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负责安排工作的田维新便去请示周恩来，只能委屈一下陈上将，安排一个大军区副司令的职位。但就是这个副司令，也是极难安排的。田维新回忆说，他曾给一个大军区的司令员打电话，考虑让陈再道在那个军区当副司令员。

但是那个司令员却为难地说：“陈上将是我的老上级啊！”话虽然只有一句，但意思却很明白：“让老首长当副职，这工作还怎么开展呢？”田维新再次给这位司令员打电话，那位司令员干脆地说：“老田，这事还是算了吧！”

找来找去，最后找到了福州军区的韩先楚司令员。韩先楚当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福州军区司令员，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他爽朗地说：“欢迎陈再道同志来福州。”这才解决了一个难题。

陈再道的问题解决了，然而王建安上将的工作问题又接踵而至。在复出之前，王建安担任的是济南军区副司令。解放他的工作并不难做，但安排工作却很难，这是因为王建安的资格太老，军功太大，现任大军区司令，很多都是他的老下级。

王建安原名王见安，1907年11月生于中国着名的将军县——红安。他家境贫寒，幼年时以乞讨为生。14岁为地主放牛，屡遭欺辱。1924年10月，王建安一把火烧了欺压自己的地主的屋子，然后径直前往武汉当兵。

虽然背起了枪，但他的痛苦却并没有结束。在家里，他受到了地主恶霸的欺负；在军队里，他又受到旧军官和兵痞的凌辱。出于对旧军队的不满，王建安一怒之下回到老家，召集60多个贫苦农民组建了一支农民武装。不久之后，王建安与当地中共黄安县组织取得了联系。到了1927年，王建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参与了黄麻起义。

此后，王建安历任任中国工农革命鄂东军副班长，红军排长、连长、营长、副团长，先后参加夜袭杨家寨、伏击杨平口、夜袭花园等战斗及黄安战役、商潢战役、苏家埠战役。

1932年12月，王建安任红四方面军第十师第三十团政委，参加了反三路围攻战役，并于1933年升任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政委。在宣达战役中，王建安指挥部队一举摧毁地堡里川军第一师防地。在反六路围攻中，师长汪烈山阵亡，王建安集师长、政委于一身，出色完成任务，被红四方面军总部首长称为“军政双全”的指挥员。到了1934年秋，王建安已经是红四军政委了。

王建安真正大放异彩的，还是在山东战场。1938年，王建安从抗大毕业后，不久后担任八路军山东纵队副指挥。1941年8月，山东纵队改为山东军区，王建安担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因为没有配备司令员，因此王建安一直全面负责军区的军事工作。

当时，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形势极为严峻。为了摧毁山东八路军，日军采用了拉网合围的扫荡战术，妄图一举端掉中共在山东的指挥机关。当年11月2日，日伪军集中八千余人，在飞机的配合下，突然对我山东军区的部队包围而来。

此时的天刚刚大亮，王建安和黎玉政委已经发现日军从四面八方扑来，微微的晨光反射在敌人的头盔上射出刺眼的光芒。军情紧急，黎玉遂问王建安，是突围还是坚守。

王建安头脑很清楚，如今敌人锐气正盛，突围很难成功，不如先坚守，待敌军疲敝再寻机突围。于是王建安亲率警卫营登上对面的制高点，只见山顶山顶东面是几十米高的悬崖峭壁，西面和南面山坡平缓，可以攀登，东北面有一块小高地与山顶连接。王建安立即有了主意，他命令警卫营长：

“你去东北面的小高地，在那里放一个排，作为前哨。其余分队防住西面和南面，要特别注意西南。”

随即，他又将两个连的战士放置在上山的必经之路上。接着，王建安又令第二军区第一团立即向山东军区机关靠拢，伺机掩护机关转移。

战斗打响后，敌人在飞机和重炮的掩护下对我军据守的制高点发动了连续猛攻。到了中午时分，警卫营的子弹就打光了，他们只好用刺刀、石块与敌人拼杀。到了下午四点，王建安亲自带领警卫员、干事、参谋加入了战斗。经过一番血腥拼杀，王建安瞅准了敌军一个缺口，迅速带领机关人员突了出去，保留了山东革命武装的火种。

在罗荣桓的指挥下，山东八路军的发展十分喜人，王建安也调任为鲁中军区的司令员。随着战局的发展，王建安也随山东部队进行了对日伪军的大反攻。不久，王建安指挥部队攻克沂水县城，歼日伪军1000余人，首获攻坚胜利，使鲁中、滨海两根据地连成一片。1945年，王建安率部连续进攻伪军厉文礼部、张步云部，共歼12300余人，解放4200平方公里地区。

在王建安的指挥之下，山东5个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日伪军只能龟缩于济南、青岛、烟台等少数几个“孤岛”之中，畏畏缩缩地等待着投降。

