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极巷的火光

1950年仲春的一个夜晚，福州市台江区发生一起特大火灾。这场大火殃及7条街道，烧毁房屋794间，烧死1人，造成3621人流离失所。

大火扑灭后，福州警方对这场福州历史上过火面积最大的火灾的起火原因进行了严密调查。经过三个月艰难曲折的努力，终于查明了真相……

凌晨，有人纵火

1950年4月9日，阴历二月二十三。

这是一个晴朗的夜晚，天空布满点点繁星，即将成轮的月亮洒下一片皎洁的银光，照在位于福州市中心城区的江中路、江滨东路一带那密集成片的民居。旧时，对于福州的建筑物有一句俗谚，叫做：“纸褙福州城”，说的就是古老的台江地区，这是台江区几乎全是木结构房屋的真实写照。江中路、江滨东路的这些简陋木屋里，居住着数百上千户劳动人民家庭。此刻，辛勤劳作了一天的人们，早已进入梦乡。谁也不会料到，他们赖以栖身的简陋住所此刻即将被付之一炬。

大火，是在凌晨三时许烧起来的。没有谁说得清是哪户人家最先发现起了火，反正都是惊醒过来时睁眼就是冲天火光，浓烟滚滚，只顾拔腿往外奔逃了。这天晚上刮着大风，顿时风助火势，火借风威，蔓延速度极快。下辖于福州市公安局治安行政科的消防队，民间团体性质的救火会，以及大批军警、老百姓纷纷赶到现场，奋力扑救。但由于火势过大，消防器材简陋，待到将火扑灭的时候，过火面积竟然已经殃及七条街道！

火灾发生不久，福州市市长许亚、福建省公安厅社会处处长兼福州市公安局局长郑从政等领导就闻讯赶到现场，指挥扑救，布置救治伤员和安置受灾群众。许亚市长当场要求郑从政局长迅速安排警员对火灾产生原因进行调查，务必以最快的速度查明真相。

大火还没有扑灭的时候，郑从政局长已经对调查火灾原因作出了安排，要求市局消防队、台江公安分局治安股以及派出所抽调专人联手对起火原因进行调查。

调查工作即刻启动，首先需要查明最先起火的地点。那时，还没有“消防专家”这样的概念，也缺乏有效的仪器可供使用。所以，所谓的“踏勘现场”不过是在还不时冒出缕缕黑烟、焦糊味扑鼻的一片片废墟间走了走。调查人员采取的有效调查方式只能是走访受灾群众。几名警员接触了几十个群众，最后作出了初步判断：火最先是从江中路太极巷烧起来的。

确定了最先起火的地点，接下来就是调查火是怎样烧起来的。调查人员通过派出所通知下去，让太极巷的住户每家派一位成年人参加座谈会。太极巷是一条大约70米长的小巷子，居住着43户居民，大火烧毁了整条巷子，这些人家全部成为灾民。所幸的是，尽管他们的财产蒙受了几乎全部损失，但人却没有伤亡。现在，每家一人总共43位灾民围着调查人员，团团坐在闽江畔的一处高地上，根据调查人员的要求各自陈述他们一家子是怎么发现起火的。

这些人中，大多数都说不清楚自己是怎么发现起火的，反正都是被外面的惊叫声音搅醒的，睁眼一看已是火光冲天，于是赶紧开门逃生。只有9号住户人称“彭叔”的彭某对于发现起火说得比较清楚，他说自己这几天正自制绿豆芽，晚上每隔四小时要起来浇一次水，家里没有时钟，只有估摸着看月亮判断时间。这是当晚第二次起来，看看月光从窗子里照射进来差不多是凌晨两三点钟的样子了，就决定浇水。家里没有电灯，因为月光很亮，也就不点油灯了。当他走进厨房时，听见外面巷子里似有很轻的声音，接着，就看见映现了火光。奇怪的是，火光是从不同的位置连续亮起来的：先是巷内大约十几号方向闪亮，他还在怀疑自己的眼睛而对着客堂的窗户发怔时，随着一阵异响，对门的10号也闪现火光，接着就是8号了。彭某大惊之下，从厨房冲到客堂，开门一看，巷子里已有好几家的屋子烧着了，于是便大呼“救火”。

