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会议开到结尾时，邓小平发表总结讲话：“我们已别无选择余地了。我们看来已经一致同意，全国面临这样严重的局面是人们谁也无法忍受的。那将会阻挡中国的四化进步，并由此大大推迟我们进程的时间。为恢复元气。我们要认真清理长期存在的“左’的影响，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走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到处都可以听到表示赞同人员的叽叽喳喳声。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将获得参会者的赞同。

然后，胡耀邦开始说话了。此时谁都意识到他已在中央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威望正日益提高起来。当叽叽喳喳声平息下来时。他矫健而又富有感情地站了起来。

“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很多。同志们，是严重的。会带来无法估量的后果。这里，最关键的问题是要赶快让一大批被错整错批错斗的老干部赶快走上领导岗位。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人的错误结论后。中共中央又宣布彻销了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为因执行或曲解这一文件而造成的冤案平反创造了条件。现在。我们巳为彭真彻底平反，为“总政阎王殿’、“谭政反党宗派集团’彻底平反，为“杨，余、傅事件’公开平反。为“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内蒙古二月逆流’和“新内人党’三大冤案彻底平反。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关于为全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摘掉“执行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帽子的请示报告》，批准彻销一九六四年统战部《关于李维汉同志问题的报告》；彻销《一九六六年二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彻销一九七五年《关于陆定一问题的决议》，为陆定一彻底平反；为““三家村’反党集团”冤案彻底平反，彻销对邓拓、吴晗、廖沫沙所作的错误结论；为赖若愚、董昕等彻底平反，为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彻底平反，等等，所有这些平了反的同志。我主张从上到下一律恢复原职，把他们从组织上、政治上等各方面都重用起来，不得给以任何歧视！”

他的这一套手法成功了。他再一次给他们赢得了人心和力量，正如华国锋、汪东兴私下所担心的他们会来这一手那样。

陈锡联走到底层，刚刚要跨进正在等候的高级轿车，这时，他感到自己的背部被人碰了一下。站在他身旁的是中央警卫团的一位干部。

“华主席想在他的家中与你谈话，陈司令。”他轻声说完，便二话不说地走开了。

华国锋现在住着的房子，据说是过去专门为江青修造的。这套建筑华丽而又实用，具有一套现代化的安全的使用设备，但办公室却很简朴。华国锋挥手让他坐在一张空着的椅子里，“通过这几个月来的事实你看到了，有人在兴风作浪，我们对此都是心中有数的。”他用低沉的声音说道：“他们不但要全盘否定我们伟大领袖和导师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伟大决策，而且也要否定粉碎“四人帮’以来我们的大量工作。我想具体听听你的意见，我们该怎么办？。”

沉默。

两位年纪不轻的人之间出现的沉默气氛是令人震惊的。他俩谁也无法想像他们这样的议论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在党内曾出现许许多多勾心斗角的内讧，如果他想让别人死的话，那他自己也必须作好死的准备。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只是言词伤人，便使像他们这些深感受逼的领导人秘密逮捕而后公开批判，使他们身败名裂。这不能不使他们在这类最为敏感的问题上捉摸不定。

“这倒不至于。”

“现在很多问题还无法下结论。”陈锡联终于打破沉默：“如果他们决定要你下台，那你就完了。可是，现在看不到这种迹象。他们谈的只是工作经验和教训。

华主席，你现在必须冷静思考：这就是：是否他们上台就必然会使你下台？”

“如果这样，”陈锡联笑了笑：“那就什么话也别说了，因为说了也没用，说多了传出去只能是自寻烦恼。”

“但眼下的许多措施已非常……”

“华主席，先忍耐着吧。”陈锡联木然地笑：“现在不是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三十七、藉“民主墙”事件华汪倾谈清“凡是派”影响小平南巡

西单“民主墙”的大字报越来越多，已经成为北京市民和来京人员经常议论的主要话题。各种各样的观点和见解都可以在这里尽情发泄和张贴，与之相呼应的是地下刊物和组织也纷纷出现。有的公开提出要取消无产阶级专政，恢复人权。恢复民主的本来意义。

“我们不能希望一个新的皇帝能够给人民带来民主！”有个相貌平常，身穿黄色军装的年轻人几乎天天都来到这个被称作“自由岛”的地方发表各种惊人的见

解。他的那些演说开始像是在呼唤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镇压的天安门事件的参加者，是在直接谴责“四人帮”和毛泽东。但当演说逐步深入时，他的话题开始围绕所有那些被称之为专制统治集团的领导人，从华国锋到邓小平，他统统都批判了。

“因此。我们对于每个社会，”他说道：“不是用它表面上的许诺和宣言及它取得的技术成就来判断，而是用它给予人的地位和意义来判断，用它对于人的尊严和人的良知所赋予的价值来判断。”

当时他贴了不少大字报，其中一份题为《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中写道：“许多当权者为个人手中握有的权力所陶醉，还有那些搞个人独裁的野心家出于他们卑鄙的目的，也会利用人民的轻信而无视他们对民主的践踏。例如邓小平副主席在三月六日对中央

各部委领导干部的讲话中，就企图利用过去人民对他的信任来反对民主运动。他把各种罪名加给民主运动，企图把华、邓政治体系无力挽救中国经济和生产的责任强加给民主运动，再一次拿人民作他们政策失误的替罪羊。”

