许多党的干部并没有弄通马克思主义，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没懂。那篇文章说得很好：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这就需要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下研究新事物、新问题，不断作出新的概括，把理论推向前进。这些新的理论是否正确靠什么来检验呢？只能用实践来检验。例如：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国家和少数国家可以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是一个新的结论，这个结论正确不正确，不能用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一般理论来证明，只有实践，才能证明列宁这个学说是真理。”

叶剑英不知道这番话是照着那篇文章的小样讲的，还以是韦国清自己学后得出的结论，翘起大拇指说：“国清同志不愧是总政主任，理论水平就是高，老夫弗如也。”

“你难道不认为这篇文章发表出来后，凡是派会找麻烦吗？”

“说这话为时过早，小平同志。现在的老百姓已非昨日的群众，特别是那班青年人简直是什么都敢说。相比来说，从理论上澄清一些被“四人帮’搞乱了的是非，应该说不会引起什么问题。”叶剑英说。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越及早准备越好。”邓小平说道：“这一件事，叶帅啊，我们是不会发生的，如果他们要搞突然袭击的话，我们也应该采取紧急措施，以缓解可能出现的危害。”

叶剑英第一次感到不那么舒适自在。自从逮捕江青集团以来，他曾致力于国内的安宁和稳定，他不希望国内再出现混乱。他相信只要有充裕的时间，通过讨论商量，不管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将能够解决大多数的问题。如果再采取对付江青、张春桥那样的手段对付反对派，那将会受到人们的憎恶。

于是，他们四个人再次研究了文章发表后的若干细节问题。

华国锋在朝鲜的每一天，生活得都很开心。

十几万男女青年用鲜花组成的欢迎长廊，金日成和朝鲜所有最高级领导人参加的盛大国宴，安排得极为周密和舒畅的参观路线，以及所到之处人们对他的热情与友好。再加上五月的朝鲜，奇花争艳，异草翠滴，碧波湖泊，奔腾流泉，景色秀丽，峰峦多姿，使华国锋一行流连忘返，赞不绝口。

金日成认为他将是继毛泽东之后的十亿人的中国，最稳固、最牢靠的接班人和领导者，把发展两国关系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到他的身上。他使用了有史以来最高级的礼仪欢迎华国锋，接待华国锋，甚至在宴会的讲话中，金日成几次高呼“华国锋万岁！华国锋万岁！”

这使华国锋受庞若惊，激动万分，连陪同他的官员们都看出他已经难以自制了。

“金日成同志是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将要世世代代发展下去，只要有金日成同志的领导，有两国人民的友谊长存，我们将不怕任何敌人的侵犯。任何敌人，都将在我们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华国锋对金日成说。

“华主席讲得完全正确！让我们再一次握起手来，向全世界证明我们这种友谊。”

金日成和华国锋握紧手，又高高地举起来，让数十名记者们争先恐后拍摄下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镜头。他俩作了这番姿态后，继而又亲切的拥抱和象征友谊地摇晃着手。

“华主席，国内的局势怎么样？”

“人民生活大大提高，我们的政权非常稳固。“四人帮’不仅不能东山再起，就是其他任何形式的敌人也将动摇不了我们的政权。”

“中共中央领导班子中有分歧吗？”

“不，我们团结得很好。”华国锋说：“我和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等同志之间团结得很好，他们很尊重我，可以说我们这个班子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一届中央班子，这是我们在本世纪内实现宏伟目标的可靠保证。”

“很好，这对朝鲜人民来说，无疑也是一件特大的喜讯。”金日成用中文说。“谢谢！”华国锋和金日成再一次握手。

华国锋在朝鲜参观访问了一个星期，满载着朝鲜人民的深情厚谊，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乘专机回到北京。

站台上，已经等候多时的邓小平红光满面，精神焕发，他十分矫健地走上前，摇晃着华国锋的手说：“热烈祝贺您访朝圆满成功！华主席，你们辛苦了！”

华国锋也说：“你们也很辛苦。”

“国内的同志们仔细地研究了和朝鲜签订的那些协议和公报，大家基本满意。”

“好，好，这样很好。”

不知是华国锋没有听清，还是有意应付，他一点也没露出异常神色，还是像入朝那样同前来欢迎的其他领导人一一握手，然后走向轿车，钻了进去，直驶中南海。

稍加休息后，秘书把当天的报刊拿到他案头特意把《光明日报》放在前头，使他一眼就看见了那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

就像迎面搧了他一个嘴巴，他觉得脸上火殊辣的，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文章的开头霹雳而起：

“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这是早被无产阶级革命导师解决了的问题。但这些年来，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和他们控制下的舆论工具大量的歪曲宣传，把这个问题搞得混乱不堪。为了深入批判“四人帮’，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拨乱反正十分必要。”

