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3个二级军区的军政主官分别是：辽东军区（下辖3个三级军区）司令员萧劲光、政委陈云；冀察热辽军区（下辖3个三级军区）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程子华；吉林军区（下辖2个三级军区）司令员周保中、政委陈正人。

上述3个二级军区共辖8个三级军区，至于其他的4个三级军区，则均由“东总”直辖，这个知识点军史爱好者必须要清楚。别看都叫“军区”，两者的级别是完全不同的，某种意义上，这三位二级军区的司令员都属于“高职低配”：

周保中和萧劲光，在进军东北之初，已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的第三和第四副司令员；而程子华曾任东北局副书记、东北军区首任司令员、“东北人民自治军”副政委，换句话说，他们都曾是东北我军的“总部首长”。

（周保中）

以总部首长出任或兼任二级军区的司令员，是由当时的战争形势所决定的，毕竟“东总”指挥机关远在黑龙江的哈尔滨，而吉林军区处于敌我犬牙交错地带，辽东军区、冀察热辽军区的作战地域，更是远离“东总”的所在地，需要有重量级将领来坐镇和加强领导。

为了适应新的作战需要，以及加强战场组织指挥，“东总”稍后又决定成立两个（野战）前线指挥所，并调整了人事安排：第一前方指挥所以辽东军区兼，司令员萧劲光、政委萧华，日常统一指挥活动于南满根据地第3纵队、第4纵队和辽东地区的3个独立师。

第二前方指挥所则以冀察热辽军区兼，程子华正式被任命为司令员，日常指挥由该军区部队升格组建的第8纵队、第9纵队，以及活跃在北宁铁路沿线的地方武装，至于新政委的任命，东北局和“东总”颇费了一番脑筋，最终有了合适的人选。

（两个前方指挥所的大概位置）

一、黄克诚调任冀察热辽军区政委

东北我军的各级军区体制，变化比较频繁，在此前一年的调整中，也就是1946年7月间，东北局和“东总”也曾重新划分过军区：调整组建了东满、西满、南满这3个二级军区，以及11个三级军区，名单这里不详列了。

其中西满军区（二级军区）以黄克诚任司令员、李富春任政委，而黄克诚将军在东北我军中的份量，自然不言而喻，在“闯关东”的10万大军中，有3万余人来源于他亲自率领北上的新四军第3师。

因此黄克诚接替吕正操（也曾任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担任了非常重要的西满军区司令员职务。而在1947年7月的这次调整中，西满军区被撤销，黄克诚被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后勤司令员兼政委，调回“东总”的总部工作。

（黄克诚）

1948年3月间，“东总”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黄克诚，主持召开了东北我军的后勤工作会议。会议地点当然在哈尔滨，主要议题是讨论统一标准、统一制度、统一开支等后勤组织建设，罗荣桓等首长先后到会。

黄克诚在会上作主题报告，分析了东北我军夏、秋、冬三大攻势作战的特点，介绍了东北的财政经济情况，也指出了东北后勤本身存在的问题等等，然而仅仅一个月以后，黄克诚突然接到了新的调令。

原来，东北局经过研究认为：冀察热辽地区必是今后东北大决战的要地，群众工作、支前工作非常繁重，又要指挥野战和地方部队的作战，应该着重加强政治上的领导，而黄克诚是非常合适的人选。

为此东北局于4月3日致电军委，请示到：“我们一再考虑的结果，认为派黄克诚到冀察热辽任书记兼政委比较适当”，4月12日军委复电批准，任命黄克诚为冀察热辽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

（红军时期的黄克诚）

也就是说，黄克诚确定调往冀察热辽分局、军区工作时，仍然属于“高职低配”，以东总首长的身份，出任冀察热辽分局书记和二级军区的政委，顺理成章也出任了第二前方指挥所的政委。

1948年5月14日，“东总”正式签发命令：为便利于战地指挥与应付同时发生几个战斗，决组建两个前方指挥所，任命萧劲光兼前方第一指挥所司令员，萧华为政委；程子华兼前方第二指挥所司令员，黄克诚兼政委。