“邓小平要民主吗？不要。他不愿去了解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他不愿让人民收回被野心家和野心家集团篡夺的权力。对于人民自发的争取民主权利的运动。他都说是借此闹事，是破坏了正常秩序，要采取镇压，对于批评错误政策的人。对于要求社会向前发展的人，采取这种手段，说明他们对人民运动十分害怕。”

“我们想请问煽动抓人的政府大员们：你们使用手中的权力是否合法？我们也想问华主席和邓副主席：你们占据总理的职位是否合法？我们更想了解一下：以副总理和副主席身份。而不是以法院和人民机构的名义宣布抓人，这种行为是否合法？我们进一步要问：按照中国的那条法律，“坏人’这个名词就构成犯罪？到底什么标准算是坏人？要以谁的看法为标准？这几个最简单的问题不明确，我国就没有法制可言……”

那些穿着便衣的警察已认识到。这个年轻人根本不是在谈论民主和揭批“四人帮”，而是在谈论政治局领导下的现行政权。在大字报和演说不久，他就以几个罪名被捕了。

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叫魏京生。

邓小平看了他的所有罪证和材料，大发雷霆：“魏京生就是反革命。我们说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消失了。不等于说阶级斗争就没有了。我们同魏京生这样的坏分子的斗争就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所以，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意想。现在我们必须反复强调这一点。不允许任何人，哪怕只有少数的人动摇四项基本原则。”

这是邓小平第一次讲出了这四项原则。

在这个问题上，他和华国锋的意见是一致的。华国锋看了魏京生的全部材料后，心理涌出一股不可名状的舒坦劲。自从这些年轻人打着“要民主”、“要人权”、“要自由”的旗帜掀起一股股浪潮后，他就有种极度的担心。

担心会酿成一九七六年四月天安门广场式的事件。当别人请示他该采取什么措施时。他张口结舌，支吾其词，说了些模棱两可的话。现在好了，邓小平说他们是反革命捣乱了，这比起前一段口口声声发扬民主的言论，多少带点自打嘴巴的味道。他按了一下电铃，将秘书召来，想了想说：

“请在六月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中的政府报告中，给我加上这样的话：“在我国（除台湾外），作为阶级的资本家阶级和地主阶级、富农阶级已经消灭，不再存在。但我国还有反革命分子和敌特分子，还有各种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犯罪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还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四人帮’的某些残余，也还会继续坚持反动立场，进行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活动，并且国内阶级斗争又同国际阶级斗争密切联系着，所以，各种阶级敌人还长期存在，我们必须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尽管他们人数很少，我们决不能够麻痹大意，放弃警惕。”

秘书作了记录后又问：“华主席，还有什么事吗？”

“你把汪东兴同志找来。说我有要事。”

汪东兴乘车赶到华国锋的住地时。太阳已收敛了它最后三道霞光。没多久，月亮从云朵里钻了出来，像银盘似的，挂在淡蓝色的天空中，晚风缓缓地吹着，月光仿佛在水面上撤了一层银粉，晶莹闪亮……

华国锋今天的气色很好，他让汪东兴看了有关材料后，说；“看来邓小平也没有什么高招，转来转去。还得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现在他终于对西单民主墙那帮闹事的坏人采取措施了，这就是……”

“这是因为魏京生们反到了他邓小平的头上！”汪东兴没好气地说：“你当他为了维护你？他正在一步一步地架空你，最后采取行动。”

华国锋知道汪东兴近来对他产生了不少意见，其实汪东兴对他完全是好意，这他是心里清楚的。那天，他应出版社和所谓童怀周的请示。给《天安门诗抄》一书题写了书名后，汪东兴跑到他这里，伤心地掉了眼泪，他说：“华主席呀华主席。

我没想到你步步后退，处处失守，已经到连点骨气的刚劲都没有了！你怎么能给《天安门诗抄》一书题写书名呢？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还能说你是迫不得已，在党内保留了意见？为他们题写书名，不是充分证明您是在讨好他们，向他们献媚吗？”华国锋心中不悦，也只好保持沉默。

说心里话。汪东兴基本上对华国锋已经失去信任。他觉得，依靠自己已无法挽回失去的一切。他认为，现在党内已经面临着刘邓势力全面复辟的现实，毛泽东的刀子快丢掉了。他感到伤心，具有一世英名和高度洞察力的毛泽东怎么选择华国锋这样的软蛋人作为接班人？

唉，这真是一场天大的误会！天大的笑话啊！

如果说，林彪是一个刚愎自用、胆大妄为，善于挺而走险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话，那华国锋则是一个腹无滔略，胸无文才，根本没有多少治世经验的实干家，充其量不过是个只会察颜观色、随风转舵的领导人罢了。他自私、畏缩，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什么原则都可抛出。所以，汪东兴心灰意冷，说话免不了冷嘲热讽。

华国锋感到有点伤心：“我好心好意地依靠你。提拔你当我的助手，怎么现在一点也不为我着想呢？”

“东兴同志，你应该相信我。我们都是毛主席培养出来的接班人，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是忠于毛主席的，我们不会做半点对不起毛主席的事的。”

“你太糊涂了！”

“我一点儿也不糊涂！”

“可你想想，我们这一年多来，哪件事是对得住毛主席的呢？人家一步一步地，不是正在用你的手，来做否定毛主席的事吗？”

“让我们试一试不行吗？东兴同志，社会主义运动谁也设有搞过。

马列主义允许不同方式，他们碰了壁，还会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的。到那时再评判谁是谁非嘛。”

“你这是自我安慰。”

