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纳，就是一场生意，就是朝廷卖官的一块遮丑布。朝廷缺钱了，就出来摆地摊，地上摆着政府掌控的稀有资源——中低级官位、中低级文凭等等，向大众公开出售，以解燃眉之急。朝廷用来交换的商品很多，卖官只是其一，是一个笼统的说法。这里有几个问题：

一是朝廷缺钱吗？一般情况，政府靠税收能够维持正常运转，但遇到连年战争、救灾等特殊情况，财政状况就容易捉襟见肘，国库常常拿不出钱来。那么朝廷为什么没有丰厚的财政积累呢？这与封建社会的税政有关。为了拉拢奖励士大夫集团，历朝历代对士绅阶层是减税免税的。有钱的人不用交税，穷人交的那点税勉强能养得起政府，自然没有很多结余。特别是土地兼并严重的时候，享受免税的土地越多，纳税人就越少，财政收入也就越少，往往形成朝廷穷官员富的局面。明朝末期朝廷拿不出钱镇压农民起义，让官员捐钱，个个哭穷。等到李自成占了北京，大明的国库里只有十万两银子，却从京官的家中搜出了七千多万两财物。

二是朝廷急需用钱怎么办？税已加无可加，只有靠卖官卖爵从富人那里搞钱。这一招，秦始皇曾用过。史书载：“秦得天下，始令民纳粟，赐以爵。”只要百姓纳粟千石就可以拜爵位一级。司马相如 就是花钱买了个郎。西汉时，汉武帝卖武功爵，“盐铁富贾，相率而至”；曹操的父亲曹嵩就买了一个太尉的虚职。安史之乱时，通过捐纳可以获得“明经”的身份。到了宋朝，这些捐纳者可以获得一些没有实权的官职；明初，朱元璋曾一度废止捐纳，但是“土木堡之变”之后，财政赤字非常严重，为扩充军备又重开捐纳。到清朝此风最盛。一是把捐官制度化、系统化，把捐纳收入作为国家一项固定财源长期组织经营，二是克服其他朝代捐纳大多是虚职，吸引力不大的缺陷，虚实并举，巧立名目，大开捐纳之门。一句话，为了金钱，不再顾及国家的脸面。

三是谁来买，当然是有钱人。一类是商人。商人有钱地位低，捐个官可以抬高身价。另一类是官宦子弟。科举考试老是考不上，没有希望，就捐个官作为谋生之道。

我们就以清朝为例，盘点一下清政府的这项特殊生意。

一、捐纳的类型

（一）“常捐”与“例捐”。从乾隆10年（1745）开始，开行常例捐纳，自此而后，捐纳有了“常开事例”与“暂开事例”之分。常开事例简称“常捐”，就是常年摆地摊。不过地摊上摆的都是不太值钱的货，以贡监为大路货，配以衔封，加级、记录、保举、考试等杂货。

暂开事例简称“例捐”，即临时摆地摊。“例捐”往往摆的是稀有货物，如捐实官、捐复、捐免这三项 ，都是例捐的核心内容，还有拯荒、军需、河工等，期满或事竣即停。

（二）地摊上待价而沽的商品。既然摆摊，就要有商品。比如实官、虚衔、封典、出身、贡监、加级等，都可以拿钱来买。到了清朝中后期，地摊上的待售商品更加丰富。大体有三大类：

一类是与当官有关的捐纳。包括捐实官；后补官捐实缺官；小官捐大官即“捐升”，被革职的捐复职即“捐复”；副职捐正印即“捐正”。捐加级，遇到可能被处以降级处分时，“往往赶捐加级，预为抵销地步”；捐减，官犯了罪了，花钱买个减等处罚或减免处罚。乾隆晚年的“议罪银”，就是提前在和珅那存钱，犯错了直接扣除。“捐免”即捐“免考”（免考试）与“免保”（保举），总之是免除对入仕官员的必要考核。

第二类是捐身份。如捐虚官衔。一是“记名”，代表你有做某种官的资格。二是捐“虚衔”、“顶戴”。 这是一种类似荣誉称呼的东西，你没有薪俸，但可以穿戴某品级的官服，使用官用的车辆等等。再如捐贡监，即捐学衔，也就是“花钱买文凭”，以便取得参加更高级别科举考试的资格。比如买“监生”，就取得考举人的资格。

第三类是捐封典。即官员以捐纳银米请皇帝封赠自己的父祖或妻室。道光二十三年捐封例开，三品以上官可报捐封赠本生曾祖父母；道光二十八年，四品至七品官捐请封曾祖父母，许八品以下官捐请封祖父母，均照常例加倍报捐。八、九品官许封父母，而不得请封本身妻室；应封妻室者，只封正妻一人； 如果正妻未封已死，继室当封者，正妻亦得追赠，其再继之妻室不得给封。至咸丰年间，封赠制度逐步废弛，一切封赠之请求，均可用捐纳银钱而获准。

