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窃婴案（下）

五、邓禄普女式车

其时，广州解放还不到半年，三轮车、黄包车全部属于私人所有，三轮车行业尚未组建行业工会，只有以前留下来已经经过改组的行业公会，其职能等同于如今的行业协会加工会。刑警在行业公会的协助下，一连查了三天，方才在4月6日下午找到了那样一辆符合查找条件的三轮车。

这辆三轮车属于永汉区的“顺鑫车行”，那是一家拥有十几辆三轮车、黄包车的私营小公司，老板姓夏，是“一贯道”分子，后来在取缔反动会道门组织时被人民政府逮捕法办了。当时，夏老板已经预感到形势不妙，所以对于登门的刑警孙午生和小麦极为客气。之前，他已经接到行业公会的通知，知道刑警要登门，而且知晓是来调查他的车行那辆牌照号为11021的三轮车，所以不但自己在车行恭候着，还吩咐该车的车夫老金也随车等候，不得离开，至于损失，则由车行补贴。

刑警要接触的其实是车夫老金，就让夏老板待在一边。老金听说刑警的来意，脱口而出：“哦！我记得的，那位少奶奶出手很大方的！”

原来，那天那个女乘客搭乘老金的三轮车到达目的地下车时，一下子就给了他三倍于平时车资的钞票。这种乘客，老金一年到头也遇不上—个，因此记得清清楚楚。

孙午生就问老金：“那么，那个女乘客在产科医院门口上车后，去了哪里呢？”，

老金说：“她去的地方离医院不远，不过十来分钟车程——同心巷。”

同心巷也是越秀区的，是一条住着七八十户居民的巷子。刑警知道这条巷子较宽，而且两头都有通道，三轮车是可以进出的，于是就问：“她住在几号？”

“她是在增福路那头的那个巷口下车的。”

老金的这个回答使刑警颇为失望。因为按照常理来说，一个带着婴儿（还有童车）的乘客，如果此行的目的地是巷内哪户人家的话，她怎么不叫三轮车直接踩到门口再下车呢？所以，估计这个女人此行的目的地十有八九不是同心巷，她之所以要来同心巷，完全是出于反侦查的防范意识。于是，刑警也就没再追问下去，而是了解另—个内容：那个女乘客是不是确实带着—个婴儿？老金作了肯定的回答，甚至还记得那个熟睡着的婴儿右额上有—块指甲大的胎记。刑警一听就确认那个婴儿确实是失窃的宋弟弟，这是案发那天当面向产妇宋芝妍调查时，她哭哭啼啼反复说明过的。

对老金的调查到此结束。然后，孙午生、小麦两人就去了同心巷。果然，在派出所民警的协助下对该巷居民逐家访问下来，证实巷内并无这样—个女性住户，也没有发现过哪家有携带着新生婴儿来落脚小憩或者暂住的来客。访问到最后一家——巷口开烟纸小店的秦老头儿时，他说那天他是看见那么—个女子乘坐三轮车在巷口下车的，下车后，那女子推着童车往巷里去了，那辆三轮车也离开了。可是，仅仅过了两三分钟，他就看到那个女子推着童车又出来了。出来后是怎么离开的呢？这个，秦老头儿就说不上来了，因为这时有顾客登门了，他得做生意呐。专案组通过三轮车追查被窃婴儿下落的这条线，就此断了。

孙午生、小麦结束调查返回专案组驻地越秀分局时，获悉两个新的消息：一是市局来电告知，经技术鉴定，确认放着第一个失窃婴儿的那个藤条箱拎襻上的一枚残留指纹与4月3日第二个婴儿失窃现场获取的作案者指纹相同，由此可以认定这两起案件系同—伙人所为。二是从新粤医院传来的消息，产妇宋芝妍因儿子被窃伤心过度，悄然进入洗手间悬梁自尽，幸亏发现得早，被人救下，没有性命之虞。

孙、麦两人正向朱伯纯汇报调查三轮车的情况时，分局领导打来电话，说新粤医院产妇自杀的消息已经传向社会，该院新生婴儿连续被窃之事也被坊间传得沸沸扬扬，市局刚才下达指示，要求分局抓紧侦破该案，给社会一个交代。领导问朱伯纯：“给你们一周时间，能够解决这个案子吗？”朱伯纯咬了咬牙：“行！一周拿下这个案子！”

这下，专案组人人都感受到了肩头上的那份压力。这时已是晚饭时分，谁也没觉得饥饿，伙房送来的饭菜放在一旁，大家看都没看。朱伯纯说：“都不饿，就等会儿再吃吧，我们先开会研究一下下一步应该怎么走。从现在开始还有一周时间，每一分钟都要计算着使用，而且最好不要用偏了。”

四个刑警坐下来一议就是三个多小时，汇总了迄今为止掌握的两起婴儿失窃案件的全部材料，对已经采取过的措施再次进行了评估，最后定位于一点：要想获取线索，看来只有还原作案轨迹，从中寻找蛛丝马迹。作案者虽然有反侦查意识，但防范手段并非步步到位，因此，只要认真细致地开展工作，相信是能够有所发现的。

