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底，刘伯承找毛主席要徐向前给他当政委，毛主席没答应，却派了另外一个人。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在解放战争过程中，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这对传奇搭档，他们的默契合作，起始于八路军129师政委的空缺。

当时刘伯承一个人要兼顾军事指挥和政治宣传，深感力不从心、分身乏术，赶紧找毛主席要人。

毛主席给他派了人，却不是他想要的徐向前，而是邓小平。

正是抗战的紧张时期，毛主席为何没满足刘伯承的要求？派邓小平当刘伯承的政委，又有什么样的深意呢？

1937年底，是时任八路军129师师长的刘伯承元帅最忙碌的一段时间。过去开展土地革命，与国民党反动派周旋，援救西路军，他都从未像现在这样疲惫。

整个师部工作的全部重担，都得由他一人扛起。

在没有作战计划时，他要跟进监督将士们的日常训练工作，有时还要针对战略战术的开展问题向大家授课。

好不容易得来空闲，他的时间又被政工工作填满。文工团的慰问活动，全民抗日和革命思想的宣传活动，战前动员大会，这些工作也得由他拍板决定。

他的职位虽然是师长，但他实际上却身兼两职，把政委的工作一并做了。

他忙得脚不沾地，有好些时日，甚至连吃饭的时间都挤不出来。再这样下去，他或许连自己的本职工作都无法再正常展开。

之所以如此繁忙，那是因为，他的搭档，前任129师政委张浩的身体状态，已经完全无法支撑他继续工作，只得去延安调养。

1897年，张浩出生在湖北黄冈。25岁那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即便开始领导工人运动。

工厂、学校、田间地头、大街小巷，随处都有他奔走的身影。他亲自编写宣传手册，印发传单，带动一批先进分子真正走上革命道路。

在政治工作领域，他有着相当丰富的经验。然而在1930年，前往抚顺巡视工作的张浩惨遭背叛，不幸落入国民党反动派手中。

敌人知道他的身份，也知道他手中掌握着我党政治工作的机密信息。所以他们不想把他杀掉，想从他口中榨出更多的价值。

只是不管敌人怎么折磨他，他都紧咬牙关，只字不漏。对党的忠诚，对人民军队的信仰，对前路坚定的追求，已经深深刻入了他的骨血当中。

反动派用铁棍猛敲他的头颅，铺天盖地而来的疼痛，让他恨不得就此死去。可即使在意识最模糊的时候，他都没有片刻动摇。

在经历了漫长的折磨后，1932年，党组织终于将他成功营救。可他的身体也就此落下了病根，那些病痛终生都会折磨他，消耗他。

刘伯承元帅对他的经历一清二楚，对这位铁骨真正的汉子也十分敬佩。所以两人成为搭档后，师长对政委敬重有加，相处也十分和谐。

正所谓术业有专攻，一向对自己抱有莫大信心的刘伯承也不得不承认，与张浩相比，在开展部队政治工作这一方面，他难以望其项背。

平时协调统筹部队工作时，他对对方也多有依赖。在计划建立以太行山为核心的抗日根据地时，二人在战术问题上产生了些许分歧。

刘伯承认为，传统的游击战术完全可以用来对付日本人。这一点，张浩也认同。不过，他希望根据太行山及其周边的地形条件，创造山地游击战战术。

师长认为这样做有些浪费时间，政委却坚持“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最终，后者说服了前者，两个人在山地游击战问题上达成一致，并积极组织战士们操练。

1937年下半年，刘伯承格外担心自家搭档的身体状况。他发现，只要用脑过度，对方脸上一定会出现痛苦的神色，可见头疼给他的折磨不轻。

听张浩身边的警卫员说，他整宿整宿地睡不着觉。每次失眠，他就会披衣坐起，强行把精力集中到工作当中。

挑灯夜战，这是常有的事情。但这样下去不是办法，铁打的身子也得倒下。更何况，张浩已经快变成“玻璃人”了。

刘帅劝他离开一线，给自己一点喘息的机会，回延安好好调养身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只有恢复健康，他才能为革命做出更多贡献。

张浩对自己的情况也心知肚明，他知道再待下去，自己非但不能给队伍提供助力，反而还会成为大家的拖累。

所以即使万分不舍，他还是向中央打了报告。领导人了解他的情况，因此爽快地同意了他的申请。

幸运的是，回到延安之后，张浩的身体有了一定起色。他又继续投身革命工作，一刻也不曾忘记自己的初心。

1942年张浩离世时，毛主席亲自为他写下了“忠心为国，虽死犹荣”的挽联。这八个字，代表了主席对他的高度肯定，也是他一生价值的体现。

129师没了政委，上层架构失衡。师长刘伯承不得不所有工作一肩挑，累到近乎崩溃。

他向毛主席打报告要人，自己快要拖不动129师这辆大车了，他真得很急。与此同时，毛主席也很急。

我军虽然总体部署于敌后战场之上，但我们承受的压力丝毫不比正面战场少。我们需要抵抗日本侵略者，还需要继续坚持统战工作。

军中栋梁已经有各自的重要工作，主席很难抽调人员。或许是意识到毛主席的为难之处，刘帅提了个建议。

与张浩搭档这么久，他对政治工作也有了一定程度上的认知。不如由他担任129师政委，把徐向前调回来担任师长。

徐帅本就是129师副师长，他的晋升合情合理。而且129师的前身红四方面军，还是他一手带出来的队伍。

当时为了促成国共合作抗日，我当做出了最大的让步，把红军改制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八路军。