华国锋真有点生气：“我不这样能怎样呢？难道再来一次逮捕“四人帮’！”

汪东兴唰地一下脸变得苍白，那只微微发红的眼睛凝视着华国锋。是的，他曾从许多方面设想了如何给予邓小平等人一次他梦寐以求的迎头疼击，但从来没有想到过任何行动方案，起码没有和任何人商量过。现在被外电称为华、邓体制权力结构的每一个角落都出现细微的裂痕，他也不知道如何才好。

“那也许会行得通，也许会造成全国性的大动乱。那真是要流血、死亡，说不定会……”

“华主席，你别再说了，”汪东兴的嘴唇打着哆嗦，终于承认：“我们很难对那样的后果负责，我们随不起那样的责任。”

“所以，我一直地寻找一条非常稳妥的办法。我们国家经不起大折腾了，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现在的政治经济又这么多问题，我之所以愿意放手让他们搞试验，目的也是……”

“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他们把责任往你身上推，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他们的用意我清楚。”

“未必。”汪东兴说：“任何政治家推御责任的目的，都是为了保存自己、整垮对手。不管他们表面上怎样捧你，事实上他们都把你当作了他们的敌人，起码是对手。”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所以我看出了你的无能。”汪东兴脱口而出：“也许你本来就应该担任这样的角色，你早该自己下台。”

“你胡说！”

汪东兴笑了：“其实，这话也是对我说的。我也不够格，也该下台，也许这是早晚的事。”

“你怎么能说出这种不吉利的话呢？”

“准备下台，也许还不会下台。不准备下台，说不定真会下台。这是毛主席说的。”

华国锋哭笑不得，他真不知道今天汪东兴到底犯了什么神经，说了这么多不切实际的话。他正想说什么，汪东兴一本正经地又讲起来。

“你知道胡耀邦最近干什么吗？”

“不知道。”

“他正在组织力量对刘少奇的案子进行复查。说不定他用邪门

歪道真能否定了刘少奇的罪状。”

“不可能！”华国锋说，“刘少奇头上那三顶帽子是用大量的事实给他戴上去的，如果真推翻了，那除非那些事实是假的。可有些证据我亲自调查过，绝对不会假。”

“好。有华主席这句话，我就彻底放心了。不过有话说到前面，你如果真的允许给刘少奇平反，那我就真要辞职了。”

“他想翻案可不是那么容易。尽管陈云、邓小平想给他翻案。但难、难、难，我倒想看看他们怎样为他推翻那三顶帽子。让胡耀邦穷折腾吧，有他下了台的时候。”

“好，我看着事态的发展。”

别看汪东兴私下对华国锋顶碰两句，到了政治局会议上却到是维护着他，真像当年保护着毛主席一样。连吴德都开玩笑说：“你开口华主席、闭口华主席，好像除了华主席代表党中央外，其他人谁也代表不了似的。”

汪东兴回答得也很干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的确只有华主席能够代表中央，其他人只是华主席的助手。只有野心家和阴谋家才企图本末倒置。取而代之。”

这句话，恰巧被进来的邓小平听见了。但邓小平是绝对不会表露出什么的，他只是微微一笑。这位老资袼的政治家经过一次次的党内政治斗争风云后，已经懂得如何巧妙地对付他的反对派了。他坐在里，偶而打趣几句。始终不表露什么意见，等叶剑英、陈云也到来了后。他只是催促他们快些开会。

这次政治局会议，是审查和通过华国锋在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并决定一些国务院。人大常委会的领导人的安排问题。由于政府工作报告实际上是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主持起草的，所以在政治忌日委员们讨论时没费多少时间就通过了。

在讨论增选彭真，萧劲光、朱蕴山、史良等人为常委会副委员长，任命陈云、薄一波、姚依林为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为科学院院长等人事问题时，会议出现了冷场。

吴德、纪登奎、陈锡联提出彭真和薄一波官复原职是否合适的问题，他们对政治局常委会的提议表示了异议。看得出来，有些政治局委员是同意他们的看法的。

胡耀邦振振有词地发言：“彭真、薄一波二同志官复原职，我看是天公地道。有人提出这类本不该提出的问题，没有什么其他解释。只能说，这些同志头脑里“四人帮’的余毒，至今没有肃清，希望这些同志自己起来革命，主动作些肃清工作吧。”于是，政治局以多数票赞成而通过了预定的议题和方案。紧接着，从六月十八日至七月一日，五届人大第二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照常是叶剑英致开幕词和闭幕词，华国锋作政府工作报告，余秋里作一九七九年国家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张劲夫作一九七八年国家预算和一九七九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这次大会最引起国内注意的是：彭真作为法制委员会主任在会上作了关于《刑法》、《刑事诉讼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七个法律草案的说明。这将标志着中国正在向法制方面迈进……

当然，预定的人事安排全部通过。

七月一日，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上又决定设立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任命陈云兼主任，李先念兼副主任，姚依林兼秘书长，余秋里、王震、方毅，谷牧、薄一波、王任重、陈国栋、康世恩，张劲夫金明为委员。

这一系列的组织措施，就连局外人也看得出来，华国锋的权力在一步一步缩小，他的范围正受到更多的限制。

大概中共中央对左一个文件右一个文件地宣布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事件已经不耐烦了，于八月十七日发出一个《关于清理历史遗留问题中涉及到有关中央文件的处理办法的通知》，宣布凡是中央过去所发文件的内容。提法和决定，同中央新发文件、讲话内容、提法和决定相矛盾、相抵触的，一律应以新的文件、讲话为准，旧的文件或其中的有关部分内容自然失效。不必再一一宣布撤销。