抗战胜利后，王建安参与了华东解放战争的历次战役。在1947年1月的鲁南战役中，王建安指挥的右集团与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参谋长陈士榘指挥的左集团一起，向国民党军发起攻击。战至20日，歼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六师、第一快速部队等5.3万人。

当年1月下旬，王建安担任华野八纵的司令员。不久之后，王建安率领8纵参与了莱芜战役，并参与歼敌国民党七个师共5.6万人。此战使得渤海、鲁中和胶东三大解放区连成一片。其后，王建安又先后参与了孟良崮战役和鲁西南战役以及解放济南的战役。

在1948年8月的淮海战役之中，王建安再次立下了奇功。华野大军包围黄百韬兵团后，原本准备在3天内将其全歼。然而黄百韬不愧为悍将，他在碾庄圩构建了强大的防御工事。华野事先没有进行攻坚战的准备，因此猝不及防，损失巨大。开战后的数天，华野损失已经有数万人。就在这时，邱清泉、李弥带领的援军也在不断向碾庄圩靠拢。

粟裕见形势危急，于是立即改变部署。由谭震林、王建安带领第四、第六、第八、第九、第十三等5个纵队和特种兵纵队一部，围歼黄百韬兵团，其他部队负责打援。

王建安得令后，立即和谭震林进行了商议，并暂停了进攻。　王建安决定先从国民党军第一○○、第四十四军开刀，“先打弱敌，后打强敌，攻其首脑，乱其部署”，然后将黄百韬兵团各个歼灭。王建安特意把特种兵纵队司令员陈锐霆叫来，仔细研究、制定炮火运用计划。

一方面，王建安命令各纵队挖掘战壕，尽量减少部队的伤亡；另一方面，王建安在碾庄圩周围布置重炮，准备用重锤砸开碾庄圩这颗硬核桃。

15日晚，在炮兵火力掩护下，各纵队向黄百韬兵团勇猛追击，战至18日，歼第一○○、第四十四军，重创战斗力较强的第二十五、第六十四军。19日晚，王建安下令向位于碾庄圩的黄百韬兵团部发起总攻。22日全歼守军，黄百韬毙命，生俘第六十四军军长刘镇湘。

黄百韬毙命后，王建安又马不停蹄地转向北线战场，他统一指挥9个纵队19个师组成的北线兵团，负责阻击邱清泉、孙元良兵团，防止他们救援被围的黄维兵团。

各阻击集团在王建安统一指挥下，英勇顽强地进行阻击。国民党军付出惨重代价，始终未能冲破北线兵团的防御。直到30日，邱清泉、孙元良两个兵团仍然被阻于徐州以南无法前进。

蒋介石眼见南北会师的机会无法成功，于是他命令杜聿明统帅邱清泉、李弥和孙元良三个兵团，从徐州西南经萧县、永城南下蒙城、阜阳地区，攻击中原野战军侧背，以解黄维兵团之围。

但是在12月1日，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发动全线追击，王建安命令第九纵队直插永城，其他部队向西猛追。至4日，山东兵团指挥的8个纵队和苏北兵团指挥的3个纵队，将杜聿明集团约30万人全部合围于永城东北的陈官庄、青龙集、李石林地区。

到了1949年1月2日，华东野战军组成了3个攻击集团，对杜聿明集团发动总攻，而王建安负责指挥第一、第九、第十二纵队组成的北集团。总攻开始后，第一纵队首先全歼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第五军，第九纵队捣毁第五军的军部，击毙了邱清泉，第12纵队则堵住了向北突围的李弥兵团残部，李弥通过化装，侥幸逃脱。10日，杜聿明集团遭全歼。

新中国成立后，王建安担任了第八兵团司令员，他于抗美援朝后期入朝作战。后来改任第九兵团司令员。在朝鲜驻军时期，王建安突发高血压，不得不回国休养。而这一休养，使他错过了1955年的授衔仪式。但由于王建安功劳太高，因此中央特意为他补授了上将军衔，并任命他为沈阳军区副司令员。

自此之后，王建安历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以及济南军区副司令员。1972年，王建安复出，但是他的工作安排却因为他的功劳大、资历老出现了尴尬。现任很多大军区司令员，本来就是王建安的老下属。

遇到这样的难题，田维新只好再次请示周恩来。总理说：“你还是找韩先楚再谈一谈吧！”于是田维新再次找到了韩先楚。

刚刚为陈再道安排工作的韩先楚，这下子可犯了难：“我这里已经有一位老同志了，别的军区也可以安排嘛！”

田维新半开玩笑的说：“韩司令，我是征求你的意见，可这是总理让我征求你的意见。上次安排陈再道，我就觉得你很开明。现在看来你的开明也是有限度的。”

