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1872年3月12日），金陵城的绵绵阴雨中，六十一岁的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上溘然辞世。
虽然生前极为低调简朴，但这位中兴名臣的身后事却是前所未有的风光隆重——噩耗传入京师，两宫太后垂泪痛惜，命同治皇帝为其辍朝三日，以示哀悼；朝廷又接连派员往祭，同僚故旧的挽联纷至沓来，祭奠活动更是长达百天不止。
平定太平天国，曾国藩用“曾剃头”的恶名和十二年的呕心沥血，保住了大清朝摇摇欲坠的半壁江山，随即又主动大幅裁撤湘军，为朝廷彻底解决了后顾之忧。
所以盖棺定论之际，清政府也用最大的诚意、最高的规格，回馈了这位操劳半生的封疆大吏——追赠太傅，照大学士例赐恤，入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在湖南和江宁（南京）两地建立专祠，更重要的，钦赐谥号“文正”。
要知道在此之前，满清二百余年历史里，九位皇帝一共也只赐下了五次这样的恩典，而曾国藩则极为幸运地成为了大清立国后的第六位“文正”公。
生前鞠躬尽瘁，死后极尽哀荣，“勋高柱石”曾国藩与爱新觉罗的统治者们，为世人联袂奉献了一出“君恩似海，臣节如山”的深情戏码。
然而，“死谥文正”的顶级待遇背后，过程绝非结果这般温馨感人，真相也远比表象更加凶险复杂。
在太平天国席卷南方的滚滚洪流之中，从湘军1853年走出湘潭开始，手握重兵的顶级汉臣与日薄西山的满清政府之间，注定不会有太多的温情脉脉，彼此提防、互相算计，才是这段君臣佳话背后真正的主题……
裂痕：湖北巡抚的得而复失
咸丰四年（公元1854），曾国藩迎来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时代。
这一年八月，四十三岁的湘军主帅从太平天国的手里，重新夺回了长江中游最具影响力的战略要地——湖广省府武昌城。
彼时，太平军兵锋正盛，南方战局日渐糜烂，而大清经制的绿营兵又完全难当大任。如此背景之下，一介书生的曾国藩，统率着创立仅十六个月的湘军，便能取得克复重镇武昌的骄人战绩，实在是令咸丰皇帝欣喜若狂。
龙颜大悦之余，大清天子御笔一挥，将头号功臣曾国藩任命为署理湖北巡抚，只是圣旨刚下不久，军机大臣祁寯藻便向皇帝发出了警示：
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
一语惊醒梦中人，兴奋过头的咸丰帝也不禁有些后悔自己颁赏的冒失——曾国藩已然手握重兵，若再赐其督抚要职，一旦萌生反意，后果将不堪设想。
虽然君无戏言，但皇帝的“面子”到底比不过江山社稷的“里子”，年轻的奕詝权衡再三，终于再次下旨，免去曾国藩的巡抚之职，改授有名无实的兵部侍郎衔。而此时，曾国藩从湖北千里迢迢呈上的谢恩折子，才刚刚进入紫禁城。
这就是所有领兵汉臣都需要面对的困境——大清的天下太平，需要曾国藩式的中流砥柱，但一个日渐强大的湘军统帅，却始终是统治者不希望看到的结果。
而这种戒备心理，也直接导致在随后的六、七年时间里，曾国藩一直处于客位虚悬的尴尬状态，除了手里的兵权，衣食住行身不由己，粮秣薪饷仰人鼻息，实在是有苦难言。
有功不赏，无功者却反而受禄——带着湘军在武昌城下浴血奋战的曾国藩，在战后活成了一个笑话，而远离战场的荆州将军官文和湖广总督杨沛，却因为克复武昌大受褒奖。
但比起朝廷的出尔反尔、赏罚不公，皇帝的胡乱指挥，更令其难以忍受——咸丰帝不顾湘军连番苦战、师老兵疲，却执意下旨曾国藩立即率兵东进。
只是大敌当前，即使满腹牢骚、浑身委屈，又哪敢抗旨不尊？刚刚与湖北巡抚失之交臂的曾国藩，也只能强打精神，挥师奔赴下游江西。