“怎件区别真理与谬误呢？一八四五年，马克思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上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已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的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这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够使伪科学、假理论现出原形，从而捍卫真正的科学与理论。这一点，对于澄清被“四人帮’搞得非常混乱的理论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好啊，现在凡是要否定毛主席亲手制定的政策和决定，都可以打着批判“四人帮’的旗号来推行，这真是最为典型的打着红旗反红旗啊！”华国锋自言自语地说：“表面上批判别人，实际上完全是冲着我来的！”

国内已有一部分人打着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旗号，把矛头指向了自己。现在，又冒出这么一篇文章，他感到寒心了。

这才是访问朝鲜回来以后，主持中央工作的人送给他的一份见面礼呢，他这样想。

《光明日报》刊登这篇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的当天，新华社向全国立即播发了文章。紧接着，即五月十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在地方，《辽宁日报》等十多家报纸也全文转载了。

如此迅速，如此步调一致地转载一篇《光明日报》的文章，这是近几年来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十分罕见的事，所以，自然引起了关心政治的读者们的注意，尤其是政界。就在《人民日报》转载文章的当天晚上的二十三点时，正在上夜班的总编辑胡绩伟接到吴冷西的电话。根据胡绩伟的电话记录，吴冷西是这样说的：

“你们怎么能发表这样的文章呢？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吴冷西是文革前的《人民日报》总编辑，说话逻辑性、理论性很强，他说：“文章否认真理的相对性，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文章说马克思主义要经过长期实践证明以后，才是真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国家可以取得胜利的学说，只有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实践以后，才能证明是真理。就是说列宁提出这个学说时不是真理，一定要等到二十三年以后实践证明了才是真理。那么，人们怎么会热烈拥护，会为之贯彻执行而奋斗呢？文章是提倡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真理起初提出时不是真理，要经过实践检验后才是真理。这是原则错误。”

尽管这位总编辑已经考虑过转载的后果，但他还是被老总编辑那条理清晰的斥责激出了一身汗，他的话是那样富有论战性：

“文章在政治上很坏很坏。作者认为“四人帮’不是修正主义，而是教条主义，不是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而是死抱着毛主席的教条不放，因而现在主要不应反“四人帮”的修正主义，而是应该反教条主义。如文章所说的，要粉碎人们的精神枷锁，就是要反对“圣经上说了才是对的’，所谓要冲破禁区，就是要冲破毛泽东思想。文章结尾认为当前要反对的，就是“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革命实践’，就是要反对所谓教条主义，要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

总编辑很清楚这种指责一旦被认可，自己会面临什么样的结局，他手执耳机，边听边记。生怕漏掉每一个字。

“文章用很大篇幅讲马克思、恩格斯如何修改《共产党宣言》，毛主席如何修改自己的文章，作者的意思就是要提倡我们去怀疑毛主席的指示，去修改毛泽东思想，认为毛主席的指示有不正确的地方，认为不能把毛主席的指示当僵死的教导，不能当圣经去崇拜。很明显，作者的意思就是要砍旗。文章批判林彪“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难道一句顶一句也不行？难道句句不是真理才对吗？”

紧张空气压抑得人透不过气来，总编辑不由自主地解开衬衣上的纽扣，继续记录对方的话：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团结的基础，如果都去怀疑主席指示有错，应该修改；大家都去争论哪些错了，哪些要改，我们的党还能团结一致吗？我们的国家还能安定团结吗？所以这篇文章在政治上要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是很坏很坏的。”

“冷西同志，你把这篇文章说的如此严重，我想请教一下，你讲的这些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传达领导同志的意图。”

“这是我个人的意见，请你不要外传。”

“不！既然你把这事在政治上提得这么高，我必须和别人讨论你这些意见对不对，所以不能不作必要的传达。”

“这，你看着办吧。不过，你可以把我的电话记录送给我一份。”

“我会这么做的。”

其实，胡绩伟并不知道，早在吴冷西没来电话前，汪东兴已经给中宣部部长张平化打了电话，严厉追查此事。

“《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的事你知道吗？”

“不知道，一点也不知道。”

“什么？他们发表这么重要的文章难道没经你们审查？”

“汪副主席，按照规定，如果不是报纸的社论或中央指定写的文章，我们是不负责审查的。”张平化解释道：“不过这文章按道理，他们也应该报审。”

“你想办法查一查，所谓特约评论员究竟是谁？这篇文章有问题，矛头是对准毛主席的，是想砍掉毛泽东同志这面光辉旗帜。”

汪东兴放下电话后，又有各种各样的电话像洪水般地涌进中宣部；然而，那些接电话的官员们都一无所知。他们除了听对方的意见外，对所提的一切都无可奉告。

对于盼望天安门事件很快进行

平反，尽快打破“两个凡是”的人们来说，对这篇文章所表示出的欢欣鼓舞是难以形容的，要求中宣部给该文的作者封功授奖，甚至一位年轻人在电话里哭喊着说：“我白天盼，黑夜盼，早就盼望着这一天，现在终于有人能替我们说话了。”

