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觉醒年代》剧照
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
1951年3月初，湖南三樟乡年近七旬的农民彭友胜，正在张罗一件大事：给毛主席写信！
为了把这封信写得像模像样，67岁的彭友胜难得大方了一次。他专门上集市买了上好的纸和笔，随后又跑到邻村，请来了一位姓夏的老先生，让他来替自己代笔。
一个老农民，为何会想到给身在北京的毛泽东写信？原因很简单：四十年前，毛泽东曾是他手下的兵。虽然只共事过半年不到，但他们之间曾有过很深的交情。
这封很简单的信，彭友胜让老先生来回写了好几次，并亲手把信送到了邮局。此后的20多天，对彭友胜来说是无比“难熬”的，他承受着两重压力。
第一重压力来自乡亲们。新中国成立后，彭友胜逢人就说：我和毛主席共过事，那一年，他在我手下当过列兵呢。对于这一点，不少乡亲们提出质疑。
第二重压力来自亲人们。彭友胜经常跟儿女和老伴说起从前的事，还曾表示要扛上一袋自家的米，去找毛主席。但他这种行为，在家人看来太“疯”了。在他们看来，仅共事了半年不到、此后数十年未再见过面，别说主席这么日理万机的人了，就是普通人也不一定能记得住你。
双重的质疑让彭友胜吃不好、睡不好，整天垂头丧气。直到二十多天过后，一个乡村邮递员出现在了他家门口，他才一下子有了精神气。
毛主席给他回信了。
文 | 群学君整理
来源 | 杨庆旺编《毛泽东致家人、亲友及工作人员》（中央党史出版社，2014年）；刘绪光：《列兵毛泽东与副目彭友胜》（《湖南档案》2002年第5期）等
毛泽东的回信这样写道：
友胜先生：
三月十四日来信收到，甚为高兴。你的信写得太客气了，不要这样客气，你被划为贫农成分，如果是由群众大家同意了的，那是很好的。工作的问题，如果你在乡下还勉强过得去，以待在乡下为好，或者暂时在乡下待住一时期也好，因为出外面怕难于找得适宜的工作位置。如果确实十分困难，则可持此信到长沙找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程星龄先生，向他请示有无可以助你之处。不一定能有结果，因程先生或其他同志都和你不相熟，不知道你的历史和近来的情况，连我也是如此，不便向他们提出确定的意见。如果你自己愿意走动一下，可去试一试。去时，可将你在辛亥革命时在湖南军队中工作过并和我同事（你当副目，我当列兵）一点向他作报告，再则将你的历史向他讲清楚。
此复，顺致敬意
毛泽东（一九五一年）三月卅日
■ 毛泽东致彭友胜信（来源：《湖南档案》2002年第5期）
一年多以后，在另一封回信里，毛泽东又向另外一位故人朱其升提到了彭友胜：
其升兄：
来信收到、甚为高兴、寄上人民币二百万元（旧币），聊佐小资资本。彭友胜尚在人间、曾有信来，知注附告，顺祝兴吉。
毛泽东一九五二年八月三十日
彭友胜、朱其升，是毛泽东辛亥革命时期当兵时的战友。虽然几十年断了联系，但当他接到了他们的来信后，还是一一诚恳回信。这两封信，在《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着作大辞典》等书籍中均有记载。
彭友胜，1884年生于湖南衡山。他出身贫寒，为挣口饭吃，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投人湖南新军 ，在四十九标二营当兵。由于他年龄大，能吃苦，几年后擢升为副目（副班长）。
两年后，18岁的湖北大冶农民朱其升也投入湖南新军，成为彭友胜手下的兄弟。朱其升同样贫苦出身，12岁就开始学徒，学习打铁和修伞。1909年，湖南大部分地区发生水旱灾害，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朱其升终日劳苦，吃不上一顿饱饭，只好离开家乡辗转投奔军队，每月饷银8元。
又过了两年，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爆发了。彭友胜、朱其升所在的部队里，来了一名相貌英俊的年轻人。经彭、朱二人担保，这个年轻人以“毛润之”的名字编入革命军，成为湖南新军五十标一营左队的一名列兵。
