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佐尔格电报的时候，上海的中西功在第一时间里明白过来，立刻找上级商量对策。

中西功的上级，是中共党员程和生。程和生没有资格作主，于是他也请示上级，而他的上级正是中共传奇谍王：潘汉年。

这时正是苏联同德国打得你死我活的时候，莫斯科和延安都非常需要日军南进的相关情报。潘汉年猜得出东京发生了大事，但还不知道佐尔格小组已然全军覆灭，最后他把决定权交给了中西功：撤走，或者留下来坚持。

中西功很清楚，东京绝不会无缘无故发来这样的电报，留下来搞情报，就是被捕、酷刑、枪毙，不用指望别的出路。然而为了在四一年的关键时刻，多送一条有用的消息出去，他没有利用佐尔格为他拖的时间撤退，而是同佐尔格一道踏上了死路；同样自愿选择牺牲的，还有西里龙夫等日本籍中共党员。

为了核实情况，中西功安排好后事，去了一趟东京。在东京靠着运气，他查觉到尾崎秀实等人都已经被抓走了，但也打探到日军的一些新动向，最后回了上海。在上海的满铁资料研究室里，他找到了日本对美国开战的情报和陆军调动布署，据一些资料上讲，他通过这些资料，判定战事将在十二月八号展开（美国时间十二月七号）。

佐尔格最后写完证供，是一九四二年三月，而特高课仔细学习完五万多字的记录后，发现没有新鲜货，不得不重新研究尾崎秀实的证词。很快他们就发现，里面有中国情报网的隐藏线索，但此时已经不是四一年，而是四二年的六月。

一九四二年六月十六号，中西功终于没能逃过宪兵队的追踪，在上海被抓走了；同时被捕的有南京的西里龙夫，随后尾崎庄太郎在北平被捕，白井兴幸在山西被捕。他们本来可以及时撤退，却全部自愿留下来，坚持了额外的八个月。在这八个月时间里，他们以生命为代价，提供了中国战场上日军调动部署、汪精卫与日本合作情况、日军太平洋战场舰船损失详情、日军取消局部进攻苏联决定、日军清乡计划等情报，全都是含金量极高的机密文件。

经过整整八个月，中西功等人终于还是失陷了。上海情报科查觉到情况不对，但却不能确定有多严重，为了保障前线的战事，潘汉年忍痛决定，所有党员必须坚守岗位，不许撤离。

坚守，就意味着死亡，而且是缓慢地等死，从尾崎秀实被捕时算起，每一天都是煎熬，每次门外的脚步声都可能是死神降临。很难想象，特科是靠什幺勇气遵守的命令，因为日本宪兵队拷打之残酷举世闻名，但所有中共党员确实忠实地执行了指令。他们十分清楚自己必死的命运，只求在暴露之前，能多送出一份情报。

宪兵队抓到中西功之后，立刻对他进行严刑拷打。中西功没有叛变，但却中了计谋，鬼子利用他希望向外界报警的心理，派了一个汉奸关在牢里；中西功想让他带个口信出去，结果特高课马上锁定了间谍小组，顺藤摸瓜抓到了程和生（原名郑文道）。自杀未遂的程和生受尽酷刑，终于在医院跳楼身亡，上海情报网的陈一峰、汪敬远等人以及满铁上海办事处调查室的中共党员，全都被一网打尽，只有南京站联络员张明达逃走。

佐尔格费尽心思掩护的上海情报科，终于在坚持八个月后覆灭了。但大肆庆功的鬼子不会知道，苏军总参四局在中国北平、上海、天津等地方的情报小组丝毫不受影响，他们继续保持着同莫斯科和延安的通讯，源源不断地送出情报。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七号，正是苏联的十月革命节，日本人处死了佐尔格和尾崎秀实。拉姆扎小组成员无不受尽酷刑，有的死在狱里，有的在北海道做苦工被折磨致死，而中西功、西里龙夫、尾崎庄太郎则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号，被日本法院判处死刑。值得庆幸的是，这份宣判没能执行，因为那天中午传来了另一个消息：日本狗天皇投降了。

他们终于熬到了天亮。

我的信仰是无底的深海

澎湃心中火焰

燃烧无尽的力量

那是忠诚永在

谨在此对无名战场上的无畏英雄，致以最高的敬意。

虽然上海的情报特科覆灭了，但非常明显的是，中共上海情报机关并没有覆灭，因为大部分人都成功撤回了华中的根据地。把大伙带回安全区的人，是潘汉年。

自三六年黯然离开保安以来，潘汉年已经在明枪暗箭里工作了很久。

他本来代表红军同国民党谈判，后来去了上海、香港，开辟办事处，干回情报工作的老本行。三八年九月，他返回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