注意几位首长职务中的“兼”字，比如程子华是以冀察热辽军区司令员的身份，“兼任”第二前方指挥所司令员，而黄克诚是以分局书记、军区政委的身份，兼任前方指挥所政委，毕竟前方指挥所只是单纯的野战指挥机关。

1948年5月中旬，黄克诚和胡锡奎（冀察热辽分局常委）等同志，仅带少数警卫人员，从哈尔滨双城动身赶到林西，正式到冀察热辽分局以及军区、前方指挥所就任。

（程子华抗战时期）

二、前方指挥所改制为兵团司令部

黄克诚到任冀察热辽以后，不仅要主持“冀察热辽分局”的工作，还要统筹整个冀察热辽军区的政治工作，忙得不可开交。与此同时，他还协助程子华司令员做好“第二前方指挥所”的军事工作，参与指挥了1947年的秋季攻势、冬季攻势等等。

至1948年8月间，东北战场的战略大决战即将展开，东北军区正式组建了单独的东北野战军司令部，标志着全歼东北守敌解放全境，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既然总部进行了建制调整，下面的野战指挥机构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整。

于是同月底，两个前方指挥所分别更名为东北野战军第一、第二兵团司令部，黄克诚的正式职务，更改为冀察热辽分局书记、冀察热辽军区政委、兼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政委，配合程子华司令员，投身于轰轰烈烈的辽沈战役。

（莫文骅、萧劲光抗战时期）

需要指出的是，辽沈战役是敌我双方的大决战，因此东北野战军全部12个野战纵队、所有独立师和骑兵师的指挥权，统由东北野战军司令部掌握；各二级军区、三级军区的地方部队，也要根据东北军区的统一命令，配合野战军的作战。

因此，这一时期的东野第一、第二兵团，只是“野司”之下的一个指挥层级，尽管级别很高，却无固定建制，在战役中究竟指挥哪些部队作战，须由“野司”视实际情况划拨，具体到第二兵团，也不再经常性指挥第8、第9纵队。

比如锦州战役中，第8、第9纵队即划入野司直接指挥的“攻城集团”，也包括原由第一前方指挥所（现第一兵团）经常性指挥的第3纵队，以及原“东总”直接指挥的第2纵队、第7纵队和第6纵队的第17师，连同炮兵等共25万大军。

而程子华、黄克诚的第二兵团部，则奉命指挥第4纵队（原第一前方指挥所麾下部队）、第11纵队和两个独立师，在锦州与锦西之间布防，阻击关内敌人的增援，打响了着名的塔山阻击战：“告诉程子华，我不要伤亡数字，我只要塔山”！

辽沈战役于1948年11月初取得全面胜利，在大军休整期间，东北野战军原拟根据军委的命令，实施统一序列和番号，然而刚刚完成各纵队改番为“各军”的工作，提前入关的紧急命令便下达了。

于是程子华第二兵团部再次指挥第4（第41军）、第11纵队（第48军），组成东野先遣兵团，率先越过长城进抵华北。然而此刻在兵团部里，却不见了黄克诚政委的身影，只有参谋长黄志勇辅助程子华的工作。

因此在平津战役期间，东北野战军先期入关的“程黄兵团”，其实是指程子华、黄志勇率领的先遣兵团，并非代指程司令员和黄克诚政委，只是姓氏出现了巧合而已！

三、黄克诚奉命主持接收天津的工作

黄克诚并未跟随先遣兵团行动，而是赶到沈阳参加了东北局的重要会议，这次会议传达了军委关于成立“平津战役总前委”的指示，同时任命黄克诚、黄敬两位同志，为天津解放后的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副主任。

也就是说，平津战役刚刚打响，天津也还没有解放，黄克诚已经被指定去接收天津这座大城市，为此他要在沈阳征召和培训接管干部，以及学习沈阳等城市的接收经验，并没有实际参与第二兵团的作战指挥。

