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啪地把几份简报摔在桌上，对纪登奎和吴德说：“你看赵紫阳和万里在会上兜露的是什么东西！这些赤裸裸的资本主义的玩艺还标傍是马列主义的创新呢！真是活见鬼。”
纪登奎端起茶杯，呷了一口冷笑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两年多来就是检验了这些东西是真理嘛。”
吴德就像一个木偶似的坐在那里动也不动。
实际上，这几天报纸上已经详细介绍了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的决定：把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借给社员种麦、种菜、认为这个办法将调动起农民己的积极性，大大地加快秋种进度。在借地的基础上，有些地方实行了包产到组，有的搞了包干到户、包产到户。省委坚决支持这些办法，并在滁县、六安专区和凤阳县进行了广泛试点。不到三个月，全省实行联产责任制的生产队就发展到四万一千多个，约占生产队总数的百分之十五左右，并且支持农民采取包产到组的形式经营土地。
赵紫阳说：“这是我们实行社会主义新政策的试验。”
当万里在中央工作会议分组讨论会上介绍完他们的经验后，陈永贵当场便质问：
“你们这一套恰恰是大寨经验所反对的，这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
万里说：“究竟是什么主义，广大群众心里最清楚。只要对发展生产有好处，我们就可以考虑实验。”
“试验来试验去你们还学不学大寨？”
“如果有利于解放生产力，能得到人民群众拥护，我们就学。否则，就不学！”
赵紫阳也站起说：“永贵同志，学先进不能强迫别人照你的办法学嘛。各地的情况要允许别人根据当地的实际灵活地决定方针政策嘛。”
“那还听不听党中央的号令？”
“正是党中央要我们实事求是地搞实验嘛。”
“农业学大寨是毛主席号召、党中央强调的，难道不学啦？”
赵紫阳这个人很能沉住气，不管陈永贵怎么喊叫，他都是那种不慌不忙，不紧不慢的耐心样，就像谆谆不倦的老太婆教孩子们学针线那般解释着他的主张，逗得很多与会者都掩着嘴巴偷偷地笑。他说：“学，也要看怎么学呀。总不能你治狼窝掌，我也非要搞个老虎坑呀！没有虎头山的地方怎么办呢？所以要因地制宜。”
“你们这叫资本主义！”
“噢，”赵紫阳像恍然大悟的样子说：“我们革命了几十年倒在农村革出资本主义来了，那么请问永贵同志：有资本主义就有资本家呀。在农村谁又是资本家呢？”
陈永贵回答不上来了。气鼓鼓地将文件包一拎走出会议室。
此刻，吴德和纪登奎已经见怪不怪了。他们知道。这种变化是无可挽回的，除非把邓小平这一班人赶下台。不能这样：那凡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破掉的东西就要统统恢复起来，凡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作法统统都要宣布为正确的。
纪登奎冷笑着说：“你们看吧，邓小平他们批判别人的“凡是’，却要搞他自已的“凡是’。好戏还在后头呢！”
此人多少有点先见之明。随着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参加会议的人们情绪大振，就像砸碎了套在身上的精神枷锁一样，各种意见和主张洪水般地奔泻出来了。发言者无所顾忌，不发言者则小心翼翼地；连一贯敢放炮、敢批评、敢讲话的汪东兴也觉得无所适从，不知如何是好了，“所谓一月风暴，必须全部否定。一月风暴是林彪、“四人帮’相互勾结。篡党夺权，妄图打倒一大批老干部的反革命行动。现在中央必须重新认识这件事。”
“还有“二月逆流’，那明明是叶剑英、陈毅、聂荣臻、谭震林这些老帅们、老干部反对林彪、“四人帮’的抗争和革命。根本不是逆流，而是正流、洪流，中央至今还没有为这起案件平反，我们要求中央为这些老同志彻底平反。”
“毛主席在晚年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压根儿就是错误的。邓小平在一九七五年的工作中没有一点点错误，是“四人帮’和毛远新勾结在一起，乘毛主席病重昏迷之际，欺骗毛主席，搞了一场大悲剧。到了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是非完全、彻底颠倒过来的时候了。”
“文化大革命不是局部，也不是个别，而是整体上错了，完全错了。”
“什么文化大革命！而是彻头彻尾的文化大倒退，是十年浩劫，有人还要我们正确对待。正确的态度就是全部否定！”
“我们认为华主席，汪东兴等同志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还以执行的是他们的路线，思想体系没有变，因而在工作中起色不大，或者说还根本没有起色。”
……这些突如其来的发言和主张如同一阵猛烈的炮火袭击，打得华国锋晕头转向，乱了方寸。他对与会者提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建议，不知如何回答了，只得求助于叶剑英。
“我们开个政治局会议吧，这样好决定一些问题。”叶剑英说。
“我同意叶帅的意见。”李先念说：“现在我们的思想已经远远落后于形势的发展了，要想不被历史所淘汰，只有采取主动，顺应潮流，走在群众的前头。不然是很危险的，很危险的。”
邓小平故意不马上表态，他要看看汪东兴的态度。会议开了快一个月了。该解决的问题都已初步提出来了，但是汪东兴等人还在抵制他们的方案。如果策略上不对头，他会毫不退让地反对的。这个人跟毛泽东几十年，手里掌握着不少“秘密武器”，某种意义上讲，他比华国锋还难对付。
邓小平看得丝毫不差，汪东兴的确准备要全面反击了。他认为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各种意见和主张，完全违背了会议所定的议程，是有计划、有预谋的活动。
他仔细地研究了叶剑英、陈云，胡耀邦、胡乔木等人在会议中提出的问题，越发感觉到他们包含着极大的政治目的。
叶剑英在会议上讲话时说：“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最大教训是这场运动的领导班子——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被一批反革命两面派和篡党夺权分子所把持，它从反面告诉我们，党的各级组织必须健全民主集中制，一定要选好领导班子。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凡是不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时候，就要出乱子，出问题，出野心家。”
汪东兴盯着叶剑英的面孔，心里暗暗骂道：“你现在摆什么一贯正确！当初中央开会，你那一次不唱赞歌？你巴结江青、林彪时的那付神态丝毫不比别人差，你对文化大革命的歌颂，言犹在耳，文章墨迹未干，现在倒来了个摇身一变！唉，认清一个人真难哪！”
胡耀邦的发言，还是围绕着彻底平反冤假错案，放手恢复老干部工作等问题展开的，他说：“毛主席一直强调，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这些干部，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建立新中国而立下不朽功劳的老革命，他们经过这次考验以后，对林彪、“四人帮’更怀有刻骨的仇恨。对党的新时期总路线更有着深厚的感情，是为四化建设而奋斗的最可靠的骨干和领导核心。我们要求党中央迅速作出决策，尽快地恢复他们的工作，发挥他们的作用。”
汪东兴同样明白，这批干部一旦站起来，必将壮大邓小平等人在中央的势力，随时都有取代他们的可能。
