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门外侨命案(中)

三、乞丐的举报函

说来也巧，徐迎仙等三刑警返回专案组驻地一分局，刚刚向组长鲍澄衷汇报了前往“樱花馆”调查的情况，分局秘书股就送来了一封由大门警卫转交的信件，称这是一个乞丐于半小时前送来的，言明转交分局领导。秘书股拆开阅读后，因内容与专案组正承办的这起外侨命案相关，就将该信函转过来了。

该信函的作者名叫强增善，是个乞丐，但他却写得一手还能看得入眼的字，遣词造句也还通顺。他在信中向公安局举报称：察哈尔路街心花园地堡命案的杀人凶手是乞丐郭二扣、完颜宝，如果公安局对此情况感兴趣需要进一步了解的话，可以找他当面调查。他是个居无定所到处流浪的乞丐，要找他的话，中午可去“大德兴饭庄”或者“紫云馆”附近，晚上则在“全乐门舞厅”门口，只要向任何一个乞丐打听“阿强”，马上就会有人指认。

这封举报函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专案组的重视。这个名叫强增善的乞丐所提供的情况，正好跟徐迎仙三刑警去“樱花馆”访查所获得的关于二乞丐纠缠着保罗·托马斯不放的可疑情节相符。于是，专案组决定派人去跟强增善见面。

当天晚上七时许，刑警周康、朱明道穿便装去了“全乐门舞厅”。起初，两人想通过自己的观察从聚集在舞厅大门前的十几个乞丐中找出强增善来。可是，看来看去，总觉得眼前这些乞丐中似乎没有一个像是识字的。于是，去找了舞厅管事的，请他派人把“阿强”识别出来。舞厅管事便把门童召来，一说乞丐“阿强”，门童说他认识，于是就去门外找。结果转了一圈返回来说，没有看见“阿强”，向其他乞丐打听，得知“阿强”今晚没来这边乞讨。至于为什么没来，其他乞丐说不清楚。

二刑警就有些担心，生怕强增善写信给警方举报之举已被凶手知晓，对他下了毒手。周康、朱明道两人返回专案组一说情况，其他刑警都有这种感觉。商量下来，决定次日全体出动，专门查访强增善其人。

可是，这种担心是多余的。第二天上午，专案组刑警还没出动，分局门口的警卫打来内线电话，说有一个姓强的叫花子求见。

强增善是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虽然衣衫褴褛，腰间拴着草绳，十足一副乞丐打扮，但眉眼间还是透着几分文静之气。鲍澄衷亲自跟强增善谈话，考虑到对方的乞丐身份，先让人去伙房拿来几个馒头和一碗特地为其烧的鸡蛋汤，请他先吃了再说。强增善谢过后就不客气地吃起来，其进食速度惊人，很快就把馒头、热汤全部解决了。然后，谈话开始了。鲍澄衷说我们昨天收到你写给公安局领导的信了，晚上派人去“全乐门舞厅”找过你，没有找到。强增善说，哦！非常抱歉，我没有想到你们这么快就来找我，昨晚我听说第二区一位也是要饭的好兄弟生病了，去那边看望他了。

往下，强增善不等刑警问就主动言归正传了。前面说过，当时天津的乞丐有三大组织，祁门、韩门和丁门，强增善是祁门乞丐，在该门中小有名气，因为他有一个特长：能识文断字。在那个年代，别说乞丐这一行了，就是其他行当包括警察在内，最基层的成员中如果有谁是上过几年私塾或者小学的，那就值得另眼看待了。而此刻他要举报的那两个乞丐郭二扣和完颜宝，也是祁门成员，也是受人另眼看待的。因为他们也有特长，不过这二位的特长并非识文断字，他们是文盲，但他们特别能喝酒，被称为“酒丐”。这在乞丐帮中跟强增善的文化一样，是可以得到特殊发挥的。比如本门弟兄跟其他门派发生矛盾需要解决时，有时来武的就打斗，不打斗那就比试，不是比武，而是玩诸如“油锅捞球”、“刀削指头”之类使人听了毛骨悚然的残忍把戏；有时就来文明些的，这时就需要郭二扣、完颜宝两位兄弟出场了，跟对方比酒量，喝死不偿命！

言归正传。前天晚上，强增善路过东兴桥时，听见桥下似有人声，不觉好奇，悄然下到桥洞口一看，郭二扣、完颜宝二位“酒丐”正在和七八个乞丐弟兄围着一个酒坛子用一根长长的芦苇管轮流饮酒，一边喝，一边高谈阔论。那坛酒当然是偷来的。下酒菜很可怜，咸菜疙瘩、爆米花、烤老玉米，但这于乞丐来说，已经算是不错了。强增善跟这班人有点儿熟，正想凑上去混几口老酒喝，忽听郭二扣手拍胸膛道：“人嘛，就要争一口气！比如我二扣，比如咱们这位完颜哥，就受不得别人的气。咱登门行乞，主人家不给可以，那是跟你没缘；可若是口出凶言恶语，那就是得罪咱了，对不起，我就要你好看！前两天察哈尔路地堡里的那具尸体——就是‘蓝月亮’那洋掌柜的，大伙儿总听说过吧？哼哼，不瞒众位弟兄，这就是咱俩干的，因为那洋鬼子……”

郭二扣说到这里，被完颜宝开腔打断了：“哎！郭兄弟你胡说些啥呀，喝酒就喝酒，怎么扯到命案上去了？诸位，别听他的，咱喝酒！喝酒！”

