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元帅是我军之中最擅长大兵团作战的将领之一。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徐向前便指挥红四方面军在南中国纵横驰骋，创造了我军早期大兵团作战的多个范例，歼敌超过40万人，其人数居红军三大方面军的首位。
抗战爆发后，徐向前作为129师的副师长，出手便不同凡响，在响堂铺之战中大败日军，全歼日军第14师团的辎重队，就连当时观战的国民党军将领也对徐向前的指挥才能赞不绝口。
因此徐向前的指挥才能，绝不下于彭德怀、林总、刘伯承和粟裕，绝对能列于我军“五虎上将”之中。
然而徐向前的能力可不仅仅只限于指挥打仗，在练兵、培养干部方面更是强手中的强手，甚至在我军之中，也无人能出其右。
都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将领再有才能，离了精兵也不行。彭德怀、林总自红军时期起就带领我军之中最精锐的士兵，几乎从来不带地方部队；刘伯承长期在中央，其所带领的部队直接就是主力；粟裕长期带领游击队，也几乎没有带领地方部队的经历。
而徐向前则是“五虎上将”之中，唯一有带领过地方部队，并将之在短时间内升格为主力部队的将领。而这样的奇迹，只有当年的韩信做到过。
公元前205年，韩信与刘邦分兵，独自带领一支偏师东征。当时汉军的主力都跟随刘邦驻守荥阳，而韩信则不得不“驱市人以战”。然而“韩信将兵、多多益善”，韩信以其出色的练兵才能，边打边练，竟将一支毫无经验的偏师，训练成一支纵横天下的精兵，连续消灭了魏国、赵国、代国、燕国以及齐国，汉朝的大半天下都是韩信打下来的。
更出奇的是，刘邦还曾两次驰入韩信军中，夺走了他的精锐部队。然而韩信大军的战斗力非但没有被削弱，反而越打越强。新招募的军队只消在韩信手中训练几个月，又是一群精兵。而徐向前在解放战争中，就复制了韩信2000多年前所创造的奇迹。
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公带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12万人一举突破黄河天险，并于8月末进入大别山区；随后的8月下旬，陈赓、谢政委又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渡过黄河，挺进豫西。
刘邓、陈谢带领大军南下后，晋冀鲁豫军区为之一空，仅留下少量正规部队。而此时，拥兵十余万的阎锡山仍在太原虎视眈眈，严重威胁着我军的后方安全。因此卧病已久的徐向前不得不临危受命，从延安到达晋冀鲁豫军区，担负起内线作战、消灭阎锡山军队、解放山西的重任。
而此时，晋冀鲁豫军区面临兵力严重不足的问题，徐向前不得不和薄一波、滕代远一起，前往太岳军区、太行军区、冀鲁豫军区、冀南军区收集兵力。徐向前和薄一波商量，提出扩军15万。
听到这个数字，薄一波吓了一跳：“扩军数字那么大？”
“是的，一部分给出征部队输送兵员，另一部分，升级组建内线野战兵团，用作补充兵员。”
从8月到12月，徐向前和薄一波一直在着手扩军工作，他们以太岳军区的基干部队和地方武装为基础，组成了第八纵队，下辖第23和第24两个旅共六个团；随后又以太行军区的分区团队、县独立营、游击队，组成太行独立第一旅、独立第二旅、共六个团；以晋冀鲁豫第8军分区地方武装为基础，组成晋冀鲁豫独立第二旅；以太岳军区第18、第19、第20军分区的地方武装，组成4个团；以冀南地方武装组成两个独立旅。
在徐、薄两位山西人的苦心经营下，晋冀鲁豫的兵力达到6万多人，从规模上看起来似乎蔚为可观，但实际战斗力却不容乐观，这些部队大多是独立营、县大队、游击队等地方武装，兵员不充实、新战士多、装备差，思想、作风、组织上都有很大的地方性、散漫性以及游击习气。从战斗力上看，和韩信当年“驱市人以战”的情况是差不多的。如果贸然将这些部队派上战场，是要吃大亏的。但若训练部队花费太长时间，又会贻误战机，危害大局。因此徐向前一方面以万军之尊深入基层，手把手地教导干部、士兵们打仗；一方面决定边打边练，在战斗中，让战士们在战斗中提升。
那么徐向前练兵有什么特点呢？
其首要一点就“狠”。
在复杂残酷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徐向前表现出了惊人的军事胆略，他认为“打仗就是要有一股狠劲、拼劲”。正所谓“训练多流汗，战斗少流血”，徐向前在练兵方面极其严格、强度极大、标准极高。