当《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转载文章后，张平化感到问题严重了。由于这些报刊对中宣部搞了封锁，便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激发起了新闻界人士和许多读者的好奇心，其他首都报纸的主编们几乎都来电话，甚至亲自来部里询问那篇文章的背景，请示可不可以转载。弄得张化平十分为难，他只得说：“现在中央还没有明确指示，等我请示中央以后再作决定。大家先等一等吧。”

张平化亲自给华国锋打了电话，并详细汇报了他了解到的情况。华国锋的秘书转告了华国锋的意见：“华主席认为这篇文章的倾向是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的，他希望各报刊不要匆忙转载，也不要发表文章批判。等中央开会问明情况后，自然会有结论的。”

其实，张平化的电话打来时，华国锋就在旁边，他正和刚刚赶来汇报情况的汪东兴商量对策。

“这是蓄谋已久的阴谋活动。”汪东兴说：“发表这种牵扯全局的重要文章，竟然不和中宣部，更没有和我们打招呼，这不是搞突然袭击又是什么！文章字里行问充满了对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的仇视。我和一些老理论工作着，包括吴冷西同志都交换了意见，认为这篇文章只强调理论来源实践并受实践检验，而没有充分说明理论是实践的概括和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没有像十一大制定的党章那样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就割裂了毛主席在《实践论》中关于理论实践相互关系学说的完整性。

文章的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因而在理论上是错误的……”

华国锋烦躁地在地毯上走来走去，显得格外心神不宁。对他来说，这篇文章肯定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但他迫切需要了解的是这篇文章的背景。

“他们说，文章是中央党校和南京一个什么教授写的，据说是胡耀邦审阅的。据《解放军报》的人反映，他们的总编说发表这篇文章是中央的意见。”

“中央！”华国锋震怒了：“什么中央？他胡耀邦代表了中央？他是什么东西？这些人，看来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他们并没有批判错；他们从骨子里是仇视党、仇视毛主席、仇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他们压根儿就不承认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好像犯了错误的倒是毛主席，倒是党中央！”

“我早就说过，让这些人把持中央党校和中组部长的大权，实在是犯了一个历史性的大错。你看怎么祥？暴露了吧？”

“所以问题棘手。”

“少不了邓小平！肯定有他！”

“现在说这个话有什么用？问题是，我怀疑胡耀邦身后还有人。”

“所以你再不能心慈手软了。”汪东兴说：“这回你该清醒了吧，我们除了奋起反击外，已经别无选择了。现在他们已经把你、我这些人不放在眼里，下一步就是赶我们下台了。”

“他敢！”华国锋像狮子似的吼叫：“我们手中的权力是毛主席给的，是党和人民给的，他要逼我们下台，就是复辟资本主义，全党全国人民能答应吗？”

“这就要靠斗争。”

“怎么斗争？”

汪东兴想了想说：“我们先不要急着表态，看看有些什么人跳出来，让他们亮亮相也好嘛。现在阶级阵线还有些不清楚，人们的脸上都戴着面具，等他们摘下面具来就有办法对待了。”

“给一部分同志打招呼，让他们坚决顶住这股邪风。”华国锋说：“这的确是一股反革命的邪风。”

汪东兴说：“我给《红旗》杂志总编辑王殊同志打招呼，让他们不要跟着乱跑。

这篇文章在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的。新华社社长曾涛和《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在这个问题上是犯了错误的。你看这个口径可以吗？”

“可以！”华国锋毫不犹豫地说：“告诉同志们，要他们经受一场严峻的考验！”

“老陈，不得了啊！有人公开向毛主席革命路线宣战了！”纪登奎走到陈永贵的办公室，把手中公文包往桌子上一搁，就扯起嗓门喊道：“我早就料到有这么一天，你看，果然来到了。”

“哪个狗日地敢这么干，老子和他拚了！”

纪登奎惊讶地问：“什么？这两天你就没有看报纸！”

确实，除了由秘书给他选读若干文件念一下以外，陈永贵很少顾得上，阅报纸，也只是浏览一下大标题，根本没有时间仔细读那些大块头的文章。纪登奎发现他果真还不知道这两天发生的大事后，急忙给他找来了那份有检验真理的文章说：

“你看看吧，人家要重新检验毛主席革命路线呢，看来，离他们重新修正马列，修正毛泽东思想的日子已为期不远了。”

“谁这样搞的？”

“据了解，是胡耀邦和邓小平这些人。”

“这些家伙，个子小，胆子大，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都敢做。毛主席的话，是早被实践检验的真理，还用他们检验个屁！”

“你看看他们含沙射影讲得多么好听。”纪登奎拿起那张报纸，有板有眼地念道：

“检验路线之正确与否，情形也是这洋。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制订自己的路线时，当然要从现实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情况出发，依据革命理论的指导并且加以论证，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个革命政党的路线是否正确，同样必须由社会实践来检验。二十世纪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俄国工人运动中，都发生了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路线的激烈斗争，那时第二国际的头面人物是考茨基，列宁主义者是少数，斗争持续了很长一个时间。俄国十月革命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证明列宁主义是真理，宣告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路线的破产。”