完颜宝这么一说，郭二扣就不吭声了，抓了截老玉米埋头啃了起来。隐藏在暗处一直没有露面的强增善听着，心里一动，悄无声息地离开了。

刑警问强增善：“完颜宝和郭二扣两人除了嗜酒之外，是否还有暴力倾向？比如平时在行乞不得的情况下是否有抢夺之类的行为？”

强增善说那两人都是孤儿出身，性格很残暴，比如捉到狗之后，别人是杀死后剥皮，他俩却是将狗吊起来活活剥皮。在行乞方面也是这样，随身都带着匕首，一个不对就拔刀威胁，趁对方惊慌失措的时候，伸手就掏人家的钱包。不过掏出来后只是打开来从中取些许，然后把钱包还给人家。因此，人家就没认为这是抢劫，也不向警察局报案。这种情况，一直到解放后还存在。

刑警将强增善的这番陈述一字不漏地记录下来，见强增善用担心的眼神望着他们，便对他说：“你尽可放心，我们对你的举报绝对保密，我们有责任保护举报人的人身安全。”

强增善高兴地点点头，却又显出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鲍澄衷看在眼里，于是说：“根据政府的政策，你的举报内容查实后确认对我们的侦破工作有用的话，我们将会给予奖励。”

强增善点头称谢，然后大着胆子问道：“不知我是否可以提一个要求？”

鲍澄衷说：“当然可以，只要合理而且可以办到，我们会考虑的。”

强增善于是说了自己的情况：他出身于静海县的一个贫穷农民家庭，小时候曾去一个亲戚开的私塾免费读过三年书，所以识得一些字，也练过书法。日本人占领天津地区时，其父母兄妹先后死于战乱，家里的草房也给烧了，于是他只身一人逃到天津以行乞为生。现在解放了，像他这样的穷人也该翻身了，他对翻身的理解就是最好能给一份正式的工作，让他靠自己的劳动谋生。

鲍澄衷说：“人民政府是不会让一个要求自食其力的公民失望的，根据东北诸省对于乞丐的政策，天津在这方面不久也会有措施。你放心好了，只要有这种机会，我一定会向民政部门推荐。”

强增善离开后，专案组随即举行会议，对强增善的举报内容进行了分析，认为可信，于是就决定传唤那对“酒丐”。

据强增善反映，郭二扣、完颜宝两人通常是在第一区长沙路民国大楼一带行乞的，两人有时一起搭伴乞讨，有时分开行乞，没有定规。专案组于是出动了四名刑警，前往长沙路民国大楼地段去访查。午后，刑警周康、徐迎仙找到了郭二扣，把他带到了一分局。

郭二扣不愧为“酒丐”，也不知他凭着何等神通，别的乞丐连混个肚子圆的愿望也常常落空，他却弄到了半瓶白酒，刑警找到他时，已经喝光，正蜷缩在民国大楼对面一个避风向阳的角落里晒太阳。他肯定觉得很舒服，不但已经睡着了，而且还打着很响的呼噜。刑警推醒他，让他起来跟他们走。他点点头，身子一歪却又睡着了。刑警寻思看他这副模样即使勉强起来只怕还走不到分局又要躺下了，于是就雇了一辆黄包车，将他拉到了分局。

进了分局，刑警的第一个措施就是搜身，果然搜出一把匕首。再搜，在其绑腿里又发现了一把被称为“攮子”的无护手尖刀。周康、徐迎仙一看刀身宽度，心里一动：跟死者胸口的创口尺寸相符！

专案组安排三名刑警对郭二扣进行讯问。可是，当最后一名刑警朱明道从邻室搬了张凳子进来在讯问桌前坐下时，被讯问人已经在他那张椅子上垂头抱臂又睡着了。刑警知道乞丐都有装疯卖傻那一套，怀疑这小子是佯醉装睡，于是就推醒他，说去洗个脸吧，清醒清醒。郭二扣点头同意，于是就把他带到后院的一口水井旁，给了他一条毛巾，让他自己打水洗脸。没想到郭二扣竟然把衣服脱了个精光，连冲了几桶井水。天津的阴历二月天，气温还是很低的，可这家伙竟然满不在乎，连说“过瘾”。

这样一折腾，郭二扣当然不“睡”了，醉意似乎也消失了，于是开始讯问。但他听刑警一问“蓝月亮”洋掌柜命案的事儿，沉默半晌却说：“要我开口说这事儿可以，不过我有个条件，如果你们能够满足我，那我也可以满足你们。”

这种被讯问人，刑警还没有遇到过。不过，这当儿口供要紧，那就变通一下吧。刑警问：“什么条件？”

郭二扣说他的条件很简单，那就是给他弄一点儿酒来喝喝。刑警便有些恼火了，揍他一顿的心思都有。这时，守候在门外的另一位刑警朱明道递进一张条子来。朱明道是天津人，解放前就是刑警，解放后被新政权留用。他跟郭二扣这样的主儿打惯了交道，深知津门乞丐的习性。郭二扣此刻的这种要求，江湖上称为“摆谱儿”，以便日后好对他人吹嘘自己如何了得。具有这种念头的主儿，如果不满足他的要求，他就敢跟你对抗到底。日伪、国民党统治天津期间，曾经冒出过若干个此类主儿，最后都死在刑讯室里了，据说死前还笑称“痛快”、“老子值了”——这也是一种摆谱儿！因此，朱明道建议同意郭二扣的要求。