在会议中讲话引起汪东兴注意的。还有胡乔木关于“多宣传工农兵，少突出宣传个人”的发言。胡乔木再三强调“少宣传领导人个人的没有重要意义的活动和讲话。这本身就带有个人创造历史的色彩，不利于在党内外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扫除封建主义遗毒。”
这些言论，汪东兴认定也是对着华国锋来的。但是，华国锋对这一系列的言论和意见，不仅没有政治家特有的敏感和应变措施，反而表现得很麻木。这使汪东兴感到十分痛心。他忍不住自言白语：“华主席呀华主席。毛主席选择你作为他的接班人，真是又一次失策。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事业很可能会毁在你的手里啊！”
汪东兴正在胡思乱想，听到华国锋在问道：“我喊了你两次了，你怎么不回答啊？”
“哦，我，我刚迷糊了一下。好几天没睡安稳觉了，疲劳得很，总想打瞌睡。”
汪东兴应付着说。
“常委们决定二月初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你对要讨论的议题还有什么意见吗？”
华国锋是在特意征求他的意见。
“有话到会上再讲吧。”汪东兴打了个哈欠站起来：“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许多人都预料：二月初的政治局会议是一次很艰难、很激烈的争吵论战。弄得不好将使中央工作会议上取得的成果都流产。而实际上。会议开得十分顺利。
会议一天时间，政治局委员们达成了一致意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天安门事件、薄一波、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等问题，都是过去处理错了的案件，应当实事求是地予以纠正；对于康生、谢富治。中央政治局认为他们的问题很大，应当进行揭发和批判。关于地方的重大事件，中央决定由省、市、自治区党委实事求是地处理。
当然，这得归功于华国锋放弃了一系列他过去竭力坚持的意见。
会前，邓小平、李先念和他谈话。
邓小平说：“你应该看出来了，无论是标准的讨论，还是解决和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大家的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而不像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说，是为了把矛头指向你。只要你和大家团结一道工作，大家都愿意在你的领导下心悦诚服地工作，都愿意齐心协力地帮助你和完成全党重心的转变。实现新时期的目标和任务。”
李先念也说：“工作会议上大家对您提了不少批坪和意见，完全是好意。这正是党内民主生活走向正常，我们党兴旺发达的标志，同志们都不希望你和其他同志对大家的批评采取对抗态度。你放心，你还是全党的英明领袖，你在全党的钮导地位通过这次会议，只会加强而不会动摇。”
正是他们的后一句话，对华国锋起到了作用，使他默认了他们提出的一系列主张，但提出：“政治局会议讨论的问题和中央工作会议所提出的建议，必须经中共十一届三中会会讨论批准。”
十二月十二日，经华国锋同意，由邓小平代表政治局在闭幕会上发表讲话。
邓小平说：“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很成功，在党的历史上有重要意义。我们党多年以来没有开过这样的会，这一次恢复和发扬了党的民主传统，开得生动活泼。
这次会议讨论和解决了许多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问题。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敢于讲心里话。讲实在话。大家能够积极地开展批评，包括对中央工作的批评，把意见摆在桌面上来。一些同志也程度不同地进行了自我批评。这些都是党内生活的伟大进步，对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将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吴德那双发热的眼睛凝视着邓小乎，语不失声地对纪登奎说：“这像什么体统？这又成什么体统？会议的总结本来应该由华主席作呀！他有什么资格代表政治局作总结呢？”
“看来，第二个中心已经形成了。”纪登奎面不改色地说：“他就是第二个中心的头子。”
“此刻，我才体会到毛主席对他的评价是正确的。”吴德说：“老人家的脑子一点儿也不糊涂。他知道我们这些人斗不过他，所以老人家临终前才下决心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把他搞下台才闭眼！毛主席英明。实在是英明！”
主席台上，邓小平的讲话正拨动着每一个人的心弦，他说得太重要了，以至不管反对的还是赞成的，都不得不竖起耳朵静静地听：“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噍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
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
陈永贵很不服气地扭动了一下屁股。小声地骂到：“什么实事求是。恢复刘邓路线就是实事求是。毛主席的政策和方针就不是实事求是，还是他那不管自猫黑猫论。”
陈永贵的话。引得周围的人一阵笑声。
“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邓小平伸出手指在嘴唇上蘸了口水，翻过一面稿纸，继续往下念：“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
汪东兴斜视了身旁的讲活人一眼，报之以讥笑的态度，或者说不屑一顾的微笑。
这位刚愎自用的副主席，把自己看作是正统的毛泽东思想的卫道士。不自量力地不准人们越过雷池，在时间和地点、人员都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还按老一套行事，怎能不扮演一个悲剧角色呢？
邓小平的讲话又一次触到了最敏感的问题：“最近国外国内都很关心我们对毛泽东同志和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
劳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我们党还在黑暗中苦斗。
所以说没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
泪水在华国锋眼窝里转圈，不管怎么说，邓小平总算给自己留了面子，他自己这样认为：没有像赫鲁晓夫在斯大林逝世的三年多后作那个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只要还能这么高地评价毛泽东，他自己觉得在良心上也安然一些。他竭力保持着一种心理平衡，把希望留待于别人或将来……
“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不必匆忙去做……”
只有一个人听出邓小平的弦外音来了。他看到了下一步邓小平还要对“两个凡是”的坚持者们发动冲击，只是需要准备。他一定还要做更大的惊心动魄的事业，他将重新翻开中国的历史的新的一页……
这个人，就是徐向前。
陈永贵本想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后请假回大寨看看，没想到大会闭幕安排得这么紧啊？连点喘息的机会都没有了！
在讨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议程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华国
