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中生是黄埔四期生，但蒋介石对这个学生从来就没有好感，记得当年发动中山舰事变，黄埔岛上也是群情汹涌，以为蒋介石背叛了革命。为了安抚人心，蒋介石拍着胸脯保证，本校长爱兵如子，无论姓国姓共，都视同一家。

吵吵嚷嚷声中，曾中生大声质问:“蒋校长一再声称爱兵如子，精诚团结，但第一军中不是还有许多同学都被校长抓了起来，这是否口是心非？”

可惜这句质问因当时的嘈杂未引起大家的回应，但蒋介石却听得真真切切，他狠狠瞪了一眼曾中生。曾中生这句话问到了要害处，如若被大家响应，蒋介石当场就无法过关。

曾中生毕业后，蒋介石还曾见过他一面，那是在四一二政变前夕，武汉的黄埔同学集体推选曾中生、陈绍平、杨荫三人为代表面见校长，力谏背叛革命之不可。蒋介石一面虚与委蛇，一面咬牙切齿。待到他正式揭起反共大旗，对曾中生可没有对其他黄埔同学那样客气，特意吩咐要将曾中生列入“通缉名单”。只要提起曾中生，他一概以“黄埔败类”呼之。

蒋介石没有想到，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曾中生竟与他同居一城，而且还是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当时，李立三搞冒险主义，准备在南京搞武装起义，“让十月革命的一幕在中国重演”，当时曾中生就是起义总指挥。

虽然说这类的冒险行动必然失败，损失也很惨重，但给蒋介石的震动也很大，他多次催促军警特工要加大抓捕力度，中共中央为了保护同志，将他调到了上海工作，六届三中全会后，为加强对苏区的领导，曾中生来到了大别山，担任边区领导。此行，他负有重要任务，要纠正许继慎身上出现的右倾现象，因为许继慎抵制李立三在前，不满王明在后，反对“左”倾冒险主义，为当时中央所不喜。

许继慎是个有主见的人，与曾中生一见面，两人就雷霆电闪地干了一架，但是越吵道理越明，曾中生最后握着许继慎的手说:“你是对的，今后就按你的主意办，中央那边由我说明。”

随着红军在大别山闹出了名堂，张国焘也想插上一手，搞个人独立王国，对徐向前等分而治之，但疏不间亲，结果因战略分歧，导致矛盾大爆发，张国焘说，“红四军内部也有个黄埔系”。

这一段日子也是大别山根据地发展最红火的时光，军民团结，干群融洽，特别是根据地的几位主要领导人曾中生、徐向前、许继慎本来就是同学情长，再加上志同道合，互相之间，没有一点隔阂，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俗话说，三人合心，其利断金，他们所领导的鄂豫皖根据地已经与毛泽东领导的中央苏区，贺龙领导的湘鄂西，并列为中共三大根据地，后来成为红军三大主力的红四方面军也在红一军的基础上形成了雏形。

鄂豫皖苏区的发展引起了张国焘的注意，最近，中共中央组织机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李立三已经下台，继之而来占据领导地位的是王明小集团，依然推行着“左”倾路线。张国焘不为王明所喜，在中央颇为落魄，因此选择了去大别山，那里的形势十分喜人，大有发展前途。

张国焘有心将大别山变为他的独立王国，一进根据地就大搞权术，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比如他对徐向前就相对客气点，以为他只是个军事人才，思想比较单纯。另外，徐向前老实木讷的外表也让他以为更好控制一点。所以一见面就封官许愿。

与徐向前的含蓄形成鲜明的对比，许继慎则是锋芒毕露，让张国焘感到不易驯服，因此，他当面吹捧许继慎是红四军师长中最出类拔萃者，但在讲军长人选时，却议论许继慎有“国民党军官作派”。因为许继慎来之叶挺独立团，他对叶挺崇拜备至，叶挺是很注意仪表的人，从来都是着装笔挺。许继慎也是如此，后来成为解放军中将的徐深吉当时是一名新兵，对许继慎的第一眼印象非常深刻:这个人“中等身材，头戴一顶鸭嘴式的海军蓝呢子帽，身穿海军蓝呢子西服，外面套一件刚到膝盖下的海军蓝呢子大衣，脚穿一双黑色帆布五眼胶皮底鞋，帽檐下露出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浓浓的眉睫，配着小小的八字胡须，手里还拿着一根二尺来长的皮马鞭子”。可想而知，许继慎这身打扮在大别山区肯定很出格，张国焘也正是拿这类小事做文章，抵消了许继慎的威信。