于是，一瓶四两（老秤）装二锅头送进了讯问室，还有一包花生米。郭二扣乐了，对刑警说：“哥们儿，够朋友！”开瓶喝了一口酒后，又对刑警说，“你们要问的这事吧，还有一位也有份。谁呢？跟本人在天津卫地面上齐名的另一‘酒丐’完颜宝。他今个儿大约在第四区成林道东局子那一带活动吧，需要的话，你们可以把他也请到这边来。”

刑警窃喜，看来给他喝酒一举还是对头的，才喝了一口酒就把同伙交代出来了。于是鲍澄衷就派朱明道、尚盖昉去第四区拘传完颜宝。

郭二扣喝完酒后，没等刑警再次开口讯问，就主动交代了，一开口差点儿让刑警就地跳起来！

“‘蓝月亮’那洋掌柜被杀的事儿吧，其实跟咱没有关系。咱不过为了在弟兄们面前吹吹牛，加上又喝了酒，就信口开河了。呵呵，酒后胡说，不当真的，是吧，警察同志？”

再问，郭二扣就只是笑，不再回答任何问题了。

一会儿，另一个乞丐完颜宝被带进局子了。完颜宝虽然也是“酒丐”，但胆气似乎比郭二扣小得多，所以没向刑警提什么喝酒之类的要求就乖乖回答问题了。他一开口，情况就清楚了：3月9日保罗·托马斯被害那天，他和郭二扣等七八个同是祁门的乞丐弟兄，没在第一区，而是去了第九区昌图道的一户马姓人家相帮办事了。那户人家的老爷子活到九十高龄仙逝了，决定大办喜丧，为防止乞丐去捣乱，就决定雇佣若干名乞丐前去相帮，说是打杂，其实就是劝阻其他登门乞讨的同行，见好就收，拿到一份吃食就走开。这种差使，祁门的两位“酒丐”是少不了要出场的，因为祁门的掌门人认为这是在替本门做广告。因此，派去的弟兄名单上头两位就是郭二扣、完颜宝。

再去讯问郭二扣，这家伙哈哈大笑：“小人抱歉得很，闲着没事做闷得慌，跟诸位警官大人开了个玩笑。”说着连连作揖，“得罪了！回头小人请诸位大人喝酒！”

可想而知，刑警给弄了个哭笑不得，心里愤愤却无可奈何。

四、两个嫌疑人

“酒丐”线索落空后，专案组开始对另一条线索的追查。这条线索也是两个乞丐，就是“樱花馆”跑堂李二所看到的对被害人保罗·托马斯实施跟踪缠乞的那二位。

前面说过，当时活动在天津市区的乞丐大约有一万六千人，要在这么些居无定所、到处流浪、没有户籍、不知姓名也不清楚容貌长相的人中间找到3月9日下午对保罗·托马斯实施缠乞的两个乞丐，对于外行人来说，无疑是一件无法着手的事儿，但对于刑警来说，这并不是一桩特别犯难的使命。

专案组对乞丐情况进行了分析：天津的乞丐分三大门，每个组织都有各自固定的势力范围，只允许本门乞丐在势力范围内活动。第一区属于祁门的势力范围，因此要追查的那两个对象肯定是祁门中人。再说缠乞，旧时乞丐的乞讨方式有所不同。一种是“正常乞讨”，如今我们在街头、地铁站、车站、码头等公共场所遇到的乞丐的行乞方式，基本上都归于“正常乞讨”。另一种是“非正常乞讨”，那方式就多了，有的弄条蛇盘在脖子上，或者手里拎一串有活有死的老鼠；有的自伤自残，血肉模糊；有的故意将粪便涂在自己衣服上；也有会些功夫的，把百十斤重的大石头搬到店铺门口挡住进出通道；也有的什么都不做，就脏兮兮地往商店门口摊开四肢一躺；还有一种是事先选准目标，认定对方是“出得起血”的，就紧紧盯住这个对象不放，半天一天甚至两三天，对象走到哪里，他们跟到哪里，对象回家他们就在门外守候，次日待你出门时再盯着乞讨，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这最后一种乞讨方式，就是“缠乞”，在乞丐切口里则叫“盯巴”。

一般说来，在每一个城市中，“非正常乞讨”的乞丐都比较少，因为“非正常乞讨”所付出的成本比较高，且需常人少有的勇气、忍受力和毅力，有的还需要一些特殊技能，比如耍蛇，比如玩鼠，比如武功。因此，这类乞丐在本行业中都是比较有名的。

专案组因此认定：那两个敢对外国人“盯巴”的乞丐，肯定不是一般乞丐，在祁门甚至韩门、丁门中都是有人知晓的。

鲍澄衷想起了那个举报信的作者强增善，决定派员向其悄悄了解。刑警朱明道奉命前去找强增善，得知祁门中专搞“盯巴”的乞丐大约有十几个。强增善还提供了这些乞丐的姓名或者绰号、特征以及他们的活动地盘。

可是，当刑警去找“樱花馆”的跑堂李二，把这些乞丐的特征跟其说了请他进行鉴别时，他却是连连摇头。这也难怪，因为光凭口头介绍，很难说得准仅仅远远地瞥了一眼的对象是否符合鉴定条件。专案组于是决定用支付误工费的方式向“樱花馆”借出李二，领着他对祁门的那十几个擅长搞“盯巴”的乞丐进行暗地识别。

