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星期天，汪东兴是在郊外密云水库那度过的。深秋的天

空，格外绚丽，秋雨洗刷过的大地，像大海一样升腾起一股股薄散的雾气。几叶轻舟在湛蓝碧透的水面上宛如扬帆起航的舰艇，那样气势昂扬。成行的大雁，像向胜利进军的队伍。展翅南飞，勇往直前。尽管一往无际的草滩上，草儿都变黄了，但那密密丛丛的枯草，却像给沙窝里铺上一块块金色的大地毡，依然给了来此的客人以极大的诱惑力。

为了严格保密起见，汪东兴要求中央办公厅和中央警卫局三个最亲近的人员开车前来接他。

他的话引起了沉思：

如果党的十二大再提前召开的话，他决心在选举中苦挣一番，连任副主席。政治分析表明，现在他的地位呈下降趋势，并伴以要人权、要自由、要民主那股西方民主墙的年轻人的浪潮，很可能产生极端。他倒希望能让一九七六年四月天安门事件的状况重演。那时，也可能使现在的大多数中央委员们觉醒，邓小平的信誉扫地，从而导致他们的下台。

另外，在民意测验中，华国锋的威信仍然高涨。对毛泽东的怀念和想盼，在民众中获得了最多的支持。总之。他希望能有一次行动，一次当机立断的行动，这个行动能确使为刘少奇平反的活动流产，使邓小平及其他的支持者们感到众怒难犯而停止他们的活动。

他使得他的同事们沉默不语。当年那种豪气壮语很难再见到了。只有远处，树影婆娑，林涛阵阵，草丛里的蝈蝈，领头开起了音乐会。

“你们知道吧？”汪东兴仍激愤不已：“邓小平现在公开树起旗帜，要为刘少奇彻底平反了。据说调查报告已经出来了。这怎么能这样干呢！刘少奇在一九二九年大革命紧要关头，居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的职位，充当内奸，破坏工人运动。

这都有大量的事实作证据，难道能推翻吗？他在“四·三’惨案发生后，为日寇保镖，难道不是事实？他与汪精卫、陈公博勾结，被指定为“国民党中央工人运动小组长，向敌人献策调走武汉工会骨干。解散工人纠察队。难道也是别人对他的诬陷？他为掩盖其内奸面貌，还演出了一场假逮捕的苦肉计，在武汉“七·一五’事变前，受汪精卫指使，躲往庐山。继续进行叛卖勾当。这些铁证难道都能推翻吗？”

跟随他多年的一位部下说：“可中央相当一批老同志竭力主张给他平反，我们有什么办法？”

“什么人？”汪东兴远离城区，压抑胸间的不满暴露无遗：“都是像彭真、薄一波那批曾定为“叛徒’的人最积极。叛徒给叛徒平反昭雪，这有什么稀奇？反正我是不会举手的，杀我的头我也不同意！哪怕撤销职务、开除党籍我都不会在这个问题上让步。我不能自己抽自己耳光！那种滋味好受吗？”

不欢而散。

就像早已安排好了似的，汪东兴一路上无精打采地刚回家。警卫参谋就进来禀报，说黄克诚要来拜访，有要事相商。他皱着眉头正要拒绝又改变了主意。

黄克诚一生刚毅正直，命运坎坷，原先就因敢讲敢说而吃了不少苦头，所以资格很老但因受彭德怀问题的株连始终得不到重用。要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给他平反而又提任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常委书记的话。也许再也没有出头之日了。还在战争年代，汪东兴与他有所接触，曾对他的为人和经历大加佩服和赞赏过，所以他重新工作后。他们之间的交往虽不多，印象还不错。

尽管黄克诚不断挺起胸，显得腰板很结实，但还是掩盖不住他那虚弱的身子，就从耷拉的眼皮和那一头又厚又密的白头发看，当初英俊。魁梧的将军形象早已消失殆尽，留下来的完全是一副不甘心衰老的钢强躯壳。

“我还得叫你汪副主席。”黄克诚开门见山地说：“我这次来，是向你汇报一下刘少奇同志案子的事。”

“这事不是我分管。”

（短暂的春秋33l）

“这我知道，但你当初也是中央专案组的成员，有些问题需要征求你的意见。”

黄克诚音宏声亮地加快速度，生怕汪东兴再来打断他的话，突然他声泪俱下地哀嚎一声：“少奇同志冤枉哪！”

汪东兴吓了一跳：“你、你怎么了？”黄克诚老泪纵横：“我没想到一位由人民代表选出来的合法国家主席，从一九六六年冬被隔离和批斗。连申辩的权利都没有，临死都不让他看到自己的处理决定和证据。这真是建国以来最大的奇耻大辱啊！”

“你冷静些。”汪东兴的面孔很僵硬，像泥胎似的坐在那里纹丝不动：“现在不是提倡实事求是吗？你只讲事实就行了！”

“他们说少奇在“四·三’惨案发生后。给日寇当保镖。其实，据查，在驻汉口日本水兵杀人惨案发生后，少奇同志代表工会出席各人民团体紧急会议和参与主持工会联席会议，在组织群众反日斗争中起过重要作用。对此。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的《汉口民国日报》曾有报道。各工会联席会议的决议和全省总工会的布告中，号召群众“遵守革命纪律’、“万勿骚动’、“不要打日本人的窗户’、“不要打日本人’等，经查阅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和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等历史档案，这是根据当时党中央的指导方针和斗争策略定的，不是刘少奇同志个人决定的。原审查报告不问来由，把这些当时见诸报端的文告词句，拼凑成少奇“为日寇保镖’的罪名，显然是歪曲历史……”

“黄老啊！”汪东兴拉长声调说：“换句话说，即使当时的右倾口号不是少奇的发明，但他总是执行右倾路线的。这一条总有责任吧？还有他担任国民党中央“工人运动小组长’，向国民党提供工运情报和献计献策的事……”

“这些我们都详细调查了，那完全是靠逼供信，让丁觉群一个人信口编造出来的。”

“一个人？不可能吧？”

“没错！就是丁觉群一个人。他在大革命时期是共产党员，任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兼工人运动小组长，一九二八年被捕

以后脱党，参加过复兴社，已于一九七八年初病死。他的口供完全是被迫编造的。

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调查的同志对这个只有一名组长、一个组员即丁觉群的所谓“工人运动小组’反复了解，历史上就根本没有这个机构。当然刘少奇被定为小组长的情节也完全是虚构的。”