这说明，大刀阔斧的拨乱反正又进入新阶段。凡身不在当时境界和圈内的人，很难感觉到每一件事的真正意义……

彭真一见邓小平穿起了军装就知道这位真正的掌舵人又要采取重大动作了。西单“民主墒”的那些年轻人几乎构成不了影响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威胁，但是中央的那几个“凡是派”领袖，却成了这两位老人的心病。彭真忧心忡忡地给他打了个电话后，邓小平让他家里来商量几件事。

“最近，汪东兴、吴德、纪登奎，还有那么凡个人、活动频繁。”邓小平说：“所以我也准备补课。思想，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

彭真轻轻拍着身前的案卷说：“这话说到根本处了。许多平反了的老同志给我来信，说现在各地都有那么～些文革派掌权，千方百计地阻挠三中全会的路线。很多人担心，我们这些老家伙一完，“凡是派’、文革派还会卷土重来的。”

“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工作，王洪文就对我说，十年以后再看。”邓小平两眼放出光芒地说：“现在到有十年后再看的问题。我们对林彪“四人帮’的影响不能低估，不能想得太天真的。要想得远一点，一要趁我们在的时候挑好接班人，把那些表现好的同志用起来，培养几年，亲自看他们成长起来。”

“我看胡耀邦、赵紫阳这两个同志就不错。他们肯定是死心踏地要执行三中全会路线的。我看是不是紫阳先调到中央来？”

“我和陈云同志商议过，准备在四中全会上解决这个问题，让他进政治局。同时你也选进政治局来。”

“像王鹤寿、刘澜波、安子文、李昌：杨尚昆、周扬、陆定一、洪学智、薄一波、蒋南翔这些人都可选为中央委员。不从组织上解决问题，不行啊！”

“是啊，”邓小平点着头说：“解决组织路线问题是最大的问题，也是最难。最迫切的问题。选好接班人不容易啊。一两个不行，得有一大批人。现在这件事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这个问题不解决，我是不会见马克思的。我们这些老同志在，问题比较好解决，如果我们不在了问题还没有解决，就要天下大乱。”

彭真的脸色一下变了：“我们一定要防止这种局面的出现。不过，他们也难。”

“不，别把问题看得那么简单了，也不要以为中国乱不起来，林彪、“四人帮’帮派体系的人，就是不听党的指挥，他们唯恐天下不乱。中国的稳定，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要有真正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性强的人来接班才有保证。”

“现在，反对党的三中全会路线的大有人在。”彭真说，“昨天我还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中说“我们英明领袖华主席受到了你们的多次围攻，你们这些右派势力忘恩负义，恩将仇报，我们总有一天要和你算清账。’这些人活动很嚣张，我的山西老家就有这样的人物。”

“他们基本上是林彪、“四人帮’那样一种思想体系，认为中央现在搞的是倒退。

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打着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旗帜，搞“两个凡是’，实际上是换个面貌来坚持林彪、“四人帮’那一套。这些人大体上都是文化大革命中提起来的，是既得利益者。他们感到现在的一套对他们益处不大，所以对过去很留恋。经过工作，其中有些人可能转变过来。但不一定都能转过来，如果让转不过来的掌权，这些人能听党的话吧？他一遇机会就会出来翻腾的。”

“所以，必须把他们统统从领导岗位上清退下去。”彭真果断地说：“而且，首先要从中央做起，像吴德那样的人，必须拉下去。现在北京市的人民的反映甚为强烈。”

“不光是吴德，纪登奎、汪东兴表现也很不好。”

“还有那个陈永贵，所谓的我谁也不信就信毛主席的大老粗，让他种地、管一个生产队还可以，怎么能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进了政治局呢？真是乱弹琴！”

“解决凡是派的问题，我和叶帅、陈云、先念碰过头，一定要分两步来走。”邓小平老道精熟地说：“先要把华国锋稳住，让他听我们的，不要完全和他们搞在一起。先解决那四个人的问题，要稳妥。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我这次下去，也是先给地方吹吹风。”

“太好了！”彭真心悦诚服地说：“我在北京也要做一些人的工作。尽量使这件事不再引起轰动。不过，我担心华国锋……”

邓小平笑了：“这个人是个绣花枕头，中看不中用。顺境中成长起来的干部，根本经不起风浪，没什么了不起！”

“这我就放心了！”

和彭真谈完话的当天下午，邓小平就启程到达济南。

济南是闻名全国的泉城，老城西南隅的趵突泉。为济南七十二名泉之冠。城北的大明湖，古迹荟萃。亭台楼阁与湖光山色交相辉映、邓小平在山东省党政军领导人白如冰等的陪同下来到这里时，邓小平便吟诵起古人的诗句：“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今日仔细一游，果然如此，古人真是形容得非常贴切、真实啊！”

白如冰说：“我们山东不仅有闻名于世的名胜，而且人也美呀！”

“文化大革命中搞武斗、搞夺权的人也美吗？”邓小平转过身来，神态变得严肃了：“山东清查帮派体系搞得怎样了？”

“已告一个阶段，有些定性工作还没有搞完。”

“省、地两级干部中，对中央制定的路线都通了吗？”

“开始有些人不大通，经过教育。大部分同志已经通了。”