这样，从3月15日开始，李二就跟着化装成市民的刑警在全城各处转悠。当时公安局的装备很差，像这样的差使，只给配备了两辆自行车。李二不会骑车，就由两个刑警轮流驮着他。路上，只要看见乞丐，就盯着观察。这样折腾了一天，碰到了七个搞“盯巴”的乞丐，但李二都是摇头。

第二天，运气来了。上午十时许，两辆自行车来到第七区鼓楼北街时，李二看着站在一家百货商店门口交头接耳窃窃私语的两个乞丐，悄声对刑警尚盖昉说：“停一下！”

自行车停下后，李二凑近乞丐只一看，就发出了暗号。然后，他假装跟此事没有关系似的，进了百货商店。门外，尚盖昉和另一刑警徐迎仙就在马路对面停了车，支好了撑脚架，蹲在路边抽起了香烟。这两个乞丐不过是怀疑对象，目前并无任何证据可以表明他们是犯罪嫌疑人，所以还不能采取强制措施。如果对方是一般市民，那倒好办，刑警上去出示证件，让对方跟着走就是。可是，现在的对象是两个乞丐，那就不大容易对付了。你说传唤，他们不理不睬，如何？动手扭，他们来个倒地十八滚大耍无赖，你拿他们怎么办？而且，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市民肯定要围观，不说什么可能混杂其中的敌对分子乘机煽动闹事，就是冒出几个乞丐来相帮那二位也已经足够刑警喝一壶的了。还有，一说传唤，如果那二位二话不说，拔腿就逃怎么办？当时的乞丐，除了老弱病残者之外，余者都擅长跑步，要速度有速度，要耐力有耐力，因为他们平时抢夺市民财物后，就是靠一双腿来逃脱惩罚的。后来天津市举办第一届工人运动会，有一家工厂夺得了四乘一百米接力赛冠军，四名夺冠选手中有三位是叫花子出身。所以，刑警对于自己能否跑得过这两个乞丐没有把握。这样，尚盖昉、徐迎仙商量下来，决定暂不动手，暗暗尾随其后，到哪个派出所门口再下手。

一会儿，那二位可能已经商议定当准备去哪里物色“盯巴”对象了，拔腿慢慢地往南边走去。尚盖昉、徐迎仙两人于是一个骑车，一个推车，假装互不相识，在马路两侧分别跟着。

两个乞丐行至鼓楼北街派出所门前时，尚盖昉、徐迎仙两辆自行车已经骑到了他们的身后，互相使个眼色，一齐下车，也顾不上支撑脚架停车了，把车往地上一放，扑上去一人一个扭住了就往大门里推。乞丐猝不及防，吃惊之下一边挣扎一边嚷嚷。派出所门口是不设岗哨的，但里面的警察听见声音都出来看发生了什么事。徐迎仙大叫一声“分局的”，对方就明白了，早有人上前相帮制伏了两个乞丐。一搜身，没有利器。

讯问就在鼓楼北街派出所里进行，那两个乞丐一个叫彭小财，一个叫史二郎，都是天津郊区人，二十岁上下年纪，却已经当了八九年乞丐了，属于韩门。刑警听说对方是韩门的，就不解了。尚盖昉说，你们三大门的势力范围不是划分得很明确的嘛，你们说是韩门的，可是3月9日那天怎么在第一区活动呢？第一区可不是你们韩门的活动范围吧？那个叫彭小财的便冲刑警拱手，说，这位大哥听口音是关外热河的，那就是刚来咱天津卫了，才两个多月已经对天津卫乞帮三大门了解得这等清楚，在下实在佩服！至于您所说的活动范围，是这样的：三大门之间有约定，乞丐弟兄中凡是“盯巴”的就不受活动范围限制。这是因为干“盯巴”的弟兄不容易，铆准一个目标至少得费半天时间才能拿下来，长的呢，两天三天的也有。如果划定活动范围的话，这活儿就更不好干了。

于是，刑警就问他们3月9日那天午后“盯巴”盯了谁。两人眨巴着眼睛说不上来，愣了片刻，史二郎说都快一个礼拜的事儿了，谁还记得清楚呢？刑警说，记不清楚？那好，给你们提个醒：“那是一个高个头儿外国人！记起来了吗？”

这一说，那二位就点头了。史二郎说：“想起来了，是那个洋铁公鸡，哪像别的洋人那样爽快，手一伸就给了，我们跟着他好话说了几大箩筐，那洋人瞧都不瞧咱一眼！”

彭小财大概觉得不对头，于是打断同伴的话问道：“自古以来，哪家官府都没说过要饭犯法，人民政府执掌政权，也没规定过不让要饭。咱们那天盯了个洋人，是犯法了还是怎么的？”

刑警说，乞讨不犯法，眼下的问题是，那天你们盯着乞讨的那个外国侨民就在那个时段被人杀害了！

彭、史两人看上去像是还不知道保罗·托马斯被害，闻言顿时怔住了，一个张口结舌不知说什么才好，另一个倒抽一口冷气：“啊——还有这样的事儿？”