“那丁觉群为什么会揭发呢？”

“在那个不正常的时代里，丁觉群不诬陷刘少奇，他就过不了关。我们的同志经查原专案组审讯丁觉群的档案，发现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五日，丁在监狱中交出一份笔供，附信公开说明：“为了批倒批臭刘少奇，我这个文件是打破实事框框写的’同年十月十八日至十二月十七日。丁觉群四次翻供和申诉，在十一月十三日的申述中特别提到：“首长已经向人揭开盖子，反戈一击有功，且可免追既往罪过，否则交群众斗争，交公安机关治罪，停止退休金，以至促短自己有限生命，而落个遗臭万年。聆训后，我思想斗争剧烈，思想起伏，终夜无眠。’于是，他按专案组的指供诱供，写了那些不符合实际的笔供。”

汪东兴心烦意乱地站起来。在屋子里走了几步脱口而出：“这些叛徒、特务。实在可恶至极！”

黄克诚又说：“我们的同志又查到一九七二年丁觉群被释放回家后的日记，其中写道：“我只说在党内我受刘的领导，而不提陈独秀当权的党中央对我的指示，和湖北省委书记张国焘对我面示，就是使刘贼无所躲闪。而我自己情愿把一切担负起来。’丁觉群的儿子丁运隆交出这本日记时再三说，其父生前对他说过：

“我深深地知道，刘少奇早已被打倒了，现在只是要找到一些能够说明所以必须打倒的罪证材料公布于世。以求名正言顺。我不能使他们如愿以偿，我是下不了台的。’这话很能说明问题嘛。”

“但是。你们能全信丁觉群的话吗？”

“但是，当初专案组不是完全凭他的话定案吗？”

“刘少奇指示工人纠察队缴枪这也是假的吗？我们当时定刘少奇是工贼，依据了大量的事实。不仅仅是丁觉群一个人的。”。

“好，我回答你缴枪的事。”黄克诚耐着性子说：“经查阅一九二七年七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决定》、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以及一九二九年十二月陈独秀等人《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和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日武汉国民党中央会议记录，这些有关材料都说明：当时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屈服于汪精卫武汉政府的压力，为维持国共合作和所谓“兵、工团结’，决定自动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这些错误是陈独秀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所干的，主要责任在中央的领导。刘少奇同志当时并非中央主要成员。凡是了解这一段党的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样重要的问题，绝不是他所能决定的。至于他作为湖北省工会秘书长，代表工会去作缴枪经过和意义的报告，完全是执行上级的错误决定的问题。原调查报告把这件事的责任推到刘少奇同志身上，是不公正的，也是不合当时的历史事实的，把它又演绎成“特务内奸活动’，则更显然是栽赃诬陷。”

“但我们不能只凭想像，而要看事实。”

汪东兴冷笑着坐下来：“就按你们讲的这些，刘少奇也是有问题的，起码他是执行陈独秀右倾投降路线的，他也不是什么白区路线的正确代表，也不是什么听毛主席话的革命家，回到当时的情况看，他的问题也许会更多……”

“是的，事实上难道没有和国民党精心策划的苦肉计吗？”

“没有！”黄克诚大声说：“少奇于一九二七年在武汉曾否被捕？我们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据当时在全国总工会和湖北省总工会（两处是隔擘）工作的林棣之、陈冲波、曾昭美、吴良福等多人证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八日晚，有一些国民党军队冲进全总和省总闹事，但没见到和听说过向忠发、许白昊、项英、刘少奇等工会主要领导人被捕的事。第二，根据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武汉国民党中央会议记录，一方面提到纠察队解散以后，发生了军队占工会房子。抓了工会的人；另方面又提到李立三、刘少奇先后向武汉国民党当局报告，要请卫戍司令部派兵保护他们，等等。这里所说的抓工会的人一事。显然不是指刘少奇同志等全总和省总的主要领导人。如果当时少奇同志被捕，当然就不会有李立三、刘少奇同志向武汉国民党当局报告。要求保护的事……”

“你这种说法很勉强。难道国民党当局抓人不抓主要的工会领导人，而抓一般干部吗？”汪东兴连连摇头：“也许正是因为抓了他们，刘少奇才向武汉当局报告，要求保护嘛！”

“但是。当时的“庸报’、“申报’、“时报’、“顺天时报’等，有关这次军队一度占领总工会会址，与工会发生纠纷的报道，不仅都没有提到有工会主要领导人被捕，而且有的说：“经苏兆征与第八军李品仙交涉结果，此事乃双方意见有欠疏通之故，现经谈妥，军队已于午后撤退，’有的说“今晨军队占领工会的事，经双方解释，误会全去。今晚军队已撤出，工会仍归纠察队防守’。等等。”

汪东兴听到这里，失声笑道：“当时报纸的说法都不可靠，都是道听途说嘛。所以。除了经各种渠道都能证实的事外，其他的一律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毛主席

当时就一再强调，要重事实，重证据，重调查研究而不轻信口供，事实证明还是毛主席说得对！”

黄克诚叹口气道：“你说完全正确。但事实却和我们有些人想像完全不同。比如，原审查报告说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八曾经被捕，主要根据是：当年六月二十九日汉口法租界巡捕房给法国驻武汉总领事的报告信。信上提到：昨晚卫戍司令部军官率领巡逻队，在总工会办事处逮捕了该会几个重要成员向忠发、刘少奇、许白昊、项英等，但经中纪委同志现在复查，特别与一些当时亲历其境者的证明对照。该报告信的内容显然是不真实的。而且事实上向忠发、许白昊、项英当时也都未被捕，更足以证明该报告信内容之不真实。”

“照这种逻辑，虽在一九二七年，法租界巡捕房就想在一九六六年诬陷刘少奇了！”

“汪东兴同志，我不愿听到你这种强词夺理的言论。”

“事实本来如此嘛！原来调查的证据，被你们百分之百的推翻，连历史档案也被你们说成是假的，好像唯有你们说的才是真的。那刘少奇的逮捕苦肉计又有人证，该怎么说呢？”

“苦肉计之说，其唯一的来源还是被引用了多次的那个丁觉群的书面交代。按他所说：刘少奇为了掩盖了他与汪精卫、陈公博勾结出卖工人纠察队的罪行，将来更好地为汪效劳，于六月二十五日写了一封密信，要他送给陈公博，提出“来一次苦肉计’，在工人纠察队缴枪的头一天，刘少奇等人即被捕，次日上午由卫戍区派小汽车密送刘少奇到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与汪谈话，决定下一步活动。”