其实，讲这些，陈永贵根本懂不了多少。但是他的脑瓜子特别灵，他马上悟出来了：“说一千，道一万，我就越听越觉得不对味。他们口口声声检验这，检验那，就是不用实践标准来检验他们，不检验“四人帮’，而是要检验和修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哎呀，我的老陈呀，你真成了神了！三言两语就击中了问题的要害，怪不得大家都夸你学习毛主席着作特别好呢，今天更让我佩服你了。”

陈永贵面不改色，他早已习惯了各种形式的赞扬和吹捧，他不紧不慢地说：“这一段来我就觉得憋得慌，一些明明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现在一古脑儿都冒出来了，还要口口声声说他们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谁定的？那只有毛主席才能回答。我不是说大寨什么都对，什么都好，我认为大寨是毛主席树立起来的一面旗帜，我们应该无条件地捍卫。现在赵紫阳、万里，还有胡耀邦，就是能胡日鬼，偷偷摸摸地搞修正主义。按照大寨的经验，只能是大批大斗促大干，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

“有人说大寨的经验已经过时了，我说没有。我们干革命，还必须得靠大寨经验开路。”纪登奎亮出底牌：“我和吴德等同志研究了半天，认为我们必须向华主席讲明整个形势，再这样发展下去，再收也就不好收了。”

当他们约好时间，一块到华国锋那里研究对策时，他那宽大而显得豪华的办公室，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大都是询问有关五月五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丰义原则》和《光明日报》那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有关事宜的。华国锋指示秘书说：“不管谁问一律回答，我华国锋根本没看过这类文章、肯定不是我这里的声音，中央也没有开会研究过这类事。”

纪登奎说：“现在查清楚了，按劳分配的文章是邓小平审阅发表的。”

陈永贵说：“这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信号弹。”

华国锋说：“他们也是口口声声地代表中央，看来我们党内已经有了两个中央了。

现在我才体会到，为什么毛主席一再强调中央有两个司令部的斗争。看来，两个司令部确实存在。这不，刚刚开完党的十一大，两个司令部就又出现了。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昨天来的时候，我和小平同志会见完他后简单地聊了几句，我对他直截了当地说明了这些事，劝他以团结和大局为重。他说：“这都是在根本方向一致下的小枝节。’我说不是。连毛主席的伟大旗帜都要吹掉了，这还能说成是一件小事吗？不过，我劝大家还是先沉得住气，再仔细观察一段时间，不要因小失大。”

他们越讨论，心里越沉重。现在起，他们已经不指望度过一个个幽静的夜晚，呈现在头顶的虽然是风和日丽的蔚蓝色天空，但那片浮飘的白云里似乎隐藏着一颗百吨级的炸弹，它悄然无声而又纹丝不动地淋浴在和煦的春光之中。

二十九、汪东兴会上打招呼邓小平婉拒再检查

五月十七日，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主持召开的首都各大报刊负责人大会，在中宣部会议室举行，他们谁也没有料到汪东兴会来参加这个会。

汪东兴穿了一件雪白的衬衣，显得潇洒而又风度翩翩。他没有板着面孔训人，也没有摆出大架子来壮声势、增加什么气氛。他很随和地坐在沙发上，由张平化介绍了当前学术界和理论界的一些情况后，他才开了腔：

“同志们，粉碎“四人帮’后整个学术界很活跃。各种各样的观点和流派都充分暴露出来了，这本是件好事，但现在有些太出格了的东西。对理论问题一定要慎重。特别是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两篇文章，我们都没有看。发表出来以后，影响很坏。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是向中央发难的。我们的党报怎么能这样干呢？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这里，我们不计划追究责任。希望同志们要坚持、捍卫毛泽东思想。你们都要查一查这种情况，要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也就是说。以后别这么干了。当然，发表一下这类东西，对于活跃思想也有好处，但《人民日报》要有党性，你们中宣部一定要严格把好关。”

参加会议的听众从表情上看，没有丝毫变化，只是都沉默不语。在他们那儿，对此也发生了分歧，有的还相当尖锐，赞成者说，这两篇文章的作者应该提升为宣传部长；反对者说，这篇文章的作者应该逮捕进监狱。但从这位中央副主席的口气上讲，《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显然是犯了严重错误了。但是，他们谁也知道，这两篇文章都是有大后台的。现在轻易地卷进去，无疑是不明智的举动。

