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沙飞的名字，就不得不提他扬名世间的摄影作品。

《聂荣臻与日本小姑娘》、《八路军骑兵通过平型关》、《鲁迅先生最后的留影》，这些极具革命与历史意义的作品，都是出自沙飞之手。

那么，这样一位优秀的文艺干部，为何会被押上刑场？聂帅又为何会忍不住的流泪？

沙飞，1912年出生在广州的一个商人家庭。他本可以一生在荣华富贵中安然度过，但自小接受西方教育、思想开化的沙飞，早在15岁那年便立下了远大的志向，并加入了北伐大军。

起初，沙飞不过是国民革命军中的一个小小报务员。但经过几年的革命洗礼，他迅速成长为了一名成熟的革命人士。

抗战开始后，沙飞加入了爱国主义者李公朴创办的全民通讯社，担任前线摄影记者。

沙飞立志通过摄影宣传、支持革命的决定，始于刊登在一册外国画报上的“萨拉热窝事件”照片。

看到这张照片的一瞬间，沙飞顿时精神大振，感慨万分。他也希望用图像和胶卷，记录历史、揭露黑暗，反映社会和人生。

1937年9月，沙飞奉命前往五台山县，采访刚获得平型关大胜的八路军115师。在五台山革命根据地，沙飞结识了时任115师政委的聂荣臻元帅。

聂帅在战场上镇定自若的大将风采，私下里亲切和蔼的质朴风范，以及全体八路军将士们舍生忘死、奋勇杀敌的英雄壮举，无不深深的感染着沙飞。

这一刻，他迫切的想要加入这支革命队伍。同年年底，沙飞经聂帅亲自引荐，正式成为八路军的一员，他如愿以偿成为一名战地记者。

自此，沙飞把自己的满腔报国热血，尽数投入到了他所挚爱的摄影事业中。参军后，沙飞便组建了华北敌后根据地摄影工作室。

为了充分发挥新闻摄影对革命工作的宣传作用，他萌生了举办战地摄影展的想法。

说干就干，沙飞和摄影工作室的同志们,将最近一年多拍摄的军事、政治、文化等各类照片印成小样片挂在了军区驻地。

1939年元旦，展出正式开始。军区的八路军军官、十里八乡的乡亲们争相前来观看，并引起大家的热烈响应。

就连聂帅也亲自来到现场观看，让高兴的夸奖沙飞等人：

“照片形象鲜明且真实，战士和老乡们都容易看懂，这是一种很好的宣传教育途径。要是能再放大一点，那就更好了。”

展出结束后，聂帅还特地挑选了几张照片送到延安毛主席手中，受到主席的大力赞赏。

摄影展出的成功，极大的鼓舞了沙飞，他马上又开始思考起如何落实聂帅的建议，进一步扩大摄影宣传效果。

左思右想之下，沙飞萌生了创办革命画报的想法，并得到聂帅的鼎力支持。

经过长达两年多的筹备后，《时事专刊》于1942年3月20日首次出版问世。同年5月1日，画报社成立，沙飞担任社长。

在往后短短几年时间里，《时事专刊》的影响力迅速扩大。

延安中央、八路军总部、大后方解放区，甚至苏联、美国、新加坡等国家，也出现了中国画报的身影。

《时事专刊》创造了中国出版史的奇迹，被其他报刊称为“了不起的创举”。

在沙飞12年血与火的革命生涯中，沙飞以摄影机为武器，通过镜头里的一幅幅画面，目睹了祖国和人民遭遇的苦难，也见证了万千中华儿女不屈奋斗的伟大。

沙飞用数以千计的摄影作品，竖起了中国革命摄影史上的一座丰碑。

可惜的是，这样一位杰出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却在38岁那年被送上刑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沙飞之死

沙飞是一个工作狂，《时事周刊》最初的150篇新闻报道中，有82篇都是出自沙飞一人之手。

为了完成工作，他总是不分昼夜的坚守在岗位上，时间一长便出现了积劳成疾的情况。

沙飞本就患有十分严重的肺结核，忙碌的工作让他的病情一拖再拖，最后发展到了经常呕血的地步。

更可怕的是，常年艰苦的战争生活不仅给他带来了身体上的损伤，还有精神上的摧残。他患上了严重的癔症，脑海里经常浮现日本侵略者残酷暴行的种种画面。

1948年5月，沙飞进入石家庄白求恩国家医院就诊。这所医院的前身是一家日本医院，院内大多为日本的医护人员，但他们都是反对战争和平主义者。

只不过已经染上癔症的沙飞，无法再分清这些日本人的好坏。沙飞的主治医生是日本医生津泽胜，沙飞对他极度不信任，甚至偏激地认为他是一个日本特务。

所以每当津泽胜为他诊治时，沙飞总是答非所问，或者直接拒绝沟通。此时众人仅仅察觉到沙飞精神状态的不正常，还不知道他的精神正在滑向失控的边缘。

沙飞悄悄告诉前来探望自己的战友，说自己准备干一件大事，但又不说明要干什么。战友们也只当他在胡思乱想，全然没意识到他即将要做的事情。

1949年12月15日，饱受精神分裂和心理折磨的沙飞，终究还是踏错了人生至关重要的一步。

这天，津泽胜为他检查完身体后，没有任何防备的转身朝着门外走去。

而后方的沙飞掏出手枪，直直朝津泽胜开了一枪，无辜的津泽胜随即倒在了血泊里。精神已经失控的沙飞眼看对方还没有咽气，走过去又对津泽胜的脑袋补了一枪。

当众人循着枪声赶到病房时，津泽胜已经没了呼吸。事发后，如何处理沙飞的请示被送到了聂帅面前。

自沙飞加入八路军以来，聂帅就十分器重他，两人的私人感情也非常深厚。但沙飞毕竟是杀害了一位无辜的日本医生，聂帅再于心不忍也要秉公处理。

“沙飞的精神状态是否正常？”听到消息后，聂帅第一时间问道。

可他并未听到想要的答案，据华北军区军法处处长张志祥带回来的检查消息，沙飞在医院检查神经健全。

当时的医学手段，尚无力对沙飞的精神状况进行更加深入的检查和判断。因此这则消息就意味着，沙飞是在精神正常的情况下杀的人。

最终，聂帅不得不“挥泪斩马谡”。当聂荣臻在判决书上签字的时候，他忍不住流下了泪水。

“厚葬沙飞，他有很大的贡献。”

