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窃婴案（上）

一、新生婴儿失窃

1950年4月1日。广州市。

晨曦初露，一辆客运三轮车疾驶至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大门口，从车上下来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子，飞快地奔向大门口一侧的木岗亭，没等岗哨发问就用带着哭腔的声音急煎煎地大叫：“同志，我的儿子没了——给人偷走啦！”

这个前来报案的男子名叫何讳，家住西关绣衣坊。说到绣衣坊，许多老广州可能都知道其渊源：明清时代，有很多闽南人到广州来谋生，主要从事海上交通和对外贸易。这些人集中居住在广州的两个地方，一个是西关绣衣坊，那里住的都是商人；水手则居住于后来的海珠大桥附近，由于居住者众多，形成了一个村落，以居民籍贯命名，就唤作“福建村”，后来改称“福建街”。这两处在以前都是广州着名处所，《广州西关竹枝词》有云：“阿姨家近绣衣坊，嫁得闽商惯趁洋。闻道昨宵巴塞（今越南南部）转，满船都载海南香。”由此可以判断，当时住在西关绣衣坊的这些居民家境条件应当都是不错的。

何讳的祖上，就是这些殷实居民中的一户。何讳的祖父娶了三房太太，一共生养了十四个子女，堪称—个大家族。何讳的父亲何基圆是十四个子女中的六个男丁之一，排行最小，十八岁娶妻成婚后，肩头上的担子却是最重，并非经济压力，而是传宗接代的千斤重担——他上面的五个哥哥结婚后—个接一个生出来的竟然全是女儿。那个时代，讲究的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生儿子乃是与孝行紧密相连的头等德行，由此可见乃是何等重要的一个问题。何讳结婚后，十年间其妻也生育过三次，又是三个女儿。当时医学还不发达，没有B超可以相帮提前判断胎儿性别，何讳的妻子每生一个，整个家族的成员就眼巴巴地等候着结果。第三个女儿出生后，一直强撑着病体殷切企盼着生男婴的祖父终于彻底失望，留下了一句“我的命怎么这样苦”后就撒手西行了。

老爷子去世后，轮到老爸何基圆主持家政了，经济上是没有问题的，尽管当时他们家族已经退出商界，但祖上的积蓄还是蛮可观的，仍然堪称殷实富家。何基圆做主把祖传家产的百分之三十划出来作为专项基金，召集六个儿子开了一个家庭会议，说你们的媳妇还有生育能力，你们各房可以考虑继续生育，哪房最先生出儿子的，这笔专项资金就归哪房了。一句话，就是用物质鼓励早生儿子，承担传宗接代的重任。

那时候新中国已经成立，但国家还没有提倡计划生育，反而鼓励老百姓多多生育，谁家的媳妇孩子生得多、养得壮，都是会受到表扬的，如若生了双胞胎、三胞胎，那就是“光荣妈妈”，地方首长都要登门慰问的。何氏家族的媳妇们在国策、家策的双重鼓励刺激下，积极性自然高涨，反正家境殷实，即便生出的是女婴，也没有经济方面的后顾之忧啊。因此，各房都是积极响应，这三年里一共又为家族增添了八口，可惜仍旧个个是女的。当时房价便宜，老爸的那笔可观基金的利息已经足够买一幢房子了。

何讳夫妇是六房中最沉得住气的一对。这三年里，其他五房都憋足了一股劲响应国家和老爸的号召，只有何讳夫妇俩按兵不动。何讳在银行工作，妻子崔冬慧是家庭妇女——就是如今被高抬为“全职太太”的，但若论文化，倒是何讳的大学同窗。这对知识分子夫妻对于这项家庭竞赛的积极性不是特别高，所以，一直拖到去年初夏崔冬慧才怀了第四胎。对于何基圆来说，这是一个新的希望，但何讳夫妇却不敢乐观，因此比较淡定。直到3月29日下午崔冬慧分娩后，这才总算引起了整个何氏家族的一致欢呼——多年的企盼终于得以实现，生下的是一个七斤重的胖小子！

