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制度划分为礼制和乐制，乐制整体表现在乐器的配置、乐队的编制、舞队的佾数和乐舞的曲目这四个方面的规定和限制，在钟磬编列上形成了所谓的“乐悬”制度。对于编钟而言，乐制指的是在编列、音阶与组合方面的状况。

此前，王友华先生对先秦大型编列和组合的编钟进行了整体分析；常怀颖先生对北方地区的东周乐钟编列进行了探讨，其中对三晋地区的编钟乐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张闻捷先生对晋国镈钟的乐制进行了研究。

近年来，考古新发现的东周晋国编钟陆续公布，因此笔者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将考古新发现纳入研究当中来进行分析。这里要强调的是，公元前453年三家分晋，晋国已名存实亡。故本文的研究时限是春秋时期，即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53年。

一、东周晋国编钟情况概述

科学发掘的东周晋国编钟出土于11个不同的地理位置，如曲沃晋侯墓地、闻喜上郭墓地、侯马上马墓地、长治分水岭墓地、临猗程村墓地、太原金胜村墓地、万荣庙前墓地、屯留西河北墓地，还有近年来发掘的襄汾陶寺北墓地、隰县瓦窑坡墓地和洪洞南秦村墓地。传世品有戎生编钟、子犯编钟、郘钟。

笔者对有关的发掘报告、论着和图集等考古资料进行了整理，对编钟的出土地点、年代、考古学文化、国别、件数等要点进行了提取和归纳，为研究东周晋国编钟的乐制提供了资料的支撑。

据统计，有23座东周晋国墓葬出土了编钟，共计262件，传世品有37件。需要注意的是，对相关葬墓年代的判定至关重要，它影响后续的研究与判断。因此笔者根据发掘报告、论着等有关断代的内容，将春秋时期分为早、中、晚三期，每期又分前、后两段，对出土东周晋国编钟的墓葬年代进行综合判断，最后得出合理的断代结果。下列以时代为顺序，对东周晋国编钟进行初步统计。

春秋早期前段：曲沃北赵晋侯墓地M93发掘出两组甬钟，两组各8件，共16件；闻喜上郭M210和M211各发掘出钮钟9件；戎生编甬钟共8件。春秋中期前段；子犯编甬钟共16件，分甲、乙两组每组8件；临猗程村M0002被扰乱，该墓葬内有钮钟和镈钟各9件。

春秋中期前后段之交，隰县瓦窑坡M29发掘出钮钟9件，镈钟5件；隰县瓦窑坡M30发掘出钮钟9件。春秋中期后段：临猗程村M0001出土文物被扰乱，其中有钮钟8件，其完整编列很可能是9件；侯马上马M13发掘出钮钟9件；长治分水岭M269发掘出两组编钟，即甬钟9件，钮钟9件；长治分水岭M270发掘出两组编钟，即甬钟8件，钮钟9件；

万荣庙前58M1发掘出镈钟9件。春秋中晚期之际：临猗程村M1001和M1002各出土钮钟9件；郘钟的形制是甬钟，共13件。

春秋晚期前段：洪洞南秦M6出土甬钟9件；襄汾陶寺北2015M1出土甬钟9件；襄汾陶寺北2016M2出土钮钟9件；隰县瓦窑坡M23发掘出钮钟9件。春秋晚期后段：襄汾陶寺北2016M1出土镈钟8件；襄汾陶寺北2017M3011出土甬钟13件，甬钟为“卫国制品”，它不在本文的探讨范围内，襄汾陶寺北2017M3011也出土了镈钟共13件，分4件、9件两组；侯马上马墓地M1004发掘有9件镈钟；侯马上马M5218发掘有镈钟13件，分4件、9件两组。春秋战国之交：太原赵卿墓M251发掘有19件镈钟，分5件、14件两组；屯留西河北墓地出土镈钟9件。

二、东周晋国编钟的音阶状况

接下来选取各时期保存较为完好、音高较为准确的几组编钟进行音阶分析。戎生编钟一组共8件，测音数据见王子初先生的《戎生编钟的音乐学内涵》一文，且文中对戎生编钟有详细的探讨。

西周常见8件组编钟前两件的侧鼓音不使用，这套编钟亦是如此，其正、侧鼓音连奏形成的音阶为：“羽—宫—角—徵—宫曾—变宫—角—徵—徵—变宫—角—徵—宫曾—变宫”。王子初先生根据这套编钟的音响情况和西周常见编钟8件组音阶进行比对，这套钟出现了五正声以外的偏音，综合推断其原因是调音师调音不准所致，其原本音阶结构与西周常见编钟8件组音阶相同，即：“羽—宫—角—徵—羽—宫—角—徵—羽—宫—角—徵—羽—宫”，为四声羽调式结构。

子犯编钟分甲、乙两组，每组8件。目前仅甲组编钟有测音数据，见方建军先生的《子犯编钟音列组合新说》一文，他对子犯编钟有详细的探讨。方建军先生从乙组的正鼓音进行分析，发现乙组前四件和后四件不属于同一宫调系统，即前四件的音高是D—#F—#G—#C，音阶关系是↑羽—↑宫—角—羽，宫音高度为E。

后四件的音高是B—F—C—F，音阶关系是↓角—羽—角—羽，宫音高度为#G。最后方建军先生结合编钟的重量和尺寸得出：乙组的前四件和后四件应分别属于不同的两组编钟。这样看来，子犯编钟的正鼓音音列结构与西周常见编钟8件组音阶相同。子犯编钟从现有资料来看，无法判断其是否使用侧鼓音，其正鼓音与西周常见编钟8件相同，暂且认为它的音阶结构为四声羽调式。