在这方面，搞地下情报工作出身的朱伯纯、孙午生二位是有一些实践经验的。他们将焦点集中于一个问题上：作案者作这两起案子，事先肯定要了解目标的情况，这种了解，可以是潜入医院踩点，也可以由医院内部人员间接提供。从本案情况看来，似乎可以排除后一个可能性，因为如果由医院内部人员提供，是会把产区、产房、床位号码、位置等一一提供到位的，作案者不会弄错对象，把何启创小朋友作为宋弟弟下手；只有在作案者自己来踩点，踩点的家伙把自己收集的情况转告同伙，由其他人夜晚潜入医院下手作案，才会发生阴差阳错的一幕。

既然是这样，那么专案组就可以在第一次作案前的踩点上试着做做文章。第一次作案的时间是4月1日清晨四时至五时之间，被窃婴儿宋弟弟与崔冬慧的儿子何启创同一天出生，晚了一个多小时，病卡上记录的出生准确时间是3月29日下午一点零三分。这样，作案者的踩点时间就应在该日至下手作案的3月31日晚上产院探视时间结束之前。于是，朱伯纯拍板：集中力量对这段时间里在新粤医院上班的医务人员、勤杂工、陪护人员以及产妇等逐个调查！

这样，从4月7日上午开始，专案组四刑警就着手进行这项工作。原准备可能需要两天时间，可是运气似乎还不错，到傍晚六时许，刑警乐基鑫在向前来上夜班的护士小汪调查时，小汪提供了一个情况：3月30日（正是被窃婴儿何启创、宋弟弟出生的次日）下午四点左右，她奉所在产区主任的指派去院长室递送产区当天产妇分娩的情况记录后返回产区时，在院内甬道上遇到过一个三十余岁、穿旗袍、烫着长波浪发式的妇女，推着一辆自行车往里走。小汪家里是开车行的——有别于上文说到的专门出租三轮车、黄包车的车行，而是那种自行车专卖店——从小耳濡目染，是一个超级自行车迷。旧中国落后，是没有生产自行车的能力的，满街骑的都是洋货。小汪具有一项特别本领，无论哪国生产的自行车，哪怕在其眼前一晃而过，只要被她看见，就能准确无误地说出这辆车的产地、品牌。当下，她一见眼前这辆女式自行车，眼睛就一亮：这是一辆邓禄普嘛！

邓禄普是一个世界着名的品牌。小汪眼前的这辆自行车，就是邓禄普公司在二战前推出的一款其功能介乎于运动与日常出行之间的改良型女式车。据小汪听其父——其时广州小有名气的自行车销售商汪老板说，由于二战的原因，该款品牌的女式车生产得不多，销往中国的数量更是有限，就上海永安公司进口了一百二十辆，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后，如今在中国剩下的当然就更少了。

小汪一眼就认出了该车系邓禄普，禁不住一阵惊喜，正好这时有一辆轿车从外面驶入，那女子把自行车推向路旁避让，．就在小汪面前，她就乘机凑近了观察，发现前面的车灯外壳上有红油漆写的字，虽已斑驳脱落，但还能依稀辨得出是“丙57”。

那个推车的女子见小汪穿着白色护士服，就开口询问：“我想打听—个产妇住在哪个病房，不知找谁问？”小汪说你可以去入院登记处查询。那女子点点头，没等小汪问她这辆车是从哪里淘来的，已经飞身上车，疾驶而去。

当日小汪回家将此事告知老爸，老爸竟然来了兴趣，说这种车子有收藏价值，恐怕全广州也就这么一辆，不知是谁家的，你最好能打听一下，如果对方肯割爱，我愿意用一辆最新款式的车子去交换。次日，小汪上班后就去问询台打听，寻思只要知晓那个女人是来看望哪位产妇的，就可以问到对方的联系方式了。可是，问询台那位却说昨天下午并无那样一个女人前来询问过产妇床位。

小汪提供的这个情况使刑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大家一致觉得那个骑邓禄普女式车的女子似乎可疑，不是骑车行为可疑，而是其既然向小汪打听了获知产妇床位的方式，却又没去问询台询问，这就是反常！

于是，专案组就决定往下追查。人一时没法追查，只有盯着那辆邓禄普了。刑警抓住了小汪那番陈述中的一个细节：那辆车的车灯外壳上用红油漆写着“丙57”。

刑警想起他们办公时使用的东西，从写字台、椅子、电话机、台灯一直到小小的订书机，上面无不有着与“丙57”相似的记号，大的是用油漆写的，小的如订书机、台灯之类则是用钢笔写在图书标签上然后用胶水粘住。这是当时公家单位管理财产的一种形式，由单位后勤部门负责，对每一件办公用品进行登记编号，谁使用谁签字，保管责任落实到个人头上，每年年终还要逐一检查，以防把公家东西带回家去私用。小汪看见的那辆邓禄普既然有这样的记号，那说明这应该是一辆公车。既然是公车，那就应当查得到持有单位。

于是，专案组就立刻着手调查。先是向税务局了解本市政府机构使用自行车的情况。当时的政府机构跟如今不可同日而语，一个个都是精简压缩到最低限度，一个干部要干如今几个公务员的活儿，用于办公的自行车就更少了，不是每个部门都有，而且基本上都是旧车、破车。因此，刑警要调查的公用自行车数量还不至于使人崩溃，但大家看了还是觉得自己的头似乎大了一圈。