“是的，请你用事实驳斥。”

“事实已证明，刘少奇同志并未被捕，何来苦肉计？原中央审查报告引用这种在逼供下编造的谎言，鉴定罪名，完全不足为据。，”

“你们轻而易举地否定了这些事实，难道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吗？”

黄克诚坚定地说：“当然可以！我们这一次复查就是抱着让子孙放心的态度来进行的。还有说少奇同志受汪精卫指使，躲往庐山，继续进行叛卖活动。原审查报告除了以那份丁觉群编造的书面交代为依据外，别无任何旁证。而根据聂荣臻同志以及罗章龙的证明，当时党中央是知道刘少奇同志离武汉去庐山养病的。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前几天，聂荣臻同志曾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两次到庐山向刘少奇同志当面传达过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的决定。这说明，丁觉群的口供所说“躲在庐山’，根本不能成立。“

汪东兴的脸色立刻变得铁青了：“聂荣臻此刻证明这一点是很不严肃的。审议刘少奇问题报告时，聂荣臻同志是中央委员，各种会议和材料他都看见过而且也讨论过，为什么那个时间他不

站出来讲话？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是发表过，而且同样揭发、批判过刘少奇的，为什么现在又出尔反尔？所以你讲了这么多，老实说，我并没有听进去多少；既然你没有能把我说服。那么我对你们搞的这个复查报告不能负任何责任。”

黄克诚也严肃了：“你觉得这种态度合适吗？”

“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合适的。”汪东兴说完，突然又改变了口气：“请问黄克诚同志，你今天来，是以个人名义和我谈话，还是受组织委托来专门征求我的意见？”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汪东兴这时又换了副面孔：“假若你是个人来和我交往，我们只是私自交换意见，你得陪我好好喝两杯，我这里有上好的茅台酒。你如果是代表组织来征求我的什么意见，我就不能奉陪了。我建议此事到会议上研究。此事不宜在家里讨论。”

“那我可以告诉你，是陈云同志和小平、剑英同志商议后。委托我来给你吹吹风，当然也是听取一下你的意见，因为你也是参与刘少奇同志专案的人嘛。”

汪东兴不耐烦地说：“我还要吃饭！”

“我看这个问题等华主席回来以后再研究、讨论吧。”

吴德感到很奇怪。华国锋刚刚出访，小平、陈云、胡耀邦、赵紫阳、彭真、薄一波等人就忙得白天黑夜到处开会，相继出笼了一系列的文件草案，好像他们就是专门背着党中央主席要干什么事似的。

陈永贵是他搬到新居后第一个来看望他的。

“你终于给彭真腾房子了？”

“不腾能行吗？人家就是要出这口气嘛。”

陈永贵撇了一下嘴：“没意思！”

说着，他背操着手看起新的居住地来了。这套院子比原来低了一些，水泥青砖砌成、挂瓦屋顶，具有朴实无华的特点。进了客厅，稍事寒喧几句，吴德便示意陈永贵讲一下自己的想法。

“华主席这个人很老实。不会和人斗心眼。要搞阴谋诡计，他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现在广大群众对毛主席还是很有感情的，对他们那班在文化大革命中声名狼藉的人哧之以鼻。”陈永贵也学会了几句文皱皱的成语，不过说起来很蹩脚，老是念错字：“我回到山西，大部分农村干部都对他们那套包产到户不满意，说这不等于复辟资本主义了？我现在寻求的办法只有两个：一个是使大多数中央委员都认为他们那一套是错误的，完全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而且实践上也证明他们那一套行不通，广大农民都抵制嘛；第二个是只有拥护华主席才是他们的希望和唯一正确的选择。”

“你呀，大概还不知道吧？陈云、胡耀邦他们已经把刘少奇平反的报告都写出来了。”吴德极其神密地说：“人家专门乘华主席不在时到处征求意见，实际上是造舆论。”

“好狗日的，公开为刘少奇平了反，岂不是说文化大革命连一点好处都没有了吗？陈永贵好像被人用对空导弹轰了一下。吴德看到了这位大寨英雄的心情，摇了摇头。陈水贵看到了吴德的表示，继续说：“在这方面，我们花了十年多的时间，七斗八斗难道就斗出了个这？现在，中央的大多数确确实实是说不清了，已经不知不觉地被他们所控制了。而且朝着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

“有句话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到了这时候了你还信不过我？”

吴德“唉”了一声说：“事实证明，我们毛主席的确英明、伟大，毛主席在世的时候，说走资派还在走，投降派确实有。我们还不相信，还怀疑动摇，你看仅仅几年，实践全部证明了毛主席的话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华主席恐怕也……”

”什么意思？”

“我想，一个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如果要正视残酷的现实的话，他就应该承认，现在局势的发展和我们个人的利益也休戚相关。”

“再这样发展下去，恐怕连我也得被他们干掉。”吴德说到这里，站起来，腆着微微隆起的肚子走到窗前。他凝视着被风吹得哗哗作响的几棵树木。毛泽东刚刚逝世，中央就出现了大的剧烈斗争。江青、张春桥等人刚刚粉碎，邓小平就掌握了权力，而且迅速控制了中央的实际权力。看来，他在余生之年，一定要干净、彻底地清除掉文化大革命的一切痕迹，来个底朝天。

忽然，他又想起什么问：“你知道了吗？老陈哪，听说胡耀邦他们又搞出了一个修改党章的草案，要恢复中央书记处，重新设立党的总书记。”

“让谁干？八成又是让老邓兼！这岂不是要把华主席彻底架空吗？”

“他们还在制定什么党的准则。规定了许多纪律，”吴德说到这里有些愤愤然：

“他们想把他们那一套用党的纪律固定下来，封住广大党员和干部的嘴巴。不让人们提意见嘛。”

他们正说着话，秘书进来给吴德放了一份文件就退出去了。吴德漫不经心地打开那份文件。像电打似地叫出了声：“哎呀。好快哪！”

“什么事？”

“你看。关于给刘少奇平反的意见出来了！”

陈永贵急忙凑过来，和吴德一字一句抠起了那份征求意见稿：

“刘少奇同志，一八九八年生，湖南省宁乡县人。一九二零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党内重要领导职务。文化大革命前任党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

“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出于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目的，不但对关于刘少奇同志的错误认识和错误处理的形成，起了极为恶劣的推波助澜作用，而且利用这个错误，凭借其所窃取的权力，蓄意对刘少奇同志进政治