二、捐纳的管理

（一）归口管理。户部成立捐纳局负责管理捐纳事务。填发执照的权力原掌握于户部，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清廷为了更及时的筹集军费，地方开始获得填发执照的权力。此后数十年各省填发执照的权力有增无减，初为贡监、虚衔等现行事例执照，到光绪20年（1894），“实官执照亦可在外填收，限制遂宽。”

（二）流程管理。捐官之前必须查清捐纳人有无欠款，有则还清后方准报捐；户部专设捐纳司，负责收捐。所收款项上缴国库，由户部发咨文给吏部，“部予以据，曰执照”，相当于正规发票；捐纳人员拿着收据到吏部铨叙司报到，吏部再经政审，检查手续和资料，一切齐全无误，方准铨选分发。

《户部执照》是户部发给捐纳者的正式收据，相当于现在的正规发票。

（三）明码标价。 清朝的官价自然按官品高低、实缺还是后补论价，在一定时期比较稳定。如上海道一职，约需20万银两可以捞到实职，候补上海道（虚职）只不过1万银两左右。

清中期官价

官价也是随行就市，清后期捐官太多，只有“薄利多销”，收费标准就大大降低了。如光绪二十六年的价钱，郎中2073两，主事1728两，道员4723两，知府3830两，同知1474两，知县999两，县丞210两。知县由当初的4600两，降到了900多两。

（四）捐银管理。捐纳的银两统一入户部国库，后来一部分也分到省一级支用，但还是归户部国库统管。宣统元年，新成立的度支部正式将日常捐例所得，列为国家“必要的财政收入”。宣统二年，度支部制定的次年财政预算收入表中，规定捐纳一项收银为565万两，只是由于武昌起义爆发，预算未得实现。

三、对于捐纳的限制

（一）对捐纳情形的限制。原则上，朝廷只有以军需、海防、垦荒、赈灾、治河这五个名义可以卖官。卖官毕竟不好听，设定这五种情形，实际上为卖官找了几个理由。这五种名义不是每年都有，所以，朝廷的地摊有时出摊，有时不出摊。

（二）对捐纳地域的限制。清政府摆地摊是要见效益的，所以一般情况都是摆在“钱多人傻”的数省。如山西、陕西、四川、广东等经济发达的省份 ，等到当地生意做得差不多了，再换几个省摆地摊。光顾地摊的顾客中，晋商最为有名。

（三）对捐纳人员身份的限制。朝廷为了顾及脸面，有三类人有钱也免谈。一类是从事低贱职业者。如果你是唱戏剃头、修脚按摩的，对不起，我们不卖给你；二是家奴；三是祖父一辈有重罪者。无论科考还是捐官，当时的政审必须提供三代人履历，正是关系到这一限制。实质上，这些限制也是为了遮丑，这些人中没几个能有闲钱买官的。真正卖官的还是富商和官僚地主阶层的人。

（四）对售卖官职的限制。 原则是官位不能太高。捐纳最高官衔，京官正五品，外官正四品。京官当中，尚书、侍郎这样的高级官员不能捐；地方官中，总督、巡抚、布政使这一级别的不能捐。 其余官职，级别较低的，都可以花钱买到。如知府、道员、郎中等官职。个别土豪想买个宰相干干，那是不可能的。这些限制表明对捐官者基本素质的不信任，同时也是对科举等正途出身官员上升通道的保护，不至于反对的声音太大。

（五）对于捐官者使用的限制。与科甲正途相比，捐纳入仕的官员素质普遍低下，因而，清代给这些捐纳实授官职的岗位都不太重要。第一，不得在吏部、礼部任职。即花钱买官者，不能再获得可以卖官的权力，也不能在关系国家礼仪的清流衙门中任职；第二，只准授予无实权的简缺而不得选责任重大的繁缺；第三，不准担任教职，不能让这些文理不通的土财主来教士子。

四、捐纳的影响

（一）捐纳收入作为清政府经常性财源，生意越做越大。康熙朝的乙卯例捐，获银200余万；雍正九年，捐纳得银420万两，占户部当年银库收入的42%；嘉庆九年捐纳白银1083万两，占户部银库78%，可见捐纳收入成为清朝重要的财源。

清朝严重异化银子功能

清朝实行捐纳二百余年 ，捐纳项目及数量由少到多，增加频率以致泛滥。乾隆时期20石白米可捐1个县丞，北京城几乎所有的旗人都拿发给的老米换了个官；嘉庆晚年间捐生人数达到22万；咸丰、同治两朝，全国提督实职仅有19人，保举与捐纳的记名提督近8000人；总兵实职56人，捐纳总兵的达两万多人。同治年间，全国实职官员4万人，候补者达24万人之多，社会上“花翎红顶，几遍城市。”

捐纳之弊，皇帝是很清楚的，每言“捐纳非善事”，乾隆、道光、咸丰三人中，坚持停捐政策最长者七年（道光），居中的三年（乾隆），最短如咸丰者，当年宣布停捐，没等过年即恢复捐纳，原因很简单：要打太平军，没钱。因“无旁策以补库绌，仍将依仗捐纳”。朝廷满足于征收捐纳的快钱解决财政困难，而不再去寻求发展经济之路，久而久之造成了“收费依赖”。虽偶有停捐，但终无废止。有人写文章批评捐纳制度，却惨遭杀头 。

