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呼问题

人人叫“同志”，这是我党的优良传统，而关于“同志”这个称呼，也有不少有意思的故事。

我党内部大多数的时候都是称呼同志的，但是建国之后，因为人人身上都有职务，尤其是中央的领导们，不是委员就是将军，所以大家有的时候也用职务来称呼，但渐渐的，用官职来称呼的习惯竟然压倒了“同志”，以至于大家互相之间不再称“王同志”、“李同志”，而是改叫“王委员”、“李将军”。

但是这种风气的变化让毛主席和周总理都非常的不高兴，毛主席觉得，在建国之前大家彼此都是同志，亲密无间，更没有什么高低上下之分，但是建国之后因为身上背了官职，反而把关系拉远了。

而且有些人因为官做得大了，就飘飘然起来，把自己太当做一回事，渐渐地脱离群众，脱离集体，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

所以，毛主席和周总理商量之后，便决定一定要好好纠一纠这股不正之风。

升官发财，那是旧社会的事情，我们如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了，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彼此之间不能够太看重官职，否则，将来必然酿成大危机。

这并不是毛主席危言耸听，在几次会议上，主席和总理就注意到一些现象，因为很多人都用官职来彼此称呼，所以往往就有人因为自己官职不如别人而生闷气的，甚至还有人因为这称呼的问题发生口角，非要争一个高低，听别人被称呼为部长，那自己也非要被叫两声部长，听了才舒心。

这使得周总理不得不在会议上当面批评这种现象，周总理当时表示：

“同志们，我们为了同一个理想，共同参加在同一个革命队伍中，志同道合地在一起努力奋斗、努力拼搏，从井冈山到延安再到北京，我们一直都称呼对方什么？我们最亲切的称呼是什么？”

一听周总理这话，底下还在争论的人群顿时都默不作声，个个都有些惭愧。

周总理又说：“我称呼你们为同志，希望你们也只称呼我为同志。我非常不喜欢你们叫我周总理。以后你们叫我同志，这样称呼我感觉更为亲切，也感觉我是在为理想奋斗，而不是变成一个新的官僚。”

不久之后，毛主席一锤定音，我党内部不管是谁，见面统一的称呼都是“同志”二字，哪怕是毛主席、周总理也不例外。

特殊例子

当然，主席和总理自然是要以身作则的，不过既然如此，陈毅在谈话时又为何说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和彭老总四个人是特殊例子呢？这和四个人在人民心中的特殊地位有关。

毛主席是我党毋庸置疑的最大功臣，所有人都尊敬他，再者主席是国家领导人，本身就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称谓，有的时候，假如使用“同志”，反而混淆，所以在重要的场合，大家还是叫“毛主席”，但在私下里，毛主席还是鼓励大家喊他同志，而且相比于主席，毛主席本人是更欢迎同志这个称呼的。

而周总理在他生前大部分时候，其实就如他所要求的一样，大家称呼他为同志，如果是更加亲近的人，比如说毛主席这些老搭档、老战友，会直接喊他的名字，周总理决心要给大家做表率，所以绝对不允许别人轻易用职务来称呼他。

而之所以现在大家都用“周总理”来称呼，是因为周总理去世之后，大家怀念他，因此往往便称呼周总理作为纪念，“周总理”这三个字其实就如同符号一样，是人们心中一个伟大的存在。

朱德和彭德怀的例子就更加特殊一些了，人们喊朱德朱总司令、朱老总，喊彭德怀彭老总，这严格来说并不是按照职务称呼，只不过从红军时期开始，大家就是这样叫他们的，叫起来就如同名字一样顺口，而到了建国之后，也不好强迫大家再把这个习惯改掉。

再说了，“老总”两个字一直叫着，反而显得亲近，其实和叫同志的意思差不多，所以他们俩的称呼也就成了特例，很少有人喊他们朱德同志或彭德怀同志。

“同志”二字在我党的历史上是一个很有分量的称呼，

在我党一大期间，党章中就提出：“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国籍，均可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党的内部便没有什么阶级之分，我们彼此都是大家的同志，后来毛主席为了进一步严格要求，直接在1965年12月14日专门发了一项通知，要求从今以后党内互相称呼同志成为一条规定，毛主席下定决心要用这个称呼来防范旧社会的腐朽制度和官僚体系卷土重来。

虽然只是简简单单一个称呼，但背后有着毛主席和周总理深层次的考量，旧社会的时候没有同志，人们只能对封建官僚体系俯首称臣，叫“老爷”，呼“万岁”。

这简简单单一个行为的背后是旧社会无情地压迫，翻开旧社会血腥的历史，我们就会看到有多少人因为一个称呼的错误便遭到严苛的惩罚，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数不胜数。

所以到了新社会，我们再不能重复旧社会的悲剧，这正是毛主席高瞻远瞩的地方，新中国和旧社会最大的不同就是，新中国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在这个社会里，只能有同志，而不应当再有其他。

“同志”是最可爱的称呼，是毛主席等前辈留给后人最宝贵的遗产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