接着刑警又跑各区公安分局。当时的牌照是由警方核发的，税务局只管收牌照税，只有公安局的牌照档案里才有每辆自行车是什么品牌什么式样什么型号的内容。朱伯纯等四个刑警每人跑—个区，一圈兜下来已经花了一整天时间，没有任何收获，人到累得东倒西歪。

4月9日，刑警乐基鑫去了河南分局，负责给车辆上牌照的警察老侯不在，去医院看病了，于是只好坐等。一直等到十点多钟，才见老侯回来。老侯是留用的旧警察，在旧政权警察局就是管车辆上牌的，据说对本分局区域内的各种车辆情况烂熟于心，即使半夜里睡梦中将其唤醒问他什么情况也可以对答如流，这可能也是把他留下来为新政权服务的—个主要原因。当下，老侯一边向乐基鑫表示歉意，一边张罗着冲洗杯子给乐基鑫沏茶。乐基鑫说自己面临着的这桩任务时间卡得很紧，已经白白浪费了两个多小时，再也耽搁不起了，请老侯同志马上协助！

老侯笑吟吟地招呼乐基鑫喝茶，说这活儿不难，咱俩一边喝茶一边聊着不就得了。请问，乐同志需要了解什么车辆的情况？乐基鑫一说，对方大笑：“邓禄普女式车？恭喜你跑对了庙门——就是我们这个区里的。这车全广州就一辆，是辆旧车。哪里的？是区团委的！”

当下，乐基鑫兴冲冲地直奔区政府，找到团委办公室一问，他们承认确实有一辆邓禄普女式车，不过，这辆车已经失窃两个月了，失窃地点是在长寿区，当即向长寿分局报案，到现在也没有破案。

乐基鑫目瞪口呆！

六、留长波浪发的女子

4月8日晚，奔波两天一无所获的专案组再次开会讨论案情。

这次着重讨论了作案者为什么要把作案目标定在宋弟弟身上。是否可以从这一点上予以考虑：宋弟弟这个新生婴儿究竟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特殊性，使得作案者一定要将其作为下手目标？

新粤医院沿袭威廉医院的经营传统，在每个婴儿出生后会立刻对该婴儿拍摄照片，并留下产妇的指纹和婴儿的脚纹，一式两份，一份在产妇、婴儿出院时连同医院出具的出生资料交给他们带回家去，另一份则由医院永久保存。专案组讨论到这里的时候，朱伯纯把从医院借来的何、宋两个婴儿的上述档案拿出来，大家传阅，越看越纳闷：首先，都是男婴，作案者舍彼顾此之举显然不是出于“重男轻女”的原因；其次若说是健康程度，鉴定医生打的都是“优”——最高一个档次了，也没有什么挑挑拣拣的；再看两个婴儿的长相，从照片上的形象来看，何启创似乎比宋弟弟要顺眼一些。刑警乐基鑫的父亲是羊城颇有名气的一位职业看相师，他因此也略懂一些其中的道道，说从相术来说，何的面相要比宋好出一截。这样，宋弟弟的综合分数就明显要低于何启创。可是，作案者偏偏对这个低分值的婴儿感兴趣，这后面隐藏着什么秘密呢？

专案组于是形成共识：看来，要弄清楚这个疑问，只有对宋弟弟的父母以及家庭背景进行调查了。不过，领导给的时间还有五天不到了，这样的调查肯定是颇费时间的，怎么办呢？专案组长朱伯纯说，眼下也就不管什么期限不期限了，反正尽力就是，期限到了没有破案，大不了我去向分局领导作检讨。

这样，从次日即4月9日开始，专案组就着手调查失窃婴儿宋弟弟父母的家庭背景。四个刑警兵分两路，朱伯纯和小麦负责调查女方宋芝妍，孙午生和乐基鑫负责查摸男方南永昶。

朱伯纯、小麦两人先去了新粤医院，一问，产妇宋芝妍半小时前已经出院了。宋芝妍的出院是医院主动提出来的。前面说过，她在儿子被窃后伤心不已，企图自尽，幸被及时发现，总算救了过来。这个动作一出现，医院方面的担惊受怕是可想而知的，这家医院创办四十余年以来，不知接纳过多少产妇，还从来没有在医院里闹自杀的；况且，宋弟弟的被窃对于医院来说已经是平空压下的一块大石头了，这块石头还没拿掉，又一块更大的石头压下来，这叫医院的头头脑脑怎么忍受得了？于是，医院就找了宋芝妍的父亲——三福门皮鞋公司宋老板做工作，动员其女儿出院，住院费什么的当然不收了，已经交纳的悉数退回，另外先行给予一笔钱款作为婴儿失窃的部分补偿，之后如何解决，则视警方是否追得回宋弟弟了。宋老板据说不是一个善茬儿，性格暴烈是行业内有名的，但解放后资本家在新政府之下都学会了夹着尾巴做人，再说女儿在医院肯定不如家里过得舒适，又有一笔钱款进账，想想也就点了头。这样，宋老板夫妇就在刑警抵达医院前接宋芝妍出院了。

朱伯纯、小麦两人就改道前往宋家。这倒也好，宋家的人包括几个主要亲戚，因为宋芝妍这天出院，所以都在那里。宋老板听刑警说明来意后，连连作揖，说多谢你们了，小女这事，还是拜托警察先生给解决，如若找不回孩子的话，小女还不知会怎么样呢。朱伯纯说你们全家都在，那就集中一处开个小会吧，我们想了解一下宋芝妍与男方——就是那个叫南永昶的恋爱的事儿，以及你们家庭对这件事的态度。这个家是宋老板做主的，当下他就点头说好，随即众人坐下，回答刑警提出的问题。一番对答，刑警所获得的内容跟之前宋弟弟失窃时了解到的情况大致相同，不过详细些而已。