调查人员听着心里一惊：这个现象是有人故意纵火啊！

还没有开口询问彭某还发现了什么时，另一个人称“庞婆婆”的五十来岁的妇女主动开口了。庞婆婆是住在巷内17号的，她睡的那间屋子正临着巷子，木板墙跟巷子其实就只隔着一层一厘米厚的木板。她是被巷子里传来的短暂而轻微的异响惊醒的，窗子是开着的，她在半迷糊状态中似乎闻着一股“洋油”(当时对煤油的俗称)气味，正分辨着是梦境还是现实的时候，就听见彭某的呼叫声。

如此，调查人员就初步认定起火原因是有人故意纵火。

郑从政局长听取了调查人员的汇报后，当即决定组建专案组对“四九纵火案”进行侦查。

追查“美孚”油桶

当时的福州市公安局，因全市人口不足50万，根据中央的规定是按丙等城市编制建立的机构，仅设治安行政、总务、机关保卫、司法、户政五个科，刑侦班子称为“刑事公安队”，归治安行政科领导。专案组由市局刑队一人、台江分局刑队和派出所各两人组成，组长由市局刑队邢大建担任，不设副组长。

专案组开始工作后所做的第一桩事是找一处跟太极巷相似的地方模拟了彭叔、庞婆婆所作的那番陈述景象，确认两人说法的真实性。然后进行了分析：庞婆婆闻到了煤油气味，这跟彭叔目睹木屋在不到半分钟内纷纷起火是相符的。不过，使专案组迷惑不解的是，案犯是怎样做到在不发出奔跑脚步声的前提下如此迅疾地从这家赶到那家门口去点火的呢？难道放火的不止一人，而是若干人同时下的手？即使是这样，那点火后也得奔逃离开现场啊。可是，彭叔开门时，巷子里除了火光外已经空无一人了，这又该怎么解释呢？

侦查员刘大榜提出了一个观点：案犯会不会是骑了自行车作的案？庞、彭两人听见的轻微异响，就是案犯的自行车停下后重新骑行时的启动声音？

找了一辆自行车来试了试，发现在不下车的情况下，重新骑行时确实会发出一下轻微的异响。于是就把彭、庞两人请来，没有告诉是怎么回事，隔着屋子一试，两人确认半夜听到的就是这种声音。

这时，从太极巷现场传来消息：参加清理的市消防队人员在废墟中发现了一个已经损毁但还能辨认的空“美孚”煤油桶。

专案组长邢大建指派侦查员小杨前往现场了解情况，这边继续分析案情。半小时后，小杨带着变形的空油桶回来了，说他过去时，派出所民警已经请数名太极巷灾民辨认过，确认发现空油桶的位置是太极巷的巷尾。

这样，专案组就有理由推断案犯作案的过程了：他是用车推着装了煤油的这个“美孚”油桶，从巷外往里在即将纵火的那几户民居的木板门、木墙上泼上煤油，到巷尾把已经空了的油桶放在地上；然后，骑上自行车往巷外方向慢行，每到一处已经泼过煤油的位置就停下，点火，重新行进，重复这一动作，直至点燃最后一个火点。

于是，就勾勒出了案犯的基本特点：会骑自行车，自己拥有或者能够从他人处借得自行车，有“美孚”油桶，最近购买过较大数量的煤油。

当时的中国，使用的煤油都是进口的，所以民间称为“洋油”。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西方国家对华采取经济封锁措施，因此煤油供应颇为紧张，一些城市不得不采取凭票证计划供应的方式，福州当时也是这样。因此，专案组认为可以从“最近购买过较大数量的煤油”这一点来查摸案犯的线索。