刑警说，现在知道为什么要找你们了吧？这样，一人一个，分别谈谈。徐迎仙便起身招呼史二郎跟着他到隔壁屋里去了。

谈下来的结果，两个乞丐的说法是一致的。3月9日那天午后，两人路过第一区“蓝月亮”门口时，正好看见保罗·托马斯从店铺里出来。他们并不知晓这个洋人是“蓝月亮”的老板，只道是一个顾客，于是互相使个眼色就盯了上去。根据经验，“盯巴”对象如果是洋人，那成功的概率通常会比中国人高，因此彭、史两人对于保罗·托马斯是满怀希望的。

别看彭、史二位出身农村，从来没有上过一天学，可是他们在长期的“盯巴”生涯中，由于行乞需要，竟然学了几句英语、日语。当下，便冲保罗·托马斯张口了。保罗·托马斯有反应没有呢？有的。不过这个反应令彭、史心里一凉，因为保罗·托马斯张口吐出的是一串天津话，说得很明白：别跟着我，我不会施舍像你们这样的叫花子的！

用彭、史的话来说，“盯巴”遇上洋人或者外地人，如果对方能操一口流利的天津话，那说明是老天津级别的角色了，天津地面上的事儿人家还能不清楚吗？所以，这种对象通常是不会出血拔毛的。那么，就这样算了？也不尽然。因为一则彭、史中午溜进一家小面馆，从一个看上去大学生模样的姑娘那里要到了午餐费用，午饭吃得比较饱，正好需要消化消化；二则一遇到对象拒绝就乖乖退下的话，有违“盯巴”行规，也太便宜这个洋人了，即使最后要不到钱钞，也得让他烦烦。于是，两人就盯上了保罗·托马斯。

这一盯，一直盯到了保罗·托马斯此行的目的地“樱花馆”。彭小财、史二郎照例呆在马路对面守住门口不离开，还作好了至少驻守三个小时的打算。可是，史二郎刚在周围捡了几个烟蒂想卷支烟抽的时候，保罗·托马斯已经出来了，于是烟也不卷了，继续上岗。

两个乞丐接下来陈述的内容，无论对于他们自己还是对于专案组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保罗·托马斯离开“樱花馆”后，并未往“蓝月亮”方向走，而是朝相反方向去的。彭、史两人就跟了上去，而且跟得很紧，一边跟一边还唠叨。保罗·托马斯并不吭声，只管昂首行路。走了几分钟，拐了个弯儿，忽然驻步，然后进了一家咖啡馆。

这下，乞丐傻眼了，只好继续蹲守。这回，一直蹲守了将近三个小时，看看天都黑了，保罗·托马斯还没出来。两人便嘀咕：一杯咖啡才那么几小勺，这洋人喝得再慢，也花不了多长时间。三个钟头喝下来，他要喝多少杯咖啡呀！这好像不对头啊！这时，一个路过的祁门乞丐估计也是搞“盯巴”的，用职业眼光看出彭小财、史二郎蹲在马路旁是干什么的，便上前指点，说，二位是外区盯到这边来的吧？可能你们不知道，这家咖啡馆有道后门通旁边那个胡同，目标会不会已经从后门离开了？两人闻言如梦初醒，赶紧奔到胡同里去看，果然是有后门的，不用说，那洋人肯定已经走了！

刑警问：“那家咖啡馆的招牌字号是什么呢？”

那二位说是英国人开的“灿烂星光”，就在离“樱花馆”不远的地方，旁边那条胡同叫“鞋匠胡同”。

尚盖昉、徐迎仙立刻给鲍澄衷打电话汇报，鲍澄衷说你们辛苦了，原地休息待命。然后，专案组长就指派刑警周康和外事民警蒋先为两人到“灿烂星光”去了解情况。

周康、蒋先为赶到“灿烂星光”，接待他们的是英国老板的妻子亨利太太，操一口伦敦腔，说她的丈夫亨利先生月初去了南方，要到本月20日后才回天津，咖啡馆的一应事务均由其处置。然后，她问刑警登门有何贵干。蒋先为也用英语跟其交谈，问她是否知道“蓝月亮”的英国老板保罗·托马斯先生。亨利太太说知道啊，他被人杀害了，我已经代表我丈夫去“蓝月亮”表示过哀悼。周康一听“代表丈夫”一语，马上让蒋先为问她其夫亨利先生跟保罗·托马斯是什么关系。她说是朋友关系，也有生意上的交往，因为咖啡馆的原料是通过“蓝月亮”从国外进口的。“灿烂星光”跟“蓝月亮”已经有数年的合作关系了。

刑警询问3月9日下午保罗·托马斯去咖啡馆之事，亨利太太说这个她倒说不清楚了，因为那天下午她感冒了，去医院治疗，没在咖啡馆。那么，店里由谁临时主事呢？亨利太太以一声高嗓大调代替回答，连蒋先为也没听清她吆喝的是什么，冷不防倒被吓了一跳。却见一个英国小伙子应声而至，亨利太太向刑警介绍说这是她的儿子，那天是他在店里临时主事。蒋先为把问题重复了一遍，小亨利想了想，说有这事，那天下午两点左右，“蓝月亮”的老板保罗·托马斯先生从前门进来，跟他打了个招呼，微笑着从后门出去了。

周康说请把那天在前门值班的门童叫来，我们想向他了解一下。门童来了，问下来，证实保罗·托马斯确实去过咖啡馆，身后紧跟着两个乞丐，被他打个手势拦了下来。

这样，乞丐彭小财、史二郎的嫌疑就给排除了，线索又断了。

当晚，专案组再次举行案情分析会。根据“灿烂星光”提供的证言，结合法医尸检结论中的死亡时间，保罗·托马斯是在离开该咖啡馆后最多一个小时内遇害的，这一个小时里，保罗·托马斯去了什么地方？遇见了什么人？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保罗·托马斯不可能大白天当街遇害，他肯定是在离开咖啡馆后去了某个熟人那里，而这个熟人却要了他的性命！