徐向前明白，如果不在短时间内将内线部队训练起来，无异于“驱羊搏虎”，是拿战士的生命开玩笑。
徐向前曾说：
“一个新兵，没攀过高，没有履过险，没有走过夜路，没有见过刺杀，没有摸过枪炮，上来就打，哪来多大的胆量？心里不打哆嗦才怪。”
因此军队只要有空，徐向前就会带领士兵们拼命训练。在训练中，徐向前首先练士兵们的胆量，在日常训练中的爬高涉险、夜行、拼刺，恶劣气候中的险路行军等，这些技术训练都强调了对胆量的锻炼。
强调胆量是合乎战争规律的，打仗就是你死我活，干的就是这个，没有无畏无惧的胆量，畏畏缩缩，先在根本上就没了气势，而在战场上，只有不怕死的人才配活着。
早在红四方面军时期，徐向前就注重战士们的胆量，培养出诸如许世友、韩先楚、王建安、王近山等不怕死的悍将。红四方面军诸将的勇猛不仅仅是天生的，更是徐向前刻意培养的结果。
言传不如身教，徐向前不仅要求战士们勇猛，自己也必须以身作则。在战斗中，徐向前很少坐在舒适的作战室内指挥，而是身先士卒、靠前指挥。王近山就曾回忆，每当遇到大战，徐向前便会带着自己的指挥旗站在最显眼的位置。当枪声响起，战士们都趴在地上时，徐向前却稳稳当当、气定神闲地站在那里。主将如此勇猛，战士们如何不“三军用命”？
其次，徐向前极其重视作战技术的训练。
行军打仗，光靠狠是绝对不够的。没有作战技术，再狠的人也不过是有勇无谋的莽夫。徐向前主持作战训练是密集的、日常性的。
徐向前曾说：
“不仅要平时练，战时候也利用空隙练；不仅风和日丽的条件下练，烈日炎炎或风雨交加的恶劣气候更要练。”
“指战员每走到一个地方住下，刚放下背包，就支起靶子练射击，练投弹、练刺杀。”
“除正规训练时间外，饭前和饭后，每人都要增练几次瞄准和投弹，每逢干部会，会前均要测验干部的射击和技术能力，有时我也会参加。”
就这样，训练完全成了部队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比吃饭睡觉还要日常，吃饭睡觉还有个点，但训练却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简直如同呼吸一样，成为本能般的存在。
徐向前的训练，绝不是瞎练，而是有的放矢，在训练科目上是一切为了实战，为了一切实战。战场上需要什么，就练什么。
新组建的内线兵团大多都是地方部队，连枪都没怎么摸过。因此徐向前从最基本的教起，“跪射、立射、卧射、刺杀、甩手榴弹，土工作业，跳跃障碍，强行军，变换队形，实战演习，都反复去搞。”
阎锡山是个极其特殊的敌人，他的晋军在野战能力方面并不算突出，但极其会防守，甚至连日军也在他们身上吃过苦头。在阎锡山的苦心经营下，其所控制的区域基本都是实现了堡垒化。对于缺乏攻坚武器以及攻坚技术的我军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难题。
因此徐向前在训练中，主抓在缺乏火炮的条件攻取敌人的堡垒。例如在攻打运城时，徐向前就反复强调：
“战前深入动员，周密准备，反复进行坑道作业、爆破、组织火力、诱敌出击，登城破堡等演练，力争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
在徐向前的训练下，晋冀鲁豫部队从一支连枪栓都不会拉的弱旅，变成了一支善于爆破、善于攻坚的劲旅。
在徐向前的指挥下，我军先是三打运城，解放了阳泉、运城等山西重镇。到了1948年2月，徐向前用坑道爆破战术，攻克了号称是“铜墙铁壁，不破之堡垒”的临汾。虽然晋绥军试图用留用日军以及毒气弹进行顽抗，然后依然挡不住解放军犹如排山倒海一般的攻势，共有2.5万精锐被歼灭。
不仅如此，徐向前的部队还极其擅长拼刺。白刃战，极其考验技术和勇气。很多部队能够举枪对射，但一遇到白刃战就要崩溃。不是所有人都有勇气面对向自己刺杀而来的、明晃晃的刺刀的。
徐向前明白自己的部队缺乏先进装备，因此重点训练了白刃战以及刺杀技术。徐向前部队的白刃战能力之强，甚至连日军也难以比拟。
抗战结束后，阎锡山留用了大量日军，并将之投入到晋中战场。日军普遍擅长拼刺，抗战时期甚至三个中国兵都拿不下一个日本兵。但在徐向前的部队面前，留用日军却在我军的刺刀下溃不成军，这是因为徐向前麾下的刺刀高手简直数不胜数。面对我军的“刺刀森林”面前，再顽强的日寇也会被捅成了筛子。
我军猛烈的刺刀攻势下，甚至连日本军官今村方策也害怕了，他从自己驻守的屋顶跳下，跟进打电报向阎锡山求援：
“解放军波浪式进攻异常狂烈，总队人员、特别是干部伤亡惨重，为了挽回败局，请立即增援。”
最后，徐向前在训练中极其重视细节，极其重视培养干部。