只是这一去，湘军便遭遇了成军以来最惨痛的挫败，而曾国藩在经历“巡抚”事件之后，又走入了另一个更大的困局……
守孝风波，君臣再生龃龉
1854年十月，乘胜而来的湘军在鄂东田家镇再次收获大捷，此役两万余太平天国将士阵亡，五千多艘战船被焚，太平军水师几乎遭遇毁灭性打击。
然而随着局势发展，曾国藩的战场好运终于用尽。1855年初，湘军先是围攻重镇九江失利，紧接着在咫尺之遥的湖口，又被翼王石达开用计将其强大的水师拦腰斩成两截，百余条轻便快艇被困死在鄱阳湖内毫无作为，而滞留长江上的大型战船又惨遭太平军夜袭，全部葬身火海，连曾国藩所乘的帅舰也被太平军趁乱俘获。
眼见漫天火起，兵勇四散奔逃，湘军主帅羞愤交加，纵身投水自尽，所幸被随从及时救起。
得胜时可以不赏，战败后咸丰帝却毫不留情，将九江的失利全部归结为曾国藩指挥失当，对其严旨申饬。
但湖口惨败只是厄运的开始，此后，湘军长围九江而不见任何成效，江西境内的战事也逐渐陷于低迷，而曾国藩倚为臂膀的悍将塔齐布和罗泽南又相继阵亡。
湘军主帅坐困赣省，更因筹措粮饷与地方官员弄得形同水火，情绪日益低落，心情苦闷却无法排遣。
而1857年初，噩耗再次传来——其父曾麟书病逝，曾国藩闻讯肝肠寸断，在上奏回籍奔丧之后，不等朝廷降旨批复，便匆匆委军而去。
父亲过世，按礼制曾国藩应当返乡治丧，然而清政府对丁忧制度也另有规定：战时军务在身的要员，若未得皇命，则不得擅离职守。
曾国藩一向循规蹈矩，这次却在江西战事吃紧的关键时刻不辞而别，这样的举动，既是痛失至亲时的人之常情，更是长期压抑、愤懑后一次彻底的宣泄。
好在彼时太平天国仍是清廷的心腹大患，咸丰帝只得强压怒火，未治曾国藩擅离职守之罪。
转眼守孝三月的假期将满，根本无心收拾江西残局的曾国藩，又向朝廷奏请在籍守孝三年，而咸丰则以身膺督兵重任为由，命其假满后即刻返赣主持军务。
眼见无法推脱，曾国藩索性向皇帝摊牌，直言在江西客寄虚悬，处境艰难，既无法治军，更不能兼及筹饷，若无督抚实权，“恐终不免于贻误大局”。
曾国藩的意图已相当显——如果朝廷要其继续督办江西军务，必须赋予军政实权，否则其宁愿让贤他人，在籍终制。
此言半是试探，半是胁迫，至于咸丰能否依言而行，那就要皇帝自行掂量后果，权衡轻重了。
不料大清天子这次相当爽快，闻言索性顺水推舟，批准了曾国藩丁忧守制的请求。
这样的结果令曾国藩始料未及，但细究之下，咸丰帝的绝情其实不难理解——太平天国在经历了“天京事变”的内乱之后，对清廷的威胁正在逐渐降低，曾国藩当然也就并非必不可少之人了。
就这样，湘军主帅被迫闲赋在籍一年多时间，直到咸丰八年（1858）六月，事情才终于出现了转机……
阳奉阴违：两江总督的权谋
1857年六月，“天京事变”后主政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因为受到洪秀全的猜忌而愤然离京，在安庆招揽大批精锐部队后，随即浩浩荡荡转入浙江战场。
江、浙素来为清廷赋税重地，彼时南方又只有湘军尚能与太平军抗衡，考虑到曾国藩在军队中无人取代的地位，咸丰帝只能再次启用已被闲置长达一年零两个月的曾国藩。
而在此之前，由于洪杨内讧，致使太平天国元气大伤，湘军则趁势夺取了武昌、九江等战略要地，进而控制着上游鄂、赣诸省的大片区域，等到1858年六月，曾国藩东山再起之时，湘军实力已今非昔比，成为一支令满清政府和太平天国都难以忽视的军事力量。
咸丰九年（1859）九月，曾国藩在肃清湖北、江西的“发逆”之后，制定了四路入皖的东征计划，兵锋直指天京西面门户重镇安庆。
而正值湘军在安徽攻城略地之际，围困天京的江南大营被忠王李秀成、英王陈玉成联手袭破，太平军乘胜追击，连下苏州、常州，两江总督何桂清不战而逃。