邓小平等人在稼轩前的小亭边上坐下来，一边摇着扇子一边说：”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尽管有人不通，但总是已经确立了。现在我们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有什么呢？是组织路线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政治路线确立了，要由人来具体地贯彻执行。由什么样的人来执行，是由赞成党的路线的人，还是由不赞成的人，或者是由持中间态度的人来执行，结果不一样。这就提出一个什么人来接班的问题。”

白如冰说：“我们认为接班人要选思想解放的人来干，我们山东有个原来很落后的县，就是因为解放思想，因地制宜发展生产，才由老大难变为先进。”

“解放思想是什么？”邓小平说：“选干部，标准有好多条，我看主要是两条：

一条是拥护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一条是讲党性，不搞派性。你们同意吗？”

“同意。”在场的人都纷纷点头。

“上次汪东兴同志来你们这里，不是讲了三条吗？”

“那已是一年前的事情了。他的讲话我们只有在很小的范同内作了传达。”

“他是很典型的“两个凡是’派。”邓小平微微一笑：“你们不要小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这场争论的意义太大了。它的实质就在于是不是支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没有想到一篇文章，一下子引起那么大的反应，汪东兴说这是“砍掉红旗’，谢谢那位汪副主席，他那么一反对，倒引起了我们的注意，结果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对于这场争论，开始的时候反对的人不少，但全国绝大多数干部群众还是逐步接受了的。”

白如冰说：“我们在去年十月份说在省委展开讨论，一下子分清了许多是非。”

“对刘少奇的问题怎样看？”邓小平闪动着眼睛望着白如冰。

“我个人认为，刘少奇的路线没有什么错误，至于刘少奇的历史问题，比如什么叛徒、内奸、工贼的事实，我是不了解情况的。”

邓小平显得很激动：“那都是林彪、“四人帮’对少奇同志的诬陷，他们给别人定了多少“叛徒’的罪名，哪里有那么的叛徒？在他们眼里，真成了洪洞县里没好人了！不过，估计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内还会有争论。我希望山东的同志带个头，为少奇同志的彻底平反作点贡献。”

离开山东后，邓小平又先后到上海、天津进行视察，沿途打招呼，其目的当然是进一步在这些地区消除华国锋、汪东兴等人的影响。

彭冲向他反映：“上海的“四人帮’残余现在已经把复辟希望寄托在华国锋身上了。有个帮派头子说：“华主席大梦惊醒了。认识到了粉碎江青究竟意味着什么。

下一步我们且看他如何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了。’看来，我们不把党的领导权解决好，不行哪。”

“有远见的老同志都对这个问题有了足够的认识。我们初步商定，九月下旬召开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主要解决增补彭真和赵紫阳两位同志进政治局的事，另外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重要文件，纠正这二十多年来农业上片面强调学大寨所造成的政策极端。”

“赵紫阳专门就这个问题和我商量过，我早就对永贵同志有看法了，现在很多人对他有意见。动不动就给群众和干部扣上“反大寨’的帽子，把人整得死去活来。

有人说他比“四人帮’还厉害。”

邓小平笑了：“他毕竟是个农民嘛，不能勉强。有些事是别人用了他，而他也有些忘乎所已。到时候，我们还是还他的本来职务和面貌就行了。”

“现在外界对叶帅的传说很多，都认为叶帅是支持华国锋同志的，对党内也有一定的影响。”

邓小平说：“今年十月一日，是国庆三十周年纪念日，我们专门为叶帅准备了一篇讲话稿，目的就是要向全国公布我们的政策。你们看到讲话稿了吗？”

“看到了，大家提了很多修改意见。”

“四中全会也要集中时间再次讨论一下这个讲稿，要使它成为一个对全党全军全国工作有长期意义的、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你们要懂得中央这样做的意义，明白吗？”

彭冲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只是笑着点头。

邓小平说：“这就是要向全党全军全国宣告。党中央的领导是集体领导，正在向着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迈进。那种由个人专制，个人意志办事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也是再不允许出现什么救世主，真正由中央集体领导说了算的一个时代的开始。”

彭冲似乎明白了什么，但又不好开口说明。在政治权术的角逐中。许多事往往是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一旦需要行动来表达的事用语言公布出来，就会产生适得其反的结果。

三十八、怀仁堂对话永贵底头中南海聚会国锋无言

薄一波没想到在怀仁堂口碰到了陈永贵，只是他虎着一张脸。爱搭不理地往里走，见了自己仿佛压根儿没见着，不认识。是不好意思，还是另有成见？这使他感到一阵愤慨。

“永贵同志。请留步。”

薄一波终于主动开了口，陈永贵再也躲不开了，只得转过身来，等着薄一波走到跟前主动伸出了手。

“永贵同志，我这回重新工作，对各种事情都还不熟悉，需要你

多帮助呢。”

“哪里的话，现在都恢复了文化大革命前的一套。对你来说更是轻车熟路，有什么不懂的？大概不是让我帮助你，而是请你来帮助我吧！”

到底是庄稼人，说话直来直去，不拐一点弯子，但是，薄一波心中一阵酸痛，同样的陈永贵，怎么一下子变成了这个样子？

还是一九六五年二月上旬，陈永贵来到北京开会，连续几次打电话要见薄一波，一直等了一个星期。薄一波从外地回到北京后才抽时间接见了他。

那时的陈永贵，在他面前显得那么虔诚，那么恭敬，开口“薄副总理”、闭口“薄副总理”地喊得可亲热哪。他给薄一波带了一袋小米、半袋绿豆。

“薄副总理。亲不亲，故乡人。俺们大寨最引以自豪的是，京城里有咱老乡作大官。一个是彭真同志，一个是你。您离大寨最近。乡亲们日夜盼望着你能到大寨来看一看。如果您不嫌弃，等你退了休，就回大寨住吧。”