侯马上马M13发掘有钮钟一组9件，测音资料见李纯一先生的《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其中第2、3件钟因裂或哑而无法发音，其他编钟正鼓音连奏可构成这样的音阶：“徵—？—？—商—角—羽—商—角—羽”。东周编钟9件组正鼓音连奏都是：“徵—羽—宫—商—角—羽—商—角—羽”。上马M13钮钟除第2、第3件外，剩余编钟的音阶结构与东周9件组编钟的音阶完全一样。可知此编钟的音阶结构是东周常见的9件组编钟的音阶构成，为五声徵调式。它与闻喜上郭M210、M211两组钮钟正鼓音音阶也完全相同。

长治分水岭M269甬钟共9件一组，其中较小的5件钟已丢失，现仅存较大的4件钟，较大4件钟的测音数据见《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西卷》。将现有编钟的正鼓音从低到高进行连奏，可以构成这样的音阶：“徵—羽—宫—商—？—？—？—?—？”。

现存这四钟的正鼓音，符合东周常见编钟9件组前四件钟的正鼓音，可以确定现存的钟为这套钟的前四件，丢失的5件钟为后五件。由此可知，这套编钟的正鼓音音阶是东周常见的9件组编钟的音阶构成，为五声徵调式。屯留西河北镈钟共9件一组，测音数据见《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西卷》。从测音数据来看，推测正鼓音连奏可构成的音阶为“？—羽—？—商↑—角—羽—商—角—羽”，通过比较东周常见9件组编钟的音阶结构，得知屯留西河北镈钟的正鼓音音阶结构应是“徵—羽—宫—商—角—羽—商—角—羽”，为五声徵调式。

三、东周晋国编钟编列、音阶与组合的发展情况

首先探讨春秋早期的编钟。晋侯墓地M93甬钟共16件，分两组每组8件，戎生编甬钟共8件一组，说明这时期甬钟的编列、组合与西周中晚期周系甬钟相同。戎生编钟的正、侧鼓音的音响为“羽—宫—角—徵”的四声羽调式。

以上说明，这时期的甬钟整体继承了西周中晚期周系编钟的乐制。闻喜上郭M210与M211各出土9件一组的钮钟，它们是最早出现在晋国的两组钮钟，其正鼓音音阶结构为“徵—羽—宫—商—角—羽—商—角—羽”的五声徵调式。钮钟首次出现在晋国时，就将9件一组定为它的编列模式，它打破了原来8件一组的限定，正鼓音的音阶结构也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了“徵”音和“商”音。

由此可知，这两套钮钟的编列模式、音阶结构是在西周中晚期周系甬钟原有乐制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它们为东周晋国编钟的乐制改革开辟了道路，影响了后来晋国镈钟和甬钟的乐制改革。

然后分析春秋中期的编钟。这时镈钟开始登上晋国的历史舞台，临猗程村M0002镈钟是目前晋国最早出现的镈钟，以9件成编，可以看出，镈钟在进入晋国之初就开始仿照钮钟的编列，成为9件一组的编列模式。不久后的瓦窑坡M29还发掘出了5件组镈钟。春秋中期的钮钟都是9件编列，音阶结构保持着五声徵调式，如侯马上马M13钮钟。

春秋中期前段的子犯编甬钟，分两组每组8件，音列结构为四声羽调式。很明显，春秋中期前段的甬钟还保持着西周中晚期周系编钟的乐制特征。长治分水岭墓地的春秋中期后段墓葬M269出土了9件甬钟、9件钮钟，M270出土8件甬钟、9件钮钟，9件甬钟的音阶结构为五声徵调式，表明这时甬钟的编列和音阶开始仿照钮钟的乐制。9件甬钟和8件甬钟出土在同时期的同一墓地，说明此时甬钟的乐制处于变更阶段；8件甬钟、9件钮钟同出一墓，显示出新型乐制和旧有乐制并存的情形。

最后探究春秋晚期的编钟。这时甬钟有9件编列，还有13件编列。钮钟编列与之前相同。镈钟在这时期多为9件编列。从屯留西河北镈钟的音阶来看，与9件组钮钟的音阶结构相同。此外，镈钟还存在4件、5件、8件或14件的编列。需要强调的是，8件组的甬钟，9件组的三种编钟，它们虽在有的时期没有测音资料，但8件组的甬钟音阶都为四声羽调式，9件组编钟音阶都为五声徵调式，应是没有问题的。

综上所述，春秋早期到春秋中期前段，甬钟继承了西周中晚期周系编钟的乐制，都为8件一组，正、侧鼓音的音响为四声羽调式。春秋中期后段，甬钟开始仿照钮钟的乐制由8件转变为9件，正鼓音音阶也转为五声徵调式，之后偶有13件编列，但除此之外的编列都为9件。

钮钟在春秋早期出现之时，就以9件编列打破了西周中晚期周系编钟8件编列的限定，一直到春秋晚期，钮钟始终保持着9件一组，正鼓音音阶为五声徵调式，其乐制较为稳定。春秋中期，镈钟开始出现在晋国，编列有9件和5件的，说明镈钟首次出现在晋国时就仿照钮钟的编列成为9件一组；到了春秋晚期，9件编列已成为镈钟乐制的主流，正鼓音音阶为五声徵调式，同时还存在着4件、5件或14件编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