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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城之战:毛大帅复出第一仗,为何没打好?是情报惹的祸?

2020-09-13 17:05:03

土城之战:毛大帅复出第一仗,为何没打好?是情报惹的祸?

土城战役青杠坡红军烈士纪念碑

红军前脚刚撤出遵义,后脚黔军柏辉章的部队就冲了进来。柏辉章急得头上冒烟,他怕的不是蒋介石和王家烈的再三严令,怕的是红军会“祸害”他在遵义的产业,据说这位以投资着称的中将师长几乎把持了遵义城里所有的赢利产业!

等他随军队冲进遵义的时候,才发现红军对他的产业并不感兴趣,倒是在他那幢超级气派的豪宅二楼一个大房间里,发现了无数的烟头。他根本不可能想到,四天前,就在这一间屋子里,党史、军史上极为着名的“遵义会议”召开,毛泽东重获军事指挥权,这一“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大事件就发生在他家!

柏辉章重占遵义之后,一方面尾随在中央红军的后面,保持着近距离,最近时只有200多米,追而不打;另一方面,他在遵义城中展开大屠杀,三日不封刀,以示对支持红军的遵义民众的报复。

遵义会议

1935年1月21日,中央红军长征至桐梓,这里几乎在遵义的正北,和遵义直线距离约有40公里。在这里,中革军委下达作战计划,重申遵义会议决议,不再坚持去湘西和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而是西进川南,北渡长江,和建立了川陕红色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汇合。因此,中央红军各野战部队,需要从目前的遵义、桐梓一线西进到赤水、土城一带,渡过赤水,做好渡江准备。

与此同时,蒋介石已经洞悉中央红军北渡长江的战略动向,他下达作战命令,对西进红军进行重重围困,要求追兵将红军压迫在川南一带,“使匪无喘息余地”,同时要求滇、川两省军队对红军的前进方向进行堵截。

至此,中央红军北渡长江的计划对国民党军队来说,已经不是军事秘密,接下来就看双方的比拼,看谁快,看谁准,看谁狠。蒋介石赢,红军就将被围困在黔西北峰峦叠嶂、江河纵横的大山里;红军赢,就可以冲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逃出升天。因此,两军都在争分夺秒,谁占得先机,谁就有可能一步领先步步领先,从而顺利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

毛泽东

1月22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向西开拔,准备一举拿下赤水县城。赤水县是贵州省最靠西北的县城之一,位于川、黔两省边境,向北50公里即是长江边上以生产泸州老窖着称的泸州城。所以,拿下赤水县城,就可以走出黔北、进军川南,渡过长江,实现和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战略意图。以林彪为军团长、聂荣臻为政委的红一方面军兵分两路,分别从南、北两个方向对赤水县城进行钳式包抄。

然而,攻占赤水城的战斗打得异常艰难。红一军团第一师伪装成百姓有先头部队被川军识破,双方随即开火,由于川军武器精良,增援部队源源不断,红军被压制在了狭窄的山口;而第二师行进到离赤水城不到10公里时,和先期占领阵地的川军两个团相遇,红军在一面是山一面是河的狭窄地形间无法摆开战场,川军援军又不断到达投入战斗,无奈之下红军只好主动撤退。同时,负责策应红一军团的红九军团也遭遇了强大的敌人,只好撤离战场——红军占领赤水县城的作战计划失败了——这是红军第一次同川军作战,发现川军和“双枪将”黔军不同,黔军基本都是一触即溃,而川军作风之顽强、作战之拼命将在很长时间里成为红军一个异常难缠的对手。

青年聂荣臻

1月26日,红军的首脑——中央纵队(即之前的军委纵队,一周前刚刚改名)到达土城。土城位于赤水、习水和四川古蔺这个大三角的中间位置,向南10公里就进入滇省省境。由于这段时间战事不顺,红军迫切需要在土城一带“与追击和截击的敌人的一路进行决战”,一方面提振士气,更主要的是要打破敌人日甚一日的围追堵截,为北渡长江打出一个战略纵深,另外,还有一点,这是毛泽东复出、重获军事指挥权后的第一仗,马虎不得。中革军委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在土城与川军决战。

