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许建国出生于湖北省黄陂县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中，在那个昏暗的时代，底层百姓食不果腹，许建国也因此在13岁的时候就被迫辍学，离家前往县城讨生活。

为了保证自己能够在县城生存下去，许建国不得不前往安源煤矿修理厂当学徒，在那里有许许多多和他一样的男孩子，被师傅指使着做繁重的劳动，为了生计，每个人都迫不得已，直到一位青年的到来。

当时为了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刘少奇来到武汉，并且在安源煤矿修理厂附近开设职工夜校，免费教授，学生只需要带好纸笔即可。

得知这个消息的许建国立刻前往夜校报名，有过学习经历的许建国很轻松就能将刘少奇讲的知识融会贯通，一直接受革命教育的许建国也在1922年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并参加了三次安源煤矿大罢工。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许建国因为叛徒的出卖被捕入狱，不过，在狱中的他并没有放弃。

许建国很快就找到了狱中的党支部，并和他们团结起来，一起与监狱管理人员斗争，在他们的努力下，监狱伙食得到较大改善，他们的生命也得到保全。

1930年7月，红三军团为反击国民党军队的“进剿”决定进攻长沙，在成功占领长沙后，许建国等同志被成功解救，重新见到外面世界的许建国决心从军，从基层做起，负责团内的保卫工作，直到长征时期被调往国家保卫局工作，而他最出色的保卫工作则在西安事变中保证了周总理的安全。

图|周总理与夫人邓颖超

为了让西安事变得到圆满解决，周总理亲自前往西安进行调解，但是为了保证周总理的安全，中央保卫局决定派遣机敏过人且保卫经验丰富的许建国保护周总理，就这样，许建国化名杜智文担任张学良警卫团的秘书长，主要负责与警卫团进行沟通、清查特务、保证治安等工作。

果然，在许建国的帮助下，大量国民党、日军特务被清查，这不仅保证了西安事变的顺利解决，同时也保证了周总理在谈判中的安全。

1942年，由于工作需要，晋察冀边区政府建立公安管理处，许建国任处长兼党委书记，那时候的许建国刚刚失去妻子，但是他顾不上失去妻子的痛苦，依旧坚持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之中，每日天明即起，月挂柳梢仍不歇息。

根据中央指示，许建国将手中的情报人员派往各个重要城市，逐步建立出一套完整的情报网络，获得了大量信息，为晋察冀军区领导所制定的战斗计划提供情报支持。

天津解放后，许建国被任命为天津市常委兼公安局局长，为了顺利接管天津，许建国在七天之内完成了搜捕战犯和抓捕特务的工作，用最快速度恢复天津的社会秩序，保证北平第一道门户的安全。

1952年，许建国调任上海，在上海的工作他中身兼多职，但是他注重实干，不重虚名，在他身兼多职的情况下，一旦自己职务与工作内容发生变化，他就会主动辞职，绝不挂空职。

1955年，陈毅同志前往北京工作前，曾打电话给许建国，提出请许建国代理上海市长，但是被许建国坚决拒绝，并提出由其他同志代理，自己做好分管工作即可。

作为党内高级干部，许建国一直默默地为百姓服务。

在大区裁撤后，许建国在上海主管民政工作，他经常深入弄巷访问百姓生活，当他看到一户居民的几个孩子在寒冷的冬天还穿着单薄的衣服时，许建国摸着孩子的衣服落下泪，当场取出自己的30元钱送给孩子的母亲，请她为孩子添置棉衣。

回到单位后，许建国立刻将民政局的领导请到办公室，要求他们将社会救济工作落到实处。

图|许建国

许建国送给居民的三十元已经是他身上仅剩的钱，他平时生活节俭，机关派到他家里的炊事员被他辞退，家里的大大小小事情全部由老两口自己负责，他们甚至多次主动要求搬家，不像其他干部越搬越大，他是越搬越小，就连聂荣臻、徐向前元帅看望他的时候，也连连称赞他的节俭。

可是就这样一位廉洁奉公的好干部却在“文革”期间被“打倒”了，究其原因不过是与江青的旧怨。
二、与江青结怨

其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江青与许建国的恩怨由来已久。

1937年12月，那时候江青刚刚由上海，按照规定，要先进行审查再分配工作，时任中央保卫委员会成员之一的许建国主要负责中央保卫和审干的工作，因此，对于江青的审查工作就是由许建国负责的。