这是一项工作量很大的活儿，因为根据市政府规定，对于居民的煤油供应是向没有电灯的家庭每户每月凭票证供应1市斤。粗粗一摸排，全市依赖煤油灯照明的家庭大约有27000多户。这些家庭分布于全市鼓楼、大根、小桥、台江、仓山五个老市区和三个多月前刚由郊区划入市区编制的鼓山、洪山两区。专案组一共才五人，可想而知其走访工作量有多大。

专案组长邢大建考虑下来，说我们人手有限，还是走捷径吧，先不走访居民，而去找那些出售煤油的店铺，煤油都是从他们那里卖出去的，谁买多谁买少谁用了别人的计划他们应该是有所了解的。

但是，这一步却未能走通，专案组费了几天时间，走访了全市每一家有资格供应煤油的杂货店铺，竟没有查摸到任何线索。

邢大建觉得自己的头有点大了：接下来，就得向2万多户居民调查了，这需要多大工作量啊！众人商量下来，决定向各分局、派出所求援，于是作了分工，每人跑几个派出所。派出所的警力也很有限，但由于案情重大，还是进行了积极配合。户籍警纷纷出动，要求管段的保长甲长和治安积极分子对相关情况进行悄悄的调查(福州是1950年9月废除保甲制，成立居委会的)。

又过了三四天，各派出所把调查情况报给了专案组，总算查到了一条线索：鼓楼区东街三牧坊的一个名叫纪双彬的男子，以每斤一千元至两千元(旧币，合新币壹至两角)的价格向周边一些有剩余配额煤油的群众收购过配额，估计大约已收购了几十斤之多。

于是，专案组决定跟纪双彬当面接触。这人是做药材掮客生意的，单身汉，居无定所，侦查员四处打听，等到找到他将其传唤到派出所时，已是劳动节前夕了。纪双彬面对着邢大建等人所提的关于“是否收购煤油供应份额”、“收购了多少”等问题，脸显惊慌之色，支支吾吾回答得牛头不对马嘴。

与此同时，侦查员刘大榜、王吉等人已经去了纪双彬家搜查，但却没有发现有煤油。纪双彬家是使用电灯的，按规定没有煤油配额。他收购煤油的合法用途只有一个：使用煤油炉。可是，侦查员在搜查中却未发现他家有煤油炉。

这样，纪双彬身上的疑点就增加了。专案组决定对纪双彬实施拘留，估计换一个环境可能容易使他开口。

果然，纪双彬进了看守所后，不到半个小时就向看守员提出要求跟侦查员“谈谈”。那就谈吧，邢大建心里窃喜。哪知，谈下来的结果却使他大失所望！

纪双彬说，他经常去偏远山区收购药材，山里人通常使用茶油灯，烟大火小光微，跟煤油灯是没法比的，所以一些相对有钱的人家对于他顺便推销过去的煤油灯很是欢迎，那还是两三年前的事了。山里没有煤油，他每次进山时就给捎几十斤过去跟人家换珍贵药材。解放后，煤油定额供应，断了他的来路，但山里朋友还是盯着他要，因此他就只好半斤一斤的四处求人家转让配额。

那么，在派出所为什么不肯交代呢？

那是生怕你们说我“破坏经济”，当反革命处理。

邢大建派两名侦查员当即进山调查，证实纪双彬所言不假。

与此同时，福州这边的专案组成员还在继续进行着对于煤油方面的调查，但始终没有线索。

发现了叫花子郭鼎

5月9日，距离“四九纵火案”发生已有整整一个月了，侦查员却还没有查摸到有效的线索。这天，专案组民警个个心情沉重，大家聚在一起重新分析案情，年龄最大的侦查员老裴提出是否可以改变侦查方向，放弃对煤油的追查，改为对那个装煤油的“美孚”油桶的调查？

这个建议获得了赞同，于是立马行动。专案组五人分别下到各区，由派出所将管段内的保甲长和治安积极分子召来开会，侦查员当面向他们布置了调查任务以及如何调查。一张筛查“美孚”油桶的大网在福州全城撒开了。

