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待开国功臣，这是历代开国君主都会忖度的一个难题。在不少君主心里，这道难题往往易走极端：如果搞卸磨杀驴那一套，则士人寒心，最后可能直接影响到人心向背，导致政权倾颓；如果过分优渥宠任，则必擅权乱法，致使规则秩序不彰，甚至可能导致政权更迭。

两者之间，君主往往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只有极少数人能找到两全其美之策。春秋时期，越王勾践经过十多年卧薪尝胆、忍辱负重，最终完成逆袭，打败吴王夫差，兴越灭吴。

然而，正所谓人都是会变的，在完成逆袭翻身当了主人后，越王勾践也是一改往日的沉着冷静，成了一个猜忌心很重的昏君——开始怀疑自己周边的大臣要叛变称王。

而这其中最让勾践怀疑的放心不下的便是勾践的“左膀右臂”文种和范蠡。原因很简单，这两个人在自己逆袭道路上帮助最大，能力也是最为出众的，对此让勾践感到了害怕。

感受着这似有似无的杀意，足智多谋的范蠡也是明白了当时勾践的想法，本着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吗的想法，范蠡选择辞官经商。

可就是这样勾践依旧没有打算放过他，随后便用他钱多到富可敌国这个借口下令要将他杀死，听闻此事，无可奈何的范蠡只得放弃家产跑到伏牛山下隐居了起来，这样才躲过一劫。

而文种便没有这么好命，其实在范蠡“跑路”时有提醒过他切记兔死狗烹，但对此文种是一个字都没有听进去，亦或者是贪恋荣华富贵又或者是对越王还心存幻想，只是“称病不朝”，未及时离去。

结果，有人谗言说文种要叛变，勾践听信谗言，便赐死了文种。很显然，谗言作乱只是借口，越王若不想杀他，又怎会轻易相信这种谗言？文种之死，可谓千古憾事。

到了汉代，一代雄主刘邦也干过这种事。开国功臣韩信，为刘邦立下汗马功劳，攻城掠地，无所不能，最终落得身首异处的下场，同样令人悲叹。刘邦拘韩信时，韩信即感叹：“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后来又有不少功臣亦被诛灭。可以说，尽管刘邦开了有汉一代之雄风，但这一大污点是抹不掉的。

而同样从基层混起来的朱元璋，更是无出其右，眼都没眨就给他手底下的众多功臣一一杀害，当真让人感慨。

一般开国君主不能善待功臣，原因无外乎两方面。从君主角度看，“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过河拆桥、胸襟狭窄。诛灭功臣，也为子孙后代消灭了干政等后患。

从功臣的角度看，一些功臣自认为江山是自己一道打下来的，甚至心怀坐江山的欲念而成权臣乱政，或位高权重难免顾盼自雄、目无法度、祸乱纲纪。如此，往往便是功臣不得善终。

从历史发展看，功臣不得善终，君主的因素和功臣自身的因素都是关键。但历史往往更多记载的是君主之狠，而忽视了功臣之骄。事实上，功臣之骄也很生猛，姑且不说功臣变权臣进而乱政的事，就说功臣的洋洋自得，其气亦可怖。

比如唐朝开国名将尉迟敬德。此公功勋卓着，对李世民忠心耿耿，但自负其功、恃宠而骄的毛病不小，以致酿出一起事端。

公元632年，唐太宗设宴款待朝中功臣。当时，已任同州刺史的尉迟敬德，看见有人的席位居然在他之上，便大怒道：“汝何功，坐我上！”这一问，真是居功自傲，足够霸道。

恰巧任城王李道宗坐他下方，反复劝他说算了别计较。没想到这位老兄不仅不听劝说，还迁怒于李道宗，挥了一顿乱拳，打得李道宗眼睛差点瞎了一只。

一场皆大欢喜的宴席，闹得黯然收场。当时唐太宗很不高兴，罢席后对尉迟敬德说：“朕见汉高祖诛灭功臣，意常尤之，故欲与卿等共保富贵……”意思是说：汉高祖刘邦诛杀功臣，我之前很看不惯的。当我当上皇帝后，我很希望和功臣们同享富贵。可就是有一些功臣自持有功高傲无比，至此我也是看明白了为啥刘邦会杀那些功臣了。