陷害和人身迫害。并把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诬陷为“刘少奇的代理人’。统统打倒……”

吴德几乎是一口气地看完了这个复查报告的初稿。他的脸色蜡黄，这时他隐隐感觉到。政治这玩艺好像纯粹是胜利者玩弄的游戏，只要手中有了权力，一切事都可以像面团似的随便捏。而且捏什么像什么。

“这回，一切祸水都得往江青，林彪、康生他们身上推了，好像一切坏事都是他们干的似的，其实把刘少奇的事推在他们身上，倒高抬了他们。”吴德说。

陈永贵两眼红红的。把这份文件往桌于一扔，说：“我真担心，下步党的历史该怎么写呢！”

吴德比陈永贵大几岁，陈永贵调到中央工作后。吴德对他很好。经常像老大哥那样帮他出主意，解决点家庭或个人的困难什么的，所以彼此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他知道，江青、张春桥虽然表面上对他也很尊重。其实骨子里根本看不起他。只要经常听听他们那副顺带教训人的口气就明白了，而吴德则是和他平等相处。时间长了，他们竟然无话不谈。毛泽东逝世以后，吴德比过去对他更加热情。

“我问你，永贵同志，你过去说过谎吗？”

“这话是什么意思？”

“不，没有什么意思，不知怎的。我突然想起了林彪的一句话：“不说假话成不了大事。’你认为有道理吗？”

“不，我认为完全错误。”

““你，你没说真话，也就是你的心里话。”

“哪儿的话呢？”陈永贵小心地说。这老家伙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

吴德仔细地考虑着他们的话，说：“你干嘛不好好想一想。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我们有一些人说得多么好啊！什么三忠于、四无限呀，什么“永远听毛主席的话，永不翻案’呀，“什么坚决同过去那个反动的我，彻底决裂’呀，可是毛主席刚逝世，他们就全部变了卦。你说，他们过去的话不算谎话吗？”

陈永贵迟疑了片刻，点点头：“算！”

“可是，现在有谁指责他们呢？”

“谁敢哩，他们一个个都掌了大权。”

“对了！”吴德高声地说：“所以，我们也可学他们，也说假话。”

“怎么个学法？”

“比如，同意他们的一切决定，跟他们跑，给他们唱赞歌，他们说狗吃过老虎，你就说亲眼见；他们说蜂蜜是苦的，你就说我亲口尝。”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陈永贵火了：“让别人听见，不把大牙笑掉才怪呢！人家一定认为你神经出了毛病。”

吴德笑道：“好了，你良心上下不来吧？你不会顺竿子往上爬，逢场作戏吧？好，那我估计你一定会给他们拨拉下来的。用不了多久，政治局里将没有你的立足之地！”

陈永贵想，吴德不是一个大惊小怪的人。他的话一定事出有因，但自己一时还想不到。他探过身来，说：“等华主席出访回来，事情也许会好些。我敢打赌，华主席也一定不会同意给刘少奇平反的。”

吴德的眼睛眯了起来。他担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时，北京市对管制的那些走资派和被打倒、被专政的人物的敌情动态基本上他都能参与，都能了解。特别是一九七六年的四月天安门事件前夕，政治局慌了，他接到命令、指示要抓紧在全市重点加强侦察活动，镇压那些人的反抗。现在。负责监视他们的人还免不了给他汇报些了解到的材料。

当然，现在他不再担任这个职务了，就像自己突然从光明世界一下子坠入黑暗中，自己变成了瞎子和聋子，几乎与世隔绝了。就凭这一点，他也能感受到权力对政治家的极端重要。

当一架巨大的波音专机开始向中国领空逼近时，天空中出其不意地迎上去两架护航机和一架领航机。雷达所测定的飞行高度为五千英尺，正位于飞往广州这边的航线上。当天空中开始响起熟悉的中国语音的喊话声时，华国锋顿时觉得亲切的春风真是迎面而来，身上那种不可名状的紧张感立刻松驰了下来。

从飞机的窗口往下看，大地像过电影似的不住的变化着。从蔚兰的海洋到绿色的大地。会把你引到入醉的一片丰收景象之中。从上面，可以看到炸蕾吐絮的雪片大地，那是棉花啊。沉甸甸的谷穗在天空下金光灿烂，火焰似的红高粱，棒槌粗的包谷穗，全部影像般地进入国家总理的眼帘。作为这片土地的主人，他感到无比的自豪！

机舱里的随行记者，紧紧抓住照相机并调节好了镜头，不住地选准机会给他照像。

而华国锋坐在桌旁，也不时地摆出一副领袖的姿态，扶正眼镜，让记者们尽情的拍照。快到北京时，他的神情激动起来，脸上泛出红晕，精神也抖擞着。腰板也挺直了……

一小时以后，华国锋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里，那里的一切都打扫的干干净净。收拾得井井有条，给人一种非常舒适、欢快的表象。但是，有一点他很不满意。他下飞机时，那几个本该出场的人却没有来，这多少丢了他的面子，使得他很扫兴。

在南方，繁花似锦，温暖如春，而北京，此刻萧瑟的秋风把树上枯黄的叶子刮得到处都是，连树上各种鸟儿都穿上了厚厚的“毛”衣。要不是房间里早早送上了暖气，他会冻得变成冰棍！

办公室主任照例前来汇报这一段的工作情况，他还未打开记事簿。华国锋就开口问了。

“这一段中央有什么重大活动和安排吗？”

“小平、耀邦他们正忙于筹备五中全会和党的十二大的文件工作……”

“小平同志有什么讲话吗？”

“噢，前几天，中央召开了一个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的干部会，邓小平同志作了一个长篇报告。”

华国锋很注意这类事，忙问：“他讲的什么内容？”

“他一共讲了三个问题，一是高级干部的生活待遇，二是认真选拨接班人，三是切实关心群众生活。”

华国锋松了口气，又问：“提没提到我呀？”

”只字未提。”办公室主任看出他的脸色不太好，又补充说，“小平同志说了这么几段令人寻味的话，他说：“现在，广大群众最为关切的三个问题：一个是物价上涨，一个是干部特殊化，还有一个是房子紧张。人民群众（包括党员、干部）普遍对特殊化现象（包括走后门）不满意。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个问题闹事。