八路军下辖3个师，分别由红一、红二和红四方面军改编而来。

前二者的最高指挥官林彪和贺龙，分别担任两个师的师长。至于徐帅，因为西路军出征等复杂的问题，他与129师一群战士的磨合程度不如刘帅那么高。

所以刘帅担任师长，这是众望所归，他也心悦诚服。

从这段渊源来看，129师一直是徐帅的“老家”。由他晋升师长，这是最合适的办法。徐帅和刘帅二人强强联手，也定能完成克敌攻坚的重大任务。

刘伯承的这个建议，考虑到了将兵磨合问题，考虑到了将帅合作问题，看似十分周全。

可他独独没有考虑到当下的革命现实，因此这一想法也被毛主席否决。

当时，徐帅有着更重要的工作需要完成。我党需要与山西军阀阎锡山达成合作，毛主席把统战宣传交给了他。

1937年9月，他就回到自己的老家山西，利用同乡情分接近阎锡山，也接近晋绥军中的战士们。

他告诉阎锡山，目前所有中国人的共同责任，都是赶走日本侵略者。不管我们有着怎样的内部分歧，在解决家务事之前，我们得先一致对外。

这一观点，阎锡山基本认同。他是山西的土皇帝，习惯了说一不二的状态，不希望任何人插手他的大业。共产党和国民党不行，日本人就更不行。

他们在作战方式上却有不同的想法，徐向前也在试图说服他。

他所坚持的正面对抗计划，完全是在以卵击石。训练有素的日本精锐部队，绝对不会因晋绥军的行动而自乱阵脚。战士们在前线拼杀，只能是白白送命。

坚持敌后作战的方式，贯彻执行游击战术，这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徐帅也保证，我军绝不会藏私，一定会大方坦诚的分享游击战秘诀。

我党深知群众路线的重要性，所以徐帅还需要深入晋绥军及各大民间救国团体，宣传共产党的思想和主张，并且带领大家联合开展进步活动，增加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力度。

他深入社会各大阶层，为我党发展了相当强大的有生力量。除这一重要委托之外，主席还有另一层考虑。

主席认为，目前我党的敌后根据地集中在西部地区，地理分布明显失衡。未来，我党的工作重心需要向东部地区转移。

接下来涉及到的开拓新根据地的工作，需要经验丰富、能力突出、有勇有谋的将领承担。这些军事指挥官，必须具备指挥大兵团作战、部署多层次战术的能力。

他向刘帅解释说：

“你和徐向前，你们都具有军事指挥上独当一面的能力。如果把你们放在一支队伍里，那太浪费了。”

毛主席非常重视129师，他要找到一个具备综合能力的人，才堪当129师的政委。

换言之，主席认为，刘帅和徐帅在能力上有所重叠。他们都是技术型和专长型将军，没有任何一个人适合做政委。

在中央负责总政工作的任弼时，倒是很适合。可是他是毛主席最信任的后背，主席舍不得放他走，他自己也无法在短时间内舍下手头的工作。

而且任弼时身体也不是太好，无法承担两份压力。几经考量，129师政委的工作落到了邓小平手中。

此时的他，是毛主席准备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培养的综合管理类后备力量。他需要站在上层建筑之上，纵观全局。目前这一工作，也是对他的锻炼。

从百色起义开始，毛主席就非常欣赏他。他虽然个子小小，但能量大大，目光长远，考虑问题格外周到，也很擅长统筹分配工作。

只有这样的人，才适合深耕政工战线。走一步，看十步，毛主席的任何一个安排，看似不经意，实则意义深远。

果然，毛主席为中国革命组建了一对黄金搭档，“刘邓”二人的美名，也永远留在历史长河之中。

1940年百团大战打响之时，刘师长与邓政委一同钻研作战地图的场景，给他们麾下的干将张香山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

有一天，他接到师部电话，紧急赶往会议室，与首长们商讨下一步作战计划。走到门口，他掀起帘子，本打算马上进去；看到里面的场景，他却硬生生定住了脚步。

只见师长和政委二人站在巨大的地形图前，一点点随着烛光查看细节。刘伯承的眼睛受过伤，所以视物不清，只能挨着墙壁站立，脸几乎快要贴上去。

邓小平站在他的身边，手中举着烛台。刘帅的眼睛看到哪里，邓公的烛光就跟到哪里。

有时候地图上的字太小，刘伯承眯着眼睛也看不清楚，邓小平就不厌其烦地帮他念出来。一个地点可能会重复念上五六次，政委从不抱怨。

当时战斗局势十分紧张，谁也不敢打包票，百团大战一定能赢。毕竟日军已经初步具备机械化作战的能力，我军在这一点上与他们还有所差距。

可是看到这一幕，看到两位首长如此忘我地投入战斗准备过程，张香山的心突然就安定了下来。

他相信，129师一定能在此二人的带领下，成为一把钢刀，插入敌人的心脏。

在艰苦卓绝的战斗中，两位首长身先士卒，带领全体战士发起一次又一次反攻。原本不用上战场的政委，也和师长一起坚守在最前线。

在全体将士的共同努力之下，我们取得了百团大战的胜利。这是一场提气的胜利，更是八路军对敌人嚣张气焰的彻底打击。

日寇对共产党军队的态度，也从不屑一顾到不得不重视。从八路军129师到解放军第二野战军，部队的名号在变，刘邓二人的默契却从来未曾变过。

他们共同建设根据地，你出军事奇招，我想武装结构。两人常常联名发送电文，他们的主张与思想可以完美互补和融合。

毛主席口中的评价，“刘邓不可分”，也成为了对这段佳话最好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