“他是南方人，喜欢吃鱼，想办法给他弄点鱼吃。”

聂帅对行将伏法的沙飞的关怀备至，着实令人揪心的伤感。在沙飞最后一段日子里，他手边最珍贵的有两件物品，一个是照相机，一个是小铁盒。

照相机是白求恩临终时赠与他的礼物，小铁盒里则是装满了他这些年摄影作品的底片。

被关押期间，看管人员曾试图将这两样东西没收，但沙飞却像疯了一样死死将它们捂在胸口，说什么也不愿撒手。

直到行刑前，沙飞仍旧习惯性的按了按胸口的小铁盒。

1950年3月4日清晨，石家庄郊外的一处荒地。沙飞身着军装，尽管已经没有领章和帽徽，他依然淡然自若、不卑不亢地走到了刑场之上。

行刑的战士，无限深情、无限惋惜的向他行了一个军礼，接着举起了枪支。

“嘭！”的一声枪响后，沙飞直挺挺的倒了下去。

两位战士赶紧走上前来安置他的遗体，为他擦拭干净脑门的血迹和尘土，重新给他戴上军帽，并整理了一下军装。

随后，战士们把他抬进了一个铺着绿军毯棺材，他的照相机、小铁盒也被放入棺内。次日，石家庄荒郊野外多了一座新坟，坟前的一块木牌上写着“沙飞之墓”。

沙飞被处决后，组织上专门作出指示：此事仅是沙飞个人行为，他并没有反革命，因此不牵连家人和儿女，组织上负责抚养其后人长大。

沙飞共留下了5个儿女，在他被处决之初，沙飞的遗孀王辉，每天都会带着五个孩子跑到郊外沙飞的坟前哭泣。

直到后来一家人搬离石家庄，这才停止此举。

可惜的是，当王辉和儿女们后来再回到石家庄时，当时埋葬沙飞的地点经过发展改造，已经面目全非，沙飞的棺椁也经过了两次迁移。

她们多次来到石家庄探寻，可终究还是没能找到沙飞之墓的确切位置。此事成了一家人永远的遗憾，也是中国历史的遗憾。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国各地掀起了平反冤假错案的浪潮。沙飞的妻子和儿女，也想要借此机会重申沙飞之案。

毕竟尽管当时的检查报告显示沙飞神经健全，但沙飞身边的亲朋好友，都察觉到了他精神状态的不对劲。

沙飞的子女们根据沙飞生前战友、同一病室病友提供的沙飞病情，向有关部门提出了申诉。

不少沙飞当年的老战友，也开始四处奔走呼号，想要为他平反。

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此事，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甚至亲自过问了此事。北京军区军事法庭不敢怠慢，随即重启对沙飞案的调查。

经过长达5年多的反复核查，此案终于有了进展。沙飞被判定，是在精神不正常的情况下，失手杀掉了日本医生津泽胜。

沙飞当时的行为已经无法自控，因此不负刑事责任。1986年5月，北京军区军事法庭正式做出判决：

“撤销1950年2月24日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第九号判决，恢复沙飞的军籍、名誉。”

胡耀邦

同年6月11日，北京军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也下达文件，恢复沙飞同志的党籍。

自此，那个被世人遗忘了三十多年的名字，重新回到了大众的视野，背负了几十年屈辱的沙飞家人，在这一刻也终于得到救赎。

事后，新四军老将领叶飞将军对沙飞的儿女们意味深长的表示：“我们新四军当初就缺少你们父亲这样一位优秀的摄影家。”

沙飞案被平反后，沙飞的家人总算了了一桩心事，可也在其他人心中留下了永远的愧疚，尤其是当年签署处决书的聂帅。

叶飞

其实此事也怪不到聂帅的头上，身为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他，必须要秉公办事。

而当时的检查结果显示，沙飞的确是精神健全，即便聂帅心有万般不忍，也不得不签署处决书。

聂帅在得知沙飞案平反后，内心涌出了无限的愧疚和自责，这股情绪甚至延续到了下一辈人的身上。

其实，沙飞的儿女根本没有把聂帅签署父亲的处决书一事放在心上。

他们也知道聂帅当时是无奈之举，同时也很感恩聂帅最后对沙飞的关怀，可聂家人却不能当做没发生过此事。

2004年，沙飞之女王雁来到聂家拜访，接待她的是聂帅的女儿聂力。两人初次相见，聂力便忍不住发问：“当年是谁签的字？”

王雁便坦率的回答道：“是你爸爸签的字。”

聂力闻言，当即愧疚的流下了眼泪。王雁见状赶紧安慰她说：

“你别在意，我们没有怨言，换做谁处理这件事，最后也是这样的结果。”

可即便王雁这样宽慰，聂力恐怕也很难迈过心里这道坎。

沙飞一家

毫无疑问，沙飞是中国革命摄影史上的丰碑一般的存在。只可惜在他人生最好的年华，不慎踏错一步，最终落了一个英年早逝的下场。

好在时隔多年之后，他的案情被平反，从而也给了后人认识他的机会，这或许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