锋终于憋不住了，冲着邓小平、李先念咆哮起来：“我是党中央主席，程序和议题应该由我来提出。你们怎么背着我把什么事都办好了才上会，这未免有点太过份了吧！”
邓小平抱着双臂不动表情地说：“党章上没有规定中央全会的议题只有主席拿，而副主席们就不可以提吧？既是民主集中制，大家都能充分发表意见嘛。”
李先念心平静气说：“建议增选陈云同志为中央政冶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三位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也是中央工作会议上许多同志提出并同意的，我们从大局出发，加强中央的领导有什么不好呢？”
叶剑英也说：“既然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纪律委员会，同意陈云同志作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邓颖超同志为第二书记，胡耀邦同志为第三书记，黄克诚同志为常务书记，王鹤寿同志为副书记的候选人提交全会表决，那陈云同志作为党中央副主席也是可以的嘛。”
华国锋痛苦地说：“你们事先不征求我的意见，一切都弄好了才上会表决。我觉得你们这也是一种突然袭击！我不得不提出来，不然就有人把我当傻瓜捉弄。”
“谁捉弄你来？”邓小平沉下脸来，很严肃地说：“一切议题都应当拿到会议上讨论嘛。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怎么叫搞突然袭击呢？每个常委在中央会议上都是平等的，都有自己的一票之权。不行就表决嘛，反正是少数服从多数。”
汪东兴豁地一下站起来：“这就是维护团结的行动吗？你们眼里还有没有华主席？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和大局，华主席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都保留了自己的意见，同意你们的决定，你们总不能得陇望蜀、步步紧逼呀！选举纪律检查委员会，增选党的副主席。甚至增选几名中央委员这样大的人事安排，为什么不能等一等？为什么不能放在将来党的十二大上去进行？我们可以让步，你们为什么不能让步？”
邓小平大声说：“东兴同志，你也是个老党员了，党中央的
会议你也参加或列席得不少，怎么能提出“我们’、“你们’这样的字眼呢？怎么能说“让步’这种词呢？难道这是两国、两党、两种对立的派别在谈判？党的会议只有民主集中制，只有少数服从多数之说，而没有让步退步之分！”
这一下，倒使汪东兴张口结舌、半天说不出话来。
华国锋说：“小平同志，你也别把事做得太过份了！人总要讲点良心。陈云同志由一个中央委员，一下子要成为党的副主席……”
“华主席，我愿意提醒你一句。”叶剑英慢吞吞地说：“陈云同志，早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就选为党的副主席了。他是党初期最老资格的布尔什维克，对党和国家立下了很大很大的功劳。我不知道你对他为什么成见这么深？”
“叶副主席，”汪东兴也变得激动起来：“这里不存在成见问题，关键是现在不宜考虑这么多的人事安排。我建议十一届三中全会暂不考虑人事问题。”
华国锋马上表态：“我同意东兴同志的意见。人事安排放在以后考虑，”
邓小平说：“这样就是少数同志否决了中央工怍会议和政治局会议上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了。我们党的历史上之所以不断出现专制主义的歪风邪气，就是不能很好地实行党内民主。这仍然是不正常的。我衷心地希望华主席能够和大多数同志团结起来，共同为党的新时期总路线而奋斗。”
“华主席啊！”叶剑英摆出了老资格：“你怎么一到关键时刻就犯糊涂啊！像我们这些老家伙还有多长时间地为党工作？他们站出来发挥什么余热难道不是为党好，为国好，也为你好吗？你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立下了大功，全党信任你，老同志信任你，愿意同心同德跟着你干才要求站出来重新工作，你把他们拒之门外好吗？”
“我……”华国锋的心动了。
汪东兴急起，生怕华国锋一让步而造成后患，马上说：“他们可以先工作，将来再任命其他职务。”
李先念哈哈大笑起来：“看来我们在根本问题上并没有分歧，只是方法上的区别嘛。古人有句话：做好事做到底，救人要救活。陈云同志年事已高，身体且又不好，他还能再等到十二大吗？到那时就说不定我们都该退休了。也可能那时叫我们干，我们都不干了呢。所以，我希望华主席、汪副主席好好从长远的方面想一想。不要呕气嘛。如果说过去没有多通气，我承担责任好不好啊？”
邓小平也说：“工作中产生一点误解是难免的，我们都不要计较，还是齐心协力搞工作，谁也不许搞不团结。”
叶剑英微笑着望了望华国锋和众人，慈祥而又爽朗地说：“我看还是表决吧，同意小平同志提出这几项议程的请举手。”说完他便首先举手。
华国锋想了想，也无可奈何地举起了他自己的手。
李先念、邓小平也高高地举了起来。
“那么，有反对的吗？”叶剑英问。
汪东兴憋气地说：“我保留自己的意见。”
所有的人都笑了。
“那么，政治局常委会以压倒少数，通过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全部议题。”
叶剑英笑着对汪东兴说：“你这股倔强劲，还是当年的脾气。我非常喜欢这种性格。不过东兴同志可要记住，少数的意见被否决以后，必须要服从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这可是毛主席说的哟。”
邓小平笑过以后便凝视着他的背影。这个思想僵化而又顽固不化的家伙，必须得把你从副主席的宝座上赶下去，让你尝尝另一种滋味。他不动声色地想到。
这时，五个常委都意识到，风云只是刚刚开始，电闪雷鸣还在后头呢……
三十五、领袖权力逐步架空红星事件轰动全国彭真每天起得很早。天不亮就推开了窗户，让初冬那飕飕凉风吹进来，屋里空气霎时清冷，新鲜多了。
老伴张洁清赶紧给他披上一件衣服；“当心着凉。”
“不要紧！这些年的监狱生活，把我也给锻炼出来了，抗寒抗冻得很。”说完笑了。
彭真从外地回到北京后，连个窝都没有。原先台基厂附近的住宅，已让吴德占据。
中央办公厅把他安排到北京饭店的两个客房临时住下。每当他从窗户口看到当年那片熟悉的建筑和场地时，他的鼻子都不由得要发酸。
东方尽头，开始露出青色，稍后又变成灰白，再以后，又作绯红，太阳露出羞涩的红脸后，电报大楼上传来沉重的钟声。
他打开旋扭，收音机里传出清脆的广播：“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在北京举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出席了会议。华国锋同志主持了这次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
哦，陈云果然当上副主席了！好啊！噢，胡耀邦、王震、邓颖超也选为政治局委员了，太好了！彭真的眼睛眯成一条缝，眼角的鱼纹也随着笑声不断地抖动着。
这一切预兆着邓小平的措施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看来每一步还很顺利。到底是老资格的政治家，处理问题就是不简单。他那颗悬在半空中的心踏实了。
“会议认真地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