何基圆大喜过望，原先已经控制住了的高血压症蠢蠢欲动，似有卷土重来之象，在服用美国进口降压药之后，捧着《康熙字典》翻了又翻，终于替孙儿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启创，意即开启创造了何氏家族的一个新时代。此外，何基圆还给孙儿起了个字，曰：鼎定。然后，就坐镇中堂，召来各房家长开会商议如何集体抚养这个一生下来就肩负着家族重望的宝贝孙子。一番计议后，对接下来的大大小小各种事情都作了安排分工。医院那边原本已经按照之前生女婴的惯例请了一个护理工，现在生了男婴，需要加强力量，立马就增添了两个，三个护工三班倒轮流值守，专门负责照料婴儿。至于产妇，则指派家里原先雇佣的女佣前往照料。何基圆考虑到孙儿需要优质母乳喂养，还特地向羊城名菜馆“大德福酒家”预订了十天由头牌厨师杜官宝亲自配料烹饪的营养菜肴。

应该说，如果把这件事视为一个重要工程，那么，何氏家族的这次家庭会议已经把该工程的一应事宜安排得相当妥帖了。可是，他们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新生婴儿的人身安全。不过，诸如婴儿被窃这样的案件，别说解放后的新社会了，就是在旧社会也是罕有所闻的。因此，尽管有许多人在关心着何启创小朋友，但是，没有哪个会特别地将注意力聚焦在“防盗”这一点上。

何启创出生的那家医院，坐落于越秀区署前路。这是一家由英国医学博士威廉先生于清朝末年创办的医院，就像当时中国医生开诊所喜欢用自己的姓名作为名称一样，威廉博士把这家医院命名为“威廉产科医院”。顾名思义，该医院是专门向产妇提供服务的一家专科医院。威廉医院规模不大，从创办起一直就保持着五十张床位。当时的中国，婴儿出生成活率比较低，而且往往连产妇的性命也给搭进去，大人小孩儿一起跨进阎王殿，故民间有“生孩子是一只脚跨入了鬼门关”之说。威廉博士的经营理念是“竭尽全力迎接每一个新生婴儿，确保母婴平安”。精湛的医术、一流的硬件设施加上良好的服务使威廉医院的婴儿出生成活率名列羊城首位。当然，收费也是贵得令人咋舌的。但人家洋人盯准的就是有钱人，高档服务当然要高档收费。即使是高收费，威廉产科医院的床位也一直很紧张，不但广州本地，还有广东省的其他地方，广西、福建甚至香港的富贵产妇也慕名而至，花钱求个母婴平安。

1938年10月23日，日军占领广州。威廉医院依旧营业，前来分娩的产妇照样络绎不绝。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威廉医院被日方作为敌产强行接管，威廉博士等一干西洋专家因拒绝留院服务而被关进了集中营。日军遂将医院改为专供高级军官养伤治病的军用医院，一直到二战结束。

日本投降后，威廉博士收回医院，仍然保持原先的经营方式。1948年11月，威廉博士病故，医院交由其子小威廉经营，一切照旧。广州解放后，小威廉仍旧经营着这家医院，但由于战争和新旧政权交替的原因，广州的有钱阶层大量减少，医院服务对象也相应减少，经营方面就出了问题。正好这时威廉家族发生变故，伦敦老家要求小威廉返回英国去继承遗产。小威廉权衡再三，最后决定：把医院无偿赠送给广州市人民政府。这样，“威廉产科医院”就更名为“新粤产科医院”，同时改变经营理念，面向全社会人民大众。

医院改名后，收费自然也按照国家规定大大降低了，但医务质量还尽力保持着原样。因为规模、床位有限，所以成了当时广州全市最难预约的一家医院。据说不少人都是一发现怀孕就拿着其他医院的病历卡前往办理预约分娩手续的。崔冬慧倒没有这样的紧迫感，因为她的一个亲戚是这家医院的医生，可以开个后门。这样，她就在预产期前一天——3月28日，住进了该院，于次日顺利分娩，产下了一个男婴。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何启创小朋友的出世，也给越秀分局的刑警同志增添了麻烦。