在部队里，毛泽东和朱其升关系密切。朱是老兵，在生活和军事方面处处关心毛泽东，帮助指导他。毛泽东聪颖过人，又有文化，对军事常识，一听就懂，一学就会。休息时，毛泽东、朱其升、彭友胜时常在向阳坡上谈天说地。毛泽东也发挥自己的长处，常为他们讲《精忠传》、《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的故事。毛泽东热爱读书看报，他每月领到的7元饷银，除向挑夫买水用外，大都用于购买书报。
1912年3月，南北议和，湖南新军接到命令也要解散，每个人发三个月的饷银遣散回家。毛泽东和朱其升、彭友胜从此各奔东西，断了联系。朱其升回到老家，种田兼打铁，终日劳碌奔波，养家糊口。彭友胜则转投其他部队，北伐时曾担任排长，还曾在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与毛泽东又有一面之缘。大革命以后，彭友胜脱下军装回湖南衡阳县田赋处任事，抗战胜利后回老家三樟树乡定居。
1936年，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自己的经历时，还专门说到了他的这两位新军战友：在我那个班里，有一个湖南矿工和一个铁匠，我非常喜欢他们。
■ 毛泽东与斯诺（来源：《西行漫记》）
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春天，三樟乡的农村土地改革结束。土改工作组与贫雇团根据彭友胜家一贫如洗的情况，将他家划为贫农，并给他家分了土地、耕牛和农具。饮水思源，他几次对老伴和女儿唠叨，等到秋收以后，要背上一袋新米，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唠叨归唠叨，彭友胜与老伴商量后决定：暂时不去北京，先给毛泽东写一封信，投石探路。这就有了本文开头毛泽东的第一封回信。
此后，在时任湖南人民政府副主席程星龄的安排下，从1951年6月起，湖南省委统战部按月寄来30元生活费。直到1967年5月，统战部被“造反派”彻底砸烂。
也是从1951年开始，每年彭友胜用新白竹布将自家采摘的优质谷前茶包好缝牢，用挂号邮往北京。年复一年，从未间断。20世纪60年代初，作家叶蔚林到衡山一带采风时，听到彭友胜精制谷前茶献给毛泽东的故事，赶写了一首《挑担茶叶上北京》的歌词，请作曲家谱好曲。这首歌具有浓郁的衡山民歌风味和强烈的乡土气息，传唱一时。
1969年11月23日，85岁高龄的彭友胜再也不能为毛泽东制茶、寄茶了，依依不舍地告别了人间。
新中国成立后，朱其升曾六次致函毛泽东，均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1952年，他重操旧业，到汉口街头补伞，就住在新华路旁的旧泥屋内。有一天晚上．朱其升与同乡何凤翔等人在巷口纳凉，闲谈中，他无意中谈到与毛主席的交往。何风翔听后对他说，我们工厂业余夜校，有一个叫孟淑纯的女老师，与我们省的李先念书记是同乡，至今还有来往。她为人很热心，或许能会想办法使你和毛主席联系上。
第二天晚上，孟淑纯来到朱其升的泥屋里，仔细地询问了他与毛润之的交往，并要朱其升谈毛润之的特殊爱好和生恬习惯。朱其升一一作了答复。其中谈到毛润之“洗溜水澡”和“吃大肥肉”的情节十分动人。此后．孟淑纯又多次找朱其升了解情况。最后一次．她向朱其升要了两张照片，并根据朱其升的谈话内容写了一封信，加盖了武汉市委的公章，请李先念同志随公文呈送给毛泽东。
1952年9月初，一只信封上写着“汉口汉正街德树巷二号孟淑纯先生转朱其升先生收”的来函，辗转交到收信人手中（这就是本文前边介绍的第二封信）。当看到“其升兄”三字时，这位与毛泽东曾同过甘苦、共过患难的老兵，心潮澎湃。
一个月后，朱其升怀揣毛泽东的亲笔信，用毛泽东寄来的钱买了车票，从汉口晋京。终于在分别四十多年后，再一次见到当年的战友老弟。
毛泽东留朱其升在北京住了近一个月。临行时，毛泽东又叫人从自己的稿费中取出500万元人民币（旧币）作为路费和生活补贴。第二年春天，朱其升以这500万元为资本，将流散在汉口轿口附近补伞的、修鞋的、补锅的、箍木桶的手工艺人联系在一起，成立一家和平油布雨伞厂。在他的领导下，厂子越办越红火。
1954年夏末，朱其升带着和平油布雨伞厂的照片，再次上京。毛泽东接过照片，笑眯眯地称赞道：“很好，这个工厂不错，有点社会主义的气魄。”
又过了两年，朱其升在汉口病逝。毛泽东同这位平民铁匠的友情一直被人们传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