再说另一路刑警孙午生、乐基鑫两人的调查情况。他们根据对宋芝妍和其母所做的谈话笔录中所记载的宋芝妍已故男友南永昶的住址找上门去，那是位于惠福区的一幢花园洋房，南永昶的父母都在海外，他独身旅居广州，就租住了这幢洋房中的一个套房。房东是个华侨老太太，七十岁了，耳朵有些背，需要大声叫喊样的说话她才能听得清楚。因此，两个刑警即使轮流开口，也还感到有些力不从心。

但好歹总算了解到了以下情况：那个名叫南永昶的房客，是一个身高一米七五以上的帅小伙，从事什么职业不清楚，只知道他经常驾着一辆由美国军用小吉普改装的简易轿车进进出出。他那个女朋友小宋呢，每次都是乘这辆汽车往返的。房东老太太对这对青年男女的印象非常不错，说他们懂事，对其执礼甚恭，两人——特别是南永昶——经常送些精致的点心和水果给她，有一次她生病，还是南先生开车送她去医院的。医生开了盘尼西林针剂，这药贵如黄金且紧张，她有钱也无法购买到，还是南先生给她搞到的，而且小伙子竟然死活不肯收钱。为表示感激，老太太就免了他半年房租，也是用的死活不收的方法。

那么，后来那位南先生怎么离开的呢？老太太未语先抹眼泪，说后来——大概是去年7月吧，那天非常闷热，晚上，她和另外两个房客坐在花园里的葡萄架下乘凉，那辆小吉普改装的汽车开进来了。她以为是南永昶回来了，正要起身把为小伙子准备的绿豆汤端出来时，发现从车里下来的两个男子中并无南永昶。正奇怪间，其中一个开腔了，说您是房东太太吧，我们是小南的朋友，是来替他结账的。房东当时听了有点儿懵，说什么结账，难道南先生准备搬家了？对方这才告诉说南永昶已经死了，是下午出的车祸，当时还有呼吸，送进了现场附近的陆军野战医院，抢救后苏醒了，甚至能说话。在旁边的朋友们正为之庆幸时，南永昶却说他自己清楚，内脏受伤甚重，是活不到午夜的，得赶紧交代后事。他所交代的后事中有一条就是委托他们前来跟房东结账，关照一定要多交两个月房租，房间里属于他的私人物品，也委托朋友处理了。那二位说南永昶的感觉是准确的，仅仅过了几个小时，他就因内脏大出血一命呜呼。那两人接下来就把准备好的房租递给老太太，又用南永昶留下的钥匙打开了他生前居住的房间，请房东太太一同入内。属于南永昶的私人物品不过一口皮箱、一些衣服和几本书，对方经房东认可后，把东西装入皮箱，告辞离开了。

午后，两路刑警碰头汇总情况。孙午生、乐基鑫发表意见说，关于南永昶死亡的情况，乍听之下好像没有什么值得深思的内容，可是，我俩在回来的路上又分析了一下，觉得似乎有些反常。反常点在哪里呢？就在南永昶的突然车祸死亡上。按说南永昶有那辆美制小吉普改装的简易轿车，据说他平时出行都是开着这辆汽车的，可是，车祸发生后，他这个司机身负重伤不治而亡，我特地询问了房东老太太，她说南永昶的两个朋友开着那辆车上门时，她没发现车子有什么破损的地方。当然，目前还不能肯定南永昶的车祸是开车时发生的。接着孙午生又说了另—个观点：宋弟弟失窃案的发生原因似乎应该完全在男方，即之前认定为已死亡的那个南永昶方面，因为女方手里掌握着这个婴儿，没有必要再节外生枝制造这样—个伪案。现在既然对南永昶的死亡有疑问，是否可以考虑对此事进行调查？

朱伯纯听后表示赞同，说不管是谁策划的这个案件，归根结底都应该与新生婴儿宋弟弟的社会关系有关，既然女方可以排除，那我们的目光就必然盯向男方了。先着手调查那个南永昶是不是真的死了吧。

当天下午三点，四个刑警便一起前往宋宅二访宋芝妍。宋家的那些亲戚还没离开，正陪同午睡方起的宋芝妍在客厅里喝茶说话。一干人见刑警去而复归，而且比上午还多了两名，不禁愕然。朱伯纯、孙午生还保持着以前搞地下情报工作时的那份机敏，进门的第一眼不盯别人，直直地盯着宋芝妍。两人同时发现，宋芝妍的眼神在一瞬间呈现出一丝异样，一闪即逝，然后把目光移开了。朱、孙迅速交换了一个眼色，意思尽在不言中：看来方向找对了！

朱伯纯、孙午生让乐基鑫和小麦向宋家其他人集体了解南永昶死亡的情况；他们两人则与宋芝妍进行个别交谈，指望能够从其口中获得真实情况。

乐基鑫、小麦跟宋家其他人集体座谈下来所获得的情况是：南永昶死亡的消息，他们是从宋芝妍口中得知的。宋芝妍和南永昶在谈恋爱．家里是知道的，但两人之间交往的细节，女儿自己不说，父母也没问。直到有一天，父母发现女儿这几天改变生活方式，不像之前那样天天往外面跑了，觉得奇怪，一问，才知道南永昶出车祸死了。当时宋芝妍说这个消息的时候，神情有些异样，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是悲伤，也就不好追问下去了。