对曾中生，张国焘则是满面冷霜，因为曾中生也是由中央派来的，但与王明没关系，所以也属于排挤对象，张国焘打击曾中生也有讨好王明的意思。因此，他把大别山的形势说得一团糟，认为特委领导执行的是一条“非布尔什维克路线”。

国民党这边，曾扩情又对许继慎做起了文章，向蒋介石建议针对许继慎展开策反工作。

蒋介石最初对此很没信心，“许继慎受共党之毒甚深，不是轻易能打动的，别忘了，两年前我们在上海还被他诓去一笔款子。”

提起这件事，曾扩情就恨得牙痒，许继慎曾狠狠耍了他一把，让他很丢面子。他连忙解释自己的计划可行性，“今非昔比，以往许继慎是年轻冲动，一条道走到黑。现在大概要成熟多了，听说他最近在共产党中颇遭冷遇，军长也被降为了师长，心中自然会有一股怨气的。如果校长适时地对他进行安抚，他不会无动于衷的，也许就此接受招安，浪子回头。再说了，就算他顽固不化，我也有后续手段。”说着话，他从口袋中掏出拟好的信，递给蒋介石过目。

蒋介石细细浏览一遍，只觉妙不可言，此信乃文言，虽然主题明确，说服许继慎归降，但用词遣句极为讲究，很模棱，很含糊，让人有充分的想象空间，仿佛发信人和收信者之间已经有着很深的默契。“嗯，写得很好，既起到了策反的作用，也有离间的功效，亏你想得出来。”蒋介石也不由地夸奖道。

曾扩情洋洋得意，“兵者，诡道也，不所不用其间。”如果许继慎识象，就率兵投诚。如果他想向共党表忠诚，这封信就让他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另外，送信人也是我精心挑选的两位黄埔同学，他们也作了必死的准备，随时杀身成仁，效忠于党国。

最初接到这封信的时候，许继慎一头雾水看不懂，虽然他明白蒋介石对他进行招降，但许多话语焉不详，甚至无中生有。徐向前首先警觉起来，从这封信的内容看，许继慎与发信人不止一次接触。曾中生的态度也很严肃，“送信的人呢。”

“抓起来了。”许继慎的神色很坦然。

听说人被扣下了，曾中生、徐向前都吁了一口气，眼见得许继慎是清白的，不然，他不会留下活口的。依曾中生的意思，为了防止出现后患，这件事到此为止，送信的特务杀掉，信烧毁，一了百了。

许继慎却执意不从，他以为身正不怕影子歪。

果然被曾中生不幸料中，话说红四军因转道蕲、黄、广，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张国焘不喜还怒，以为自己的权威受到了冒犯，受到了挑战。因此，他在一次军委会议上公开警告，“红四军内部也有一个黄埔系”，说这话的时候，他把桌子拍得砰砰响，显然愤怒至极。借着扩大化的“肃反”运动，张国焘把打击的目标锁定在不为他喜的人身上。他暗中给中央写信，要求派军事干部，实际上就是想取代徐向前的军长位置，并暗中派人调查徐向前的历史。无奈徐向前的历史清楚得像一面镜子，苍蝇难盯无缝蛋，他只能怏怏作罢。

许继慎则不然，有大把辫子可以随手抓，此人是六安才子，能量大，活动能力强，与徽省军政名宿，如柏文蔚等都有交往，与第三党邓演达也是私交甚笃。按“左”倾路线的人的观点，这些人都是异己分子，和蒋介石一样可恶。这些，都使张国焘很容易找到攻击的火力点。

最要命的还是曾扩情那封信，成了他有了发难的导火索，张国焘暗中冷笑着，这送上门来的把柄得好好利用之，他下令，立即将送信人押到军委会看管，没有他的命令，不许与任何人接触。