“那不给你们加重了负担啦？”

“看你把话说到哪里去啦？大寨永远可以作为你的家。不管您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都是俺们的亲人。”

薄一波记得很清楚，就在此次接见的两年后，陈永贵和刘格平等人站在一起，支持山西省造反派夺了山西省党政财文大权，成了赫赫有名的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那年春天他又来北京开会，参加了首都工交口造反派举办的批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大会。自己在遭受一顿拳打脚踢以后，挂着巨大的纸牌子被推到一个人跟前。

“薄一波。你还认识我吗？

薄一波忍痛抬起头。朝他挤出一丝勉强的笑容：“认识、你是永贵同志。”

“谁是你的同志！”陈永贵厉声地说：“我们根本就不是一个阶级的人，你怎么能称我为同志？你对山西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山西人民早就强烈要求把你揪回去。接受一千七百万山西人民对你的审判。你知道吗？”

薄一波低头不语。

这时，身后的红卫兵狠狠的捶了池一拳：“薄一波，你听见了吗？”

“听见为什么不回答？”

“听见了。”

陈永贵大声说：“你无颜面见山西父老，对不对？今天我就是来代表大寨、代表山西人民声讨、批判你的滔天罪行的……”

又是十二年过去，同一个陈永贵站在面前，不知究竟是谁愧对乡亲父老？薄一波的眼圈发潮了。

“永贵同志，来，我们到休息室里好好谈一谈。亲不亲，故乡人嘛。”薄一波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伸出手来对他示意了一下。

这回，陈永贵没有拒绝，跟着薄一波进了怀仁堂，在那间铺设古朴而典雅的休息室里坐下来。薄一波想和他好好谈一谈。希望他能够转变立场，但也知道不能操之过急，也许要花很长的时间，他也不打算仓促成事。反正他们已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永贵司志”薄一波的声音很低沉：“通过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学习和讨论，我相信无论是你还是我，都会提高认识水平的。应该看到，那场文化大革命对国家和民族来说，实在是一场大灾难。我们都是受害者，只不过角度地位不同罢了。”

“薄副总理”陈永贵突然抬起头，眼睛里闪现出像是困惑不解，又像是倔强不屈的那种光芒：“你说我们现在到底是在执行什么路线？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刘邓路线？”

薄一波打个怔，他没想到这位大老粗如此直截了当地提出这个话题，倒真使他有点不好回答了。但他毕竟是久经风霜的人，脑瓜子转得很快，他不动声色地反问：“你看呢？”

“我看不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也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刘邓路线，而是根据中国的现实重新决定的三中全会路线。你觉得这条路线不对吗？不要紧，永贵同志，我们今天算是彼此交心，同样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也不扣帽子。”薄一波说：“外国的反动报纸说我们党内正爆发着严重的派别斗争，说什么毛泽东的继承人们己危如累卵。这显然是恶意的挑拨。我认为，我们共产党内有不同意见是很正常的。完全可以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通过相互交心。达到新的高度的团结。”

“我们是应该讲团结。”陈永贵说道：“但有一个基础，这就是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的团结。现在有人在搞多中心论、无中心论，华主席的许多主张得不到贯彻。”

“华主席的话都对吗？”

“有人明明是欺负他老实，如果毛主席在。他们敢这样吗？”

“永贵同志，怎么能够把华主席和毛主席简单地作比较呢？”薄一波说：“毛主席缔造了我们的党和军队，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中国人推翻三座大山。

他的功劳高大无比，没有任何人能够相比。所以，毛主席可以犯些错误，而我们这些人绝不能覆蹈他的错误，这个常识你应该懂！”

陈永贵也不冷静了：“有个常识你也应该知道，要不是华主席一举粉碎“四人帮’，不管是你还是小平同志都不会平反昭雪，也不会重新站起来。更不会有今天。人应该有良心。”

“我当然知道！”薄一波微微笑道：“按照有些人的本意，我们这些人根本不应该平反。只是由于全党的努力，由于中央大多数人的力争，有些人根本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不得不接受眼前这现象的。”

陈永贵的脸“腾”地红了，头上也冒出汗珠子，显得有点狼狈和尴尬。他当然不知道：就在离他们不远的另一个会议室里，堂堂的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蜂。比他还要狼狈。还要尴尬。

叶剑英和陈云坐在华国锋对面。正在心平静气地讨论即将召开的十一届四中全会的细节问题。由于经济工作上一连串的失误，华国锋被陈云列举事实问得精疲力尽。他已感觉到了自己在政治局常委会上等于在演独角戏。对来自中央委员会以外的那些反对者们的刺耳话和政治局这几位元老们的各种问题，他都难以作答了。

“国锋同志，”自从三中全会以后，叶剑英和他谈话或在公开场合提到他时，便直呼其名，很少再用“华主席”称呼，更不再提“英明领柚”了。他的身子仰在沙发后背上，双肩靠在后背垫上半闭着眼睛，打着手势说：“我已老了，我一直想让年轻人干，只是你们觉得我还可以给你们当顾问。现在中央的班子也有个老化问题。我建议让赵紫阳同志到政治局来，参加中央政策的决策。”