那边朱伯纯、孙午生两人在宋家书房里跟宋芝妍谈话。这个二十岁的姑娘面对着刑警的询问，没开口，只是默默地流泪。这样，刑警就有些于心不忍了：她是产妇，听说月子里哭泣流泪日后会影响健康的。于是，两人退到室外，商议下来决定找宋芝妍的母亲蒋氏谈一下，请其做做女儿的工作，把他们所要了解的情况主动向刑警提供。

蒋氏一口答应。但此刻宋芝妍的情绪很不稳定，恐怕一时说不上话，蒋氏问是否可以延缓一下，给她一点儿时间，最迟明天上午吧。专案组的时间是卡着算的，领导给的是七天期限，这时已经三天快过去了，但考虑到对方的特殊性，所以朱伯纯也就同意了。

下午三点多，她忙完了手头的事儿，倒了杯开水站到窗口，忽然看见窗外过来一辆自行车。凭着小汪的半专业眼光，一眼就认出那是一辆邓禄普。再看骑车人，就是上次那个长波浪发式的女人，不过已经换了衣服，旗袍换成了西装裙。那么当时小汪为什么不马上往分局打电话呢？这是有原因的。之前刑警找到小汪了解情况时，她反映了自己所看见的那辆邓禄普女式车和长波浪发女子。之后，刑警再也没来找过她，所以，她以为自己反映的情况对刑警的侦查工作并无作用，况且，那天刑警也没有关照过她如果再看到该车或者该人时，请她立刻给他们打电话，因此，当下她看见了也就看见了，没有打电话。那么后来怎么又向专案组打电话了呢？下班前她在换衣服时顺口跟护士长说起这事，护士长劝她应该给公安局报告这个情况，说不管对破案是否有用，反正你也就是打个电话，而且电话费也不必你自己掏，不过几分钟时间。如果对破案有用的话，那就是为．政府也替咱们医院做了一桩大好事嘛。小汪听着觉得有道理，于是就打了这个电话。

朱伯纯、孙午生问明那个长波浪发女子当时是骑着那辆邓禄普从产区方向过来朝大门口去的，于是断定她是去了产区。两人议了议，寻思也许这个女人跟婴儿失窃案没有关系，她上次来医院是想看望其他产妇，可能临时想起另有什么急事要办，没去病房就赶紧走了，所以今天再次来医院看望产妇。之所以这样考虑，是因为如果上次她是来踩点的话，那么宋弟弟已经弄到手了，她没有必要来第二趟。不过，刑警寻思既然已经来医院了，那就去产房了解一下吧。

于是，刑警就对小汪说，请你干脆再帮我们一个忙，陪我们去产区打听一下这个骑邓禄普车的女人是去探望哪个产妇的。小汪说也好，我正好可以弄清楚那辆邓禄普是谁的，我老爸对它很感兴趣哩！刑警说这个我们倒可以告诉你，这辆邓禄普是一辆赃车，其所有权属于长寿区团委，两个月前被窃了。小汪说如果能够破案的话，这车要发还给人家长寿区团委的吧？我让老爸用一辆新车去换。

小汪陪同着走访产区的结果竟使朱伯纯、孙午生两人暗吃一惊：那个长波浪发女人在下午三时闯入了B产区宋芝妍曾住过的五号产房，说是要探望宋芝妍，听说宋芝妍已经出院，就匆匆离去了。

朱伯纯、孙午生顿时来劲：这个迹象表明长波浪发女人跟婴儿失窃案有关啊！线索终于出现了！可是，既然已经把人家的儿子窃走了，这会儿再次来医院而且是径直来找宋芝妍的，她是想干什么呢？如果说窃婴是为了绑票，那索要赎金也不可能直截了当当面登门向人家产妇开口啊，否则宋芝妍一嗓子嚷出来，还有她的生路吗？两人议来议去，不得要领，就决定回局里去叫上乐基鑫、小麦一起商量。

朱、孙两人返回分局时，另一个消息在等着他们：宋老板夫妇带着女儿宋芝妍来过分局了。

这一家人来分局，是因为蒋氏做通了女儿的工作，宋芝妍说出了南永昶的真实情况，老爸、老妈觉得似乎有些严重，于是就立马带上女儿来分局找专案组反映——

宋芝妍的男友南永昶是南洋华侨，父母及家庭其他成员均在海外不假，但其本人的真实身份系国民党“保密局”广州特种技术训练中心的少校教官。南永昶出生于南洋华侨家庭，后去美国读大学，专攻无线电，二十五岁就获得了博士学位。这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南永昶遂加入美军从事军用无线电技术工作，不久作为援华专家被派往中国。当时的“军统局”头目戴笠设宴款待美国专家时，跟南永昶个别交谈了数句，得知他是华人，而且并非美国国籍，于是就动了挖墙脚的脑筋，略费周折就将南永昶弄进了“军统局”。戴笠死后，“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继任毛人凤并不欣赏南永昶，未予重用，正好新办的“保密局”广州特种技术训练中心需要教官，于是就把南永昶踢了过去。