所有的审讯和调查都是在张国焘一手操纵下进行的，别人无从知道底细。1931年9月，他在新集召开了根据地党政军领导联席会议，这次会议因徐向前在外率兵作战未能参加，曾中生也在事前就被强行撤去了红四军军政委职而不能与会，因此完全由张国焘掌握了会场。张国焘冷冷地宣布，根据调查，已经确定许继慎为反革命，他将曾扩情的信抛了出来，并危言耸听道，在西余集军事会议上，许继慎之所以坚持南下，转战蕲、黄、广，就是相机叛逃，将部队拉到蒋介石那里去。

有人对此质疑，许继慎转兵南下，并没有去投奔南京，反而打了许多胜仗，这如何解释。

张国焘黑着脸，十分霸道:“事实俱在，那两位送信的特务都交待说他们是专门来接应许继慎的。而且许继慎狡兔三窟，不仅与蒋介石，还与邓演达的第三党和‘AB’团都有瓜葛。”

没有人再敢为许继慎争辩了，当时根据地正在大抓“AB”团，闹得人人自危，谁也不敢搅进这趟浑水。新集会议后，许继慎即被秘密逮捕，不久，惨遭杀害。

许继慎之死，让徐向前大为震惊，他曾经质问过军委会，“怎么将我的师长抓了起来，我都不知道。”张国焘佯佯不睬，却是一脸的愠怒，红第十师师长蔡申熙连忙拉住徐向前，让他控制住情绪。

对许继慎的遭遇，曾中生也是欲哭无泪，他也因此事受到牵连，因为他曾给中央写信，为许继慎辩白，因此落了“包庇反革命分子，对抗分局领导”的帽子，被摒弃出根据地的领导核心，后来又被非法逮捕。周恩来对这件事情非常关心，长征途中，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专门提出要见曾中生，“这位同志我是了解的，在黄埔和在中央军委、南京市委工作时都有很出色的表现，不知道他在鄂豫皖犯了什么样的错误，希望张主席给他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

张国焘心中有点发虚，回到军中第一件事，就是布置将曾中生秘密处决，以绝后患，并对外封锁消息，以致中央红军到了延安，周恩来还在为营救曾中生而操心，乘着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来陕北，拉上毛泽东，请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团名义致电张国焘，让他无论如何也要保证曾中生的生命安全，并给予优待。他哪里知道，曾中生早在半年前就被张国焘秘密杀害了。

大别山黄埔同门大斗勇，本来是一场棋鼓相当的好戏，却被张国焘搅了局，以致徐向前缚手缚脚，数战不胜，不得不退出大别山。

在连续三次对鄂豫皖苏区“围剿”失利后，1932年夏，蒋介石又卷土重来，并御驾亲征，点起60万兵马，其中包括当时所能动员的中央主力嫡系部队，分别为胡宗南的第一师，黄杰的第二师，李玉堂的第三师，卫立煌的第十师，俞济时的第八十六师，汤恩伯的第八十九师。其中胡宗南、黄杰、李玉堂、俞济时都是黄埔一期生，和徐向前是同窗，卫立煌、汤恩伯虽然不是黄埔出身，但他们的部队却是由黄埔子弟兵组成，军中主要干部如李默庵、陈铁、陈大庆等也都是黄埔一期的，充任营团一级的黄埔生就更多了。

而从大别山区的红军来看，也有不少黄埔出身的红军将领，除了徐向前、许继慎、曾中生外，还有红第二十五军军长蔡申熙，红第十二师师长陈赓，鄂军总指挥潘忠汝、红第二师师长漆德玮、红第十师师长倪志亮、红第十一师师长周维炯、红第三十一师师长萧芳，红第十二师政治部主任熊受暄等，不胜枚举。事实上，大别山苏区红军的主要指挥官大都由黄埔出身的中共党员出任，这在当时的各个苏区中，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

眼看着一场同门大碰撞就要在大别山拉开帷幕。

战斗打响后，双方都领教了对方的手段。陈继承阵前观战，只觉得红军阵法井井有条，攻有法，退有据，显然训练有素，显然这与红四军队伍里有大量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黄埔生充任各级指挥官有关。徐向前也皱紧眉头，黄埔军果然与杂牌军有区别，兵精器利，不是浪得虚名。

七里坪之战是双方的一次大碰撞，俱是全力一搏，死伤无数，不分胜负，于是鸣金收兵，陈继承、黄杰都有退意，但卫立煌坚持静观待变。到了第二天早晨，哨兵来报，徐向前已率红军乘夜而走。