这起令刑警感到麻烦甚大的案件，发生于这天凌晨五时许。像崔冬慧这样的产妇，按照以前威廉医院的服务规矩，她当然是要入住单人产房的。可是，如今这个愿望是无法达成了，因为该院改制后，取消了单人产房，连双人产房、三人产房都没有了，最小的产房也得四人一间。崔冬慧在该院工作的亲戚替她争取到了一间朝向、光线均好的四人产房，床位还是紧挨着窗户的。新医院对规章制度进行了改革，比如原先规定产妇家属只能探望不能陪夜，现在就改为允许陪夜，不过只限于一人。案发当晚，陪夜的是临时雇佣的护工刘姨。她是何家雇佣的三个护工中的一个，住在医院附近何家出钱专门替护工租的旅馆里，一昼夜二十四小时，每人去医院值班八小时。何家另外还在该旅馆租了一个房间，那是给何家其他女性亲属轮流住宿的。因为根据家族掌门人何基圆先生的安排，这边随时得有一个家属坐镇处理大小事宜，在医院允许的探视时间里，就进入产房协助照料产妇，其余时间则住在旅馆房间里。何讳作为产妇的丈夫、孩子的父亲，当然是亲属中往医院跑得最勤的一位了。这天晚上应该是他的二嫂、三嫂联合值勤，但他一下班也从银行直接赶来了，在产房里待到探视时间结束后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和两个嫂子一起到了旅馆，又聊了一会儿，说我干脆就不回去了，在这边过一夜吧，遂另开了一个房间住了下来。

再说产院那边。刘姨是晚上十点从旅馆过去接班的。崔冬慧其时已经入睡，新生儿也在睡觉，她就在婴儿床旁边坐下，又去打了开水，准备—会儿产妇如果要喝水时可以随时取用。刘姨是广州郊区农村人，两年前进城替人帮佣，年龄不过二十三岁。年轻人贪睡，晚上值班如若有事那倒还可以支撑，没事的话坐着坐着就容易瞌睡了。这当儿就是这样，初时还坚持着不闭眼睛，三点多，她就觉得困倦难熬，便坐在婴儿床旁边打盹。她这个盹打得还挺沉的，沉到婴儿哭醒了，她竟然还没醒。还是护士听见了动静过来查看，才唤醒了她。刘姨因此就觉得很过意不去．赶紧给婴儿换下尿布，又一脸歉意地把婴儿抱给妈妈喂奶。崔冬慧给儿子喂过奶后将其递给刘姨时，婴儿又睡熟了。她把婴儿放上小床，看着崔冬慧入睡，就拿起婴儿换下的尿布去盥洗室洗了。

应该说，刘姨是属于那类性格粗犷型的女子，她可能适宜做干粗活的老妈子，但不适宜做侍候产妇照料婴儿的月嫂。她返回产房后，竟然也没看一下婴儿床，就在原位置上坐了下来。才—会儿，竟又歪着脑袋倚在墙角瞌睡过去了。

半小时后，早早醒来的何讳从旅馆出来，溜达到产院，沿着围墙绕了一圈，见后门开着一条缝，就溜了进来。他来到产房，一眼就看见刘姨在打盹，也没在意，寻思人家累了，熬夜的人到天快亮的时候特别容易瞌睡，反正是守着婴儿床瞌睡的，不会有什么问题。然后，他就想看看母子了。产房里的电灯都关着．他得让眼睛适应一下方能借着从走廊映照进来的灯光看真切。妻子睡得很熟，甚至还微微打着呼噜。然后他的目光转向婴儿床，一看之下，不禁大吃一惊：怎么是空的？孩子呢？

这时，刘姨被惊醒了，睁眼一看何讳站在面前，赶紧站起身来，正要开口询问，视线顺着何讳的眼光一转，顿时大惊失色，“啊”的一声轻呼，惊醒了崔冬慧。随之，崔的一声惊叫立马惊醒了全产房的其他人。

两名值班护士听见动静赶来查看，见状自是大惊。顿时，整个病区所有能动弹的人都自发相帮寻找婴儿，却哪里见其踪影！

当下，何讳二话不说立刻乘车赶到了越秀公安分局，向分局值班警员报了这起罕见的失窃案。越秀分局于是指派两名刑警前往新粤产科医院勘查现场，查摸情况。

二、可疑的三嫂

刑警朱伯纯、孙午生赶到医院时，署前路派出所指派的民警小麦已经先行抵达该院了。小麦是个参加公安工作不过四个月的二十岁出头的青年民警，经验有限，胆子较小，生性谨慎，他知道自己是对付不了这么一起案件的，所以在到达医院后所做的事儿不过是保护现场，并要求包括医院人员在内的所有人都返回各自原先所待的屋子，等候分局刑警前来。

朱伯纯、孙午生两人与小麦相比，可以算是资深侦查员了。他们是广州当地人，抗战爆发时还是初中学生，日军占领广州后，这对同班同学就参加了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由于年纪小，又是广州人，所以组织上就安排他们当了侦察员，还专门进行了相关训练。后来，由于战乱他们一度与游击队失去联系，就返回广州打工。三年之后方才续上关系，继续从事情报工作。广州解放后，两人被组织上安排到公安系统工作。两人是一对很好的搭档，半年不到的时间里就已联手侦破了七起刑案。

