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从众多国家之中脱颖而出成为七雄之一，为各国争相拉拢之对象，一度呈现出“有燕者重，无燕者轻”的局面，这与燕国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其中，农业更是起到了举足轻重之作用。

战国时，“耕战”成为富国改革的中心，农业多种经营成为各国繁荣经济的重要手段。燕国地跨燕山南北，是中原与北方游牧文化交流的三大渠道之一，受中原农耕文明和北方草原文明的影响，多种经营备受燕人重视，是燕国发展农业的重要经营方式。

目前，学界多是对燕国墓葬、铜器和铭文、手工业、货币、都城等方面的考察，而对燕国农业，特别是农业多种经营方面的研究较少。因此，我们在充分利用近出考古资料的基础上，结合传世文献对战国燕国农业的多种经营情况略陈孔见，求正于方家。

多种经营受地形地貌的影响较大，辽阔的地域、多样的地貌有利于多种经营的开展。“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余里”，包含高原、山地、丘陵、盆地、平原等地形。学者依据自然地貌和山形地理，将燕国疆域内的自然地理划分为三个层次，认为燕国既具有南北交流接触地带的特征，又处于北方游牧民族与南方农耕民族文化交流中转站的位置。据司马迁划分的四大经济区来看，燕地畜牧业较为发达。

史载：“（大兴）东枕辽海，沃野数千里……关山以外，直抵盛京。气势庞厚，周文、武之丰、镐，不是过也。天津襟带河海，运道咽喉，转东南之粟以实天庾。”可见大兴土壤肥沃、泽薮繁多、水量充沛、气候湿润，较适宜生产生活。燕国多河流洪积、冲积的平原，地势低平排水条件好，地下水源丰富、土地肥沃，是农业生产的较好区域，如辽西郡、辽东郡以及灭中山后所占领的权与下曲阳。浑太水系使辽东成为东北重要的农业生产区。

特别是以大小凌河流域为主的辽西地区，地势西高东低，负山面海。“据水文资料推断，古代大凌河流域水量充沛、低山丘陵植被覆盖率高，具有农牧皆宜的自然环境”。燕国亦有丰富的草原和山林资源，为畜牧业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中山相邦司马赒征燕后云：“苗蒐畋猎，于彼新土，其会如林……”（《集成》9734《妾仔咨蟹壶》）这说明与中山北部牧区接壤的燕国南部领土是着名的牧猎区。兴隆不仅是燕国重要的畜牧区，还是重要的农业区。从兴隆出土的大量工具范来看，仅铁范就有87件，其中铁农具范占70%左右，说明此地农业很是发达。无疑地，兴隆成为燕国多种经营的典型地区。

气候对多种经营亦有着重要的影响，在公元前1000多年即殷末周初时气候出现了寒冷期，大约持续了一两个世纪，至春秋时期又和暖了，特别是战国时期的气候比现在温暖许多。

《诗经》中经常提到黄河中下游的家竹、梅等植物和象、兕等动物，这些动植物基本上在亚热带或热带才能存活，从侧面反映出周代气温比现在稍高，年降雨量也比现在要多。

燕国基本处于北温带气候区，亦有部分地区处于亚热带边缘，多为温暖湿润的气候。据“年平均温度上升或下降1℃，有粮食产量增加或减少10%的潜力”，战国燕国的粮食产量应是相当可观的。

燕人利用地理环境的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畜牧业、林业和渔猎等，推进农业的多样化经营，从而提升经济实力。正是自然环境与区位特点，使幽燕地区成为不同经济生产方式的族群政治争夺的焦点。

战国时，国家的贫富、强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业的发展情况，畜牧业作为农业的三大支柱产业之一,颇受重视，对此文献多有记载。《管子》云：“计其六畜之产，而贫富之国可知也。”又载：“六畜不育则国贫而用不足。”俨然将畜牧业的繁盛与否作为衡量国家贫富之标准。《史记·货殖列传》裴骃集解引《孔丛子》云：“子欲速富，当畜五牸。”说明饲养五畜从事畜牧业可快速致富。

燕地处北方农牧交错地带，是东胡与中原交流的枢纽。学者对燕国的畜牧区做了划分，认为上谷、渔阳、右北平三郡为畜牧区，而农业区在蓟城以南的地区。这并非绝对的划分。如北京坐落于中原农业经济与塞上游牧经济的交界地带，呈现出一种南北交融的混合经济形态。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看出燕国具有良好的畜牧业发展环境。燕人充分利用优越的地理环境大力发展畜牧业，推进农业的多种经营，从而提升经济实力。

（一）文献所见燕国的畜牧业

《史记·货殖列传》载：“燕、代田畜而事蚕。”《周礼·夏官·职方氏》云：“（幽州）其畜宜四扰”，即马、牛、羊、豕；又云：“（冀州）其畜宜牛、羊”及“（并州）畜宜五扰”，即马、牛、羊、犬、豕。《汉书·地理志》所载与之相同。《考工记》认为“燕之角”是“材之美者也”。燕之角是造弓的优质原料，被各国所追崇，与荆之干、妢胡之笴、吴粤之金锡齐名。由文献记载可以看出燕国的畜牧区分布范围广、牲畜种类多,其中牛、马、羊、犬、猪为主要的牲畜。

在日常生活和战争中，牛、马起着无可替代之作用，是燕国最重要之牲畜。燕国是战国时期的产马大国，《战国策·齐策五》载：“胡人袭燕、楼烦数县，取其牛马。”可见胡人对燕之牛马虎视眈眈，侧面说明燕国的牛马体格优良，数量众多，在列国中是出类拔萃的。苏秦曾以“五十乘”出使齐国，《战国纵横家书》叙述得更为详细，即齐国如果以诸侯之礼迎接，苏秦就带150乘，否则便只带50乘，如此的大手笔，反映出燕国养马业的繁荣。