专案组最后作出决定：去“蓝月亮”向戴维·琼斯、迈克尔·泰勒两人了解保罗·托马斯在附近地段还有什么值得拜访的朋友——可以是熟人，也可以是才认识但已经开始交往的新友人。

刑警周康、徐迎仙两人奉命前往“蓝月亮”访查，这一去，意外获得了一条新线索！

五、意外收获

“蓝月亮”门口，几个乞丐围坐一起正掷骰子玩耍，见有人进店，以为是顾客光顾，立马一跃而起，把两个穿便衣的刑警围住。其中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手打竹板唱起了数来宝：“客爷到，脸带笑；脸带笑，衣兜爆；衣兜爆，钱涨了；把手伸，往外掏；不需多……”

声音戛然而止，因为徐迎仙抬手做了个“停止”的手势，而周康的手已经往怀里伸了。乞丐以为这二位要掏钱施舍了，一齐眼睁睁地盯着他。周康的手从怀里出来了，亮出的却是市公安局的证件。于是，乞丐发声喊，一哄而散。

刑警进门时，正好店堂里一个胖胖的中年顾客往外走，后面跟着西装革履的迈克尔·泰勒，边走边说：“您走好！不送！不送！”

迈克尔·泰勒转眼就看见了两个刑警，上次专案组找店方调查时所派的不是周康、徐迎仙，所以他不认识，还以为是顾客，遂点头哈腰：“请，二位里面请！”

店堂里，有一半橱窗已经空了，摆在另一半橱柜里出售的都是罐头、果酱、巧克力、饼干、咖啡之类保质期长的食品，原先作为“蓝月亮”特色的现制现卖的新鲜西点已经停止制作了。迈克尔·泰勒把刑警领到放食品的那几个橱柜前：“二位，想买点儿啥，本店即将转让，全部食品都按八折计价！”

徐迎仙出示了证件，泰勒、琼斯都笑了：“哦！原来是警察先生，对不起，失敬了！”

周康向两个英国人说明了来意，戴维·琼斯说：“这个，上次你们来调查时不是已经提供过了吗？”

周康说上次是提供过了，这次想请你们再提供一次，顺便回忆一下看是否有遗忘的。戴维·琼斯便有点儿不高兴的样子，嘟哝着好像是在发牢骚，说的是英语，因为蒋先为没有同来，所以周康、徐迎仙听不懂他在表达什么意思。迈克尔·泰勒微笑着用汉语对戴维·琼斯说，这又算不上什么麻烦事儿，再跟警察先生聊聊就是了。戴维·琼斯也笑了，脸上露出不好意思的神情，说了声“失礼”，就去冲咖啡了。

当时的规定，侦查员不论向什么对象进行调查，如果工作确实需要，可以请对方吃喝，费用由公家报销，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接受对方的吃喝，包括喝一口开水在内。因此，周康向对方说明了这条纪律，客气地谢过，把咖啡挪到一旁。谈话在进口咖啡的浓郁香气中进行，戴维·琼斯、迈克尔·泰勒轮流开口，把附近这个区域保罗·托马斯可能接受对方邀请登门做客、谈事的对象一个个说了一遍。那二位一边听一边记录，待到说完一数，一共有七人，其中包括“灿烂星光”的老板亨利先生。跟之前调查的那份记录一对照，一模一样。

也就是说，这趟是白跑了！两个刑警意识到这一点，心里难免失望。两人起身正要告辞时，徐迎仙忽然看见柜台里的那张账台上摊开着几张纸，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每张上面还有鲜红的印痕。几乎是同时，周康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心里一动：这好像是一份合约嘛。他的思维也实在是敏捷，马上想起了刚才进门时遇见的那个男子，那人离开时手上并未拿任何东西，这说明他进“蓝月亮”不是为购物，而是为了其他事情。那么，此人的来访莫非跟桌上貌似合约的那几张纸有关？这是一份什么内容的合约？

于是就开口询问，琼斯和泰勒如实相告：刚才离开的男子名叫潘樵生，就是那个已经下了十两黄金定金准备接手经营“蓝月亮”的老板。

刑警问，他来跟你们说啥事呢，是准备接盘了？戴维·琼斯说接盘倒好了，他是来要求解除转让的，还要把已经付了的十两黄金的定金收回，理由是“蓝月亮”的大股东托马斯先生已死亡。迈克尔·泰勒接着说：“这明明是一个反悔的借口，我们当然不会同意。刚才谈得有点儿不愉快，他就走了。估计过两天还会过来谈的。唉！保罗·托马斯先生一死，我们麻烦就大了。本来，经营上的事儿全都由保罗·托马斯先生管，我和戴维·琼斯只管制作和买卖，现在要我俩谈这方面的问题，没有经验，真不好弄哩！”

周康想了想，问，这位潘樵生家住哪里？迈克尔·泰勒把合约拿给刑警看：“这上面写着的，他住第四区郭庄子大街那边。”

