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之前的中共中央情报系统，一共分为三个时期，1927年创立特科，1931年成立政治保卫局一直到1937年这属于初期，中期是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1937年，中共中央成立特别工作委员会。1939年成立中共中央社会部，跨越抗日战争时期直到解放战争后期，最后就是1949年建国前成立中共中央情报部，中央军委公安部一直到最后建国以后成熟期。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是在1938年。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对自己的情报工作展开了一次系统性的变革，1928年国民党成立党务调查科，军队成立参谋总部第2厅。在1935年国民党情报机构改为党务调查处。1938年正式宣布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1935年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朱家华任局长，徐恩曾任副局长，这就是中统。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则由陈立夫任局长，戴笠任副局长，这个就是军统。
而我们自己则在1937年12月成为中共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对外称对敌工作委员会，统管中共中央全党情报和保卫工作，周恩来任主任，张浩任副主任。之后由赵容（康生）接任主任，潘汉年任副主任，1938年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特别委员会下设4个部门，战区部，部长杜理卿。城市部。部长潘汉年，干部部，部长陈刚，后又成了中央保卫部部长杜理卿兼任。1939年中社部与保卫部重新整合，康生任部长，潘汉年，李克农任副部长。
作为秘密情报人员，潘汉年能够曾多次来往敌我之间。是一个难得的情报奇才，既能亲身在第1线活动，也能在幕后指挥组织战略，目光敏锐，文化素养极高，长期与各界人士交往，善于分析整理情报。李克农则一直在国民党统治地区从事情报和统战工作，先后组建西安办事处，上海办事处，南京办事处，武汉办事处，桂林办事处，在国统区建立许多情报系统，1941年3月，李克农刚刚回到延安，毛泽东和周恩来请李克农全家吃饭，在吃饭的时候，毛泽东问李克农的儿子李列。你知道你爸爸是干什么的吗。八岁的李列回答说：长江局社会部部长，毛泽东道：错了，错了，你爸爸是个大特务，李列立即回嘴道：我爸爸是好人，只有国民党才有特务，毛泽东和周恩来听到这里大笑不止。周恩来道：你爸爸是个好特务，是我们共产党的好特务。
回到延安的李克农被任命为中社部副部长，随后李克农兼任中央情报部副部长（部长康生）。李克农长期都处于中共中央情报工作的关键位置，全党公认李克农是中共情报工作的卓越领导人，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他是57名上将中唯一没有作战经验的高级将领。
中共中央社会部一方面是窃取情报，另一方面就是要确保党中央高级领导人的个人安全，虽然为此设置了重重防线，但毛泽东本人并不安全，有一次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开会，散会后毛泽东和王明乘坐一辆汽车回车，车上居然混进一个国民党特务，这个特务直接盯上毛泽东，一直跟到王明住处，正当特务手持匕首，企图行凶时，王明的警卫员将其拿下。有一次就在延安中社部门口，有特务向路过的毛泽东投掷手榴弹，万幸的手榴弹引信没有打开。不仅如此，在防卫极为严峻的内部单位也有重大案件发生，延安中央医院一个女护士失踪，后来发现被人奸杀抛尸，八路军129师刘伯承的幼女在中央保育院托养，被凶手掐死，还被残忍地割去器官，这件事情刘伯承直到临终前还在念叨。这些极为敏感的政治的案件多次发生，都是具有严重的政治背景，但是一直都没有破案。
国共两党为了刺探彼此的情报，都向对方派遣了大量的潜伏人员，为此，戴笠特意在1938年成立了军统汉中培训班，大家看《潜伏》里面余则成和李涯就是毕业于汉中培训班，二人的老师就是吴敬中，汉训班一共向延安遣了大量的特务，四十多名特务潜入中央军委，陕西省委，保卫局等中共中央核心区域，这是戴笠在任期间对共产党进行的最大一次特务行动，也是最成功的一次，戴笠将这批特务打入延安地区，彼此并不沟通各行其是，但是这些分散的特务向军统方面提供了不少的绝密情报，而且多人受过暗杀，放毒，爆破等破坏训练，随时可以发动破坏性行动，军统特务组织已经对延安形成了巨大的安全威胁。李克农在得知相关情报以后，开始进行了全面甄别和搜捕。