1月27日,红军全部到达赤水河以东,川军也尾随而至。朱毛周刘等红军高级将领察看地形时,发现道路两侧山高林密,极其险峻。红军可以利用这里的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夹击歼灭来犯之敌。

根据截获的情报,土城之敌主要是川军的四个团:今日进占枫村坝、青杠坡地域之敌约四团,或有后续四个团左右兵力于明后日赶到……根据双方兵力对比来看,虽然红军数量不见得多于敌军,但已经抢占有利地形,如果采取伏击战术攻其不备,是有很大取胜把握的。于是,毛泽东建议,以红一、九军团阻击川军援军,以红三、五军团在土城与敌大战,而作战目标就是川军的“模范部队”郭勋祺旅。

朱毛周铁三角

郭勋祺,四川双流人,四川王刘湘的得力干将,由于同是四川人的缘故,他和红军内的川籍领导人关系极好,包括后来成为新中国元帅的刘伯承和陈毅,以及中共元老吴玉章。作为当时的川中名将,刘湘派他到黔西北阻击红军,是有其深刻原因的。首先,他郭勋祺是忠于刘湘的,会忠实执行不准红军进入四川的命令;其次,郭勋祺和红军很多高官关系莫逆,同情共产党,是不会对红军斩尽杀绝的,留个念想,日后好见面。

事实证明,刘湘在郭勋祺问题上,眼光可不是一般的准。郭勋祺虽然和目前在军中的吴玉章和刘伯承以及被留在中央苏区打游击的陈毅关系很好,但当红军显示出强烈的入川意向时,他只有“履行职责”,对红军进行全力阻击。

1月28日凌晨,寒风凛冽、细雨濛濛。红三、五军团在刺骨的冷雨中对川军阵地发动猛攻,川军拼死抵抗,山顶阵地几经易手,炮火几乎把山顶削平,双方死伤无数,许多士兵从此长眠在山顶冰冷的泥水中。红军负出了极大的伤亡占领山顶阵地后,立即冲向山脚下的永安寺,川军指挥部就设在这里。由于川军早在这里修筑了十分坚固的阵地,敌军在此固守,以逸待劳,因此红军的战斗十分不顺,血战三个小时没有取得任何突破。此时,援军一个旅到达,红军更是陷入被动,很快被敌人突破阵地,后来成为新中国上将、官至北京军区司令员的虎将杨勇就是在这里被子弹打穿脸颊,血染征衣。

土城战役示意图

这时,红军指战员才意识到之前对敌情的把握出现了问题,敌军的情报已经被我军截获,但在破译时,把“旅”译成了“团”,这样,敌人本来有的一万多人就被理解成了只有六千多人。

突破红军阵地的川军向土城进逼,离红军的心脏——中革军委指挥部就在咫尺之遥。一旦敌人攻上来,红军背后就是赤水河,前敌后河,红军立时就要陷入绝境。关键时刻,红军总司令朱德站了出来:“我上!”他和刘伯承要亲临前线指挥作战,毛泽东急忙指示陈赓率干部团跟随朱总司令投入战斗。

干部团本来是红军的预备队,由中央苏区四所军校组成,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委。如今一见总司令朱德要亲上战场,陈赓和宋任穷立即整装上阵,随总司令投入了枪林弹雨。当时的红军由于装备和作战习惯的问题,都是戴着八角帽冲锋陷阵的,所以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从来没有见过戴着钢盔的红军,当头戴钢盔的红军干部团一个个如猛虎下山般冲到前沿的时候,川军立时蒙了。同时,红军把仅有的几架迫击炮也用上了,虽然炮弹极其有限,但颗颗在敌军阵地中开花,对川军产生了极大的震慑力。

陈赓大将

不久,红军的增援部队直到,立即加入战斗,红军转守为攻,一下子把敌人的火力压制了下去。与强敌周旋良久的红军几经改变进攻策略,终于攻占敌军指挥所永安寺。川军的嚣张气焰受到打击,被迫后退,与红军形成对峙局面。一直在指挥部用望远镜观察战况的毛泽东看到硝烟里带领干部团猛冲猛打的陈赓,大声说:“这个陈赓,可以当军长!”