《左传·昭公四年》云：“冀之北土，马之所生。”杜预明确指出冀北为燕和代。《战国策·赵策二》载苏秦游说赵王时以“燕必致毡裘狗马之地”相诱惑，可见赵对燕国的马匹也是十分热衷的。《战国策·楚策一》云：“赵、代良马橐他”，姚宏本认为“赵”应作“燕”，此说甚是。

《战国策·燕策一》载：“带甲数十万，车七百乘，骑六千匹。”按1车配4马计，燕国用于战争的马匹就近9000匹。燕亦被称作万乘之国，《孟子·梁惠王下》载齐人伐燕获胜，齐宣王曾言“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战国纵横家书》亦有将燕“列在万乘”的记载。如以“万乘”来计，则至少有马4万匹，这虽不免有夸张的成分，但燕国马匹的数量当不在少数。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燕国的畜牧业呈现出商品化的趋势，尤以马匹为最。《战国策·燕策一》中郭隗讲述了侍者重金买马首的故事。《战国策·燕策二》载：“人有卖骏马者，比三旦立市，人莫知之。”描绘了一个卖马者在市场中呆了三天无人问津。虽为苏代的游说之词，但从侧面反映出马已为燕国市场中的商品。

牛是农业生产中的重要畜力，春秋时“牛耕”已用于农业生产，《左传·宣公十一年》载：“牵牛以蹊人之田。”《论语》中亦有“犁牛”的记载，《吕氏春秋·重己》云：“使五尺竖子引其棬。”另外，时人之名或字中常有带“牛”者，如冉耕字伯牛、司马耕字子牛等，时人以“耕”“牛”来命名取字，足见牛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战国时，牛耕的大力推广，使牛备受列国重视，这无疑推动了畜牧业的发展。

（二）考古资料所见燕国的畜牧业

有关战国燕国畜牧业的文献资料较少，考古发掘弥补了一些缺憾。就目前所见考古资料，我们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探索燕国的畜牧业：

1. 制骨业中体现的畜牧业

目前，燕下都发现的制骨作坊，是至今为止发现的为数不多的燕国制骨业遗存。西贯城7号居住址，战国中期以前曾是一处制骨作坊。在井中、椭圆形和不规则灰坑中出土了大量的骨料、残骨器和兽骨等，据分析多为鹿、羊、牛、马、猪的骨骼。

武阳台村西北22号战国晚期制骨作坊，东西宽100米、南北长300米，面积为3万平方米，出土了许多骨料，多为废骨料和加工过的骨料，以牛、马为主，角器则主要为鹿角，同时出土了80只牛角，其数量不容小觑。河北宁河县出土了2筐鹿角，可能为贮藏或加工所用2。因此，除羊、牛、马、猪外，鹿亦是燕国重要的牲畜。

鹿较早被驯化，春秋时已有专门饲养之鹿苑。《说文》：“苑，所以养禽兽。”“囿，苑有垣也……一曰所以养禽兽曰囿。”《春秋经》：“筑鹿囿”，杜预注曰“筑墙为鹿苑”。《左传》云：“囿者，所以养禽兽，故令自取其麋鹿焉。天子曰苑，诸侯曰囿。”苑、囿均可释为饲养牲畜之场所。《孟子·梁惠王上》载：“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可见鹿苑在战国时是较为常见的，燕国极可能已有专门饲养之苑囿。

2. 皮革业中体现的畜牧业

畜牧业为皮革制作提供了原料，当然狩猎所获也是重要的皮料来源，但数量远不及饲养牲畜所得。发掘出土的燕国较早的皮制品是昌平白浮西周木椁墓出土联缀甲泡的皮革。战国时，燕国皮制品虽比西周时增多，但由于皮革易腐，保存下来的并不多。“燕必致毡裘狗马之地”，表明燕国的毛皮衣服备受青睐。

据沈阳郑家洼子M6512号墓出土的皮靴、皮制刀囊等，宁城小黑石沟石椁墓出土的皮革缝制的刀套等，可知当时的服饰、刀套多为皮制，车饰3、甲盾等亦有用皮制者，燕国的皮制品亦是如此。而且，燕人已能根据器物的特性，选用不同质地的兽皮，一般皮革器多选用牛皮、羊皮，而皮甲则多用坚硬的野生动物皮制作。另外，燕之盾亦多用野生兽皮制作。辽宁新城战国墓出土的燕国漆鼓，鼓皮一般用韧劲较强的兽皮制成。

3. 从殉牲看畜牧业

殉牲与畜牧业有直接的关系，殉牲的种类和数量可以明确反映出当地畜牧业的发展情况。西周时，燕国就已盛行殉牲，如琉璃河M1902号墓椁板上有整只殉葬狗[26]，北京昌平白浮村M2墓中发现1具狗骨架。在京、津、冀、东北等地亦发现了较多的殉牲，各地所殉牲畜虽有一定的差异，但均以牛、马、羊、狗、猪为主。其中辽宁建昌东大杖子战国高等级墓M40中，在东侧贴近二层台的中部放置了马、牛、羊、狗、猪等动物头骨74个个体墓中亦有大量的动物头骨共75个个体，其中猪39、牛16、狗10、羊8、马2。大量的殉牲需要有足量的牲畜为保障，没有发达的畜牧业显然是无法办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