“紫阳同志不合适。”华国锋坦诚地说：“大家对他很有反映，他不成熟。”

“要说反映，党内党外，国锋同志你也很有反映嘛。”陈云不客气地说：“你难道就成熟了吗？两年多来你抓经济工作证明你很不成熟，很不老练。但大家依然拥护你当全党的领袖。”

“我不能和他相比。”华国锋笑了笑说：“我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我抓各项工作都是严格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如果说我不成熟、不老练；岂不是说毛主席也不成熟、不老练了吗？”

“国锋同志，不要那么相比嘛。过去我一直认为你是很谦虚的，现在也希望你能和大家很好的合作与团结在一起，担负起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

“我一直是这样做的。我之所以放弃一些自己的观点，同意相当一批老同志重返领导岗位，本身就证明了这一点。对紫阳同志的工作，陈永贵、吴德、纪登奎、汪东兴等同志都有看法，

都有意见。我不能为一个而失去几个，这样的道理我想大家都懂。”

陈云马上反驳，叶剑英伸手制止陈云，慢悠悠地说：“在四川，紫阳同志赢得了人心，到处都流传道“要吃粮，找紫阳’的新谚语，我看其他省市这样的情况不多吧？现在全党正在集中力量解决粮食问题。给你配备一个农业专家不好吗？国锋同志。我们都是为你而着想啊！”

陈云也说：“老同志给你提意见，有些话也许难听一些，但他们都没有恶意，都是诚心诚意帮助你。我们不忍心让你看笑话。都想帮助你……”

“如果你总要错误地理解我们这些老家伙的意思，那好。我们可以不谈，你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再不行，我们可以辞职。”叶剑英的脸色泛出红晕。说到这里，不停地咳嗽起来：“我现在就……咳、咳、咳，请求中央批准我退位……”

这下，华国锋尴尬地坐不住了，慌忙站起来，过去给叶剑英捶背：“叶帅，你千万不要着急，有什么事我们可以好好商量嘛，为什么要激动呢？你不要着急！你再不要考虑退的事，你永远是我们党的中流砥柱……”

“可我们的许多话你又听不进去。老同志能不着急吗？”陈云埋怨道。

华国锋说：“好、好，赵紫阳同志的事。我听你们的。我收回刚才的意见，好不好？”

陈云冷静地看着这位步步后退的党中央主席。极不易察觉地笑了笑。他已经看出了华国锋的心思，他正按着他们预先给他划好的路线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往下走，往下走，就在黎明前那个他即将悲伤的时刻……

叶剑英又恢复了常态：“培养接班人的问题，已经刻不容缓了。我们现在很像三国时期的蜀国。那时，诸葛亮也有教训：“蜀中无良将，廖化做先锋’。廖化你知道吗？”

华国锋脸一红，硬着头皮点点头。对这个名字他感到陌生，但又

不好意思细问。只好点头应承。他最怕在人多的时候和他谈论什么问题。本来叶剑英的话有时他就听不懂，再加上叶剑英又喜欢在谈话中引经据典，吟颂些唐诗宋词，这就使他更加感到与他谈话艰难，大有话不投机之感。叶剑英也有自己和华国锋根本不是一个层次上的人的念头，但为了共同的利益和各自的想法。他们又不得不表现出相互尊重的样子。

“诸葛亮本来老。五十多岁的人了，又不愿放手选拔、使用年轻的接班人。后来，诸葛亮很急，好不容易发现姜维是个人才，让姜维做了接班人。”叶剑英又开始引古喻今了：“蜀国人才事必躬亲，有些事放手让别人去干，干错了也没关系，我们再予以纠正嘛。我们自从井岗山以来，五十多年了。多年征战的干部都老了，现在需要大力培养选拔接班人。诸葛亮这个人很有远见，也很会处理问题。他的《前出师表》讲：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这是诸葛亮总结了两汉四百年的历史得出的经验。”

陈云接着说：“叶帅讲的这几句话，很值得国锋同志沉思。什么叫贤臣？什么叫小人？我们的头脑一定要清醒。那些在你面前敢干坚持自己的主张，甚至说话比较难听的人，不一定是恶意。我们这些老家伙之所以敢于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则，在你面前力陈利弊，未必有什么野心。倒是那些在你面前口口声声说拥护你，支持你、给你甜言蜜语灌迷魂汤的人。倒真要小心呢。林彪不是一个“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人吗？这类阴谋家大有人在！”

转瞬之间，一阵恐惧的心理钻进了华国锋的腹部。他想起了很多人，其中想得最多的是汪东兴，他肯定是这种人吗？其他人又怎样呢？是的，叶剑英，陈云、小平、李先念都已老矣，他们难道对自己有什么威胁吗？

令中外观察家关注的中共第十一届四中全会，从一九七九年

九月二十五日开始，至二十八日结束，只开四天。

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讨论通过叶剑英代表党中央、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在庆祝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当华国锋对这两个文件滔滔不绝地发表议论时。人们没有对此表示出过多的热诚。

公报一广播和发表，各国政治家和国内那些对时事有着浓厚兴趣的人们首先注意到了这一段话：

“为了充分发挥一些久经考验的老同志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为了充实党中央的领导力量，以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全会通过协商和无记名投票，增补王鹤寿、刘澜波、刘澜涛。安子文、李昌、杨尚昆、周扬、陆定一、洪学智、彭真、蒋南翔和薄一波十二位同志为中央委员，准备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时，再履行增补手续予以追认。全会选举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赵紫阳同志和中央委员彭真同志为中央政治委员……”