咸丰十年（1860年）三月，春暖花开之际，曾国藩终于迎来了他翘首以盼多年的佳音——清廷下令免除何桂清职务并缉拿问罪，同时任命曾继任两江总督。
两江总督，节制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政民务。其权势之重，仅次于号称疆臣之首的直隶总督。而咸丰如此的“皇恩浩荡”，与其说是对曾国藩的认可，倒不如说是走投无路时的无奈之举。
江南大营已是绿营兵的精锐所在，却在太平军面前不堪一击，如今无论朝廷愿不愿意承认，曾国藩和他的湘军，实际上就是大清江山唯一可以仰仗的救星！
只是难题又抛回给了湘军主帅——太平军东征苏常势如破竹，作为两江总督，曾国藩守土有责，又岂能无动于衷？但时值湘军围攻安庆的关键时刻，一旦分兵东援，四路图皖的战略又很有可能就此功亏一篑。
两难之下，曾国藩仍然决定留用湘军主力继续进攻安庆，而其总督行辕则由安徽宿松渡江，前移至皖南祁门，向苏常地区靠拢，摆出反攻架势，如此则“上足以慰朝廷，下足以对苏常士绅”。
但1860年却是清廷的多事之秋，太平天国的致命威胁尚未解除，当年10月，英法联军又由大沽口登陆，直扑北京城，咸丰帝仓皇逃往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下诏命曾国藩派麾下悍将鲍超，领兵五千火速北上勤王。
但鲍超是湘军阵中第一悍将，此时由其分兵入京不啻自毁长城，而安庆被围日久，眼见指日可破，曾国藩又怎肯错失这千载难逢的良机？
最关键的是，如今的曾国藩，再不是几年前那个被咸丰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小小兵部侍郎，他是权势辐射南方诸省、麾下佣兵十数万的湘军主帅。而这样的实力，也让他具备了同朝廷阳奉阴违的底气！
接到诏书，曾国藩立刻上奏清廷，直言鲍超虽为勇将，但终非独当一面之才，而勤王事关重大，请由曾国藩、胡林翼二人择其一，亲自统兵北上。
如此的“赤胆忠心”，既可以摆脱抗旨不尊的罪名，实际上又将难题重新抛回朝廷——英法列强，所图不过金银钱财，而太平天国才是真正的心腹大患，若是调曾、胡勤王，安庆湘军群龙无首，很有可能前功尽弃。此间孰轻孰重，相信咸丰能分得清楚。
退一步讲，即使咸丰执意调湘军二帅入援，然则皖南京城相距千里，奏折往返耗时弥久，等圣旨再至祁门，起码也是月余之后的事情了。
咸丰十年（1860）十月初四，曾国藩接北京廷寄，称“和议”已成，湘军诸将帅无须北援，曾国藩的拖延与推诿，最终还是为其赢得了转圜的时间。
食言封王与战后裁军
1864年7月，湘军历经二十六个月的长围久困，终于攻破天京。随着金陵城中漫天火起，延续十四年的太平天国运动，至此成为历史。
只可惜短命的咸丰皇帝没能等到这一刻，1861年8月，就在安庆易手后不久，弥留之际的大清天子，怀着无比的遗憾与愤恨，在病榻中传下圣旨：“有能克复金陵者可封郡王”！
如今金陵告破，只是做出承诺的人早在三年前便已驾崩，面对不世之功，清廷虽历数曾国藩的卓着勋劳，对其大加赞扬，但执掌朝堂的慈禧太后最终却以“文臣封王似嫌太骤，且旧制所无”为由，并未奉照先帝遗命，甚至连次一级的公爵都未赐下，而仅以一等毅勇侯便草草“打发”了湘军主帅。
但曾国藩坦然接受了朝廷的薄情寡义，经历了此前的大起大落，再次出山后的曾国藩，对满汉的门户之见早已心领神会，对官场的生存法则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所谓“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曾国藩浸淫官场数十年，又怎会不懂其中道理，太平天国已成为过去，此刻若再居功自傲，无疑会引来朝廷更大的猜忌与不安。
