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大清海关总税务司署法籍职员穆意索《北京相册》的几张老照片，记录了当时水漫金山的情景，与媒体的报道可以互相印证。

光绪皇帝忧心如焚，但又无可奈何。六月十五日，他下发了一道了解灾情的谕旨：“京城内外倒塌房屋处所，如有伤毙人口，并着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确切查明，迅速奏闻，以慰厪系。”

不久，相关大臣汇报：城内八旗地面倒塌房屋近500间，死亡4人；城外旗营倒塌房屋1000多间，死亡9人。

由于大水未退，这些数据只面向城内外的旗民进行了粗略的统计。京城全面的损失数据很可能较此多上10倍、数十倍。

1893年，在北京街道积水中艰难行走的马车。照片来自穆意索《北京相册》。

其实，城外的状况更加糟糕，所有村镇一片汪洋，均成泽国。“西山附近之龙泉雾村，七十余户房屋，因山水下注，尽行漂没……又北路之北七各庄二百余户，只剩七家。其余南七各庄、谢家庄、河子营、鲁潭等处，所剩房屋不及一半。”

不仅如此，连日滂沱大雨让京津一带的河流，如永定河、大运河、潮白河等等，无一不决口泛滥，洪水暴涨，淹没农田和村庄，直隶、顺天64个州县被波及，百姓荡析离居。在六月十五日的谕旨中，皇帝也要求直隶总督、顺天府府尹“查明各属被水之处，妥筹赈抚，迅即驰奏”。

如何救灾成为光绪皇帝面临的严峻又急迫的问题。洪水造成大批灾民居无定所、嗷嗷待哺，他们聚集在京城内外，情形凄惨，不能不管。

六月廿一日，光绪批准顺天府尹孙家鼐的奏请，“先在六门外添设粥厂，于孙河、定福庄、马驹桥、黄村、庞各庄、卢沟桥六处一律添设”。他为这些粥厂拨付了京仓米一万石。

同时，光绪将奉天粟米一万四千四百余石、江苏河运漕米五万石、江北河运漕米五万石拨给直隶总督李鸿章，让他分发给灾民。

1893年，北京街道，人们在积水中行走。照片来自穆意索《北京相册》。

光绪必须抽出时间关心一些细节，比如卫生问题，要不然那些办事大臣很可能敷衍了事。七月初一，他在谕旨中警告说：

“孙河等六处分设粥厂，民命攸关，此项赈米，岂容稍有搀杂？着仓场侍郎严饬各仓监督，务须悉心挑选，一律干洁，倘有不堪煮食之米，即将该仓监督及含混承领之员，据实严参，并将花户交刑部治罪，以期实惠及民。”

尽管皇帝有言在先，意外还是不期而至。一个月后，《申报》报道称：“卢沟桥粥厂贫民领粥而食，及食毕而腹中不安，心慌神乱，相继毙命者一百九十三人。或煮粥不慎坠入毒物，或米粒不洁霉快煮入。”

作者补充说，此事在民间传说纷纷，但未见官府明文。参考光绪的担心，这种事故也并非捕风捉影，只是实际情况可能不如传说中那么严重。

1893年，北京街道，积水退去，墙上的水痕依稀可见。照片来自穆意索《北京相册》。

雨停之后，积水未消，面对市场上暴涨的粮价和乌央乌央的灾民，光绪皇帝的任务更加繁重。他频繁地与大臣商议，如何筹款平粜，如何调拨、散放粮食，如何安置灾民住处，如何防范灾民盗窃作歹，如何筹办河工、以工代赈等等，用心不可谓不良苦。

经历了洪水，灾民的家园短时间内难以恢复，到了冬天，他们的处境尤其艰难。《益闻录》描述了灾民在京师的实况：

“比日秋尽冬初，凡饥民有子女者，不能养活，均携向街头出卖，计三五岁男女卖钱数百文，十岁上下可以役使卖钱千余文。话别分离之苦，恸哭街头，殊令闻者伤心，见者惨目。”

早在八月份光绪皇帝已安排李鸿章、孙家鼐及五城御史采买米粮，办理冬赈，显然实际效果完全不能令人满意。

光绪位居九五之尊，说话理应收一言九鼎之效，但是大臣们接到他的谕旨，往往虚与委蛇，阳奉阴违，没有认真办理。比如，他让李鸿章散放积谷救荒，可是那些受灾较重的州县就是不落实，以至于灾民扶老携幼，在风雪之中聚集到京南的粥厂，等待一口热粥。

这不仅仅是光绪皇帝缺乏权威，权势煊赫的慈禧太后就能办得更好吗？说到底，帝制已进入黄昏时段，日暮途穷，它朽烂到了朝野相隔、离心离德，民生问题无法解决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