当黄克诚率领一大批接管干部，赶到平津前线时，已经是1948年12月底。经过短暂休整后，他们再于1949年1月14日，匆匆赶到天津前线指挥部，与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天津战役指挥员刘亚楼会面，共同见证了东野大军攻入天津。

（刘亚楼）

天津解放以后，黄克诚正式出任天津市委书记、军管会主任。一般来说，在解放战争后期，为了加强城市接收和管理工作，担任特大城市首任市委书记、市长、军管会主任（有时会兼任其中的两个以上职务）的首长，都是重量级人物。

比如北平市长是叶帅、军管会主任是聂帅；南京市长、军管会主任是刘帅；上海市长、军管会主任是陈老总（副主任粟裕将军）等等，职务级别基本达到了“野战军级”，而天津作为工商业重镇，重要程度恐怕仅次于前述三大城市。

因此天津的干部配备阵容也是很强的，除黄克诚担任市委书记兼军管会主任外，野战军副政委谭政，则出任了军管会副主任，更因市委副书记为黄敬、黄火青，是故当时人称“三黄治津”，某种意义上，也能依稀可见未来开国元帅、开国大将的级别界定。

此间，黄克诚并未解除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政委的职务，我们在1949年3月11日的四野改编命令中，仍然可以看到黄克诚的名字：第二兵团统一序列改称为第四野战军第13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政委黄克诚。

在第四野战军整编之初，仍只辖第12兵团和第13兵团，两兵团部仍无固定所辖部队，属特殊时期的高级建制，第12兵团司令员兼政委萧劲光、第13兵团的司令员程子华和政委黄克诚，实际上均具备开国大将（军委委员级）的条件。

黄克诚正式解除兵团政委的职务，已是1949年的4月间，第四野战军在南下途中再次调整编制，新建了第14兵团和第15兵团，同时将12个军固定到四个兵团编制之中，此时跟其他野战军的兵团性质和级别趋于相同了。

因此要注意，东北野战军的第一、第二前方指挥所，以及演变而来的第一、第二兵团部，包括在正式调整为四个兵团建制之前的第12和第13兵团部，其级别要略高于普通的兵团，性质是比较特殊的。

四、黄克诚南下主持湖南的军政工作

黄克诚在天津工作的时间并不长，随着四野进军中南，1949年5月间，黄克诚再被任命为湖南省委书记、湖南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不过因为要参加开国大典，黄克诚并未第一时间南下到任。

直到1949年10月中旬，黄克诚才动身前去长沙，并且在家乡工作了近三年时间，主要完成了剿匪、土改和支援抗美援朝等工作。1952年11月，黄克诚奉调回京，出任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政委。

黄克诚调离第13兵团后，继任政委是野战军特种兵司令员萧华将军（原第一兵团政委），但是很快也奉调回京，担任了空军首任政委，情况其实与黄克诚类似，毕竟四野的兵团级别已经发生了变化，继续“高职低配”不太合适了。

（萧华）

原东野第一、第二兵团的首长也因此纷纷调离，其中程子华调出第13兵团，出任山西省委书记、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在建国初期，这绝对属于重用）。

鉴于黄克诚没有第一时间到任，第12兵团司令员兼政委萧劲光，暂代了湖南军区司令员、湖南军政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实际上也离开了野战军的作战一线，再不久奉调回京，出任海军首任司令员。

四野的四个兵团随之进行了人事调整：第12兵团和第14兵团建制撤销，第13兵团司令员程子华调离后，以黄永胜（开国上将）代司令员；政委萧华调离后，再以莫文骅（开国中将）继任；第15兵团以邓华（开国上将）担任司令员、赖传珠任政委（开国上将）。

不难发现，经过调整后的四野各兵团，已经跟其他野战军实现了级别对等，军政主官基本是未来的“正兵团级”，这也就解释了黄克诚、程子华和萧劲光等首长，为何在四野南下期间，纷纷调离兵团职务的深层次原因。

（莫文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