之后，田维新将此事告知了周恩来。周恩来沉吟了一下，然后说：“还是放韩先楚那里好一些，开会时我与他谈一谈吧。”

几天后，韩先楚奉命进京，周恩来与他长谈了一番。韩先楚表示自己确实有困难啊，虽然他与王建安都是上将，但在红军时期，他却是王建安的老下属。王建安是红四军的政委，而韩先楚只是个师长。如果王建安担任副司令员，工作不好开展。

但是在周总理的反复劝说之下，韩先楚最终还是松了口，福州军区位于台海前线，多一个能征惯战的宿将也是对蒋介石的震慑。于是福州军区又多了一名上将副司令员。

不久之后，红军时期就担任军政治部主任的李志民上将重新出来工作，也被安排到了福州，出任福州军区政委。就这样，福州军区一下子汇聚了4位上将。

王建安虽然长期担任副职，却从来没有抱怨过，任劳任怨地为党做工作。他从来就没什么官瘾。

有一次，一位领导开玩笑地对他说：“老首长，凭你的资格，不能老当配角啊！”王建安听罢，严肃地说：“按你说的，我们都把位子占着，那还要什么革命事业接班人！”

叶剑英元帅曾深情地对王建安说：“建国以来，你不计较职务高低，任劳任怨，很不容易啊!”

王建安不仅没有官瘾，生活中也以清廉为自己的做人原则。王建安将军下部队，从来都是轻车简从，最讨厌前呼后拥。在福建，王建安依然如此。

1977年初夏，王建安去厦门考察，他见军、师领导皆欲陪同前往。王建安便很不高兴地说：“你们来干什么？”对方回答：“给首长带带路。”将军大怒：“难道怕我丢了不成？”军、师领导们回答：“想跟首长学习学习。”将军一甩手：“你们去，我就不去了。”军、师领导只好诺诺而退。

为了避免迎来送往，王建安此后下部队再也不通知、打招呼，他经常选在战士们开饭半个小时下到军营。下车之后，他立即奔往连队食堂，与士兵们同席共餐、亲尝甘苦。军队领导想为他开小灶都没机会。

在连队吃饭时，王建安每餐必要锅巴，即使年过花甲、牙齿掉落也依然如故。若锅巴有沙粒，必然叫司务长带扁担和箩筐来：“将这块大石头给我抬走！”

将军说，锅巴里有沙粒，说明米没洗干净，说明炊事班工作不认真，事务长责任心不强。要知道，部队伙食，相当于半个指导员的作用。

进了部队之后，王建安每次都要去猪圈看看。一次，他看见生猪挤满了猪圈，于是问饲养员：“一个月杀几头猪啊？”对方回答：“有时候一头也不杀。”问：“为什么？”答：“参观不好看。”

将军听后无言，于是以此为例上报中央军委：“搞这种八路军糊弄八路军的把戏，平时可以马虎过去，打仗要付出血的代价。”

1978年秋，王建安又到福建某军营视察工作。晚上放电影，王建安欣然而至，却发现电影机前的中间位置，赫然摆了一排“首长专座”——条桌、藤椅、茶缸、水瓶，应有尽有。而战士们却坐在背包上。

王建安见后赫然变色，他黑着脸问部队领导：“你们摆这个干嘛？”对方回答：“首长喝水方便。”王建安问：“两个小时不喝水会不会渴死？战士们带了水壶没有？”团领导打圆场说：“首长年纪太大了！”

王建安大怒道：“你们要坐就自己坐，反正我是不坐的。”说罢，王建安取来一个小凳子，坐在了战士们中间。全团战士们见之，皆掌声雷动。

王建安对家人要求也很严格。他的妻子牛玉清1955年从部队复员，后来有几次机会可以重新穿上军装。有个领导也给建议：也给玉清办个手续吧。王建安却坚决拒绝了。

王建安有三男一女，均在外地工作。有人劝她把子女调回来，然而将军从来都不松口。他的妻子听说按照规定，可以调一子女回京工作，于是试探老伴：“我们年纪都大了，是否也调一个子女回京，好有个照应！”但是王建安却斩钉截铁地说：“只要我没死，你一个也别想调过来。”直到王建安去世，他的子女全都在外面工作。

1980年7月25日，王建安不幸病逝。在去世不久前，王建安对妻子说：“现在的追悼会越开越大，花圈越送越多，在人力物力上造成了很大浪费，我死以后，不要开追悼会，把骨灰撒到老家的土地上肥田。”

王建安去世后，牛玉清按照丈夫生前的遗嘱，一不开追悼会，二不送花圈，三不组织向遗体告别，四不通知生前好友，五不请负责通知护送遗体火化。直到一个月后，他的老战友、老部下才得知王建安已经去世的噩耗。都大为震惊：“建安同志是什么时候去世的？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

王建安被大家称为“王青天”，果不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