这话虽有点为汉高祖刘邦开释的意思，但确实道出了功臣目无法纪的实情，亦令功臣们自警自醒。唐太宗李世民是历代君主中能够善待功臣的一位。其对尉迟敬德的敲打还是很严厉的，也算是对功臣们的一个警告。

这种敲打也很有效，尉迟敬德见圣上责怪自己，吓得不轻，从此开始约束自己的言行举止。这表明，对功臣不加规矩法纪约束，必致无法无天，唯有申明法令、毫不容情，方能令其知止。

事实上，类似居功自傲、恃宠而骄的情形，在今天并不鲜见。有的人自以为背后有人，有上级领导撑腰，就不把其他人放在眼里，言语之中高人一等，对他人颐指气使。

有的人干出了一点成绩，便翘起尾巴来，觉得自己可以在功劳簿上躺一躺，甚至还要享受一番，乃至逾越底线、红线，干出违法乱纪的事来。凡此种种，最终受到党纪国法的惩处，也是必然的。

相对而言，东汉光武帝刘秀在对待功臣方面值得称道和借鉴。

公元37年，刘秀做了一个如何安置功臣的重要决定。当时，自陇右、蜀郡平定之后，如果不是特别紧急的情况，刘秀就不再谈论军事。

刘秀的这一变化，让邓禹、贾复两位功臣敏锐地捕捉到了。两人揣摩刘秀是想“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拥众京师”，于是主动交出兵权，潜心研究儒学了。

此举无疑正中刘秀下怀。事实上，刘秀正在考虑这个问题。他想的是，“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职为过”，也就是既要保全功臣们的爵位和封地，又不能让他们因为履职出现过失，因此便罢免了左、右将军的官职。

这时，耿弇等也交出了大将军、将军的印绶，全都以列侯的身份回家，但都加以特进，参与朝廷议事。

事实证明，刘秀的做法是明智之举。他一方面限制功臣参政，另一方面对他们大度包容，“宥其小失”。同时在物质上很是优待他们。从远方进贡来的珍宝与美味，一定要先赏赐给诸侯。所以，功臣得以安享清福，爵位财产得以保全，也没有受到诛杀或贬谪的。

这一做法，实质就是让功臣们去享殊荣、清福，也可以对政事提出建议，但不能掌握实权，也就不能干政、乱政。可以说，这一招，远胜于诛灭功臣，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道理与此相同。

不止于此，刘秀进而在制度上进行了系统性改革。“以吏事责三公，故功臣并不用”，也就是让三公改革官吏制度，不任用功臣。

这事实上是重新搞一套官僚选择任用制度，选拔人才。在这套新制度面前，功臣中有治理才能的，可以重新选用。

当时，开国将军朱祐等举荐贾复为宰相，这样侯爵功臣中，只有邓禹、李通、贾复三人“与公卿参议国家大事”。

而贾复回到自己的府邸后，大门一闭，不出去应酬，也不接待宾客来访。从始至终，贾复一直受到刘秀的特别礼遇，因为他知道，一个人在作战的时候能够勇猛向前非常难，功成名就之后淡然放弃更是难上加难。

刘秀的办法，从制度上解决了善待功臣的问题，也合乎“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的历史逻辑。打天下，主要以武；治天下，则不能用打天下的那一套办法，当然也包括不能全用打天下那一干人。毕竟有的人擅长攻城略地，治理地方并不擅长。治天下，当“文武并用，长久之术”。

治理国家，不能说所有的武将功臣都不行，毕竟有的人可谓文武兼通，比如邓禹，武功方面其实要弱一点，文治之能才是强项。

但若把所有打天下的武将都用在各个权力岗位上，大家“排排坐，分果果”，就在事实上把权力岗位当成了论功行赏的筹码，则国家治理也一定会出问题。因此，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像刘秀这样，建立一套新的官员选用制度，大家一把尺子，合乎条件的功臣同样任用。

不能不说，刘秀的做法在当时是很有超前性、现代性的。

事实上，这样的制度不仅于治国有利，更有助于君主与功臣建立和谐有序的关系。刘秀开创的制度，可惜后代君主采用的较少。说到底，还是君主的“天子”意识浓厚，没能在汲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做到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