所以，他们都表示出审慎的抉择。

张平化接着说：“我完全同意汪副主席的意见，对这两篇文章，特别是最近《光明日报》这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我就听到了两种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说文章很好，另一种意见说不好。我也还没有完全摸透。你们大家可以看看，在小范围内可以议论议论，发表发表意见嘛。毛主席生前对一些省市委负责同志讲，不论从哪里来的东西，包括中央来的，都要拿鼻子嗅一嗅，对不对，不要随风转。现在，国内外的阶级敌人，都在骂毛主席，恶毒地攻击毛主席，骂得不堪入耳。人民内部呢，也有些思想动态值得注意。比如，在我们宣传战线上有个别人不承认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还说现在我们否认了毛主席是神，那意思是说我们原来把毛主席当作神了，那就是说，我们信仰毛主席是宗教信仰。把他当做神了，迷信了。这完全是污蔑。我觉得我们的宣传战线只能宣传一个领袖，而不能搞多中心。过去宣传毛主席，现在宣传华主席。这是不能动摇的，谁动摇了谁就会犯绝大的错误。”

中宣部长的这番话说得实在高妙！表面上看，他并没有对那两篇文章表态，实际上他的意见非常明确。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感觉到了这实际上是向他们打招呼，不让他们再跟着胡绩伟等人重蹈覆辙了。

会议并没有让与会者展开讨论，也没让其他人发表讲话。他们说完以后，汪东兴再次站起来。微笑地说：“我送大家三句话。希望同志们深思：一是不要砍旗帜，即不要砍掉毛主席这面旗帜。二不要丢刀子，丢刀子是什么呢？就是马列主义的刀子，毛泽东思想的刀子。苏联人已经把马列主义的刀子丢掉了。我们可不要干那种蠢事。第三，你们都不要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就是三句话，散会！”

于是，参加会议的人一轰而起，纷纷议论起来。刚才的寂静被热烈的气氛所取代：

“我就料定，我们党决不会允许你从根本上修改过去的路线，你看怎么样，连《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也碰壁了吧！不行，谁也不行，还得走老路！”

“我看这回胡绩伟算完了，说不定工作组又要进驻报社。”

“听说吴冷西已经把胡绩伟批评一顿了。”

“毛主席的思想永放光芒嘛。老人家要控制我们多久呢？”

“永远不会过时嘛。”

“看来，中国再也不会发展了。”

形形色色的议论，都被汪东兴听见了。他的心猛地一揪，像有

无数根钢针刺疼了他的浑身。他怎么也想像不到，举国敬仰的伟大导师和领袖毛泽东刚逝世不到两年，全党的舆论界竟会冒出这样的奇谈怪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在问。

如果说华国锋和汪东兴等人听到的反应都是对两篇文章表示的不满或保持缄默、沉思的话，那对于邓小平、胡耀邦来说，得到的回报则是一片欢腾，就连一向谨慎的李先念，也给胡耀邦打去电话，高兴地说“你为全党和全国人民作了一件好事！我得好好谢谢你。”

邓小平表现得很镇静自若，他还像以前那样从容不迫、按部就班地做他自己应做的事。无论是在陪同齐奥塞斯库观看演出，还是应邀出席这位罗马尼亚总统举行的答谢宴会，甚至在会见合众国际社访华代表团，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时，他也绝口不提这两篇文章的事。好像他压根儿就不知道这码事。

但是。华国锋和汪东兴等人的表态和采取的措施却源源不断地传到了他的耳里。

胡耀邦谈笑风生地向他讲述了吴冷西给胡绩伟打电话。转述吴冷西本人的意见的情况后，邓小平笑着说：“看来，吴冷西也是个老糊涂了。文革初期。他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时，毛泽东下令让陈伯达进驻报社，夺了他的权，毛泽东主张：

“陈伯达的扫帚不到，吴冷西的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不知吴冷西承认不承认毛泽东的这句话是真理？他不是说“难道一句顶一句也不行？难道句句都不是真理才对吗？’你们可以问问他：毛泽东批评他的话句句都不是真理才对吗？那他还要站出来干什么呢？”

胡耀邦说：“汪东兴、张平化这些人已经把纲上到了对待毛泽东思想和对待华国锋的态度上去了，他们已经下令不准就此问题展开讨论。”

“那我们就偏要讨论！”邓小平不紧不慢地说：“不讨论怎么能拨乱反正？真理越辩越明嘛，真理不怕驳，怕驳的不是真理，我就不信那个邪！现在，你们都不要怕。毛泽东同志当年那种一言定罪的文字狱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们想实行过去那一套，谁买他的帐。你们继续准备文章，准备好好地驳斥他们的谬论。”

胡耀邦感觉到。邓小平是主张主动出击的。看来，两条路线的决战时期已经基本成熟，或者说，反攻的序幕已经拉开了。

但尽管如此，邓小平在华国锋跟前。依然十分恭敬。大有身居桃花源中人的那种超脱的大度和风范。

五月二十一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博士。就中美双方共司关心的国际问题和双边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和看法。会见后。他就国际问题向华国锋汇报，商量国家对外的统一口径时，华国锋主动把话题引到那篇文章上。