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前遗留下来的某些历史问题……会议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会议指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只有坚持地平反，纠正错案，昭雪冤案。才能够巩固党和人民的团结，维护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信。”
他没有听见自己的名字心里沉了一下。
他马上叫人到报亭买回来一张当天的《人民日报》，仔细看了几遍，确实没有自己的名字。
疑惑，怨愤，不可名状的痛苦都一起涌上心头。看来，中央全会上对自己的问题还有阻力。不过，那个曾使自己和数百名老革命家蒙受羞辱、带来灾难的专案组解体了。毕竟使自己产生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有多少人都尝过他们罗织罪名、构陷伪证的滋味啊！
张洁清理解丈夫的心情，安慰地说：“不要着急，再等一段吧。十多年都熬过来了，再等几个月算什么？”
正说着，胡耀邦来了。
他风尘仆仆，脸上放着红光。挂满笑容，一边脱下那件灰色呢大衣一边歉意地说：
“看到公报吧？这次没来得及讨论你的问题，是有人故意挑刺。我已让中组部的同志马上取有关证据。请放心问题很快会解决的。”
““还想留尾巴？”
“不，当然是彻底平反！”胡耀邦说：“小平同志明确指示，像你这样的老同志要让官复原职，立即回到领导岗位上抓工作。现在斗争还是尖锐的。那些帮派体系和凡是派人物井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还会尽一切办法抵制三中全会的路线，所以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这里，关键之一是不能把舆论大权交给不可靠的人掌握。”彭真说：“《红旗》杂志在真理标准的讨论中表现很不好啊！熊复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有错误。”
“他是受了张平化同志，特别是汪东兴同志的影响，现在《红旗》杂志和中宣部内部都有群众起来造反了。熊复的态度也有所转变。请您看看这两份材料。”
彭真很关心当前国内外，特别是中央机关的动态，马上接过来就阅读。其中一份材料是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王忠明、邢雁二人贴在《红旗》院内的大字报，揭发了熊复在关于真理标准讨论前后的一些问题，大字报写道：
“熊复同志不止一次地表白，他并不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没发表过文章，也没作过讲演。事实并不如此。他刚来《红旗》不久，就在有一次会上针对《光明日报》发表的那篇文章说：“我是有不同意见的，在这里表明我自己的观点，这些文章是有问题的。’最近他在召集一些同志座谈宣传问题的会上，当有的同志提到《红旗》没有刊登真理标准讨论的文章，很被动时，熊复同志很激动地说：
“你被动什么，我并不感到被动，这没有什么关系，不要怕这种人，确实跳得很高，其实，他做了什么，中央很清楚，我今天不点他的名。’我们要问熊复同志，这难道不是反对吗？”
“发生在一九七六年清明节的天安门事件是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的革命行动。熊复司志对这个事抱什么态呢？今年第十一期《红旗》登载《评姚文元》一文的第二部分是揭露他怎样歪曲天安门事件真相的，经过熊复同志修改把这一段吹掉了，这是为什么？现在华主席、党中央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撤底平反了，但至今他既不传达中央的指示，也不组织机关同志学习，这又是为什么？”
“六月中旬，在一次揭批“四人帮’的核心小组扩大会上，熊复同志用嘲讽的口吻说：“有人竟用老干部的名义，发表给青年的复信，说过去上当受骗是难免的，这是什么话，这不是明目张胆地鼓吹投降主义，鼓吹投降有理吗？那封信是错误的，是根本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大家知道，四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位老干部给青年的复信，是胡耀邦同志写的。熊复同志对这样一封信竟破口大骂，其用意何在？在这次会上，他还耸人听闻地说：“现在思想理论界很混乱，有些人不是不懂理论，为什么提出一些怪问题？这样严肃的情况，不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吗？’他还多次在会上说：“现在文章中为什么不提走资派呢？不是有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吗？’在七月三日的全会上，他竟然号召全会同志要对付可能出现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在目前情况下。提出这样的问题，其用意何在？”
彭真将这份材料扔到桌上，端起张洁清刚刚烧好的咖啡，用小勺搅了几下递给胡耀邦，然后自己也端起一杯呷了口说：“大字报这种形式，革命的同志可以利用，居心叵测的人也可以利用，我看这张大字报写得还是不错的。”
“大字报贴出后的第三天，熊复看到了。”胡耀邦笑着说：“他也知道中央的风向大变，沉不住气了，在十一月二十五日，他在大字报旁边贴了张小字报，题目是《为大字报的出现而欢呼》。你看看这份材料，”
彭真拿起第二份材料往下看：
“读了王忠明、邢雁同志的大字报，我非常高兴，并为这张大字报欢呼。”
“王。邢两同志对我的工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总括起来就是：《红旗》的运动和工作落后于当前的形势，而这是同我的领导思想和工作作风分不开的，我要负完全的责任。我认为，这样的批评是中肯的。我诚恳地接受王、邢同志的批评……”
胡耀邦说：“熊复同志很聪明，一发现风向不对就要急转弯。第十二期《红旗》发表的谭震林同志的文章，结尾有几段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话，熊复非要给人家砍掉不可。谭震林执意不肯。他又给汪东兴和华国锋写了信请示，直到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都看了谭震林的文章同意发。他才发表，这个人，继续干《红旗》总编辑不合适啊！”
“不仅仅像张平比、熊复这些人不能继续执掌舆论大权。就是像吴德那样的人也不能继续留在中央政治局。”彭真说：“一旦有风浪，谁知道这些人会怎么样呢？”
“通过这些年的风风雨雨使我看到了不少见风使舵、投其所好的风派人物，其实他们才是最危险的人物呢。”
“你现在的水平提高得很快，许多见识是很有远见的。”彭真感慨地说：“我有一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如果说错了，你就全当我没说；如果你认为我说得有理，就请你替我向小平、剑英、陈云同志转达。”
“你就放心讲吧，不要有任何顾虑。三中全会有一条规定，就是重申在党内生活中，实行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我们相交，你应该相信我。”
“好！’彭真说：“我觉得华国锋同志很难领导全党认真地贯彻党的三中全会路线，必须挑选一位更合适同志取代他。”
“让小平同志干！”
“那当然好啦，只怕他年事已高，未必自己愿意干。”
“不过考虑这件事似乎还不成熟。”胡耀邦凝视了彭真好长时间，打心眼里佩服他的政治经验和观察问题的能力。几乎所有的老同志一恢复工作，都向他提出对这位挂帅人物的担心。看起来。华国锋似乎很委曲求全，装出一副和善亲民的样子，但政治权术里的阴险狡诈、难以捉摸而且行之有效的手段他都在对付江青、张春桥、王洪文这些人身上使用出来了。当想到这里，胡耀邦伸过手去紧紧握住彭真的手说：“难得你这么信任我。请放心，我不会使你失望。我马上把你的意见转告小平同志，及早有所准备，不至于酿成大错。”