周康、徐迎仙两人把合约看了一遍，告辞而去。回分局的途中，两人对此事交换了看法，观点是相同的：之前获得的情况是这位潘老板支付定金后，为筹款上北平了，看来款子没筹到，回来后听说保罗·托马斯死了，就以此为借口要求解除合约。不过，合约上写着“双方约定，在店铺（含全部设施）、技术资料和操作流程尚未完成转让前，如果一方或者两方发生了不测之事，不论哪一方都可以提出解约，另一方不得拒绝”，因此，潘樵生提出解约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那么，会不会是潘樵生在签约后又想反悔了，苦于缺乏理由，为了制造一个理由，就把保罗·托马斯给杀了？

周、徐两人回到专案组一说情况，其他几个刑警都认为这可以作为一条线索往下查一查。鲍澄衷于是下令先去第四区查一下这位潘老板的基本情况。

这回出场的刑警是朱明道、尚盖昉二位，两人去了趟第四区，在四分局同行的协助下很快就把潘樵生的基本情况查清了。

潘樵生，字繁竹，四十一岁，天津人，年轻时曾去纽约其伯父处居住过数年，回来后开了家西菜馆。抗战胜利后因西菜馆的股东中有一人是汉奸，馆子就涉及敌产问题。潘樵生面临着财产被没收而且有可能入狱的厄运，于是只有托人疏通关系一法了。当时负责平津地区接收工作的“军统”大特务马汉三是个出了名的狠将，据说连戴笠都不放在眼里。所以，潘樵生的关系没有完全托到，西菜馆的一半资产被马汉三下令没收——而据股东入股原始记录和划款凭证表明，那个汉奸入股的资金仅仅占了西菜馆全部资金的15%。这样，西菜馆就无法经营下去了，只好关门。潘樵生从此闲居在家，不再抛头露面。表面看他似乎对金钱没有兴趣了，其实一天也没停过跟金钱有关的动作。他在干什么呢？放印子钱（高利贷），对象都是平津地区有头有脸的资本家。他们认为抗战结束后国家应当休养生息，正是发展经济的好机会，于是就纷纷扩大经营，资金一时不够，就借印子钱。等到国共在东北打起来，发现形势不对时才恍然大悟急刹车，但扩展动作可以停下来，借的钱款却是要还的。据说，潘樵生凭此举所赚得的钱，比被马汉三拿去的还要多。

天津解放后，潘樵生观察了一段时间，判断共产党真能坐天下，于是决定投资实业，这就有了意欲接手“蓝月亮”之事。至于他想解约之举，四分局方面说没有获得这方面的消息。

四分局还提供了潘樵生的社会关系，其中有一个引起了专案组的注意。之所以引起注意，并非那个社会关系的姓名、职业，而是住址。这个名叫何复的房地产经纪人，是潘樵生的内弟，家就住在察哈尔路，距发现保罗·托马斯尸体的那个地堡不过百来米距离！

这是一个在以往调查中被遗漏的对象，之所以被遗漏，是因为他跟被害人保罗·托马斯并不认识。专案组作了一个假设：如果潘樵生邀约保罗·托马斯去何复家商谈履行合约的具体事宜，保罗·托马斯会去吗？答案是：肯定会欣然赴约的。那么，潘樵生是否发出过邀请呢？这，就需要调查了。

傍晚，周康、徐迎仙两人二赴“蓝月亮”，向戴维·琼斯、迈克尔·泰勒了解关于潘樵生是否向保罗·托马斯发出过邀约的问题。那二位说他们没有听保罗·托马斯说起过，他们甚至不知道当时潘樵生是否从北平返回天津了。专案组经过一番研究后，决定跟潘樵生的内弟何复当面接触。

这天是3月17日，距戴维·琼斯、迈克尔·泰勒向公安局报称保罗·托马斯失踪已经七天。这期间，不但一分局领导、市局刑侦处领导，许建国局长也亲自给专案组打电话询问侦查工作。因此，专案组上上下下每个刑警心里都憋着一股劲，恨不得立马获取有价值的线索，一举拿下这起涉外命案。因此，尽管当时已是晚上九点半，但鲍澄衷还是决定立刻去走访何复。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去，竟然有意外收获！

三十岁的何复出身富裕人家，结婚时父母给了他一套独门独户的两层日式小洋房，面积不是很大，但很是精致，缺点是紧挨着马路，前后都没有院子，更别说花园了。警方的收获，就是因这个缺点而得的。当时的天津，夜生活谈不上丰富，一到晚上，市民如无要紧事，都习惯于待在家里。没有电视，收音机也是有钱人才买得起的奢侈品，所以一般都早早歇息，还能节省点儿电费、灯油。何复家算是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但也未能摆脱这种生活习惯。鲍澄衷等刑警登门时，将近十点，何家已经熄灯了。叩门，里面倒是很快就有了回音，那是何复的声音，问是哪位，为什么这么晚了还来敲门。

在头前敲门的是刑警朱明道，这是一个身材高大的汉子，十足一副威猛模样，如让他上戏台唱大花脸根本不必导演费心关照，按剧本上的台词照念即可，典型的本色演员。他不但模样如此，嗓音也相符，当下考虑到夜晚登门说话声音要轻点儿和气点儿，不能惊扰了人家，但开口还是不失威严：“警察！有事找何复！”

屋里传出一个女人脱口而出的声音，虽然低调悄声如同耳语，但夜深人静，还是清晰地传入了每个刑警的耳朵：“坏啦……”接着，像是被人堵住了嘴巴似的戛然住口。但这两个字已经够了，刑警互相使个眼色，示意“有戏”，都悄然拔出了手枪，推弹上膛。