筛查空油桶之法，在六十年后的今天看来可能令人匪夷所思，但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那时老百姓贫穷，凡是可以重新利用的东西，家家户户都会留作他用，这是那时的一种社会风尚，传统美德。像“美孚”空油桶这样的金属容器，更是会受到重视的。家里有一个空油桶，可以用来盛米，存笋干、鱼干、菜干之类的干货，也可以拿到白铁匠那里去改制成其他家用器皿。而那个时候，邻里各个家庭互相之间几乎没有私密可言，“家有金银邻有秤”，家里有些大大小小什么东西，通常是瞒不过邻居的。因此，哪家曾经有过一个“美孚”油桶，现在忽然不见了，那是很容易被发现的，想瞒都瞒不住。

专案组五位侦查员每人一个区，收集通过派出所陆续报上来的各保各甲的查摸情况，每发现一个疑点，就和派出所户籍警一起前往了解。这样一连工作了五天，每人都收集到了若干个疑点，但一查之后都排除了。通常都是邻居反映某家有过一个油桶，是用来盛米的，一直放在客堂里的，最近不见了，米就放在布袋子里在客堂原先那个位置搁着。于是就登门去了解，结果原来人家是把油桶送白铁匠那里在改制水桶了。

如此忙碌了一阵，都是白白折腾。直到8天之后，侦查员才获得一条被认为可能有价值的线索：台江区仓房街有一位姓胡的白铁匠反映：4月初，他的摊头上被偷窃了一个“美孚”空油桶，他怀疑是一个名叫郭鼎的男子偷窃的。

郭鼎是何许人？这是一个三十岁的二流子，福州人，以前在码头上给把头当差，已婚，无子女。抗战胜利后那个把头因其汉奸罪行被老百姓打死了。当时也殃及郭鼎，他在外面逃了一年多才回来。没有技术，又不肯卖力气，就只有当二流子的份了。两三年下来，郭鼎在福州、尤其是台江区以偷蒙拐骗、吃喝嫖赌而闻名，但却都不够蹲班房的份，因此，解放后公安局也就没去找他。福州解放半年多来，郭鼎偶尔干干临时工挣点小钱，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外游荡，只要有合适的捞钱机会，他就会毫不犹豫地下手。据胡师傅说，清明前，郭鼎曾去他的摊头上坐过两个钟头，闲磕牙瞎聊天，结果一转身的工夫就少了一个空桶。那是人家送来委托他加工畚箕的，无奈之下，只好用自己掏钱买来的白铁皮给人家加工了两只畚箕作为赔偿，还得说好话道歉。

侦查员老裴、刘大榜随即就去找郭鼎。这主儿正在自家院子里劈柴，见来了两个身穿制服的警察，脸上似乎一惊，马上放下斧子，说到屋里拿板凳请你们坐。老裴说你也坐下，我们有话要跟你谈谈。事后，老裴对于这种说法有些后悔，因为郭鼎点头称是之后就进屋里去拿凳子，哪知就此一去不出来了——原来这屋子有后门，他进去之后就打开后门溜了。

不过，这一溜也可以说明郭鼎心里确实有鬼。于是，专案组立即全体出动，四处查访郭鼎的社会关系。邢大建说再见到这主儿时，就不是谈话不谈话了，直接拘捕就是了，有话进了局子再谈。当时，不单是专案组，就是他们的领导，也都认为纵火案犯十有八九就是郭鼎了。估计只要找到此人，“四九纵火案”大致上也就破获了。

像郭鼎这样的家伙，社会关系是比较复杂的，专案组用了好几天时间才大体上查清了跟其交往的几类人员。当时的福州还不算怎么大，但也够五个侦查员跑的了。之后足足查访了十来天，最后终于在小桥区的一个乞丐堆里发现了已经当了多日叫花子的郭鼎。

侦查员终于松了一口气，可是，讯问下来却是一场空欢喜：郭鼎承认他确实从白铁匠胡师傅那里偷了一个空油桶，但那油桶应该还在——他以两包香烟的代价换给了鼓楼区北江里开烟纸店的张歪嘴了。