虽然在这次全会上，王明被一撸到底，但潘汉年仿佛没有受到波及。他作为地区负责干部参加了会议，并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三九年的时候成立社会部，他同李克农都是副部长，部长则是王明先前的亲信康生。

既然康生和其他人都受到了重用，收拾王明也就是简单的工作问题，不是对共产国际派的宣战。张闻天等人没有警惕，潘汉年同样没有警惕，在他看来，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只要好好工作，党仍然会信任自己，让自己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过了不久，潘汉年在组织委派下，去香港冶疗眼病，顺便成立了华南情报局，统一整合香港的三大情报点：八路军新四军情报点、东北抗联情报点、苏联驻香港情报点。完成这项工作后，他立刻去了上海，在那里他要找一个叫袁殊的人。

袁殊，着名多面间谍。

袁殊的成长经历，就不多介绍了，总之他父亲是同盟会的老干部，他本人则是日本留学生。潘汉年三一年发展他为秘密党员，他随后在三二年加入了中统，又弄到一个记者的位置，经常去南京参加活动，并认识了日本驻沪领事馆副领事、着名特务头子岩井英一。

又有人脉、又会来事的袁殊很快受到了岩井的注意。经过中共地下党批准，中统情报员袁殊同意成为岩井的下线，帮忙收集情报。过了不久，袁殊又去找了上海滩的黑帮头子杜月笙。

袁殊去找杜月笙，是因为杜月笙一贯讲究上层关系，有人愿意找上门来认大哥，自然不能不够意思。于是袁殊成功地弄到一笔钱，办起了时事刊行社，从记者变成了新闻批发商；同时又兼职几家大报的记者，还发起组织了“中国青年记者协会”。

中统的招牌果然含金量够重。即使是在“怪西人案”里受牵连被捕，袁殊也只坐了八个月牢就光荣出狱，并在岩井的帮助下留学日本，成为早稻田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同时还拿着外务省的津贴。三七年春天，袁殊重新回到上海，正式加入青洪帮，成为“通”字辈的师兄弟，级别直追杜月笙、黄金荣。

袁殊回上海的时候，潘汉年也在上海。很快，两个人就恢复了上下级关系，接着抗战爆发，一个新的神秘人物找了上来。

由于长期从事军阀间的刺探工作，戴笠在抗战爆发时一度相当迷茫，因为他的工作对象突然换了，从军阀、共产党变成了日本鬼子，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手办业务。这时有人推荐说，有个早稻田大学的毕业生叫袁殊，同日本副领事岩井关系不错，是个合适的发展对象。

虽然袁殊是中统的人，可抗战要紧，挖一下同僚的墙角也不算什幺。戴笠马上亲自登门拜访，希望袁先生能跟着他为国效力。经过仔细考虑，潘汉年最后指示袁殊，同意合作。

经过一番又一番的折腾，中共地下党员袁殊终于兼上了军统、中统、青洪帮、日伪等多重身份。当然，如此绚目的钢丝不是随便走的，任何地方出现闪失，都意味着酷刑和性命之忧，可是袁殊硬是走了下来，还成为军统的上海区国际情报组组长，军衔少将。

此时已经是一九三九年。戴笠在香港召开工作会议时，袁殊和潘汉年都在香港，两个人相约在上海碰头；谁也想不到，潘汉年很快到了上海，情报员袁殊却进了监狱，问题就出在他的那几重身份上。

由于汪精卫的上海特工总部“霞飞路七十六号”危害太大，因此戴笠专门要求，上海情报站必须摧毁这个地方。袁殊回上海后，把行动计划的副本交给了上海区区长王天木，可是王区长也是双重间谍，早就投靠了汪主席。

于是一直玩无间道的袁殊被反无间了，关在汪精卫的监狱里。案卷送到周佛海的办公桌，周佛海考虑半天，最后指示说，可杀可不杀的人，就不要杀了。

既然领导有指示，手下当然照办。特工总部负责人李士群把袁殊请进了家里，希望大家合作一点。

都是混上海的老朋友，彼此也不用客气。谁也想不到李士群刚刚开出条件，袁殊就顶了回去，而且口气比他还狂：不要以为日本人是你的后台，我也有日本人做后台！

李士群当时就惊呆了。命悬一线的袁殊毫不谦虚，当场给老朋友岩井打了电话，两天后，岩井带着随从，亲自来到七十六号把老朋友接了回去，只留下目瞪口呆的特务们。

岩井不是慈善家，事实上，他是日本的老牌特务专家，手上掌握有着名的“岩井机关”。他愿意救袁殊，是因为袁殊的活动能量很大，他希望能通过这个人越过汪精卫，直接弄到重庆方面的战略情报。

岩井找袁殊，袁殊只好请示潘汉年；很快，潘汉年批准了他的请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