于是卫立煌洋洋得意，以为靠自己的坚韧打败了红军，蒋介石也迭令嘉奖，只有陈继承心中有数，暗自心惊，这徐向前好聪明，好成熟，如果他逞一时之气，在这里拼消耗，只能说是个一勇之夫。如今这一手金蝉脱壳，正如退一步海阔天空，为红军赢来了回旋之地。他急电胡宗南、俞济时，在河口修筑防线，堵住红军退路，并率领黄杰第二师星夜赴援。

河口之战则是一场硬碰硬的较量，巧合的是，蒋军方面三位主将胡宗南、黄杰、俞济时与红军方面三位主要将领徐向前及红第二十五军军长蔡申熙、红第十二师师长陈赓都是黄埔一期的同学，另外胡宗南手下三个旅长李铁军、袁朴、丁德隆也都是一期生，真是煮豆燃豆萁，相煎何太急。此战，黄杰的副师长柏天民负重伤，红军方面也损失惨重，蔡申熙伤重不治而死，临死前，他对守候在身边的陈赓喃喃而语，说是请蒋校长在黄埔校史补上一笔，1932年10月10日，一期同学蔡申熙死于一期同学胡宗南之手，呜呼哀哉。

陈赓没有忘记蔡申熙的临终所托，后来他曾遭逮捕，见到了蒋介石，转达了这番话，蒋介石眼睛也是红红的，“我何尝听不懂蔡同学对我的怨恨，我又何尝不感到痛心，都是我的学生啊。”

这一场以大别山为战场的黄埔同门大斗勇暂告一个段落，但双方都不服气，以为打了一个平手，更激烈的较量还在后头，例如，以后的山城堡之战、晋南之战、延安之战等，这帮黄埔同学演出了个全武行，真个是精彩纷呈，此是后话，已不在本文范围。“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20世纪80年代，由徐向前任会长的黄埔同学会组织邀请海峡两岸的黄埔同窗在大陆会聚一堂，把盏言欢，其乐也融融，其情也融融。

同学会副会长李默庵专门向徐帅打听在大别山的黄埔同学情况，特别提到了许继慎和曾中生，“虽然当年和你们作战吃了不少苦头，但这些同学都是国之栋梁，都是极优秀的人才，我非常怀念的。”

徐向前告诉他，许继慎、曾中生都牺牲了，但也可以瞑目九泉了，当年他从西路军辗转回到了延安，就向中共中央汇报了这些事，周恩来特别地重视，要给烈士平反昭雪。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追任两位同学为革命烈士，1972年，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会议上情绪很激动，对两位烈士的不幸遭遇特别痛心。这两个人都是他的学生，他都很了解的。

“听说许继慎还留下一个遗孤，不知境况如何。”李默庵关心地问。“这也是我几十年来一块心病啊。”徐向前唏嘘道:“许继慎生前就与我讲过，他在上海还有一个儿子，据说他在被捕期间，对这个儿子一直很挂念，忍受了张国焘的许多侮辱，就是想留下有用之身，不让孩子成孤儿啊。许继慎死后，我一直在寻找这个孩子，但人海茫茫，哪里有个头绪。”

真是天佑忠良，就在此后不久，许继慎的儿子许民庆突然出现在北京，他的母亲早在1945年就离开人世。临终前，在那个特定的年代，她只能告诉17岁的儿子，你的父亲叫许继慎，是国民党团长，安徽六安人。解放后，许民庆曾经给六安县政府写信询问过父亲情况，但由于他把父名误记成许继续，所以只得到“查无此人”的答复。直到1983年，当地党史办在征集党史材料时，根据一位老同志的回忆，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在湖南湘潭机械厂找到了许民庆。这次他来北京，也是找父亲的老战友落实自己的身份的。

虽说卧病在榻，徐向前还是让秘书代为接待，并送去路费和生活费。当晚，徐帅心潮起伏，挥笔给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去信，说明许继慎是革命烈士，请他们妥为照顾革命的后代。

1990年9月，徐向前因病去世，根据他的临终遗言，他的骨灰将洒向他生前战斗过的地方，这其中自然有大别山区，他又回到了这片热土，回到了长眠在此的黄埔同学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