中共中央党校一个叫王立本的学员，给华国锋写来一封信，就北京红星养猪实验场陈列华国锋视察时用过的热水瓶，茶杯、椅子等物品提出批评。认为这种作法，不利干恢复、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这封信几经周转，到了华国锋那里时已经是一九七九年一月上旬了。
他激动而又无可奈何地站起来，望着窗外白茫茫的一片。寒冬已经开始，西北风一股劲地往袖筒、衣领里直灌。走到外面，连眼都刮得睁不开，两脚就像两块冰。
人们的胡须和眉毛上挂满了白霜，变成白毛了。他刚才在外面走了一圈。已经有亲身的体验。看来，他要面临一个多事之秋了，刚刚粉碎江青、张春桥等人时那种欢腾，热烈的局面已经过去，对他的约束、限制和监视正在到来。想到这里，他不无遗憾地叹了一口气。
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彭德怀、陶铸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他虽不情愿但又必须参加大会，当邓小平、陈云分别为那两个被毛泽东宣布为“反党头子”的“坏蛋”致悼词时，他产生丁一种被嘲弄的感觉。作为政治家，再没有比违心地做自己极不愿意做的事而更为难堪的了。什么“英明领袖”，什么“毛泽东的接班人”，这比打两个嘴巴子还难受！
追悼会刚刚开过，他就被告知出席第二天的政治局会议。
会议决定中共中央设立秘书长、副秘书长，作为中央日常工作机构。会议确定胡耀邦为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胡乔木、姚依林为中央副秘书长。会议免去了汪东兴的中央办公厅主任和张平化的中央宣传部长的职务。
一九七九年的元旦刚过，以陈云为首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就忙着开会，他们左一个重申维护党规党法，右一个整顿党纪党风，甚至含沙射影地强调：在我们党内。绝不允许有超越党纪党规的特殊党员存在；不管是什么人，在党纪国法面前人人平等，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不管大多数人会怎样认为，事实上这一切首先是对他构成了威胁。
从真理标准讨论以来，随着接二连三地揭露毛泽东的所谓错误，罩在他身上的那层神圣光圈已消失得干干净净了。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小小的党校学员竟敢抓住鸡毛当令箭，拿上一些过去都是很正常的小事指责堂堂的中共中央主席，真是岂有此理！想到这些，华国锋捏紧拳头朝着桌子狠狠地砸了一下，就像把他心中的烦恼一下子砸个稀巴烂。
红色电话机发出了信号。他给妻子使了眼色，那个满头灰发的胖女人替他抓起了电话：“喂，你是谁？哦，是汪副主席。”
汪东兴？
唉，现在只有他才是自己最可信赖的人！他知道，这位长期在毛泽东身边担任警卫工作的老布尔什维克曾想以尊神的身份捍卫他，处处维护他的权威和地位，在各个时期都给他以忠告，但他拒绝了汪东兴的好多意见。现在，自己连和他多接触的勇气都没有了。他怕人们说他“拉帮结伙”，他怕被邓小平等人怀疑自己在“搞阴谋活动”。经过了粉碎江青、张春桥等人那场果断措施后，这批新站出来的老家伙们似乎更敏感、更脆弱，总是小心翼翼地盯着他的一举一动，好像他随时都有可能像对付“四人帮”那样对付他们似的。
汪东兴来了。
“看出什么？”
“华主席，你看出来了吗？”
他从来没有注意到，汪东兴的额上和眼角。突然出现了许多的皱纹，头发上也出现了白发。一下子就苍老了许多。
“他们在一步一步地要夺你的权。”
“我倒无所谓。”华国锋故作轻松地说：“只是你丢了中央办公厅主任这个实权，太可惜了。如果你在会上再坚持一下，也许政治局大多数委员还是会同意你继续兼的。”
汪东兴苦笑一声：“你没看见胡耀邦虎视眈眈的那个样子吗？我算看透了，什么“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什么“永远忠于毛主席，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什么誓言、保证。统统都是假的，都是骗人的鬼话。当初毛主席在世时，那些人唱得多么好听，讲得多么漂亮。毛主席刚刚逝世两年，他们就把毛主席的所有决定都翻了个底朝天！唉，人一走茶就凉，我算看透了！看透了啊！”
“东兴同志，你是不是喝酒了？”
“华主席，你放心，我很清醒。我也知道在你面前不应该讲这些，但是我不讲心里堵得慌。我难受啊！”
华国锋心头一热，低声说：“我的心也不是那么好受。现在。只好慢慢地等待时机吧。”
汪东兴苦笑着说：“最可笑的是胡耀邦那个王八蛋。带着胡乔乔木和姚依林跑到我那里，让我给他们交手续。我对他们拍了桌子；混帐，老子还是党中央副主席呢。就是夺权，也轮不到你们来夺！几句话，那几个小丑都夹着尾巴跑了。”
“东兴，你不该这样，你太沉不住气了。”
“我也觉得我有点鲁莽，可当时太令人气愤了。”
“胡耀邦这个人我算领教过了。”华国锋说：“但胡乔木、姚依林这两个人到底怎么样？你对他俩应该了解啊！”
汪东兴说：“胡乔木是个书呆子，他没什么鬼心眼，只是爱咬文嚼字罢了。他是江苏省盐城县人，大概比你大八、九岁呢。一九三零年在北平加入的共青团，五年后才在上海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在北平工作期间，任北平团市委委员、宣传部长，曾参加领导北平学生和工人在九一八事件以后的抗日爱国运动。在上海工作期间，曾参加左翼文化运动的组织领导和地下党的领导工作，曾任左翼文化同盟书记和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他大约在一九三七年到了延安，任中央青委委员。”
“这么说，他是和江青、陈伯达他们同时去的延安喽？”
“不错！胡乔木是在一九四一年起任毛丰席的秘书，同时任中央政治局秘书。延安整风时，他为中央起草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其他一些文件。一九四八年和一九四九年先后任新华总
社社长和新闻总署署长，一九五零年起任中宣部副部长。一九五四年起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一九五六年起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党的八大以来的一些文件和中苏大论战的一些文章都是他负责起草或参与起草的。”
“为什么毛主席后来疏远了他呢？”
“主要是他跟刘少奇和邓小平太紧。”汪东兴说：“当然江青对他也很反感，认为他不听话，对她和毛主席的许多决定不那么好好贯彻。导火线还是批判《海瑞罢官》。”
华国锋若有所思地点点头：“那姚依林呢？”
“他是安徽省池县人，一九一七年生。也是一九三五年入的党。在那年的“一二九’运动中曾任北平市学联党团书记，后来调到中共天津市任宣传部长。抗战时期，当过天津市委书记，河北省委秘书长、宣传部长，以后又参加冀东武装起义，任冀察区党委宣传部长，晋察局分局、中央局秘书长。全国解放后一直从事经济工作。当过贸易部副部长，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商业部部长等职。这个人过去一直跟着陈毅、李先念他们走。不过周总理也很信任他。”
华国锋明白了。他脱口而出：“他们都不可能成为我们的人。”
汪东兴把脑袋往后一仰，长叹道：“这下你该看清了吧？他们才是迫及待招降纳叛，网罗他们的亲信呢。邓小平这个人，我早就说他靠不住嘛，你还不信，现在怎么样？”
“不过，这些人毕竟都已经老了。”华国锋突然站起来，似乎很有信心地反问道：
“他们还能活多久？毕竟是他们死在我们的前头嘛，有这一条就不怕他们！”