其时，国民党政府颓势频现，“保密局”在广州的这个训练中心很不景气，南永昶无所事事，四处转悠着消遣时结识了年轻姑娘宋芝妍。前面说过，当时宋芝妍也是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两人闲着也是闲着，就谈起了恋爱。然后，宋芝妍就怀孕了。

其实，南永昶的车祸之说是子虚乌有的，真实的情况是：去年7月，南永昶突然接到“保密局”命令，让其迅即调往台北，从接到命令到飞机起飞中间只有一个小时时间。这一个小时并不是留给他处理个人事务的，而是移交手头的技术设备、资料等。南永昶问上峰那我住所里的东西怎么办，我的女朋友怎么办？上峰说我们已经安排专人前往处理，东西少不了，肯定送到你手里；至于女朋友，你可以给她留函说几句话，这又不是生离死别，以后把她接过去就是了嘛！不过，你要让她对外宣称你已经车祸而殁。于是，南永昶就托前往处理东西的特务（就是房东老太太说的那两人）给宋芝妍带了一纸简札。内中说了上述原因，又叮嘱一定要把腹中的孩子生下来，届时他会亲赴或者请人前往广州把宋芝妍和孩子一起接往海外正式举行婚礼。

宋芝妍于是就按照南永昶的叮嘱行事，一是放出风声称南永昶已死，二是保胎。在她看来，只要安全生下孩子，南永昶就会把她接往海外结婚。因此，宋芝妍敢于抗拒父母的堕胎之命，拼死也要保住肚子里的胎儿。可是，婴儿生下后没几天就让人窃走了。宋芝妍当时就明白这是南永昶派人来行事了，对于儿子“失窃”倒也无所谓，因为她清楚是怎么回事。那么她为什么要自杀呢？是因为从对方用这种方式弄走儿子这一点上，她意识到南永昶并不打算兑现当初的诺言，也就是说决定把她抛弃了。而她所生的儿子南永昶却是要的，因为以前她曾经听南永昶说起过，其家族中人丁不旺，男孩儿少。宋芝妍越想越愤怒，加上产后情绪失控，用如今的话来说就是“产后忧郁症”，于是就决定自杀了事。

宋芝妍讲述完毕，交出了当初南永昶让人交给她的那纸简札。去年7月广州尚处于国民党统治下，所以南永昶所使用的纸张乃是右侧印着“国防部保密局”字样的公用信笺，这足以表明宋芝妍的上述陈述内容是真实可信的。

刑警送走宋芝妍和其父母后，顾不上吃晚饭；立刻对新掌握的情况进行分析。由于认可宋芝妍的这番叙述，因此对于南永昶是窃婴案策划者这一点已经可以确信无疑。可是，清楚了这一点后，专案组所面临的情况却更加复杂了，因为该案涉及国民党特务，那么就随之产生了另外的问题：南永昶其人此刻是在海外呢还是潜回广州了？替其执行窃婴使命的长波浪发女人、两个冒充卫生局干部的男子以及那个直接参与窃婴的年轻女子，是国民党特务呢还是寻常刑事犯罪分子？另外还有一个问题：长波浪发女人下午到新粤医院找宋芝妍是想干什么？

朱伯纯说看来这几个问题并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分析透的，我们先去食堂吃晚饭吧。食堂已经开过饭了，炊事员临时给他们每人下了一碗面条，把剩菜放在一起热了热，装进一个盆里端出来。四人也不计较，一面吃着一面议论。没想到这种非正式的案情分析会还是很有效果的，他们很快就破解了两个疑点：长波浪发女人去医院找宋芝妍，估计是为了获取宋弟弟的出生资料。因为他们既然受命窃婴，在把婴儿窃到手后还面临着一个使南永昶相信这就是他的亲子的问题，出生资料则是最好的证据。从这一点来看，南永昶其人此刻并不在广州。

想通了这一点，刑警就有了下一步的思路：长波浪发女人尚不知自己已经被专案组注意到了，其在获悉宋芝妍已经出院回家后肯定会设法跟宋芝妍取得联系，因此，可以考虑在宋宅内外布控；另外，也要考虑到作案者可能放弃从宋芝妍手里获取出生资料的初衷，而将目光投向另一个方向——从新粤医院婴儿档案室窃取宋弟弟的出生资料。因此，也有必要立刻布置人员去医院布控。

这样一来，人手是不是够呢？要不要请求领导增派呢？四人正在饭桌上研究时，炊事员匆匆过来说大门口警卫室打来电话，有人紧急求见！

谁登门求见？

竟是刚才送走的三人中的一位——宋芝妍的老爸宋老板！

七、破获

一小时前，宋芝妍在父母陪同下前往分局反映情况时，一位不速之客走进了宋宅。当时，家里只有—个女佣和宋芝妍十六岁的弟弟宋芝复。这个不速之客，就是之前专案组一直觅而不得其踪的长波浪发女人，她还是骑着那辆英国名牌邓禄普女式车。她对开门的女佣说自己是宋芝妍的老师，路过宋宅，顺便想看看这个学生。女佣说大小姐有事出门了，对方便问那么宋芝妍的父亲或者母亲在不在家，得知也出门了，就说那么宋家还有其他人在吗？正说着的时候，宋芝复闻声从里面出来了，听说来人是姐姐以前的老师，便热情地邀请对方入内。