侦查员找到张歪嘴一问，证实了此事。把那个已被张歪嘴作为保存货物的容器的油桶拿到胡师傅那里去，后者说正是他摊头上失窃的那个。

邢大建面对着这个结果，只有长叹一口气的份了。

当时，侦查员不知道，真正的线索，再过五天就要出现了。

大雨让“马牌”露了馅

1950年6月14日，一个名叫包冲的男子从厦门来到福州。包冲是福州郊区林森县人，以打拳卖伤药为生。他在台江区江中路太极巷有一个堂弟，两人关系很好，包冲只要到福州，必去太极巷堂弟那里坐坐。这次，他照例去太极巷，哪知走到江中路就发现这里已是一片废墟。一番打听后，包冲找到了被政府临时安排在一所祠堂里居住的堂弟一家。

堂兄弟见面自有一番感叹，堂弟是茶馆跑堂，职业的原因使他的消息非常灵通，跟堂兄交谈中他说到了太极巷是纵火案的起火点，公安局正在调查纵火案犯云云。包冲听着忽然说了一个情况：4月8日，他去厦门前一天的下午，曾到太极巷堂弟家去过，进巷子时跟一个骑自行车的男子劈面相遇。这个男子，包冲对其有点印象，因为解放前一次他在城隍庙前卖膏药时，曾经遭到过一伙流氓的捣乱，记得其中就有那人。包冲说此人肯定不是善辈，会不会纵火案跟其有关？

堂兄弟俩越说越觉得可疑，于是就去派出所反映了这一情况。

太极巷是一条断头巷子，如果那人去太极巷并非是走亲访友，那就真有可能是为纵火而踩点。

于是，专案组去了江中路，会同派出所走访了分散暂居于附近的原太极巷居民。走访了所有人家后，排除了那人去太极巷走亲访友的可能，于是，此人就成为一个值得怀疑的目标。

专案组跟包冲谈话，了解到一个细节：那人所骑的是一辆七成新的蓝色自行车，车前车后都有着一个电镀马头形铭牌。侦查员走访了车行修车师傅，得知那是英国“马牌”自行车，国内很少有人拥有，福州地面那就更少了。那个师傅修了十来年的自行车了，还没有接触过。

邢大建听了窃喜：越少，就越容易显眼，这应该是一条比较容易查摸的线索。

专案组去了市局，查了国民党警察局留下的自行车牌照档案，查到了三辆“马牌”自行车。随即按照档案里的住址又顺利找到了三个车主，前两位的自行车都已破旧，跟包冲看到的那辆不符，第三辆车侦查员却未能见到。怎么着？车主说自行车已经丢了。几时丢的？3月21日，当时向小桥公安分局报了案的。

小桥分局证实了车主的说法。但专案组对这一好不容易才查摸到的线索不肯轻易放弃，还是对车主4月8日夜间的行踪进行了调查，最后排除了其作案的可能。

线索又断了。这下，专案组人人都着急了，这个案子接手已经两个多月了，到现在竟然没有一点眉目！邢大建主持开了一个会，众人议下来，决定抓住“马牌”车不放，继续查下去。既然“马牌”车罕见，那就盯着这种车查！侦查员分头去了市区5个分局下辖的21个派出所，请求协助调查。

各派出所积极协助，立刻布置户籍警下到街道找保长、甲长进行布置，规定每日一报，不管是否查到情况，都必须去派出所报告。

如此如同过筛子样的全城各保各甲过了一遍，终于查摸到了七八条线索，都说是有什么什么人骑过蓝色自行车，至于是不是“马牌”车，那就不能肯定了，反正是外国车那是肯定的——那时国产车还没有问世呢。专案组于是就着手一一追查，但一个个对象接触下来，都使人失望：承认骑过蓝色车的，那车都找到了，但没有一辆是“马牌”；不承认骑过蓝色车的，查了案发那个时段的行踪，都是没有问题的。