“《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看过了吗？现在人们对它反映很不好，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这一段忙得很，我还没有来得及研究和思考这个问题，我想昕听华主席的看法。”

华国锋说：“根据大多数同志的看法。这篇文章在政治上很不严肃。他们引证毛主席《实践论》里的话：“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

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以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但是。文章的第二节却改变了毛主席这个完整的观点。片面地说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国家或少数国家可以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学说，只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实践以后，才证明是真理。按照文章的观点，列宁在提出这个学说时不是真理。不是分析帝国主义的特性、总结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实践的科学结论；也就是说，一个科学理论，只有实现了才是真理。还没有实现就不是真理。就可以任意推翻或加以删改。那么人们有这样的疑问：现在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实现共产主义。那么，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的科学理论是不是真理呢？”

说到这里时。华国锋显然激动起来了。他一抬头，找不到笔记本上的话，连忙翻了几页才找到，他继续说：“～百多年来无数先烈和亿万人民为共产主义而奋斗，难道只是奋斗一条未被证明的理论吗？或者说。还没有被实践践检验的真理吗？这样，世界的共产党的存在以及和他们的反对者进行斗争，岂不是没有根据，没有必要了吗？党的十一大提出的新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不是要等到二十三年后实现了四个现代化之后才是真理呢？按照作者的逻辑，全国人民热烈拥护四个现代化是不可理解的，我们党动员群众为之实现而奋斗也是不可理解的。

否认相对真理，这是严重的理论错误……”

邓小平断定这不是他亲自写的东西，他没有这个水平！他笔记本上的内容和胡耀邦讲的吴冷西批评胡绩伟的话非常相似。他笑了。笑得非常开心：“好我的华主席啊，你讲的这些是不是离题太远了呢？”

“不远。这正是问题的实质。”

“我看未必。你千万不要上有些人的当。他们把一篇儿千字的文章说得这么坏，说得这么严重，我看用意未必是好的。”

“此话怎讲？”

“这样乱扣帽子谁还敢再讲话？这有利于安定团结吗？”

华国锋一下语塞，不知说什么才好。

邓小平放缓语气，低声说：“我看这篇文章的用意，也无非是想加快平反假错案的步伐，无非是替一些被林彪、“四人帮’迫害的干部、知识分子辩护几句而已，完全没有必要小题大怍。像你刚才提的那些话，我敢断定他们连想也没想过。”

“但许多同志是这样认为的。”

“所以我说，你受他们的影响了嘛。华主席。我们这些老同志是诚意辅佐你工作的。我们政治上无意再进取，工作上也只是发挥自已的光热，竭尽全力为国家作点贡献吧了。我们不愿意再看党内那种你攻过来、我打过去那种混乱的内讧。”

“这也是我所不希望的。”

“所以我主张，加快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步伐，给一些老同志平反昭雪算了。他们的年龄已经不小了，再干几年就只能躺在医院休养了，你为何不发挥一下他们的特长呢？”

“这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决定的。”

“那我们可以开个会，统一一下认识。”

“但是，凡是有损毛泽东光辉形象的事情，我们还是要谨慎，现在国内外阶级敌人攻击毛主席已经到了发疯地步。我们还能再给他们提供炮弹吗？”

“我们纠正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和敌人的攻击，完全是性质不同的两码事。”

“但是，敌人可不是那么想的。”

“因为他们是敌人。”

“所以，我有个建议。”

“讲讲看。”邓小平似乎已经感觉到什么。

华国锋站起来果断地说：“你还是带头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个自我批评，公开承认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在过去的工作中，是有缺点错误的，毛主席对你的批评是正确的。这样，你可以以一个改正缺点和错误的共产党人的形象，屹立在全党全国全世界面前。我认为，这只会给你带来光荣，受到人民的爱戴和尊敬。”

“我不愿再在实践已经证明我正确的情况下，绐我扣什么帽子。”

“这样可以平息国内外的舆论。”

“恰恰相反，我觉得那样会给全党造成更大的混乱。那样做，只会给我们党，给包括你在内的所有中央负责人的脸上抹黑。”说完，邓小平夹着皮包，朝华国锋友善地点点头，告辞了。

三十、小平发言支持批凡是冷西养病决不改初衷

罗瑞卿和韦国清听完邓小平介绍的情况后，都气得拍打桌子，一致要求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一次讲话，公开对两篇文章的支持。其实，在这次会议上，他俩都已经把那两篇文章发给了与会者，要求他们认真学习，回去以后照此表态。

罗瑞卿猛一使劲，那条断裂的病腿疼得他冷汗直冒。他咬牙挺了一会，说：“唉，要不是我这条腿拖着，我就探入到部队基层去打招呼，组织好这次真理标准的讨论。”

“唉，那要花多少钱呢？”

邓小平关切地说：“我看也该下决心了，到国外治疗去。不行，要彻底作手术。”

“为了你的健康，花再多的钱也值得。”