由于江青本身就是一名文艺工作者，因此，许建国决定将江青派遣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并作为秘密情报工作者了解混入学院的日伪和国民党特务。

由于江青是在延安地区进行特务工作的，所以她的上级联系人只有许建国一个人，作为上级，许建国要求江青定期汇报工作，但是每每到汇报工作的时候，江青总是讲不出所以然，让许建国大失所望，而且江青压根就不把本职工作放在眼中，着重参与各类文娱活动之中，尤其是表演京剧，渐渐成为鲁艺的名人。

作为一名情报工作者，最重要的就是“泯然众人”，才能更好地接触各类人，得到更多的情报，那么江青为什么还要这样出风头呢？

因为她压根就不想只成为一名情报人员，她想成为人上人，果然，江青卖力表演京剧被毛主席连连赞赏，主席也越来越喜欢这位爱唱京剧的同志，就这样，江青与毛主席走到了一起，相互表达爱意，但是两人想要结婚，需要得到党组织的批准，而毛主席身份特殊，还需要得到中央保卫委员会的同意，且中央委员会具有一票否决权。

就这样，当毛主席提出结婚的请求后，许建国毫不客气地提出反对意见，只不过政治局四位常委还是同意了毛主席结婚的要求，在大势之下，许建国才无奈同意。

就是这次的结婚事件，江青对许建国怀恨在心。

图|毛主席全家福

许建国与江青的再度结怨是在建国之后。

1953年春，在上海工作的许建国回京开会，会议结束后，毛主席单独约见许建国，对许说：“贺子珍同志现在在上海边治病边工作，身边也没人照顾，一直是一个人，我对她很愧疚，但是，我的状况你也知道，不方便与她直接联系，你在上海工作，帮我多多照顾她，还有，帮我把这些东西给她。”

毛主席说完就将桌子上的钱和物品递给了许建国。

毛主席嘱托的事情，许建国自然尽心尽力，因此，他也就成为毛主席与贺子珍之间的联系人，多次帮助毛主席赠送物品。

其实毛主席关心贺子珍也是正常的，毕竟是自己的前妻，也是相伴十余年的革命伙伴，更是女儿李敏的母亲，但是江青知道这件事后十分不悦，多次因为这件事与毛主席发生争吵，而主席对她的严厉呵斥，她都将账记在许建国头上。

这件事对于许建国来说不算什么事，但是不久之后发生的一件事却让许建国的心一直悬着，而恰恰就是这件事让许建国在文革时期被“打倒”。

1953年10月，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突然来到上海市公安局，找到许建国，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要许建国调查一封信件的内容是否真实。

许建国原以为事件小事，还打趣罗瑞卿小题大做，没想到当他打开信件看到信中的内容时顿时一惊，原来信中声称“江青于三十年代曾秘密加入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蓝衣社。”

如果信中的内容属实，对于党和人民来说绝对是一个巨大打击，因此，毛主席在得知此事后就命令许建国秘密调查，所有调查过程和结果都要向毛主席汇报。

就在许建国展开调查时，江青的电话频频打来，一开口就是大骂写信之人造谣，又问许建国的调查情况。

对于江青的询问，许建国自然不会告诉她，这让江青耿耿于怀，甚至两人因此结下大怨。

图|罗瑞卿

1954年1月，许建国被任命为公安部副部长，要离沪上任，但是匿名信中的内容还没有调查清楚，于是许建国就在临行前请示罗瑞卿该如何处理，电话中的罗瑞卿长叹一口气，说：“既然没有查清就算了，以后这件事就烂在肚子里，不要对任何人提起。”

听到罗瑞卿这样嘱咐，许建国没有再说话，只是隐隐感觉这件事将会改变自己的生活。

果然，“文革”开始之后，许建国成为江青针对的对象，被隔离审查，被拳打脚踢，被批判，被关押，直到1977年10月，许建国临终前一直没有等到自己被平反的文件。

“历史将宣判我无罪！”这是许建国临终前最后一句话，最后一句他用尽全身力气喊出的一句话，就这样，一位为新中国建设立下大功的老人在悲愤与遗憾中离世。
结语

1980年3月，李先念同志亲自宣布了为许建国彻底平反的决定，这位英雄蒙受二十余年的冤屈终于被洗刷干净，许建国终于能够干干净净“站”在人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