不仅对微薄的赏赐未表现出任何不满，曾国藩甚至还对自己下了狠手。
同治三年（1864）七月二十日，就在天京之战刚刚结束一个月之后，曾国藩便主动裁撤首批湘军两万五千人，其中便包括其嫡系的吉字营一万余人，紧接着又奏请将已位居浙江巡抚的胞弟曾国荃开缺回籍。
手握重兵，权倾朝野；功高震主，位极人臣。当这些要素汇集于一人之身，最终的结局要么是犯上作乱要么便是不得善终。类似的剧情，曾在过去的历史中无数次重演，而曾国藩却用最大的诚意，彰显着自对爱新罗觉的忠诚。
只是这样的举动却并未换来朝廷的赤诚相待，反而在不久之后，为曾国藩和整个湘军集团惹来了更大的麻烦。
刺马迷案：曾国藩的绝地反击
同治九年（1870）七月，新任两江总督马新贻，在阅兵返回总督官邸途中，被凶徒张文祥当街刺杀。
封疆大吏在光天化日之下遇害身亡，实乃大清立国两百余年前所未有之事。消息传出，朝野震惊，慈禧太后更是怒不可遏，先后委派三批刑部官员及两任钦差大臣赴宁审案，誓要将“刺马案”查个水落石出。
只是凶手张汶祥在被捕后便不停装疯卖傻，口供也是前言不搭后语，破绽百出。而所有负责审理此案的官员，却均以事关重大，“唯恐嫌犯未正典刑而暴毙狱中”为由，在审讯过程中只是“昼夜熬审”，而未曾动用任何刑讯手段。
案件延宕半年，毫无进展头绪，在朝廷的再三催逼之下，办案官员最终也只得出了一个张汶祥报复杀人的模糊结论。
至于马新贻与凶手是否相识又因何结怨，此案背后是否有人指使或另有隐情则一概不得而知。
同治十年（1871）三月，在刺马案发生八个月后，慈禧太后下旨结案。张文祥以谋逆大罪被处凌迟极刑，并剖腹摘心于马新怡墓前致祭。
最终，轰动一时的刺马案，就这样在审案者的默契配合之中，在朝廷的无可奈何之下，匆匆画上了句号。
然而，刺马案虽然迷雾重重又草草了事，但结合案发前后清廷的人事安排以及案件牵涉的人物，此案的案情几乎不言自明，而幕后黑手更是呼之欲出……
1868年，曾国藩由两江调任直隶总督，接任者正是后来遇害的马新贻。
江宁为湘军所破，两江地区一直被湘军集团视为私地禁脔，从1860年开始，两江总督之职也一直为曾国藩兼任。如今将其调往京畿，表面上直隶总督号称疆臣之首，看似皇恩浩荡，实则调虎离山、严加看管的意味甚为明显。
另外，派遣非湘军一系的马新贻来鸠占鹊巢，已然触动了湘军集团的利益，而据马新贻之子回忆，其父赴任之时，慈禧曾密令其私下搜集曾氏兄弟及麾下湘军劣迹，并彻查天京城中金银财宝的下落。
剿灭太平天国的过程，哪有那么多的循规蹈矩，杀人越货、中饱私囊的事情自然是屡见不鲜，况且天京的巨额财富本就是一笔糊涂账，一旦严审彻查，曾国藩及湘军集团又有几人能逃脱干系？
是可忍孰不可忍，朝廷既然步步紧逼，曾国藩也只有奉陪到底，而刺杀马新贻，即是永绝后患也是另一种形式的示威。
所以个中曲直，曾国藩是一清二楚，慈禧太后当然也心知肚明，这也解释了为何所有办案官员都不敢对凶手张文祥用刑——因为一旦凶手被迫招供，清廷与湘军的矛盾将迅速大白于天下。
“适可而止”是聪明人的生存法则，“斗而不破”是官场的大势所趋，与水落石出的真相比较起来，维系住所有人的脸面，似乎才更有价值。
当然，在这场晚清君臣的巅峰对决中，面对权倾朝野的曾国藩，面对其身后堪称庞然大物的湘军集团，甚至是整个汉臣势力时，江河日下的满清朝廷已然是力不从心。从慈禧最初信誓旦旦的彻查到底，到最后刺马案的草草而终，便是最好的证明。
1870年，马新贻遇刺身亡后，曾国藩随即由直隶回任两江补缺，此后两江总督之职再未旁落，由湘人把持长达七十余年，各中缘由，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