如果花钱做了官，免职了怎么办？《埋忧集》“捐官”载：松江赵某者，以贩布起家。其后捐一通判，引见时，上问其出身所自，对以向来贩布。上曰：然则何以捐官？”对曰：“窃以做官较贩布生涯更好也。”上怒，即着革职。某愤然退，至吏部堂上大噪索金，曰：“既夺我官，应须还我捐赀也。”堂官闻之，发所司掌嘴五十，笞一百，逐去。钱到了官府手里想再要回去，门也没有。

（二）为有钱人进入上层社会提供了一个通道，便于巩固封建统治。捐纳制度，统治者从富人手里拿到了钱，同时也吸引富商积极向统治阶级靠拢，自觉成为维护封建制度的重要力量。商人的资产随着捐纳越来越少，也影响了民族资产阶级群体的形成与发展。官商利益一体化，也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迟迟没有发生的原因之一。

（三）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捐纳者的需求。捐官数量泛滥，导致捐官的商人哪怕捐官成功，也没办法获得实际官职。一向注重投资见回报的商人们，为何宁愿顶着一顶空衔，也要对捐官情有独钟呢？

1、改变商人社会地位，以图光宗耀祖。拥有财富却地位低下的商人，花钱买官是唯一改变社会地位的机会，所以，他们乐得花这个钱。这在晋商中十分普遍。康熙征讨准噶尔费用不足，下诏捐纳，山西一年内捐县丞一万两千人。据不完全统计，乔家仅有史料记载的捐官之人就达20余位；平遥日升昌票号财东李箴视，其兄弟七人及下一辈男子十二人同时捐有文武官衔，李家的妇女均受封为宜人、夫人。不仅如此，还给已死去的父亲、祖父、曾祖父捐赠。

2、官商一体，以官护商、兴商。其实，商人捐官本不在官，根本在于官商一体可以带来额外利益和特权。一是从捐官到得实缺，中间需要很多环节，每个环节都要花银子。比如清朝规定，凡外省在京捐官者，须有同乡京官出具盖有六部印的保证书为之担保，名谓“印结”。被保证人只有出钱贿赂才能得到“印结”，而“印结费”有时竟比买个知县的价钱还要高。二要长久等待未必能得实缺官，即使得了实缺官也不是什么实权官，商人进入体制后添了奉迎，少了痛快赚钱的乐趣。所以，并不在官位本身。

康建壁，巩义康百万家族十七代孙，因捐巨款赈灾，钦加知府衔。

商人获得官员身份后，可以做“皇商”、“军商”，并依靠官府庇护家族和商业利益。总之，腰杆子直了，脸上有光了，钱也好赚了，这钱花得值。所以，富商是捐纳制度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一些富商甚至为幼儿捐官；一些小商人本钱不够，竟合伙捐官，将做官当成生意，以求共同发财致富。

（四）破坏官员遴选机制，败坏学风。捐纳制度解决了朝廷的经济需求，却冲击官员遴选机制，对社会政治生态、文化生态造成严重的破坏。宋代之前的捐纳多为爵位，换取的只是一种社会地位和荣誉，对官僚体系并没有实际的改变。明朝也只是拿虚职、虚衔偶尔摆摆这种地摊，对官僚体系的冲击也非常有限。清代二百余年的捐纳制度，由小范围到大范围、由虚衔到实衔、由偶尔到常态化、由整体可控到积重难返，完全不顾及政府的脸面；捐纳有悖于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文化，因此被冠以“其始固以搜罗异途人才，补科目所不及”的理由。钱多则仕对“学而优则仕”的冲击越来越大，读书人走科举之“正途”也越来越难，在金钱面前斯文扫地，对学风造成了严重的打击。

（五）助长官员腐败，降低官僚集团素质。清朝捐官现象自是一股歪风邪气。科举出身的人，虽埋头八股不懂经济之道，但毕竟讲究忠君报国，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捐纳官吏总体素质低下，这些人的大量加入，拉低了官僚集团的整体素质，削弱了清王朝的统治能力。买一个知县要4600两银子，而年薪只有几十两银子。为了尽快回本，自然不会考虑如何励精图治、为民谋利，而是如何搜刮民脂民膏，攒钱再谋取更高的官位。 所以才会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清朝的吏治腐败是空前的。

（六）老百姓是最终的买单人。捐纳制度，表面上是朝廷从富人手里拿钱，与老百姓无关，其实，只是朝廷的急需从富人手里一次性取得，富人们再慢慢从老百姓那里盘剥回来，最终买单的还是老百姓。

捐纳制度把金钱的功用无限提高，把官位商品化，造成的恶劣影响是深远的。当然捐纳并非中国独有，古今中外类似的现象也不乏其例。捐纳制度自然腐朽，而个人卖官肥已，对社会风气的破坏，较之捐纳更不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