当下，这对搭档赶到医院后，对于小麦的保护现场措施很是满意，但很快就发现，在小麦抵达前，医生、护士、护工、家属等人员四处乱走寻找失婴，已经把现场的痕迹给破坏了。当然，这是稍后才发现的。朱伯纯、孙午生两人跟小麦交谈数句初步了解情况后，说我俩查看现场，小麦你组织几个人对全院各个旮旯进行搜查，特别是水井之类，看婴儿是否遇害。

朱伯纯、孙午生接着就对现场进行勘查，先查看发生案子的五号产房。那里的产妇、新生儿以及护工、家属统统都已经由医院方面转移到其他产房去了。朱、孙两人对崔冬慧床位所在的位置进行了勘查，这个位置包括产妇床、婴儿床、床头柜等，是紧靠朝南窗户的，婴儿床紧挨着窗台下的墙壁，作案者如果从窗外下手，只要攀上窗台就可以俯身把婴儿从小床里抱走。刑警问了陪侍的护工刘姨，她说已经记不得窗户的插销是否闩上了。那么此刻窗户是怎么打开的？又是谁打开的呢？刘姨答可能是她在被何讳惊醒之后发现婴儿丢失情急之下顺手把窗子打开朝外面探头查看，至于打开时是否动了插销却记不清楚了。刑警又问了何讳和崔冬慧，两人当时也是急糊涂了，谁也说不清楚。

刑警对窗子、窗台进行了检查，没有收获。再检查窗外的地面，也未能发现什么。产房窗外的地面是一片瓦砾碎砖，这种地面上除非积着浓霜薄雪才有可能留下脚印，以当时简陋的刑事勘查技术，刑警是无法提取到什么的。

刑警一时无法判断作案者是不是通过产房窗户下手作的案，于是就转而调查另一种可能——作案者是不是从门进入产房的。

这所医院的产区由两幢平房组成，分称A、B产区，发生案件的是A产区。两个产区都是坐北朝南，东西走向，两侧走廊各有进出门户，但晚上是关闭落锁的。晚上的进出通道是位于平房中间的那道朝南的中门，不上锁，也不闩上，只是虚掩着。中门之内左右两侧是医生室、护士室，深更半夜如果有人溜进来，医生、护士应该能听见动静。但晚上的值班医生只有一名，负责两个产区。这天晚上的值班医生是B产区的，值班时也就留在B产区的办公室里了，A产区这边有事通知了才会过来，所以发生案件的A产区的医生办公室没人。医生不在场，刑警于是就向两个值班护士了解在案发时段是否听见过动静，那两个护士都摇头。刑警说那么我们想了解一下，那个时段你们在干什么呢？—个说背门而坐，在桌前整理病历卡。另一个呢？不好意思，有点儿困了，打了个小小的盹，还是被崔冬慧那边的动静惊醒的。

朱伯纯、孙午生简单交换了意见，认为不管作案者是以门还是窗子作为作案通道，有一点他是回避不了的——必须进出医院。那么，作案者是从哪里进出医院的呢？新粤医院四周都有围墙，围墙是老威廉设计督造的，高达三米，寻常盗贼别说怀里抱着个婴儿，就是空着双手也难以攀越。刑警于是就把注意力放到了前后两道大门上。前门是有门卫昼夜值守的，一过晚上十点就关门上锁，有人进出必须经门卫开门放行。问了门卫老罗，说下半夜并无人员要求开门放行。后门在伙房旁边，有门卫室，不过并未设专职门卫，晚上里面住的是值夜班的两个厨子。按照医院规定，值夜班的厨子还承担着清晨去市场采购当天饭菜原料包括清早产妇和医护人员的早餐之职，所以，其中一位早晨四点前就得起床出去采购。今晨出去的是厨子老周，他是从后门出去的，按照往常的习惯，他没有唤醒另一厨子老张起来关门。所以，后门在四点钟以后是虚掩着的，失窃婴儿的父亲先前就是从后门溜进来的。

于是，刑警判断，作案者也是通过这道门进出医院的。询问老张，得知他是四点半过后起来的，而何讳进入产房发现儿子失窃则是四点二十七分，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作案者是在四点钟老周开启后门至何讳进医院这二十多分钟的时间里下的手。