刘邓大军南下后，带走了大量干部。而徐向前身边的参谋和助手，基本都没什么经验。比如参谋处长梁军，宣传部长任白戈等科员都来自各个单位，互不熟悉，有的甚至才刚刚参加革命不久。
因此徐向前凡事都事必躬亲，几乎集司令、政委、政治部主任、参谋长于一身。他不顾病痛，手把手地教导部下如何打仗。虽然操着一口难懂的山西五台话，但是徐向前的发言总是鞭辟入里、让人醍醐灌顶。
徐向前细致到什么程度？在临汾战役时，一个姓李小参谋向徐向前汇报，蒋军的一个“七排长”殴打了晋绥军的一名士兵，造成了小规模的内讧。
徐向前一看就乐了：
“李参谋啊，你这个报告有问题啊？军队里可能有七连长和七班长，怎么可能有七排长？”
很显然这个李参谋实在太业余了。一个连顶多四个排，怎么可能冒出个七排长呢？很显然这纯粹是个“乌龙”。原来临汾城内的情报，是以口头的形式传来的，那个排长姓齐，绝不是什么“七排长”。
针对此事，徐向前表示，一字之差可能就是决定胜负的大事，不可不察。为此徐向前从沟通、情报和汇报语言的正规化入手，重新打造部队的通信系统。然后又对机关、干部以及体制进行了调整。
除此之外，在加强部队的战斗力方面，徐向前还极其注重“解放战士”的作用。徐向前经常教导身边的工作人员：
“我们的兵源主要依靠人民群众和翻身农民，但改造俘虏，争取在七天到半月内把他们补充到我们的作战部队中去，这是在战斗中及时补充兵员，保证我军战斗力的重要手段。”
相比于我军，国民党军并非没有优势，其基层官兵在作战素养是超过我军的。国民党军的失败，是战略上的失败。因此徐向前非常注重吸收国军俘虏，利用他们的作战素养，提高我军的作战水平。
对被俘的国民党军官，徐向前更是关心备至，对他们进行帮助和改造并正确使用，发挥他们的才能。并且根据他们的表现，徐向前还会大胆地批准他们加入人民解放军，正式成为人民军队的干部。
由此，六万余地方武装在徐向前的训练下，在短时间内便脱胎换骨，成为一支能征惯战的精兵。阎锡山空有十余万兵力，却被徐向前的六万大军揍得出不了门。阎锡山清楚，他的部队只要一出城，就会被徐向前围歼。
1948年3月，徐向前带领部队利用坑道爆破的手段，攻占了号称“铜墙铁壁”的临汾城，开创了我军无炮攻克堡垒化坚城的先河。从此，国民党重兵把守的坚城也不再安全。
临汾解放后，使吕梁、太岳两大军区连成一片。更可贵的是，徐向前兵团利用近乎于原始的方法，发挥坑道爆破的绝大威力，炸开了敌军坚固的碉堡、城墙，使突击部队得以登城破寨，解决了我军缺乏炮火的难题。
1948年6月1日，毛泽东在《关于辽沈战役的电报》原文中写道：
“徐向前同志指挥之临汾作战……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大胜利。”
此时辽沈战役正在进行，东野大军面临“破城难”的困难。因此周恩来命令作战部长李涛，将《临汾战役坑道作业经验介绍》通报了东北野战军全军，供他们参考。
徐向前攻克临汾后，又趁热打铁地发动了晋中战役，歼敌100370人。随后，徐向前横扫晋中、晋北诸城，阎锡山在山西仅剩太原孤城一座了。
徐向前以一支偏师，解放了大半个山西，其战果之大让毛泽东都感到难以置信。1948年9月，徐向前抱病前往西柏坡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各地汇报情况。7日，徐向前发言，当他讲到华北第一兵团进入晋中战役的部队，总共是55950人时，毛泽东惊讶地插话道：
“哎呀！你们还不到六万人，一个月就消灭了阎锡山10万人，单是正规军就敲掉他8个整旅，太不可思议了。”
临汾战役后，徐向前更是“先斩后奏”，授予首先入城的23旅以“光荣的临汾旅”称号，并将此决定上报给中央军委。
原本“师（旅）级”的荣誉称号，中央军委是不会随意授予的。但考虑到临汾战役的重要意义，毛泽东决定破个例。由此，“临汾旅”成为我军之中唯一一支拥有荣誉称号的师（旅）级部队，中国革命过程中仅此一例。然而谁又能想到，仅仅在几个月前，“临汾旅”仍是一支连基本战术动作都做不好的地方部队。
在整个解放战争中，徐向前以区区六万之兵，先后歼灭了阎锡山的30万晋绥军，结束了阎老西在山西38年的统治，成就了我军战史上奇迹。而这充分证明了徐向前出色的练兵水平，他不仅练出了红四方面军，培养了700多位开国将领；而且还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培养出一支极其善于攻坚的兵团。
徐向前的兵是我军的利剑，而徐向前是一个不世出的“铸剑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