汪东兴看到那几个他最到腻歪的人终于以微弱的多数选上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时，露出了恼怒的神态。

“那几个自首、变节分子重新担任中央要职，那实在是我们党的耻辱，我都感到丢人，这实际上等于在中央又安插了新的定时炸弹，这实在是天大的过失！”汪东兴厉声对纪登奎、吴德、陈永贵等十多人说。

“我们也没办法，华主席同意这个提案和日程上会，就保不住他们会通不过，”

他们显得都很垂头丧气。

“唉，文化大革命算是白搞。”汪东兴说：“怪不得毛主席临终前一再说。我们国家的基础还是旧的，和解放前差不多，所以林彪、刘少奇一类如上台，很容易，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

“这叫不叫资本主义复辟？”陈永贵问。

席的话。”

汪东兴没好气地说：“叫不叫，你们自己看。我刚才念的是毛主

“毛主席看得真准啊！”吴德说。

纪登奎冷冷地说：“毛主席还说过，有些右派利用我的一些话企图永远高举黑旗时，但那样就不好了，左派们会利有我的另一些话把右派打倒。中国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料定他们是不会长久的。因为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群众是不会饶恕他们的。汪副主席，我的这些话。是不是主席的意思？”

“意思没错！”汪东兴也冷冷地回答。

这天晚上十点以后，华国锋的家里开始变得像召开一次军事会议一般。

四、五个不约而同到来的人都已脱掉了外衣，穿着衬衣拿着扇子。汪东兴甚至露出两条又白又粗的光膀子。华国锋的老伴进进出出，忙着给他们上茶水、端水果。

电话已经给几个省、市的负责人打去，坦率地交换了他们的意见。有一条是共识：

这场争论将是长期的。斗争将在法律和党章规定的范围内进行，谁掌握了中央委员的多数，谁就会赢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当陈永贵、纪登奎泣不成声地回顾毛泽东当年一些指示时，华国锋一言不发地望着他们。

“这些情况，我们应该是料到了的，”吴德乏困地说道：“当我允许邓小平站出来，我就料到会有这种结果。这个人从来是出尔反尔，他的保证、许诺一旦达到目的后是会宣布作废的。”

汪东兴说：“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他们利用这个原理会随心所欲地朝令夕改，肆无忌惮地歪曲、抛弃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

当这些人没完没了地空发议论、倾吐牢骚，大骂别人时。华国锋终于憋不住了，下了逐客令：“这些问题以后再议吧，回去以后你们谁也别再说什么，要注意遵守和维护党的纪律。千万不要被别人抓把柄。好了，就这样吧！”

国庆节的前两天即二十九日下午三时，那座被千丝万缕金色

华国锋满面笑容地主持着大会。

的太阳光线镶了一层金边的人民大会堂一万余位各界人士至聚集到大厅。参加建国三十周年大会。当政治家出现在大庭广众场合时。不管他们内心怎样忧伤、焦虑，脸上总要挤出那副千人一面的笑脸。他们总是紧紧地包着自己的内心世界，而把需要张扬的那些东西作为策略和手段宣讲出来。

叶剑英宣读那篇近百人精心敲定的文字稿；“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新中国，这是完全符合历史实际的。当然，毛泽东思

想不是毛泽东一个人智慧的产物，也是他的战友们、党和革命人民智慧的产物，正如他自己所说，是“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产生的……”

看得出来，大会堂里的人大多数已经对此失去兴趣。他们瞪大眼睛，指指点点，欣赏着那些坐在主席台上的刚重新工作不久的老人，回忆着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争的神态，如同在读一部清晰得不能清晰的无字书。

“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我们的国家经历了一场革命和反革命的大搏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反修防修。对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当然必须时刻警惕和防止走上对内压迫人民，对外追求霸权的修正主义道路。

问题在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准确的解释，并且离开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采取了错误的斗争方针和方法。阴谋家、野心家林彪、“四人帮’之流出于他们的反革命目的，利用这个错误，把它推向极端，制造和推行了一条极左路线……”

许多人字斟句酌地品着叶剑英的这段话，同样也回忆着他前几年的言论。发现了他的讲话中明显的变化。在有些人的心目中，这位老资格的政治家、军事家是赤胆忠心地辅佐华国锋的。他们对政界这种扑朔迷离的幻象始终感到眼花缭乱，弄不清这些超级演

员们的言行，究竟哪些是真的而哪些是假的。

叶剑英数落完林彪、“四人帮’的罪状后，提高了嗓门：“在极其复杂和困难的条件下，周恩来同志同林彪，“四人帮’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邓小平同志、华国锋同志和其他一些老同志，先后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到读到这里，冷不防华国锋接过话筒喊起来：“同志们。在这里我要指出，我们的叶剑英同志在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是发挥了重大作用的，特别是粉碎“四人帮’时也是出了大力的。”

于是。又是一片鼓掌声。

叶剑英紧接着说：“一九七六年十月。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执行了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粹了“四人帮’，这一场持续十年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大博斗，终于以中国人民取得伟大胜利而宣告结束。”

庆祝大会结束时，正是晚霞映红西方的天空之际。天上的云彩，给大会穿上了五色鲜艳的衣裙。参加大会的人流离开大会堂后，从四面八方又响起各式各样的议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