双方在客厅里坐定，女佣端上茶水后就去忙其他事务了。长波浪发女人自称姓刘，宋芝复便以“刘老师”相称。他对于“刘老师”所问的姐姐何时能回家的问题无法作答，因为之前其母跟宋芝妍密谈的情况他并不知晓，父母、姐姐出门去干什么也没有必要向这个嘴上没毛的未成年人透露，这样！“刘老师”就对宋芝复说，那我明天再来拜访吧。说着，掏出一个沉甸甸的长方形红绸布小包放在桌上，说听说你姐姐生孩子了，她的一个老朋友委托我送她一件薄礼，然后就起身告辞。宋芝复还是个初中学生，哪有什么社会经验，当下既没想过是否可以收这份礼，也没开口挽留，就把“刘老师”送出了门。

待到父母、姐姐从分局返回后，宋芝复就把有位“刘老师”来过的情况一五一十说了一下，指着那个仍旧放在客厅茶几上的红绸包包给大人看。宋老板过去，多年经商的经验使他一抓到手里就确认里面是钞票，而且应当不少于一千万元（此系旧版人民币，相当于新版人民币一千元，下同）。当下解开绸布，里面是一个信封，信封里果然装着一厚沓钞票，银行的封条还没撕去哩。

宋芝妍回忆下来，说并无刘姓老师教过她，哪怕代课老师也不曾有过姓刘的女老师啊！其实，面对着这笔在当时的寻常百姓眼里可以称得上巨款的钞票，就是真的有刘老师其人而且确实是她本人送上门来的，这件事显然也已经大大离谱。当下，老妈就说这钞票先不要动，那人不是对芝复说过她明天还要来吗，等她明天来了听她怎么说。

这里要说—下，专案组查摸长波浪发女人的线索，是严格保密的，宋家这边的各位当然不可能知晓。不过，即便如此，颇有些社会经验的宋老板也明显感觉到此事的背后肯定大有问题，所以当下就说不能等到明天了，我得马上把这笔钞票交到公安局去！

刑警听宋老板如此这般一说，立刻全体出动直奔宋宅。经向女佣和宋芝复当面详细询问，首先弄清楚那个“刘老师”骑的自行车就是邓禄普女式车，又从对方的年龄、身形、发式认定正是那个长波浪发女人。于是，也不回分局了，征用了宋家的书房作为专案组临时办公室，关起门来就地开会讨论这一情况。由于之前已经查清了南永昶诈死的情况，所以对于长波浪发女人此举的动机立刻作出了准确的判断：她是想用这笔钱款从宋芝妍手里获取新生婴儿的出生资料，只有这样，方能使南永昶与其家族确信这孩子确实是宋芝妍所生。由此也可以表明：宋弟弟目前还没有被送往境外，估计就在广州这边藏着。

往下，就是如何缉拿长波浪发女人了。刑警一番研究后，认为长波浪发女人既然已经把这样一笔巨款留下，那对于获取出生资料肯定是极有把握的，她明天必来宋宅会见宋芝妍，甚至有可能今晚就来也难说，因此，有必要留下两名刑警蹲守。另外，考虑到另一份出生资料在新粤医院，作案者也有可能今晚前往该院盗取甚至劫抢，所以，另两名刑警应去医院蹲守。

可是，蹲守的结果却令人意外：不但当晚白白守了一夜，就是次日一整天作案者也没露脸！

专案组意识到情况有变，对方可能已经发现了宋老板报告警方之举，因此，4月10日晚上，蹲守宋宅的朱伯纯、孙午生两人就开始研究如何另辟蹊径查摸长波浪发女人的下落。两人检查了那笔钱款上的银行封条，发现上面盖有一枚私人印章。请教了常跟银行打交道谙于此道的宋老板，得知这是银行柜台经办人的姓名。于是，主意就随之产生：向银行调查提取这笔钱款的情况。

4月11日上午，银行一开门，刑警就着手调查封条上的那枚私章的主人是哪家银行的营业人员。一连跑了七家银行，终于在太平区找到了这个复姓欧阳的营业员。据欧阳回忆，这笔巨款是3月23日经其手向一前来出售黄金的妇女支付的一部分。从其陈述来看，那个妇女就是长波浪发女人，她当时一共出售了十二两（系十六两制的老秤）黄金，国家规定的牌价是每两九十六万元，银行一共给付了一千一百五十二万元，其中的一千万元就是这沓钞票。

刑警窃喜，这就好办了，出售黄金是需要出示户口本的，银行必须把户主情况登记下来，这应该追查得到的。一查，长波浪发女人用来登记的户口本系大东区一个名叫张金城的居民的。于是就找上门去。那是一家两开间门面、前店后舍的茶食店。有趣的是，刑警还没进门，就看见了店堂通往后面住舍的通道里停着那辆着名的邓禄普女式自行车。随同前往的派出所民警唤出张老板，二话不说先给上了手铐。搜查下来，该处并无婴儿，也没有长波浪发女人。当场盘问张老板及其他人员，对婴儿之事皆不知晓；问及长波浪发女人，倒是都说得上来的——是张老板的堂妹张金花。这个张金花此刻在哪里呢？在郊区江门，那里是张氏兄妹的老家。