“难道你不怕政治局的成员发生变化？”
“他们还真敢赶我下台？”
“那可不一定？”
起来：“那我们可真要和他们拚了。”
“那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会怎么看待这件事呢？”华国锋又烦躁
汪东兴冷笑道：“老百姓总是跟着权力跑的。你不见有个叫王立本的给你写信提意见吗？他是党校的。肯定有背景！如果我没说错的话，这就是一个信号！”
华国锋的脸又拉了下来。他把那封信拿起来仿佛像掂掂他的份中地晃了晃，问道：
“你看此事该怎么办？”
汪东兴接过来飞快地扫了一眼，说：“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华主席完全可以因势利导，亲自写一封信支持他的意见。同意将红星养猪实验场的陈列品撤去，看胡耀邦他们还怎么做文章！”
华国锋指示秘书于一月十六日给王立本复信，高度评价他的意见，同时希望红星养猪实验场照此办理。这封信立刻由北京各大报刊公布，成为轰动全国的一大新闻。消息传到中央党校的第二天，胡耀邦亲临中央党校学员结业大会，在讲话中赞扬王立本关心党的事业，号召人们认真考虑一下我们党内还有哪些封建做法，封建办法，需要改造过来。他说：“这些封建等级观念残余，迷信救世主，迷信个人的做法，与我们无产阶级的领抽观念，与我们共产党人的为人民服务宗旨没有丝毫共同之处！华国锋同志还不到六十岁，如果现在就把他每到一地用过的、坐过的、住过的东西都保存起来，陈列起来，那要修建多少纪念馆？所以要不得，要不得啊！改正这些东西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破除这些东西的重要意义，你们将来会看得很清楚的。”
胡耀邦的讲话当天就传到了华国锋耳朵里。他正和陈永贵研究山西传达、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具体部署和注意事项。当天的《情况汇报》由秘书汇报后，陈永贵气得吼起来：“胡耀邦这些话，纯粹是放狗屁。照他这么解释，韶山毛主席故居，北京的毛主席纪念堂，还有许许多多的革命先辈和烈士的纪念地，统统都应该取消和改掉，我真不知他究竟安的什么心？他到底要干什么？”
三十六、春节联欢华国锋见王光美中央全会凡是派又遭败绩纪登奎平时不吸烟，这一段却是经常口袋里装着烟斗，不时地拿出来摆弄一番。
有时点着后，又让它慢慢地燃尽，也有时吸上几口，皱着眉头在办公室里踱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突然发生了一种十分古怪的念头：好象自己已经没多少事可干，已该退休了。尽管自己的年纪比起邓小平、李先念这些人来还小得多！
这次会上，他和陈云同在一个组里讨论华国锋等人的讲话，陈云说了一句令他震撼心魄的话：“毛泽东是人不是神，刘少奇是人不是鬼，康生是鬼不是人。认识不到这一点，拨乱反正将是非常艰难的或者说是不可能的。”
“起码我是这样认为的。”
“什么？”纪登奎忍不住问道：“照这么讲，刘少奇也应该平反？”
“陈云同志，你这种观点是危险的，非常危险。如果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帽子一摘，那毛主席最初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就完全被否定了，毛主席的继续革命学说也将被否定。”
“纪登奎同志，我可以告诉你，凡是经不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东西，就是天王老子的成果，也要统统否定！”
“这绝对不行！”纪登奎当场拍着大腿站起来：“如果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全部否定了，那还有什么共产党？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毛主席固然不是神，但刘少奇也不是好人！”
华国锋从中作了周旋，主张对刘少奇的案子继续进行复查，所以三中全会没有对刘少奇的问题作结论。但是，陈云却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尽管他和一些人投了反对票。
随着文化大革命中由毛泽东亲自批准的一系列重大案件的平反，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又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凡是多年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革委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于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待遇。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子女，家庭出身应一律为社员，不应再作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今后，他们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应看本人的政治表现，不得歧视。
紧接着，吴德又被免了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由林乎加担任；他又被免了在北京军区内担任的职务。纪登奎心灰意冷。
一月二十七日，北京党政军民各界三万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春节联欢晚会，他和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陪着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人来到会议厅里，那里灯火辉煌，欢声笑语交织成热气腾腾的景象。突然，纪登奎看到身后的胡耀邦和邓颖超往前面走去，紧紧拉住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婆摇晃起来。
叶剑英对华国锋说：“我们看看那几个受冤的苦主吧！”
他们跟叶剑英、李先念走到那几个人跟前时，华国锋惊呆了，汪东兴他们也惊呆了，纪登奎更是傻了跟。原来，彭真、薄一波、陆定一身旁的那个老太婆不是别人，正是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
王光美皱巴巴、黄蜡蜡的脸上流动着眼珠，发灰的嘴唇哆嗦着。身上的那件蓝制服很像是赶制的。看到华国锋等人，她松开了胡耀邦的手，迟疑着朝前迈了一步，欲伸手又不敢，一下子僵到了那里。
当初华国锋很不愿意接触彭真、薄一波，这一次很亲热地向他们伸出双手，握住他俩的手说：“你们吃苦了。”
（暂的春秋280）
叶剑英在旁边说：“真没想到，林彪、“四人帮，整他们整得那么惨，关在监牢里连水都喝不够。彭真同志好长时间不给被褥，只准他躺在冰凉的水泥地上睡觉，硬是把他的一只耳朵给搞聋了。”
这时，胡耀邦指着王光美问华国锋：“华主席，你不认识她吗？她就是王光美啊！”
这回躲是躲不过去了，就在华国锋伸出手的瞬间里，好几个记者的摄影机和照相机对准了他们、拍下了一幅幅历史的镜头。
“华主席。少奇同志冤枉啊！您应该为少奇同志作主哇！”王光美泣不成声了，当她的手和华国锋的手相碰的霎那。她觉得浑身一软，快要跌倒，邓颖超和胡耀邦急忙扶住她。她才稳住神，泪眼朦胧地对华国锋说：“再不能让少奇在九泉之下继续含冤了。”
“光美同志，不要这样嘛。”华国锋的眼圈也好像红了。“你再等等，相信党和人民会对刘少奇的问题作出科学和正确的结论的。今天是一九七九年的春节，我们应该高高兴兴的。欢天喜地嘛。”