“西单墙’和混在上访人员中的少数坏人就是利用这个东西。我们确实要冷静地想一想，有些现象不像话呀！有的人追求舒适生活，房子越住越宽敞，越漂亮，越高级。有的人为了自己的方使，可以做出各种违反规章制度的事情。这使我们脱离群众、脱离干部，把风气搞坏了。人们对这些现象很敏感。’邓小平同志讲到这里时，列举了好多事例。”

“是不是有暗指我的地方呢？”

“听不出来。”

“我的住房超过规定了吗？”

“你可以特殊点啊！这是职务的工作的需要嘛。”

“他还说：“老干部现在大体上都是六十岁左右的人了。

六十岁出头的恐怕还占多数，精力毕竟不够了，不然为什么有些同志在家里办公呢？为什么不能在办公室顶八小时呢？我们在座的同志能在办公室蹲八小时的确实有，是不是占一半，我怀疑。就以我来说，精力就比过去差多了。一天上午下午安排两场活动还可以，晚上还安排就感到不行了。这是自然规律，没有办法。’邓小平讲到这里后再三提出要培养接班人。”

“现在他依然成了太上皇！”

华国锋冷笑一声道：“这本应该是我考虑的事，他考虑那么多干什么？”

华国锋就像受到污辱般的跳起来：“扯蛋！要不是我粉碎了“四人帮’，他还在阴沟里等批判呢！现在只不过是忘恩负义、上楼抽梯吧了。”

余阳把一片片的云絮染得红艳艳的，大地也披上红艳艳的盛装，当那个红红的火球向西移去时，中南海内碧绿的水面上披上了一层金衣。又逐渐，月亮从东方天上悄悄地露出了笑脸，她像一个文静的姑娘，柔和姣洁的银光撒向人间。

在全国各地，最后出版的首都各报和电视新闻，为数亿观众和读者收看，他们都知道：他们敬爱的英明领袖已经圆满结束对西方四国的访问，顺利回到北京。但谁也不会注意到、也不可能获得华国锋不在国内的这段时间里，中国的最高层发生了什么事情。

当他床头的电话呜呜响起来时，他就想到了打电话的肯定是那个人。

“华主席休息了吗？”

“还没有，我正在看这一段的《每日快报》，你呢？”

“我睡不着啊！如果你不反对的话，我到你这里谈一谈。”

“汪东兴同志，时间已经很晚了，我们就在电话里交谈一下不好吗？”

“电话里很不方便，而且线路很复杂，容易泄密。”

华国锋很清楚此时“泄密”二字的特殊含义，他毫不犹豫地说：“既如此，你来吧，我在小客厅里等你。”

“他们走得巳经很远了。”汪东兴一进门，就令人非常不安。原来他说话小心翼翼，但马上措词异常激烈起来，但内容还是简明扼要的。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认为这是他们全面控制权力的一整套部署，政治上，他们公开亮出黑旗。这就是为刘少奇彻底平反；组织上，他们提出要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要让胡耀邦作总书记，赵紫阳进常委会；在手段上，他们精心搞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草案，不仅限制了你在党内的合法权力，而且也规定了他们大搞修正主义的各种自由，偏偏没有我们反对修正主义的自由……”

华国锋的眉头皱成一个团儿。他打汪东兴送上来的那几份材料。耳边就像骤起刀枪相撞的搏击声……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央成立了专案组，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的直接控制和指挥下，一方面采取弄虚作假、断章取义、逼供信等恶劣手段，拼凑虚构的、牵强附会的材料，伪造证据。报送中央；另一方面，又扣压了解真相的人的证词和被迫提供伪证的人多次更正的材料，于一九六八年九月，提出一份所谓《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审查报告》。这份《报告》和附件《罪证》。是由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当时党中央工作和党内生活处于极不正常的状况之下通过的。八届十二全会公报，还宣布了中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井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的罪行的决议。十一月下旬，上述公报、审查报告和附件，以中发（66）152号和（68）155号文件发至全党，口头传达到群众。这就造成了全国最大的冤案……”

“我们认为。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几十年来，他作为党和国家卓越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对我党的建设、对我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都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他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是忠诚的，他把毕生精力，都贡献给我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事业……”

华国锋把桌子狠狠一拍。震得桌上的茶碗都跳了起来，响声在宁静的夜雾中如同雷震：“不行，绝对不行！这不是复查，而是全面地不折不扣地翻案。在他们眼里，刘少奇几乎成了完美无缺的完人，而倒是使毛主席成了百孔千疮的罪魁了。”

汪东兴说：“这样传达下去，广大人民群众会怎样衡量我们的党？怎样评价我们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又会怎样看待华主席你和我们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所以我说，这一道防线我们是无论如何不能让步的！一定要发扬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顶住！”

“你估计中央政治局里有多少人会支持我们的意见？”

“我看基本上旗鼓相当。”

“但常委会上我们就会变成少数了。”

“这么重大的事，常委会决定不了，一定要在中央全会上批准或通过才行。”

“中央全会上敢肯定，我们的意见会占上风的。关键是把那一批被打倒、被批判的有问题的那些人先进中央委员会，实在是失策得很！”

不管是福是祸。人们总是把它看作一个信号。

夜已很深了，冷风嗖嗖地吹着。使清冷的月光发出的白色，也包含着一股肃杀之气。天空的尽头。那颗慧星拖着一条尾巴，像带着一把大扫帚，在碧空中划了一下就消失了。

陈锡联离开了他的住地，被人带到一辆黑色的高级轿车上，由两位从西山军委总部来的警卫员陪同着前往西山。

四十五分钟之后，轿车便飞速驶过两道警卫大门，进入了那几座曾经十分隐秘的大院内。又过几分钟，他被引进了叶剑英的私邸；巧极了，黄克诚、聂荣臻、韦国清等几位军委负责人都在。他看到几位老人都在慢慢的呷着咖啡或浓茶一类的东西。他被让坐在一张直靠椅上。房门在他身后被关上了。

“陈锡联同志，我们请你来，”聂荣臻看了叶剑英一眼，慢悠悠地首先开口：“想听听看你关于刘少奇同志平反和复查报告的意见。你刚从华主席那儿出来吧？你有什么样的好建议呢？”

陈锡联坐在那张直靠椅中，望着桌子对面的叶剑英。自从在国庆宴会上见过他们几位后，他一直没再和他们联系过。现在相隔这么近，他感到他们几位都显得困乏而紧张。

没有工作人员在场。陈锡联这才意识到，他们几个可不是偶然在一起碰上的，而是事先商量好了后共同来对付他的。

“叶帅、聂帅、韦主任和黄克诚同志”，陈锡联马上流利地说：“为了稳定全国的形势，我主张也不忙为刘少奇同志平反。这个问题往后再推几年，也许条件会更成熟一些。”