屋里灯亮了，何复说：“哦！请稍等，我穿衣服。”

片刻，门开了，出现在刑警眼前的却是头发蓬松的何复老婆陶杏珍。刑警一拥而入，打头的朱明道觉得似乎不对头，沉声喝问：“何复呢？”

何复从老婆背后闪出来：“我在呢……请问……”却又没往下说。

朱明道已经认定这对夫妻有问题，寻思看来总算挖掘到有价值的线索了，趁热打铁哪肯降温，当下几乎是不假思索地一指墙角：“何复，你上那边儿站好了！”

这威势吓坏了陶杏珍，没等丈夫作出反应，马上抢在头里急煎煎问道：“听说政府有政策，有什么问题只要主动交代，就可以从宽处理，是吗？”

刑警当下便断定绝对有戏，周康开腔道：“对！人民政府确实有这样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

陶杏珍就对丈夫说：“死鬼！你还不主动跟警察同志讲清楚那件事儿！那事儿又不是你做的，你讲出来就是立功哩！”

何复还在期期艾艾，专案组长鲍澄衷朝周康使了个眼色，后者便介绍道：“这是我们领导，你们可以想想，深更半夜，领导亲自出场，可见得这事儿不小啊！”

鲍澄衷朝陶杏珍点点头，说你知道情况的话你对我们说也可以，同样是自首。说着，便示意周康、尚盖昉陪同陶杏珍去旁边那个房间。何复知道大势已去，便说愿意坦白。这样，四个刑警分别从这对夫妇那里获得了以下案情——

解放军四野兵临城下开始进攻天津的时候，何复的姐夫潘樵生忽然来他们家，要求存放一些东西。何复跟这位姐夫一向气场不合，话不投机，所以平时来往很少，原本是想拒绝的，但又拉不下脸皮，只好答应了。潘樵生随即让跟他来的人搬进来两口沉甸甸的箱子，亲自选择存放位置，最后放在客厅的壁橱里。天津解放后，原以为潘樵生要把箱子拿回去，哪知不但没拿，反而又拿来了一口小皮箱，也是沉甸甸的。这次，潘樵生就显得鬼鬼祟祟了，是在晚上乘坐一辆黄包车拿过来的，还留下了五千元华北币，说所有东西都是人家的，请他代为保管，他因以前做生意目标太大，觉得不牢靠，就放到内弟这边来，这五千元是保管费。何复没有多想，就收了下来，心里还乐呵呵的。

三天前，潘樵生又来了，这回是春风满面，带来了一大包卤菜、一瓶酒，还有送给陶杏珍的两块衣料和给两个孩子的礼物。喝酒时，潘樵生又拿出了二两黄金递给陶杏珍：“弟妹，拿着！”陶还以为是寄存的，谢也没谢就接下来了。何复酒量不咋样，喝到最后已经有些迷糊了，这时潘樵生拿出一张上面印着铅字的纸张，拔出钢笔，指着下面落款处道：“老弟，在这上面签个名字，写上日期。”何复问都没问就签了，这时陶杏珍正好端汤上来，见状就问这是什么。潘樵生知道陶杏珍是文盲，就把那张纸送给她让她过目。过与不过自然一个样，还得用嘴询问，潘樵生说那是保管单。

次日，何复酒醒之后，已经忘记了这段情节，听老婆一说，心里就犯了嘀咕。他是房地产经纪人，知道这件事的重要性，联想到姐夫拿箱子来时的那副鬼鬼祟祟的样子，寻思不知是不是有问题。跟陶杏珍一说，后者也有同感了。夫妻两个商议下来，决定悄悄请个锁匠来把箱子打开看看是什么东西。昨天，何复花了一千元华北币请来了天津市面上技艺最好的锁匠、人称“锁见愁”的桂龙生，说好开锁不开箱，开了的锁具不能损坏，还要能够锁得上。这对于“锁见愁”来说，属于小菜一碟，轻而易举就给解决了。锁匠离开后，夫妇两个打开箱子，不禁大吃一惊：先拿来的那两口箱子里，分别装着一台无线电收发报机和电台专用电池、十支手枪、数百发子弹、五把军用匕首，以及一些像乒乓球大小的手雷和用印着英文字母的防潮纸包裹着的如压缩饼干大小的块状炸药；后拿来的那个小皮箱里则装着金条、银洋和美钞。

何复、陶杏珍一个是商人、一个是家庭妇女，平时对于政治毫不关心，可是再不问政治，面对着这堆东西也意识到潘樵生是什么角色了。陶杏珍主张向公安局报告，可是，何复却不敢，因为他已经收下了人家的“保管费”，而且还在一张印着不明不白文字的纸上签下了自己的大名。他怀疑那是一纸参加特务组织的誓约，凡是签上名字的就算加入了那个组织。尽管是在酒后，但这种事情已经说不清楚了。如果向公安局报告了，他就牵涉进去了，谁知道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况且，他以前从朋友处听说，跟特务组织打交道的只有一条道上走到黑，如果中途出现不利于对方的行为，对方报复起来，后果不堪设想！

夫妻两个意见不一，又不敢声张，无人时悄声争论不休。今晚，两人躺下了还在被窝里讨论这事，就在这时刑警叩门了，遂以为东窗事发，顿时魂飞天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