王光美擦掉了眼旧，突然又倔强起来：“华主席，十多年来我今天是第二次笑了。
第一次是听到您一举粉碎“四人帮’的那天。今天哭也只是在亲人面前第一次流眼泪哇。”
“好。今后应该永远笑，永远高兴下去。”华国锋多少有点不自然地说：“大家都认识一下吧。”
叶剑英双手抚摸着王光美的手。老泪纵横地说：“连我也想不到会有今天。光美同志。党和国家一天一天地好起来，你就再等待一段时间吧。”
纪登奎听得很清楚，这就是说，他们是一定要为刘少奇彻底平反的。
当吴德和王光美握过手，转身和彭真握手时，彭真说：“吴德同志，你该给我腾房子了。鹊巢鸠占的日子还想继续下去吗？”
这句话弄得吴德很不好意思，他说：“难道给你另找一套房子就不行吗？”
“不行！”彭真斩钉截铁地说：“你当初怎么占的你再给我怎么退出来就行了，要找房子你去另找。我这个“永世不得翻身’的人另找不来。”
吴德想起来了：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一次批斗彭真的时候，彭真对吴德说：“我现在实在支持不下来了，请你跟造反派们讲一讲，请两天假哟。”吴德说：“这个我做下了主，你和红卫兵小将们直接讲吧·”彭真有些生气地说：“这样没完没了地批斗下去。出了问题你要负责。”吴德火了，指着他的鼻子骂起来：“什么！你还要我负责？我负什么责？你是个地地道道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死有余辜的叛徒、特务，你还想复辟？告诉你。革命人民就是要彻底地把你打倒，让你永世不得翻身！”
吴德把这些故事讲给纪登奎听后。纪登奎感慨万端地说：“现在我才对《警世通言》、《酲世恒言》、《喻世明言》里的许多话有了深的体会：“话到嘴边留半句，人生通途留后路’哪。我们这些人，过去只知道忠心耿耿地紧跟老人家干革命，谁知老人家刚刚归天，我们却落到了这般田地。”
吴德说：“其实，这里面还有许多界限需要进一步划清楚。这就是，虽然给彭德怀、薄一波这些人定为“反党’、“叛徒’不妥，但他们有没有错呢？平反不能连他们的错误也推翻吧？现在出现了一种怪现象：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叛徒、特务、走资派比我们这些一贯清清白白的干部还光荣，还神气，这种怪现象一定要扭。得给多数政治局委员打招呼，不能轻易地同意他们官复原职。邓小平的教训已经够深刻了。”
“只怕我们阻拦不住。”
“阻挡不住也得挡，不然我们就丧失了共产党员的职责。你说，共产党员是干什么的？”
“按照毛主席的说法，共产党当然是搞阶级斗争。”
“可现在连地富反坏右都平反了，阶级斗争已经熄灭了，你还
搞什么阶级斗争？”纪登奎长叹一一口气：“我有一点感觉，我总觉得我们这样坚持下去不会有什么结果，甚至会落个悲剧角色。”
“不是实行“三不主义’吗？”吴德的劲头似乎十足：“他们那么起劲地反毛主席都可以，我们替毛主席说几句好话没错吧？”
但是，吴德再一次失算了，正像纪登奎所说的：他们根本阻挡不住中共中央平反一系列文化大革命中错案的步伐。二月六日，以林乎加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作出决定：为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平反昭雪，为被株连的所有人和事，包括当时的《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和《前线》杂志平反。决定指出：“林彪、江青一伙从批判“三家村’入手，，进而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其目的就是夺北京市委的权，进而搞乱全国。现在是到了彻底恢复他们的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更令吴德不安的是，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为彭真同志平反的通知》，宣布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强加给彭真的种种罪名和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均应予以推倒。就在当天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彭真被安排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由他负责起草制定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一系列法制的起草工作。
吴德对纪登奎说：“这可是冤家路窄，我们又走到一块了。”
“你的意见是……”
纪登奎连连叹息：“现在我们是步步设防，步步失败。吴德同志，像这样发展下去，我们是没法继续干下去了。即使我们不下台，人家也总有一天会赶我们下台的。”
“直接向华主席指出来，如果再不采取急刹车，我们只好向中央提出辞职。”
“这样合适吗？”
“没什么不合适的。我敢说，邓小平这些人巴不得我们这样干呢！”
“但对华主席来说，岂不是更让他势单力薄了吗？”
“那又有什么办法呢？总不能眼瞅着将来别人逼着我们下台吧。现在这样考虑问题，我们还体面一些”
吴德把纪登奎的这些话和思想动态，如实地向华国锋作了汇报，华国锋似乎已经估计到会这样做了，表情上一点儿也没有什么变化。他很通情达理，能忍得下。
他苦笑着说：“对我来说没什么关系，反正都是为党工作，谁干都一样。对历史我们也尽了自己的责任，但对这个局面来说，我实在是难以挽回了。我只希望在经济上能使我们的国家有大的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的强国梦……”
“但具体路线，我们的方法和他们不一样。”
“究竟谁的办法好一些，可以试验嘛。”华国锋说：“他们不是大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吗？实践检验别人，当然也检验他们自己。让他们干几年看一看，等他们在实践中碰了壁，自然就服输了。”
中央工作会议还没开完，汪东兴就惊得浑身冒汗，再也坐不住了。
从四月五日开始，中央工作会议在陈云、李先念、姚依林、王震、薄一波、王任重等人的带头下，以总结两年经济工作中的失误为名，对华国锋、纪登奎、陈永贵等人的工作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个会一直持续了二十多天，气氛相当激烈，言辞也刻薄。许多与会者被他们提供的一连串数字弄得惊呆了，他们怎么也想像不到，他们十分尊敬的英明领袖华国锋，怎么毫无经济管理水平？这样的人还配当国家总理吗？
这是～些人的意图，尽管还未明说。
还在半个多月前，即三月十四日，陈云和李先念就联名给中共中央写信，提出了六点意见。主要是：“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认为“现在的国民经济是没有综合平衡的，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
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
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要求中央开会审议他们的意见。
华国锋当然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他对陈永贵、纪登奎、吴德说：“经济工作发展不平衡是正常现象，不平衡是相对的。像他们这样找问题，纯粹是鸡蛋里挑骨头。”
但邓小平却说：“经济工作比例失调，是关系到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路线的战略目标能不能实现的问题，必须开会研究这个关系全局的大问题。”