“不，我们认为条件已非常成熟了。”聂荣臻说：“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我想你不一定理解几百几千名受刘少奇同志株连的那些干部们的心情。”

叶剑英还是静静地凝视着他，脸上毫无表情。他慢慢地端起他的那杯浓茶呷了一口。

“是的，我同意聂帅的看法。”韦国清说：“现在全党上下都感到为刘少奇平反势在必行。他受冤十多年了，再不平反，天理难容！”

“陈锡联同志，”黄克诚说：“你不认为复查报告写得有理有据，天衣无缝吗？”

陈锡联猛地抬起头来：“不，我并不那样认为，恰恰相反，我认为里面漏洞太多，起码需要另作复查和补充。比如，刘少奇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二日在沈阳奉天纱厂被捕后，供认自己是满州省委书记，出卖了省委领导成员和所属党组织，并向统治阶级积极出谋献策，张学良颇为赞赏，这本来已有大量的人证物证可以说明。而现在，只凭和刘少奇定同一个性质的孟用潜（当时任满州省委组织部长。同刘少奇同时被捕）及当时张学良的卫队上校团长的翻供材料，恐怕不足为凭吧？”

黄克诚马上说：“孟用潜早在刘少奇定案前就提出翻案了，他在被关押劳动保护期间，共写过二十次申诉材料，均被原专案组扣压，隐瞒不报。这不能说人家同意那种揭发。”

“因为孟用潜同刘少奇都被定为了叛徒，所以，他提出申诉是必然的，并不奇怪。他们利害相关嘛。”陈锡联说：“相反，他如果不翻案，那才是奇怪的，不可思议的。”

韦国清冷笑道：“锡联同志，看来你的思想还是很僵化哪。就是原张学良的卫队团长刘多荃，也写材料推翻了原材料。他所说的“破获共产党案子，从被捕人数、被捕地点、关押时间，到释放的方式和过程等具体情节，同刘少奇同志被捕的案情无一相似之处’。刘多荃也于一九七九年五月和十一月写了更正材料，说他确实没有听过张学良同被捕的人“达成政治交易’的事，“一九六八年一月我所交待关于“中东路事件’的两篇材料，是专案组从我到学习班被监护的整个期间，被逼所写的几十万字材料中，摘录要我抄写的’；并揭发了专案组人员对他指供，诱供，炮制假证据的全过程。”

“那是在三中全会以后写的吧？”

“是的。”

“当中央复查小组的宗旨是为刘少奇平反时，他的材料当然也是投其所好的，正像当年揭发。批判刘少奇时，所有的证明材料都骂刘少奇一样。”陈锡联说：“所以我认为复查这一案子，同样不能带框框，要以当时的历史档案和提供的真实材料为依据。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反复研究。我不赞成一刀切、一风吹。除了他们两人的材料，还有其他人的材料嘛。”

黄克诚说：“原《罪证》中还有另外六个所谓知情人作证的笔供，都写得模糊不清，除一份是听说的之外，其余五份，只说被捕者是黑脸、白脸、黄脸、中等个、高个子或胖子、瘦子……”

“这正是证据的可信之处！说明他们是实事求是讲的。刘少奇他们都用的是化名，这些普通的敌伪人员当然不可能知道他们正是近四十年后的刘少奇等人嘛。只要把这些人重新找来，仔细审问还可以问明情况嘛。”陈锡联说。

黄克诚显然是在抑制着自己的情绪，他低沉地说：“在当时所捕的知情人中，原奉天纱厂副技师关辅金、原奉天纱厂庶务主任徐廉奎，原奉天省警察局行政科代理科长关庆云三人已病死，还活着的有曾在孟用潜调离后任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的丁基实，又名西君羊，还有原奉天省高等法院检察处代理主任书记官刘青第和原奉天警察局商埠地三分局差遣班长陈元桢。他们全部否认了在逼供情况下写的假证明，这些事实又说明了什么呢？”

陈锡联从浓密而突出的眉毛下面敏捷地打量着他们的表情，含糊地说：“让历史来证明这一切吧！”

“其中，陈元桢于一九七九年六月六日还揭发：他只记得一九二九年奉天纱厂因闹风波，抓过人，以后的事情就不知道了。但是，一九六八年一月初，沈阳军区有一个人把他叫去查问此事，威协说：“你再不说，就送你到公安局去。’前后七八天连轴转，不让人家睡觉，实在受不了啦，后来又换了一个军官对他说：“你都承认了吧。刘少奇已经倒了。没有啥，你立功了。’陈元桢还揭发说：“一九六八年的那个材料是他们写的，我不认识几个字，不会写字，又未让我看，只念给我听了听，就让我签字盖手印的，随之就把我放回家了。不料。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四日，突然来了几个当兵的，又把我带到沈阳军区监护起来，哄我说开完“九大’就放我回家，可是一直到一九七二年二月才把我放回家。’你看他们的手段是何等恶劣！”黄克诚说完。眼都有点发红了。

叶剑英明知故问：“那时沈阳军区司令员是谁呢？”

“是我。”此刻陈锡联反而冷静了。

韦国清又问：“你知道这码事吗？”

“我只知道中央指示查清刘少奇一九二九年在奉天纱厂被捕的情况，沈阳军区派人协助中央专案组的人去的。他们究竟怎么调查。审讯的，那我就不知道了，”

陈锡联坦然说：“如果刘少奇这一案被平反，全党全国全世界都将想知道刘少奇这一案究竟是怎么被定为冤案的，内幕究竟是什么？毛主席和刘少奇的关系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些谜一样的难题不解决。他们怎么会相信中央的路线呢？我们一定要寻到一条合理的解释。”

叶剑英慢慢地点点头。

聂荣臻板着面孔说：“现在已查明。刘少奇同志是在奉天纱厂一次工潮中，同孟用潜同志一起去该厂找人谈话，因厂内有叛徒向厂方密告厂内酝酿罢工等情况，致使地下党支部书记被拘留，刘、孟二人也在纱厂门口被该厂卫队怀疑而逮捕。

以上被捕的经过和原因，满洲省委在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一日即向中央作了报告，有案可查。当时的满洲省委秘书长廖如愿也证明：刘少奇，孟用潜到警察局后，外面送东西很方便，前往接见也不困难。对他们没作政治犯处理，所以当时省委态度镇静。刘、孟在警察局期间，一直对警局作一般案件的应付，没听到政治态度有什么变动。这些，总能说明问题吧？”