由于战斗艰难,战略目标没能达成,中革军委在战斗尚在进行时召开了政治局紧急会议。鉴于川军凶猛,战前情报又出现了严重偏差,敌我实力过于悬殊,敌军尚有大量援军源源不断开来,再打下去对红军来说必会面临极为凶险的局面,必须撤出战斗,保存有生力量。同时,因为北渡长江的计划已被蒋介石识破,重兵围堵,已经无法再按原计划北上,必须轻装脱离战场,折向西南,渡过赤水河,向古蔺、叙永转移,相机破敌。

会后,根据分工,朱毛刘负责在前沿指挥作战,周恩来则负责在赤水河上架设浮桥,准备渡过赤水,西入云南。没有人会想到,因为土城之战的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西渡赤水,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红军居然变被动为主动,“四渡赤水出奇兵”,神出鬼没的红军在川、滇、黔三省大地上,纵横驰骋,忽东忽西,指南打北,把蒋介石彻底搞晕了,红军从此将追兵远远甩在后面,向着陕北扬长而去!从这个意义上说,土城之战是整个长征的拐点并不过分。

油画:四渡赤水出奇兵

土城战役中共方面参战人员级别之高,世所罕见,党的第一代和第二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参加了此次战役,两位建国后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和杨尚昆也在军中,政务院/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更是军事指挥的核心人员,十大元帅中有七位都是现场指挥员: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十大元帅在这次战役中有三位缺席,陈毅被留在中央苏区领导游击战,贺龙目前和肖克在湘西,徐向前随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至于将军级别就更多,据说有超过200名,高度知名的就有陈赓、宋任穷和被子弹穿颊而过的杨勇……

百度百科里的“土城战役”有一个观点,不认为土城战役是失败的,说自始至终红军都占据主动,并说为一渡赤水后红军进入川南开展运动战和游击战打下了基础,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一次“较大的升华”。个人不同意这个观点,失败了就是失败了,从中汲取教训,从实际出发,才是真正的实事求是。如果说战役中红军自始至终都是主动的,为什么红军的战略目标没有达到?这是战前的作战计划中明确写到的;为什么红军伤亡如此之大?这和毛泽东开展游击战,保存自己消耗敌人的观点明显背道而驰;为什么能让敌人从容打到自家指挥所门前?如果不是朱刘两位老总临危不惧,说不定会有什么后果呢?这叫自始至终占据主动吗?

李德和博古

后来毛泽东在总结土城之战的教训时,也证据颇为沉重地说:“敌情没有摸准,原来以为是四个团,实际是六个团,而且还有后续部队”,“我们要吸取这一仗的教训,今后力戒之。”时任军委作战参谋的孔石泉这样回忆:“我们在土城那一仗没有打好,因为对敌人估计不足。敌人发的报我们收到了,但把‘旅’翻译成了‘团’,因此估计敌人是两个团的兵力。”

至于红军四渡赤水甩开追兵也说成土城战役的功劳,就更荒唐了,这和把四渡赤水说成是毛泽东一开始就谋划好的一样可笑。兵家贵在根据实际情况出发,随时调整战略战术,战场上瞬息万变,如果一开始就制订好了全盘作战计划,然后一刀一枪照着计划打,最后取得战争的胜利——这不是在神化毛泽东,而是一种臆想——这和给红军带来灭顶之灾的李德之流又有什么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