于是，从三月下旬开始，政治局开会审议陈云、李先念的建议。那么会议对汪东兴来说，只是一连串枯躁无味的数字和令人头痛的公式及概念。所以一开始就被剥夺了发言权。其实他自己也认为自己没什么好说的。所以。整个会议中，只有华国锋硬着头皮来招架。
这回是陈云打头阵。
他在三月二十一日的讲话中，劈头就说：“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这个国情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他和邓小平、李先念交换了一下目光，接着说：“前一段我们的指导思想不正确，在国锋同志错误的指导思想下。盲目冒险。一九五八年的冒进只是土的，而国锋同志的冒进是洋的，是带有现代化的意味的。今年三月十八目计委重新拿出个新文件，我看就比在国锋同志指导下搞的那几个好。国锋同志说：指标上去是马克思主义。指标下来是修正主义。这个提法不对。踏步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六十年代的调整就是压低指标，钢最低时下到六百万吨。今年钢不是提三千六百万吨，
也不提三千四百万吨，而是提出三千二百万吨到三千三百万吨，我看今年可以按三干二百吨钢编计划。”
陈云是中共党内公认的经济权威，他又是新任的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的主任，所以他的话一出来，几乎没有人反驳，事实上也正如他所说的：中国是一个九亿多人口的大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现在，人民要求改善生活。虽然三十年来，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但不少地方还有要饭的。
所以，离开了中国的实际，华国锋提出的在本世纪内实现四化，主要产品产量、主要生产技术，多数接近。少数赶上和超过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的要求，显然是过高而根本达不到的。
最后，陈云打断了一些人的话，说：“现在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华国锋同志在政府报告中要求新建和续建一百二十个左右的大型项目：什么三十个大电站呀，十个大油气田呀，十个大钢铁基地呀等等，完全是不符合国力、财力的冒险指标。还有几万个小的基本项目指标，不得了哇！把国家折腾穷了。赶快下决心，搞不了的，丢掉一批就算了。搞起来，没有原料、材料，不是白搞吗？”
邓小平说：“当然，华主席的出发点是好的，是想把经济搞上去。”
李先念也插话说：“这一点必须肯定。华主席有这个胆子提出高指标，也说明有气魄嘛。”
“搞经济工作，不能离开实际和条件去搞大胆的设想。文化大革命中的军管时期，将军管经济。有些人就是经验少，胆子大。”陈云开着玩笑说：“像当时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程世清，全国那时年产六、七万辆汽车，他说江西也要搞六、七万辆。哪有那么多钢板？全国进口粮食的任务，他要江西包下来。过去，江西长时期每年只上缴十五亿斤粮食。那时每年进口粮食一百零七亿斤，江西全年只产一百九十七亿斤稻谷。那还不造反！这些人胆子大，他们说搞什么就搞什么。”
政治局委员哄堂大笑。笑声中人们自然想到华国锋。只见他坐在那里脸红得像个西红柿，低着头不住地翻阅什么。一声不吭。
当政治局会议的精神传达到中央工作会议上后，整个情绪都受到了影响，人们说什么话的都有。因为事情都是这两年来发生的。人们记忆犹新。
“当初讨论国民经济计划的时候，所有的领导人都在，怎么全推到华主席一个人身上去也，这太不公平嘛。”
“他是党政军一把手。他不负责谁负责？”
“华主席一个人兼这么多职务，不大合适，还是像毛主席那样只担任中央主席好些，这样也便于发挥其他同志的积极性嘛。”
“看来，华主席的能力太差，没有挂帅的素质。李先念同志四月五日的讲话中列举的数字是惊人的。”彭真在分组讨论时对几个组的负责人说：“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国的粮食远远不能适应人口增长、工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需要。
按人口平均的粮食占有量。只略高于一九五七年。棉花按人口平均的占有量，由一九五七年的五点一斤降到的现在的四点六斤。油料由十三点二斤降到十一斤。
一九七六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三年，在净进口粮食三百六十五亿斤的情况下，还挖了粮食库存几十亿斤。一九七八年，花了二十一亿美元进口粮、棉、油、糖，占进口总金额的百分之五。农业投资所占的比重，这三年基本上没有什么提高。”
“照这么说，农业学大寨的方向也该废除了？”
赵紫阳说：“这几年还天天喊农业学大寨，大批促大干，其实根本违背了农业发展的规律。事实充分证明，农业上再不纠正那种“左’的错误倾向，我们的农业是没有出路的。”
“铁的事实已经作了很好的回答。”赵紫阳说：“割资本主义尾巴已经使农村中农民们赖以生存的一点余地也丧殆尽。如果我们还相信过去的神话。那将花费一代人的时间才能使农业恢复元气。在农村即使留下最少量的粮食也必将使城市挨饿。”
邓小平问道：“有些数字的含义你们知道吗？它的后果你们知道吗？这对那些只是在口头喊高举而根本不面对现实的人来说，真是绝妙的讽刺！”
李先念又打开他的讲稿，对众人说：“现在，全国发电能力还缺一千万千瓦，有百分之二十左右的工业生产能力发挥不出来，一大批工厂
经常处于停工状态。全国用煤多的工业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了煤炭工业的发展速度，煤炭远远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石油工业后备资源不足，这几年增长速度出现了急剧下降的趋势。在燃料动力和原材料不足的情况下，加工工业还在盲目发展。全国机械工业的加工能力，超过了可能提供的钢材数量的三四倍。
另外，交通运输的紧张情况也没有缓和，主要铁路干线一些薄弱区段的运输能力只能满足需要的百分之五十到九十。港口装卸能力严重不足。去年一年，因为我们的港口积压货轮的时间超过规定期限，我们就损失了八千七百多万美元。”
“不仅这些问题，”邓小平再次强调说：“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严重失调。十多年来，农民从集体分得的平均收入几乎没有什么增加；职工就业面是扩大了，但平均工资没有提高。我们在集体福利、职工住宅、公用事业、环境保护和文教卫生等方面，累积起来的问题很多。此外，劳动就业问题也十分严重。现在，全国大约有两千万人要求安排就业，其中主要有大专院校、中技校毕业生和家居城市和复员转业军人一百零五万人，按政策留城的知识青年三百二十万人，插队知青七百万人，城镇闲散劳动力二百三十万人，反右派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处理错了需要安置的八十五万人。等等。在两千万人中，今年急需安排的就有八百多万人。大批人口就业。这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就会一触即发，严重影响安定囝结……”
就这些问题讨论。已经够他头疼的了。
除了华国锋、纪登奎这些人感到一筹莫展外，邓小平等人似乎都已经成竹在胸。
工作会议开到结尾时，邓小平发表总结讲话：“我们已别无选择余地了。我们看来已经一致同意，全国面临这样严重的局面是人们谁也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