罗瑞卿感动地点点头：“小平同志，那我就听你的，等开完这次会后我就到国外治腿去，反正就这一次了，最后的一次。”

总参谋长和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碰头会延续了半个多小时。他们很快取得了一致，即利用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给华国锋施加压力，让他收回成命并支持这次真理标准的讨论，进而彻底摧毁他那坚持“两个凡是”的荒谬主张，为平反所有的“冤”、“假”、“错”案铺平道路。他们认为，这是一场只可进，不能退。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战略决策，必须竭尽全力加以部署。

已经开了三十六天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今天又一次进入高潮。

邓小平身穿军裴，目光炯炯，板着严肃的面孔走进会议室。

当韦国清宣布请邓小平讲话时，与会者们按惯例鼓掌，他们猜不透为什么拖至今日。这位身兼军委副主席的重要人物才来发表讲话，莫非会议即将结束了？当然，也不乏有人认为。这位两次打倒、两次复出的总参谋长，肯定会和华国锋有什么默契，或者说，他便是党中央主席的得力助手。

“同志们！”邓小平含着某种愤怒和激动，用冷得渗人的语言说：“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是继军委会议之后军队召开的又一次重要的历史性会议。我首先讲讲实事求是的问题。

陈锡联听着听着不对了。邓小平的讲话怎么与五月二十九日华国锋的讲话那么不合辙？前者强调党和军队在任何情况都不能离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轨道。

而这位总参谋长。开口便是“实事求是”，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放在压倒一切的高度。邓小平是有意唱对台戏吧？他的脸拉下来，用怀疑的目光凝视着邓小平。

邓小平显然已经离开了他的讲稿：“大家都看了报上登的那篇评论检验真理标准的文章了吧？那是多么好的文章啊，阐明了马列主义根本原则。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问题。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荒谬！荒谬！”陈锡联摇头，对身边一位大军区的政治部主任说：“他完全偷换了概念，否曲了毛泽东思想关于实事求是的本来含义。”

“实际上，他对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每一个指示都恨得咬牙切齿，都要反对。

按照他的那套实践，毛主席批他的那些指示都是错误的，没有一句对。”

“他很狂妄，凡是提到毛主席的时候，都说‘毛泽东同志’，好像只有他能和毛主席平起平坐似的。”

“你们当初怎么把他给搞出来了，让他一上台又翻案。”

“唉，没上台前可不是这个样子啊！”

邓小平环视了一下会场的气氛，发现人们都关注着他的讲话，这说明他的话显然已经抓住了与会者的心。他在讲了一大通党的历史上毛泽东如何反对教条主义。

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后，话锋一转又回到了现实：

“韦国清同志五月二日所作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政治优良传统，提高部队战斗力》的报告好，好就好在研究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问题。和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的办法。这就是我们在实际行动中坚决拥护毛泽东思想。实际上也只这样才不是违反毛泽东思想。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这确实是一个十分严肃的任务……”

这时，会场里不少人相互撇嘴。使眼色、吐舌头，有的人甚至悄悄耳语，诉发着不满情绪：“瞧，小个子倒厚颜无耻地提起捍卫毛泽东思想来了，好像他倒成了真正的卫道士！”

“这简直把黑白都颠倒了！”

“真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二字！”

“强盗堂皇说仁义，一点都不假！”

“我担心，将来华主席肯定要吃他的亏，这个家伙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太危险了。”

邓小平谈完了第二个问题，即新的历史条件后，又开始讲破和立。他一边抽着香烟，一边弹着桌子说：“揭批“四人帮’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

抓不好这个纲是非就不明，阵线就不清，班子就配不好，作风就不能改变，团结就没有良好的基础，工作

底下又有人议论：

也搞不上去。总而言之，不破掉这些坏东西，就不能立新东西。要把“四人帮’揭深批透。非联系揭批林彪不可。林彪、“四人帮’早就勾结在一起，阴谋篡党夺权。林彪对军队毒害很大，过去没有怎么批，被“四人帮’包下来了。他们不批林、假批孔。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同志，叶剑英同志，揭批“四人帮’联系批林彪，更是顺理成章的事，不存在什么“纠缠历史旧账’的问题……”

“听到了吧，又要剪除异已了。看来，不论他怎么整人，都能找到借口。”

“唉，一朝天子一朝臣，这朝不用那朝人。看来。封建流毒很难消除掉。”

“当初他站出来时。还把他当人，看来还是我们眼睛不亮。”

“亮也没用。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他现在是肆无忌障地提拔、重用他的老部下、老同事，我们这些人根本没放在他的眼里。”

“完了，这个党没什么指望了。”

“走一步看一步吧。如果华主席都采取不了措施，我们便没什么好办法。”

邓小平发表完讲话后。韦国清立即布置组织讨论，会上，公开反对的腔调一个人也没有，都是争先恐后地叫好声。连那个在陈锡联耳边喊着要把邓小平拉下马的人，也一本正经地说：“小平同志的讲话非常重要，给我们指明了全军政治工作的航程。的确，我们再也不能按照过去的老皇历办事了，如果再不根据新的情况新的历史提出新的任务，我们军队的方向非走偏不可。”