这时，小麦带了医院方面的人及何讳等失窃婴儿家属结束了全院大检查，不但两口水井，连伙房的水缸、灶膛、煤堆等隐蔽角落都一一仔细查看了，未发现婴儿遇害迹象。至此，对现场的调查告一段落，朱伯纯、孙午生与小麦商量后，决定把何讳、刘姨、两个值班护士等相关人员带往署前路派出所去做笔录。

一行人到达派出所时，已经到了上班时间。当时的城市派出所作为公安机关的基层单位，主要职责是管理户籍、掌握信息和内控对象动态，处理一般治安小案，对于够立案条件的刑事案件，是没有独立调查权的，都得由分局、市局处理。这起案件也是这样，所以，朱、孙两人到了派出所后还没跟所长、指导员通气，对方就说分局来电，让你们打个电话过去。

分局来电指令对该案立案侦查，由朱伯纯、孙午生与派出所抽调的一名民警一起侦查这起案件。由于派出所距新粤医院近，因此可将办公地设于派出所，如有必要，也可征用医院办公室作为临时办公点。这实际上就是组建了一个专案侦查组，但当时对于丢失婴儿一类的情况还不像如今这样重视，所以并未正式宣布组建专案组，也没有指定由谁负责。派出所指定小麦参与侦查，这样，三人就正式开始行动了。

还是按照之前的方式，先是分别对当事人再次谈话做了笔录，临了通知他们最近暂时不要离开工作地或者居住地，因为随时有可能再次找他们了解情况。这件事完成后，三刑警就集中一处分析案情。根据之前何讳介绍的何氏家族在男性后裔问题上的特殊性，他们将焦点集中到了跟何启创这个新生婴儿紧密相连的财产问题上。按照何家掌门人何基圆制定的奖励政策，家族六房中哪一房先得了儿子，该房就可以获得百分之三十的祖传家产继承权。何基圆这一手实在太厉害了，何家的祖传遗产，且不说什么黄金白银、古玩字画、贵重细软，光是各房尽知的租在外面的房子的租金，每月就已经相当于银行职员何讳月薪的三至四倍之多了！可以想象，崔冬慧生子的消息对于其他各房，尤其是已经怀孕了的另外三个儿媳妇的刺激程度了。因此，刑警认为婴儿失窃有可能是与财产问题相关的。

这样分析下来，三人的眉头不由得就锁紧了：如果作案者确实出于这么一个动机的话，那么，何启创小朋友的生命安全也许就有问题了，因为只有杀了他，下一个最先生儿子的某房才能获得这笔奖励基金。不过，既然没在医院里发现失踪婴儿的尸体，就说明上述推断也不一定成立。也许作案者跟何家内部没有关系，而是某个知晓何家奖励政策的家伙为谋取不义之财而作下的一起绑票案件。朱伯纯最后发表意见：如果是绑票案件，那么绑匪应当在今天就有消息传递给婴儿父母了，今天如果没见消息，那就肯定不是绑票。不管是不是绑票，我们的调查还是要争分夺秒。

孙、麦二人赞同朱伯纯的观点，于是就决定召集何家六房成年成员开一个座谈会，要求各自当众说明今晨案发时间的活动情况，以便逐个排除作案嫌疑。

何家的子女都已经分家另过，只有最小的儿子何讳、崔冬慧夫妇与父母一起住在西关绣衣坊老宅。本来，刑警担心把那些分别居住在几个区的家庭成员召集一处是颇花费时间的，不过前往老宅一看，有一个意外惊喜：何启创小朋友的失踪乃是何氏家族中的一桩特大事件，掌门人何基圆老先生高血压发作，卧床不起，小辈纷纷赶来看望，不但除产妇宋冬慧之外的各房儿子、媳妇都来了，已经嫁出去的几个女儿也回娘家了。这样，刑警就在何家的大客厅里召开了这么一个座谈会。

朱伯纯主持会议，孙午生和小麦两人负责记录，从老大夫妇开始一直到最小的何讳，一个个把昨晚至今晨五时的活动情况详细说明。各人一一作了陈述，刑警没有发现哪位有作案时间。最后，何基圆老先生也对他们夫妇的活动情况作了说明，昨晚一夜他们都在家，有家中佣人作证。整个座谈会耗时两小时，未能发现任何线索，三刑警自然失望，神情上难免沮丧。朱伯纯宣布散会时，甚至还微微地叹了一口气。就在这时候，他忽然发现坐在对面的何家小女儿何娴珠在起身离座时朝他迅速递了个眼色，心里顿时一个激灵：莫非她另有话说？