陈锡联微笑着说：“刘少奇等人被捕后立即承认了自己在党内的身份。并揭发了省委的其他领导人。这本身已属变节行为。至于省委其他领导人不知此事，或者说不了解内幕，这也能说得过去。但是，他要想证明刘少奇被捕审讯时的表现，那他显然不具备起码条件。”

黄克诚大声说：“刘少奇同志被捕后，并未引起党组织受破坏，和牵连其他同志被捕、被杀。这就是铁的事实。据满洲省委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九日向中央的报告说：“刘、孟被捕一事，在工作上虽有很大的打击，但在同志倾向上没有多大的影响。’王鹤寿，杨一辰、何松亭等当时在党、团领导机关与负责同志的住址、机关，没有一处遭到破坏，也没有任何一位同志受牵连被捕；王鹤寿、赵毅敏同志还证明，在张作霖、张学良统治东北时期，除一位鼓动兵变的共产党员韩渊渡同志被杀以外，直到九一八事变为止，东北地区没有任何同志被杀。这个历史事实，也是当时在东北工作的同志们所共知的。”

陈锡联马上说：“不过，我也想提醒大家一点，刘少奇有没有变化、叛变，同满洲的党团组织有没有遭到破坏，这可是两概念，也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

“不！”韦国清接着说：“原审查报告影射一九三零年四月满洲省委大破坏，是刘少奇同志“提供情报’的结果。这是蓄意歪曲历史。根据一九三零年五月十八日中共满洲总行委第十二号《通知》和一九三四年日本大孤对支经济联盟编《苏联和满洲的共产运动》、敌伪报刊一九三零年五月一日《盛京时报》记载以及当时在省委工作的赵毅敏、杨一辰、王鹤寿等同志一致证明，这次大破坏，致使党、团省委领导人及党、团员三十余被捕，是由于当时杜兰亭（当时在团省委工作）四月十二日被捕后叛变，向敌人供出团省委机关的地址造成的。因为当时党、团委负责同志正在那里开会。因而使许多同志被捕。那时，刘少奇同志已经离开满洲去上海工作，这件事同他毫无关系。”

陈锡联点了点满头灰发的脑袋：“叛徒和敌人都是狡猾的，尤其是钻进党内的内奸。我希望同志们还是把问题想得复杂一些为好。记得毛主席曾和我谈话时，提到刘少奇：“这个人很狡猾，很会用各种合法和非法的手段同我们较量，他善于伪装，善于编造种种借口和理由来为他的叛卖怍掩护。他一贯如此了，历史上也是如此。’这是毛主席亲口和我讲的，康生、张春桥都可以作证。”

“事到如今，你还是抱守着“两个凡是’的思想僵化不放。这是很危险的。”韦国清在他面前第一次这么动怒。

黄克诚说：“我可再一次告诉你，刘少奇同志是在被捕半个月后，统治阶级没有取得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取保释放的。据孟用潜同志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补充材料’说；“对我的判决是：煽动工潮，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对刘少奇也是“不予起诉，取保释放’。杨一辰同志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和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四日两次证明：当时对刘少奇判决“检察一下，不起诉处分，取保释放’。还有当时任满洲团省委书记的饶漱石、原奉天纱厂协理王广恩等人，也提供了类似的材料。”

陈锡联又伸出一只手道：“我不排除这是事实。我只是奇怪：为什么其他党的领导人被捕之后，不是杀头就是坐牢，而偏偏刘少奇这个党的重要领导人却能一次又一次地“取保释放’？为什么国民党有关当局总是对他格外开恩？你们口口声声说，原专案组仅凭搞逼供信编造的材料。就认定刘少奇“投敌叛变’，进而凭空捏造说“刘少奇积极地向张学良提供情报，使满洲省委及其所属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党员被捕、被杀、还按照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张学良的旨意，利用中东路事件，配合进行反苏反共等大叛变活动。这些完全是无中生有的罪名。好，我没有调查，所以不敢妄下断语。只是想彻底弄清，究竟刘少奇是运用什么法术，一次又一次地躲过党的组织的大破坏、大捕杀的厄运呢？他的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的功绩究竟在那里呢？”

聂荣臻拍了一下桌子：“陈锡联同志，你很不相信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调查，不相信中央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正确，而且也不接受我们这些同志对你的帮助和教育，我们只能深表遗憾。”

叶剑英也说：“党还会给你机会表现的。希望你不要固执己见，这样对你，对党都会有好处。”

陈锡联痛苦地说：“我建议召开党中央政治局会议，非常严肃地讨论这个问题。”

韦国清冷冷地说：“这是中央考虑的事，我们只帮助你提高一下认识。”

黄克诚也苦笑道：“没想到我们的意见在你身上没发挥积极的作用。”

“不，你们毕竟使我了解事情的另一面。在决定这样的大事时，我们应该平等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陈锡联刚说完，叶剑英按了电铃，向进来的那位接他来的年轻军官示意了一下，那名军官点点头，并护送陈锡联朝外走出去。当他们走到门口时，叶剑英喊道“你停一下。”

陈锡联转过身去，那位老人还是原来那副他先前看到的模样，只是桌上的咖啡凉了。

“今天是军委的同志找你谈话。”他严肃地说：“不要向其他任何人泄露我们这次谈话的内容，不然，会出现误解的。”

陈锡联走出门后，那辆黑色高级轿车缓缓开来，正好在他跟前停下。那位军官打开车门，扶他上了车，门一关便疾驰离去。夜晚星星像璀璨的宝石嵌在深蓝色的天上，明月从辽阔的天空升起，把她那皎洁的光辉洒向人间。月亮是月亮，但在月亮的背后却是一团又一团的迷惘……

日本总理大臣大平正芳从十二月五日应华国锋的邀请。对中国进行访问以来，连续几次会谈，便显示出华国锋对国际事务的生疏和死板，各种知识也很贫乏。这使得随同他的外交部官员深感焦急。

大平正芳表示。日本考虑帮助中国进行“石臼所港新建一个煤炭、矿石专业化码头”、“兑州至石臼所的铁路”、“北京至秦皇岛复线电气化铁路”、“京广铁路衡阳广州段复线工程”、“秦皇岛港的煤码头二期工程”、“五强溪水电站”

