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氏屡战屡败之后，开始变得“谦逊”起来，不仅频频会见外国军事专家，求取良策，而且还不惜屈尊接见下级军官，讨论得失。这其中，万耀煌及张灵甫的谈话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

14师师长万耀煌是湖北黄冈人，在湖北与红四方面军长期作战，对红军的了解和研究非常通透。在谈话中，他提出要纠正“匪”和“兵力”两个概念。他给蒋氏说，红军是一个有理想、有主义、有目标的集团，绝不是普通土匪。红军兵民一体，如水中之鱼，在水中来去自如，我们一网下去，虽然能捕捉到水中少数的鱼，但大多数鱼仍然在湖中。他建议与红军作战要军政并行，实施兵民疏离，这一点比军事手段更重要。

时任1师2团3营营长的张灵甫，年方28岁，血气方刚、百无禁忌。身为黄埔生，面对校长时有话直说。他认为作战失败的原因很多，归结到一点就是不研究对手。张灵甫对红军是有过深入研究的，他举了个军服的例子：红军的军衣军裤既长又厚，穿起来又暖和又方便，肩上扎线，背弹药不容易坏；反观蒋军，军衣又短又薄还不耐穿，根本没有红军的军衣实用。

张灵甫

张灵甫对军服问题一直非常关注，直到15年后，他在孟良崮兵败身死之前最后一次面见蒋校长时，还特意穿了一身解放军的军服，细说这一身军服的诸多优点。可见他对蒋军的军服始终是不满的。

1932年夏，蒋氏在庐山召开五省“剿匪”会议，准备发动对苏区的第四次“围剿”。蒋氏将这次“围剿”分为两步，第一步以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为目标，计划消灭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军团后，再以全力进攻江西苏区。为实现第一步“围剿”计划，蒋军集中26万人用于进攻鄂豫皖苏区。

鄂豫皖苏区虽然规模不及江西苏区，但与武汉、南京隔江相峙，战略威胁更加突出，因此在蒋氏的心中视其为头号“心腹大患”，这也是红四方面军迅猛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蒋军调兵遣将之际，鄂豫皖苏区高层又起争执。

鉴于已经连续作战八、九个月，部队极度疲劳，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徐向前和陈昌浩主张停止豫南外线作战，把主力摆在鄂豫边界，一脚踏红区，一脚踏白区，抓紧时间休整部队，同时取取粮于敌，为接下来反围剿做准备。

鄂豫皖苏区的主要负责人沈泽民坚决反对休整，他认为这样是给了蒋军苟延残喘的时间。我军固然疲惫，而敌军更累，我军应该“执行不停顿进攻的策略”，南下麻城，进而威逼武汉。

两边争执不下，张主席最终拍板——红四方面军主力南下，攻打麻城！

徐向前和陈昌浩很不情愿地率部南下，而这正是蒋氏求之不得的。麻城附近还有黄陂和罗田两个据点，构成一个“铁三角”，每个点上都有一个师把守，无论攻打哪一处，都会遭到另两处敌军的牵制和反击。蒋氏的计划正是利用这个立于不败之地的“铁三角”拖住红军，自己督促围剿大军从东、西、北三面发动全面攻势。

红四方面军一部

红四方面军南下之后，连打了一个月的消耗战，被牵制在麻城一带，攻城攻不下，打援敌不出，一时找不到破局之法。而此时的蒋军主力已经乘着红军主力外线作战的时机完成了兵力调度，各纵队到达指定位置，就等着发起对苏区的总攻了。

看准了红军分兵之后的破绽，蒋军右路军把攻击目标定在红25军把守的霍邱。这里三面环水，只有向南一条陆路通往六安，随时可以截断，在军事上可称为死地。

主攻霍邱的蒋军将领是后来号称“装甲部队之父”的第4师师长徐庭瑶，他对机械化协同作战战术很有造诣。他麾下有两员悍将，一是独立旅旅长关麟征，二是12旅24团团长杜聿明。

1932年6月下旬，关麟征率独立旅率先抵达霍邱以北的正阳关，一场血战之后，红25军军长旷继勋下令部队退入霍邱城，随即被徐庭瑶部合围。

旷继勋

红25军下辖73、74、75三个师，但战斗力最强的73师已被方面军总部调去参加麻城战斗，74、75师分兵把守六安、商城，结果驻守霍邱的只有红25军军部和警卫营以及县独立团，总共2000多人，非战斗人员多，战斗力不强。

这个时候，旷继勋面临多项选择。上策是主动撤出霍邱城，转入乡村，利用根据地宽阔的战略空间与敌周旋；中策是以小股兵力入驻县城，而以两个师的主力在城外待机；下策是率军部继续驻守霍邱，死守决战。

在“不停顿进攻”的指导思想下，在胜利再胜利的狂热情绪下，选择上策和中策都是不可能的，旷继勋只能选择下策。他向方面军总部发报，称红25军准备死守霍邱，与敌决战。

综合敌我情报，围攻县城的徐庭瑶部兵力超过6000人，霍邱城内的红25军部队如果不及时突围，只会全军覆没。徐向前、陈昌浩得知旷继勋要和敌人硬拼，大吃一惊，当即电令红25军放弃县城，将部队撤至霍邱以南待机。但是，这个时候传令已经来不及了。

7月12日，霍邱城外据点全部失守，杜聿明指挥第24团直逼南门；关麟征独立旅和其他部队渡河之后堵住了东门和北门，只留下西门。而西门外面是一片湖水，泅渡要走几十里，根本就是一条不归路。

13日，徐庭瑶发起总攻，先后攻破东门、南门、北门，独立团团长郑恒才苦劝旷继勋带主力突围，给红25军留点种子，他自己率部与敌肉搏，直至被俘后押送南京就义。

霍邱一战，仅有旷继勋率百余人从西门泅水脱险。守城的红25军2000多人中1000人牺牲，1000人被俘。

在前三次反围剿中，鄂豫皖苏区主要战略是依靠鄂豫边和皖西两块根据地构成呼应之势，可以根据战场形势进行多种选择；此外还可以利用两块根据地提供的广阔空间寻机歼敌。现在皖西失守，相当于被砍掉了一条臂膀，形势陡然恶化。

更重要的是，红25军军部的覆灭，给根据地军民的心理造成很大震慑。蒋军一改往日将俘虏斩尽杀绝的手段，奉行攻心为上的策略，把在霍邱之战中俘虏的1000多个俘虏全部释放。张主席日后在他的回忆录中说，这一手段“对苏区同仇敌忾的心理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霍邱之战后，徐庭瑶升为17军军长，独立旅扩编为陆军第25师，关麟征当上了师长，杜聿明升任第73旅旅长并晋升为少将，均名噪一时。

恼怒的张主席决定以军纪制裁旷继勋。在开会讨论时，负责赴皖西处理善后工作的蔡申熙经过调查，认为旷继勋在战术上确实有失误，但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对霍邱战略支点的定位和规定，建议从宽处理。最后，鄂豫皖军委会采纳了蔡申熙的建议，决定撤销旷继勋军长职务，由蔡申熙担任红25军军长兼政委。

霍邱之战可以看作是红四方面军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战败的根本原因是高层战略指导上不切实际的狂热，客观上讲是蒋军实力过于强大，其罪不在旷继勋。但张主席余怒不止，对旷继勋的杀心从这一刻就已经萌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