于是，会议接二连三地发出《简报》，高度评价《宴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要用实事求是的观点，重新检验一切文件和讲话，凡是错误的东西，统统推翻！会议还没结束。罗瑞卿就沉不住了，急忙给胡耀邦打去电话，说：“好啊。让你在关键时刻立了一大功，把全国都轰动了。怎么样，这回让《解放军报》打一次头了吧？”

“好啊！”胡耀邦的声音非常豪爽：“针对一些人对那篇文章的责难，我正和党校动态组的同志进行研究，再写文章呢。如果你没什么意见的话，这篇文章写好后就以军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发表，你同意吗？”

“太好了！”罗瑞卿说：“那我们就一言说定了。这篇文章我可要亲自参与修改，～定推动这场真理标准的讨论，使它发挥特殊的作用。”

“这篇文章要着重批林彪、“四人帮’的盲目崇拜沦。清除所谓把革命领们偶像化，把革命理论教条化，相信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要服从到盲从的地步的流毒。”

“是啊，正如小平同志批评的那样，在一些人看来，凡是本本上写的，一句也不能动，凡是本本上没有的，一句也不能说。只要是革命领袖说的。写的、圈的、批的，他们认为都是对的。不管客观实际发生什么变化。也不管经过实践检验那怕是不正确的，他们认为仍然要一味地相信和服从。这是蒙昧主义的复活，与马克思主义没有什么共同之处。”

“不错，看来我们的观点完全一致。这篇文章的题目暂定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怎么样？”

“好，好，这就说那些口口声声拥护毛主席的人。其实连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常识识都不懂啊！”

“此外我还组织我们的人撰写《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打开理论工作的广阔天地》等文章，以使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真理标准讨论能够冲破阻力开展下去。”

“耀邦同志。我真佩服你的才华和朝气，如此有魄力而又有水平。看来，小平同志看得准啊！他让我们向你学习。今后你还得多帮助我呢。”

“我们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吧。”

经过几次修改，胡耀邦又和罗瑞卿用电话联系七、八次，这篇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署名的文章终于在一九七八年六月一十日的《解放军报》上发表了。《人民日报》也于当天转载。

这如同又爆炸了一颗精神原子弹，把当时的政治思想界，弄得更加扑朔迷离，人们感到无所适从了。

华国锋，汪东兴,立即发现自己失控。他们慌了于脚，匆匆忙忙地准备寻找新的措施应付即将到来的风暴。这点，他们都感觉到了。

就在这个时候，吴冷西病了。

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一句一句地看完了新发表的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轻轻地叹了口。其实，他完全蒙在了鼓里，根本不了解这两篇文章发表的前后背景。书生气十足的他。就文字扣文字。完全按照传统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

胡绩伟来看他来了。

吴冷西发现他的脸上挂满微笑，那种微笑说不清是幸灾乐祸，还是胜利的的得意忘形，反正他看了不那么舒服，甚至打了个个哆嗦。

“听说你病了，来看看你。”

“谢谢您的关心。我还好。死不了。”

“看了。刚才还又看了一遍。”

“怎么样？你还是原来的观点吗？”

“《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你看了吗？”

吴冷西说：“我看了《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这篇文章后，更认为我那天晚上向你提出的意见是正确的。不过，你向人们传达时。把我的许多话都传达错了。有些不是我的原话。”

胡绩伟马上说：“你的话在当时的电话里讲得很清楚，我也听得很清楚。我不会速记，记录中当然不少不完全是原话。但你主要的话。主要的意思，我没记错。”

吴冷西从床上坐起来，态度很不冷静了：“虽然你们的文章口口声说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这并不能掩盖文章的倾向是要修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文章提出这样一系列的观点，只会引起思想混乱。你们究竟是要举旗还是砍旗？”

“照你看来，毛主席就没有错误了？”

“不！我不是说毛主席没有任何缺点和错误。他的某些话，某些指示以至于个别结论，如果已经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或者已经不适合于新情况的，当然应该修改。

但这样做也要非常慎重。时机要适当，方式方法要适当。”吴冷西恳切地说：“毛泽东思想是要发展的，它要随着三大革命运动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但是。作为一个理论体糸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团结的基础。我们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应该按照党的十一大确定的那样，就是高举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完整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糸。如果不是这样，像你们在报上号召修改毛泽东思想。只会把干部群众引到去争论毛泽东思想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要修改，那么我们党还能团结一致吗？所以你们这么搞，只会使党的形象，越搞越坏。”

“冷西同志，既然你把我们的文章说得这么坏。你可以写文章来进行答辩和批判嘛！”

吴冷西笑了：“我认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根本不应该提出这个问题，根本不应该讨论这个问题。”

谈话当然是不欢而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