六个项目。对北京现代化医院的建设计划日本政府也准备给予积极的合作。华国锋对此表示得很迟缓，除了连声道谢后，又拿出官场套话搪塞；“这个问题嘛。请让有关方面研究后予以答复吧。”

“我是主张稳妥一些好。”

邓小平听报告后立即赶来纠正：“华国锋同志，我们对所有发达国家的积极表示，都应持欢迎态度，不可坐失良机啊！”

邓小平并没有多和华国锋解释。他又单独和太平正芳举行几次会谈。促使中日两国政府在文化交流和关于在渤海南部及渤海西部海域合作进行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开发等方面达成了协议，并于十二月六日举行签字仪式。

“小平同志，在国事活动方面。还是你比我有经验，今后这些方面你可多发挥作用，同时也希望你多帮助我。”

“我们这些老家伙在各方面都得帮助你呢。”邓小平很不客气地说：“恕我直言，你这样下去不行。要丢中国人民的脸呢。起码有损于中国的国格。”

华国锋脸一红：“我又没干什么坏事，怎么能扯得上丢中国人民的脸呢？小平同志，我们有什么意见可以坐下来好好谈，不要呕气好不好？”

邓小平看到他那副茫然不知所措的样子，便和他一起走进了大会堂一间小休息室，直截了当地劝他不懂的东西多和有关人员请教、商量，不要擅自回答问题，也检讨了自己说话不太注意的毛病，说：“我这个人就是这点不好，批评起来没鼻子没眼，说完拉倒。其实我是从来不记仇的。”

华国锋心中有数，心里暗暗骂道：哼，谁不知道你邓小平现在是董卓专权，曹操当政，已经根本不把合法的党中央主席、国家总理放在眼里了。像这样下去还怎么得了呢？但是，他也不过是皱眉蹙额坐在那里，目光盯着桌面，他感到实在没有多少话可以和邓小平讲了。甚至自己见他都有点发怵。

“国锋同志，现在汪东兴、纪登奎、陈永贵和陈锡联同志表现都很不好啊！”邓小平说：“他们在下面经常发表—些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大唱反调的言论。已经在一部分群众和干部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大家都要求撤销他们的职务呢。”

华国锋吓了一跳，急忙说：“问题有那么严重吗？如果在中央提出这个问题，一定会造成严重的混乱，不利于党和国家的安定团结。特别是对待陈永贵同志。小平啊，我们在各个方面得让着他点啊！他毕竟是农民出身的干部，无论是理论水平和实际经验都有很大的差距。我们都有责任帮助他，而不能求全责备。你说对吗？”

邓小平听了，觉得这段话讲得也有一定的道理，就改变了口气，继续说：“如果说陈永贵同志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汪、吴、纪、陈这四位同志就不能容忍了。

他们都是入党很久的同志了，怎么能不懂得纪律呢？现在，我们的党风叫林彪、“四人帮’损害得已不成样子了。剑英、陈云、先念和我已委托中纪委起草了一个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问题的准则，就是要重申一下党的各项纪律。今后我们要从严治党，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

华国锋身前摆着两杯茶水是在他等候其他同事谈话时留下的。他把一杯推到邓小平这边，等他伸手去接杯子时，他轻轻地说了句话：“小平同志，你的性子太急了。”

邓小平笑了笑：“国内外有这么大堆问题等着我们去处理，我们再四平八稳地走路还行吗？我们的步伐必须迈得快一点，这样才能适应世界飞速发展的需要。”

华国锋喝下一口茶水，平和一下胸中的怒气，似乎有点无可奈何地说：“中纪委《关于对刘少奇、瞿秋白同志的复查平反报告》我都看了。既然你们认为瞿秋白在被捕期间写的那篇《多余的话》都不算问题、不是叛变，那么关于刘少奇在三次被捕期间的表现就更不是什么问题了。但是，你想过没有，这样公开以后国内怎样评价……”

话没说完，邓小平哈哈大笑：“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依靠共产党脚踏实地的奋斗和实践来写的，而不是看什么人的眼色和说法写成的，依我看，依靠我们自己的双手来纠正我们自己的错误，正是我们党有生命力和希望所在。我们大可不必害怕别人说些什么，我们只看一条，我们做得究竟符合不符合事实，其他的一律不管。”

这时，只有这时。华国锋才清楚地认识到他比自己的立足点和着眼点，要高明得多，要现实得多，所以根本就没有和自己商量的余地。自己这副堂堂的党中央主

席、国家总理的身份，除了对其他中央委员能起点作用外，对这位小个子来说，已经形同虚设了。

但是。尽管如此。华国锋还是不甘心地说：“现在中央有关部门纷纷传说，胡耀邦和赵紫阳二位同志要进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你知造这种谣言吗？”

“这不是谣言，而是全党全国绝大多数同志的心愿，说明了人心所向。”

“这么说，这种说法事出有因了？”

“不是有因，而是有果。你出国访问期间，我和政治局的其他常委，大多数委员都商量过这件事。我们都同意在五中全会上正式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如果多数同志没意见，就可以通过。”

“不过，事关中央重大人事问题。我这个中央主席应该亲自掌管，起码也应该知道。我还不清楚的事，底下的同志倒都知道了，这总不是正常吧？”

“国锋同志，”邓小平显得非常不悦地说：“我们还是不要再在鸡毛蒜皮问题上吹毛求疵了，这样不好嘛。培养党和国家年轻的接班人，全党上下都在议论，我们在一起碰碰头又有什么不可？议论和决定是两回事，就像我刚才和你讲对汪东兴等几名同志撤销职务的事，这只是我们俩商量工作时的议论，而不是作出决定，更没有实行。所以一旦传出去，我是不负责任的。我劝你大可不必小题大作。文化大革命前，正是毛泽东同志把一些本来很正常议论、小题，

看作了不起的大事，弄得草木皆兵，从而掀起一场又一场的大风浪，终于把整个党和国家拖入一场大的灾难之中去了。这个教训，再也不能忘记了。”

华国锋一下觉得自己矮了半截，再也没有勇气往下谈论了。许多憋在自己心头的话语此刻觉得再无说出来必要了。

“好，我也真诚地希望我们这个党再不要节外生枝，掀什么波浪，还是全党一致齐心协力地搞经济建设是正经事。”华国锋说：“在一些问题上的分歧意见，我看还是在会上讨论一下吧。”

“对！”邓小平赞赏地说：“有话摆在当面来谈，在大多数一致的基础上，我们来个求大同而存小异，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后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不过，华主席啊。你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当家人，大家眼睛还是在看着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