果然，何娴珠故意磨磨蹭蹭地留在最后才离开，经过朱伯纯身旁时迅速往他手里塞了一个小纸团。朱伯纯闪到无人处打开，纸上写着一行字：“我去越秀分局见你们”。刑警自是喜出望外，留下小麦跟何基圆夫妇谈话进一步了解背景情况，朱、孙两人立刻动身回分局。他们到达时，何娴珠已经在分局会客室里坐等了。

何娴珠在何家子女中排行最小，二十七岁，在一家工厂做会计。她向刑警提供了一个情况：昨晚，轮到二嫂马雅琴、三嫂赵敏雯两个在医院陪侍产妇。根据医院的规定，每个产妇只能留一个护理人员陪夜，晚上九点，两个嫂子就和何讳一起离开医院，回到下榻的旅馆。何讳原本是要回家的，但因为跟两个嫂子聊得太晚了，就另开了—个房间住下了。何娴珠要反映的情况，跟何讳没有关系，而是在三嫂赵敏雯身上。

赵敏雯、马雅琴两妯娌同住一个房间，情况是马雅琴发现的。她悄悄告诉午后赶回娘家来看望父母的何娴珠，昨晚——确切地说是今晨，她因被子滑落到地板上被冻醒了，开灯捡被子时，发现对面赵敏雯那张床上是空着的。马雅琴下意识地看了看手表，当时是三点四十二分。床空着，说明赵敏雯不在房间，但这并不能说明她去干与案件有关的勾当了，有可能她上厕所去了呢？何娴珠当时听了就是这么说的。可马雅琴说，她的困性不是很好，只要有点儿异常就睡不踏实。发现赵敏雯不在房间，在潜意识中对于她来说就是一个小小的异常，因此她就睡得不踏实。因为不踏实，所以后来赵敏雯返回房间时她是听见了细微的开门声音的。赵敏雯回来后没几分钟，何讳就从医院打来电话告诉她们婴儿丢失了。何讳发现儿子失踪的时间业已锁定，是在清晨四点五十分左右。从三点四十二分到四点五十分！这段时间赵敏雯去干什么了？

何娴珠反映的这个情况，马上使刑警们兴奋起来。送走何娴珠后，朱伯纯、孙午生稍一商量，决定立刻前往那家旅馆调查。

这对妯娌下榻的那家旅馆是私营产业，名唤“诚迎旅社”，是一幢上下两层的楼房，有三十来个房间。私人开旅馆的对警察都很敬畏，就像饭馆老板敬畏食品卫生防疫人员一样。“诚迎旅社”的陈老板对于朱作纯、孙午生的态度可想而知，又是沏茶又是递烟，还要上水果，被刑警一概拒绝，说你只要配合我们调查就是了，其他什么都不需要。二刑警调查的内容，一是查看何家妯娌昨晚下榻的房间，二是向服务员询问。陈老板说看房间方便，敝人马上领你们过去；至于跟服务员谈话，那要等一会儿，因为那个服务员昨晚上了夜班，今天休息，我得差人去把她从家里唤来。

马雅琴、赵敏雯住的那个房间位于二楼，从楼梯上去往右拐就是。走廊两侧各有—个厕所，右侧的是女厕所，左侧的是男厕所。从马、赵下榻的房间到女厕所只隔了五个房间，十几米的距离，不必耗费那么长时间，赵敏雯今晨不在房间显然与上厕所无涉。那么，她去了哪里呢？出去了？于是就问陈老板晚上旅馆大门是否上锁，陈老板答称十一点钟到早晨五点钟是上锁的，旅客出入须叫值夜班的服务员开门。昨晚值班的服务员小李还没过来，只好等会儿了。

刑警在等待小李的当儿，那个赵敏雯竟然来旅社了。原来，尽管婴儿失踪了，但产妇还住在医院里，所以何家安排的轮流值班制度仍然继续执行。今晚原应换人的，但该当今晚轮值的五嫂娘家有急事不能分身，遂跟赵敏雯商量请她辛苦一下。于是，赵敏雯在去医院之前，到旅店里来拿给产妇换洗的衣物。

刑警寻思既然遇见了，正好当面跟她接触一下，看其如何反应。不想赵敏雯一听刑警问她昨晚是否离开过房间，一张脸倏然变色，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