于是，刑警立刻奔江门，终于抓到了张金花；失窃婴儿宋弟弟也在那里，安然无恙。至此，这起闹得沸沸扬扬的窃婴案终于真相大白——

张金花是无业妇女，丈夫是国民党兵工厂的工程师，姓邬。兵工厂与“保密局”有名唤“特种器械工程”——就是无声手枪、钢笔手枪、雨伞毒针、乒乓球炸弹、微型收发报机之类的特工器材——的合作项目，邬工程师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成员。这样的角色，广州解放前夕自然要逃往海外的，张金花就与丈夫一起去了香港。而宋芝妍的男友南永昶去年夏天奉命去台北后，不久就被“保密局”派遣到香港以经商为名干起了特务勾当。南与邬在广州时就是很好的朋友，两人在香港住得不远，于是来往就更多了。南永昶是单身，经常去邬家蹭饭。3月初的一天，他在喝酒时向邬、张夫妇吐露了心事：去年离开广州时，宋芝妍正怀孕，屈指算算快要生产了，如果生的是儿子，他极想接过来，至于宋芝妍，那就算了，本来他与其厮混也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邬、张算得上是热心人，当下就说可以帮其打听，如是儿子，则设法将其弄到香港来。以当时的粤港边境情况，要把一个婴儿偷渡过来是非常容易的，花点儿钱随便找个渔民、农民（由于历史原因，当时港、粤农民互有土地在境外，经常过境耕作）就能捎带过来。南永昶大喜，当场给邬、张磕头拜谢，这件事就定下来了。

次日，南永昶送来了黄金二十两作为费用，说其中十两是给宋芝妍的。事成之后，另有酬谢。邬、张夫妇于是商议：邬当然是不能回广州的，张却可以回去探亲。这事就落实到了张金花身上。

张金花于上月20日以探亲为名由香港赴广州，去派出所报临时户口时谎称已与丈夫离婚，当时警方还不知道其夫的历史情况和现状。张金花先去找了曾是南永昶的“保密局”特训班学生的柳明道、史斌，这二位都是广州地面上的地痞，曾被“保密局”物色去参加特务训练，想把他们训练成合格的特工，但在训练期间屡屡违纪，被开除了。柳、史跟南永昶的私交不错，所以南永昶认为他们是肯帮助张金花完成这件事的，当然得给他们报酬。果然，张金花找上门去，一说就成，报酬是每人二两黄金。然后，张金花又找了丈夫的外甥女贾逸妍，这就没付报酬，只是请对方吃了一顿饭，说最近可能有事请她帮个忙。贾是个只有初小文化的无业姑娘，正动着让张金花把她带到香港去嫁入富户的脑筋，所以绝对听命于张金花。

往下，张金花就住到了其堂兄张金城家，指使柳、史、贾三人轮流出面，去宋芝妍家附近向邻居打听宋芝妍的消息，得知其已于3月28日午后在新粤医院产下一名男婴。于是，张金花便决定下手，为稳妥起见，她亲自出面，骑着堂兄店里的那辆邓禄普车（该车是张金城从黑市上买来的赃物）前往医院踩点，向护工打听到了宋芝妍所在的产区、产房和床位，然后画了一张简图交由贾逸妍，命其通知柳、史两人下手。

4月1日凌晨，贾、柳、史三人前往医院下手。这次行动是成功的，可是，张金花画的草图不专业，贾逸妍的领会也有问题，结果阴差阳错，竞把另一产妇崔冬慧的儿子窃来了。婴儿到手后，张金花开始考虑搞到婴儿的出生资料，由于贾逸妍三人已去医院作过案，不适宜再露面，于是4月1日下午张金花就自己出面前往医院打听情况，这才发现他们搞错了对象。这样，就只好指使柳、史两人把婴儿送回医院，并通知贾逸妍再次下手。

把宋芝妍的婴儿窃到手后，就是如何搞出生资料了，否则光把孩子交给南永昶是无法使其相信的。本来，张金花不想跟宋芝妍接触，南永昶关照给宋芝妍的那十两黄金是否给付还是个问题，毕竟这事有点儿冒险。但后来发现只有从宋芝妍本人手里才能拿到出生资料，于是只好冒险了。她相信凭着自己的花言巧语和十两黄金，是可以换取宋芝妍手中那纸已经无用的出生资料的。

张金花得知宋芝妍出院后，便去宋家找宋芝妍。这时她脑子里又冒出了—个主意：如果去宋家商量不通，干脆强抢！于是，她就让柳明道、史斌随其前往宋宅，待在附近接应，她则哄骗宋芝妍把出生资料拿出来给她查看，出其不意夺了就跑。到宋家却没见到宋芝妍，张金花三人其实还在宋宅附近等候。不久，宋芝妍与父母回来了，张金花还没来得及实施其方案，就看见宋芝妍的老爸宋老板匆匆出门，叫住一辆正好驶过的三轮车，吩咐去公安分局。于是，张金花就知道事情败露了，三人遂逃离现场。

专案组根据张金花的交代，随即将柳明道、史斌、贾逸妍三人抓捕归案。至此，窃婴案终于破获。这时，距领导规定的破案期限还有三十多小时。

1950年9月，广州市军管会对窃婴案作出刑事判决，以“破坏社会治安罪”分别判处张金花、柳明道、史斌、贾逸妍有期徒刑七年至四年不等；茶食店老板张金城与该案无涉，收购赃车事不作处理，当场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