这下，邢大建感到头懵了，自己问自己：这案子往下该怎么弄？

就在这时，鼓楼公安分局报来了一条新的线索：该区斗池路有一个名叫吴宝轩的男子，有人反映曾经在大约4月上旬看到过他骑着一辆蓝色“马牌”自行车在马路上转悠过。

邢大建问：“确实是‘马牌’吗？”

“没错！反映人是修车师傅，识货。”

“那个吴宝轩是干什么职业的？”

“无业。解放前是个流氓，干过贩卖壮丁、诈骗钱财之类的歹事，去年11月曾被我们关押过，本来是要处理的，但他检举了几条线索于我们破案有用，根据政策就把他释放了。”

专案组讨论后，决定先对吴宝轩最近的情况进行一番秘密调查。一调查，有点吃惊：这人最近经济情况反常，本来一向寅吃卯粮捉襟见肘，现在忽然变得特别有钱似的到处胡花，不但购买了衣服、皮鞋，还隔三差五地去饭馆豪饮海吃，还跟数名暗娼有染。

这就可疑了，那就接触一下吧。专案组去鼓楼分局查了查去年拘留吴宝轩时的卷宗，决定以重新审查的名义将其拘留。拘人之后，随即对吴宝轩的住所进行搜查。吴宝轩有两处住所，都在鼓楼区，一处在孝义巷，那是跟妻子儿女一起住的地方；另一处在法海路，是其在武汉经商的舅舅的产业，委托其看守的。专案组对这两处住所都进行了搜查，没有发现什么。

对吴宝轩进行了几次讯问，他不承认自己骑过“马牌”自行车。对于案发时间的行踪，他说在其法海路的那处住所睡觉，还振振有词似的向侦查员“请教”：深更半夜不在家睡觉，我是有毛病吗？

这样，案件进入了僵持状态。但由于吴宝轩不能提供“不在现场”的证明，所以不能放人。

正当专案组通宵达旦开会讨论如何走下一步的路时，这天晚上下了一夜的大雨。这场大雨是吴宝轩的克星，他的末日来临了——

法海路那里吴宝轩舅舅的那份房产，是一幢有着五间平房、前后都有院子的住宅，四周围着竹篱笆。这天早晨，派出所户籍警小朱上班经过该宅院时，看见一群上学路过的孩子聚在后院竹篱笆边向院内观望，还七嘴八舌地议论着什么。小朱是知道吴宝轩已被拘留的，昨天还参加了对该宅院的搜查，此刻见状不禁感到奇怪，寻思一幢空宅里还会有什么值得观望议论的事儿？于是自然要驻步一看。

这一看，就是一个激灵：后院一处地面上，露出了一辆蓝色自行车的半截车身！

专案组闻讯赶到，起出车子一看，正是“马牌”！而且还另有收获：埋自行车的那个坑里，还发现了一个铁盒，打开，内有25两黄金！

在证据面前，吴宝轩不得不招供——

1950年2月18日，以前跟他熟识的国民党“保密局”特务郑海棠、郑秋桂找到他，以30两黄金的代价让他在福州市内纵火，并许愿事成后若有暴露危险时可接其撤往国民党统治的白犬岛任职。吴宝轩见利眼开，一口答应。根据“二郑”的指示，吴宝轩不必多操心，一切听他们的安排就是。“二郑”物色了纵火地点之后，在4月6日晚上给吴宝轩送来了那辆“马牌”自行车、一桶煤油和一件特务专用的点火仪，命吴宝轩于4月8日夜间到江中路一带棚户区下手纵火。吴宝轩受命后，于4月7日、8日两天连续去江中路踩点，最后选定了太极巷作为纵火点。

“二郑”交给吴宝轩作案工具时，关照过作案之后必须把自行车、点火仪都扔掉，但吴宝轩舍不得把自行车扔掉，就自作主张把车骑回法海路住所，连同25两赏金(5两作挥霍用)一起埋在后院。没想到心急慌忙之中埋得太浅，一场大雨就让“马牌”露了馅。

1950年9月29日，反革命纵火犯吴宝轩被福州市军管会判处死刑，执行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