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那里广泛结交有志救国救民的仁人志士，与鲁迅、陈天华、黄兴等人成为好友，又在孙中山的指导下开始了一系列的爱国宣传活动，并于1905年加入同盟会。

1906年，日本颁布《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秋瑾得知消息后大怒，为表达对日本此种行为的抗议，愤然归国。

秋瑾先是在上海与朋友一起创办中国公学，后又到浔溪女校任教，将很多的进步青年介绍加入了同盟会，同时积极参与革命运动，有过接应革命起义的准备，又创办《中国女报》提倡女权且宣扬革命。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正月，秋瑾因母亲去世而回到老家绍兴山阴县，差不多在这个时候，山阴县的新任县令李钟岳到岗了。

成为县令，就是成为了一方父母官，得为当地所发生的种种状况负责。李钟岳才调来山阴县还不到一年，山阴就发生了一件大事。

确切地说，是整个浙江都发生了一件大事，大通学堂的创办人徐锡麟于7月6日（农历是五月二十六）在安徽安庆进行了起义活动，尽管很快被镇压下去，但还是给清廷造成了很大的震动，清廷开始严查与徐锡麟相关的人。

这个时候接替徐锡麟掌管大通学堂的人正是秋瑾，秋瑾回到山阴没多久就到大通学堂任教，并且给学员进行各种军事训练，组织了一支“光复军”，徐锡麟作为统领，而她本人则是作为协领也就是二把手。

不过李钟岳接到命令后没有立即带兵去大通学堂，而是立刻去了绍兴府署，向贵福陈述大通学堂并没有什么明显越轨之事，不能就这样镇压，得慢慢查清楚证据才行，因此大通学堂获得了暂时的安宁。

等李钟岳回到山阴，大通学堂的人自然也都收到了相关的消息，大家纷纷劝秋瑾尽快离开，但秋瑾表示“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她遣散了众人，独自留守大通学堂。

这次要与秋瑾为难，李钟岳自然是万个不乐意，但是没办法，上级领导催逼得太紧。在贵福接二连三的急电下，李钟岳最终还是迫于压力，亲自带兵去抓捕秋瑾。一路上故意磨磨蹭蹭，想给秋瑾等人留出足够的撤离时间，只是秋瑾心怀坦荡，并未撤离。

贵福让李钟岳对秋瑾进行审讯，李钟岳对秋瑾极为礼遇，全程和颜悦色地与其交谈，并且专门给她安排了座位，也是在这次如同招待贵宾般的“审讯”中，秋瑾用李钟岳提供的纸笔，写下了那流传天下的名言“秋风秋雨愁煞人”。

不过李钟岳失算了，贵福看到他的态度如此强硬，知道在这个环节指望不上，当天晚上就跑去了杭州见浙江巡抚张曾扬，并且谎称秋瑾已经招供从事了推翻清廷的密谋，张曾扬立刻就写了“就地处斩”的手谕交给他。

贵福又迅速赶到山阴，对李钟岳出示了张曾扬的手谕，让他迅速杀掉秋瑾，李钟岳依然不死心：“没有证据，又没有口供，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杀人呢？”贵福拿出领导的气势对李钟岳大声呵斥：“这是巡抚大人的命令，你可以遵守，也可以不遵守，请你好自为之吧！”

又问秋瑾还有何心愿，秋瑾只是提出希望不要枭首、刑后勿剥衣服，李钟岳都一一答应，于凌晨四点又在贵福心腹的催促与监督下押秋瑾至菜市口受刑，秋瑾英勇就义，年仅32岁。

秋瑾就义后不到三天，李钟岳就被免去了山阴县令一职，原因是上司贵福打了小报告，说他“窝藏女犯”。

李钟岳离开山阴后寄居在杭州，心中常常郁郁不已，总是想起秋瑾在自己的治下死去，因此常怀内疚，多次对人说：“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每天不停看秋瑾留下的字“秋风秋雨愁煞人”，看着看着就泪不能止，最终萌发死志，多次自杀，先是跳井，后又结绳树上，都被人救下。

李钟岳之所以在秋瑾就义后自杀，一方面是因为他佩服秋瑾的才情与气概，一方面则主要是对秋瑾之死的内疚，他认为秋瑾本不应该死，但却在自己的手上被杀，那这样一来自己也无面目存活于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