李克农经过探查得知，军统胡士元打入军委二局，王志和进入联防司令部，冯善舒进入陕西省委，郭立群进入边区保卫部，石进中进入特别专属区。戴笠的军统特务居然打入延安诸多要害部门。经过近一年的暗查，在1942年底，中社部一共发现军统特务32名，其中主动交代一名，经过侦查20名。被捕人员供出11名。这其中就有李涯的原型陈明(教育专署教员）查出物证一共7件。戴笠的计划的破获为延安除去的一大隐患，这期间不少人被李克农借用，让这些人向戴笠提供假情报，这其中也有不少人主动投诚，愿意留在延安。这其中不少人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戴笠派遣的四十多个特务里有一个叫赵秀的跑了出来，戴笠亲自接见了赵秀，在得知潜入延安的汉训班特务已经被他的老对手李克农一网打尽的时候。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得采取果断措施撤销西北特别侦查站。应该说这一次派遣的特务行动本来是军统的光辉战绩，也窃取了不少情报，为此，在军统重庆特训班所在地戴笠还亲自主办了一次“延安死难烈士追悼会”，40多名烈士的英勇事迹被陈列出来，蒋介石亲自参观并指示戴笠可以将他们的照片也公布出来，戴笠说：报告委员长，他们都是无名英雄，照片只能给委员长看，此外谁也不能看。蒋介石点头称是。
但自戴笠死后，无论军统和中统再也无力进行这样的大规模的特务行动了，有人说，戴笠派遣的这批人里肯定还有“漏网之鱼”，但由于戴笠已死，无人“启动”，也只有永远潜伏下去了。应该说，戴笠的死，是蒋介石的重大损失，后来败退到台湾当“岛主”蒋介石多次哀叹：如果雨农（戴笠）活着，我不至于退到这里来，继任戴笠的无论的毛人凤，郑介民，还是唐纵显然在能力上不如戴笠。
抗日战争的结束，蒋介石对意图对延安动手的情况已经愈发清晰，1946年初，国民党加紧筹划内战，在当年4月召开国防最高会议，作出进攻解放区部署会后，但第2天，潜伏在国民党中央最高会议的速记员沈安娜就把就蒋介石最高国防会议全部报送延安，而此时蒋介石的高级将领还不知道，而毛泽东却是一清二楚。
1947年2月28日，蒋介石在南京秘密召见胡宗南，要求他奇袭延安，由于前两次都以泄密失败，所以这次无论蒋介石和胡宗南都进行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但再严格的秘密也得有人做。回到西安以后，胡宗南秘令他的机要秘书熊向晖处理此事，此但胡宗南做梦都想不到熊向晖是个共产党，熊向晖立即将胡宗南的行动计划告知了他的联系人王石坚。王石坚又通过电台告知延安。根据胡宗南的计划，国民党第整编36师和马步芳骑兵旅要在3月17日发动突然袭击，准备一举吃掉中共关中军分区根据地，没想到扑了一个空，关中军分区两个旅和分区机关已经提前转移，整编36师只好就地驻防，没想到共军两个旅杀了一个回马枪，整编36师损失惨重，旅长何齐被击毙。
不得不说明的是，戴笠在1946年3月16日因飞机失事摔死，建立在个人统率下的军统，元气大伤，军统局改名为国防部，保密局由毛人凤担任局长，但其效率和权限已经显然不如戴笠时期。
此时由于中共中央实行土改，康生被调离搞全国土改工作，李克农负责全国所有中央情报工作，刘少文，谭正文，陈刚担任副部长，李克农是中共中央最好的情报专家，不但能够亲自行动直接获取情报，而且具有高超的战略眼光，擅长主组织运筹，全面内战爆发以后，李克农将中共的情报力量部署到全国各地。当时东北是最关键的战略高地，在李克农的统一安排下，汪金祥，邹大鹏任东北局社会部部长和第一副部长，并在东北安保司令部发展了一个内线，这一个掌管机密的人叫赵伟，为东北局社会部提供了东北军队的重要情报，而邹大鹏也不是一般人物，他是建国后第1任国家情报局局长。
南京上海地域是国民党心脏地带，李克农派遣吴克坚携带电台前赴上海建立地下组织，1930年就已经上海特科担任秘书的吴克坚曾经领导重庆南方局的情报工作。这次在1946年吴克坚重回上海，白手起家这一个地下的情报网，很快就在国民党的核心地区打开界面，获取了许多重要情报界，包括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速记员沈安娜。
而地处华北中心城市的北平天津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李克农在北平军调部工作期间亲自批准在国民党第11战区司令部发展了一批情报力量，包括北平机要处处长谢士炎，他是是白崇禧的机要秘书，军法处副处长刑之少将，少将参谋石存，军训科科长朱建国都是中共重要的地下党员，可惜的是在1947年，由于北平地下党电台总负责人李正宣叛变，导致谢士炎等11名地下党人员一起被捕，被蒋介石下令全部枪决。
1948年初，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刘善本驾机降落延安引发全国轰动，这是第1位投靠中国共产党的国民党飞行员，蒋介石极度震怒，因为只有一架飞机中国共产党居然成立了航空局，而此时在上海的潘汉年接到了李克农的命令，必须绝对确保在南京的刘善本的妻子与孩子的安全。此时的刘善本妻子必然置于国民党特务的严厉监视之下，上门联络无异于自投罗网，艰难之际，潘汉明启用华克之。
华克士冒充新登记者，到刘善本家拜访，华克士见前后门都有特务把手索性堂堂正正地从前门而入，向刘善本的妻子转达了中共中央的问候，此时几名特务上来盘问，华克之自称是受行政院院长孔祥熙派来的记者，并拿出了孔祥熙的名片，特务只有怏怏而去。在此期间地下党组织成功地保护着刘善本家妻子和孩子安全抵达延安。事件发生以后，毛人凤下跪向蒋介石认错。这也使得更多的国民党官兵勇于起义。
取情报以后最关键一点就是把情报及时地传送出去，而传送情报最稳妥和最迅速的办法就是电台，但电台一旦被破获，那么所有的问题都将失败和暴露，西安是延安的前哨，是地下党秘密电台的总部，国民党在西安驻有无线电测，昼夜不停地检测无线电信号，发现无线电信号就立即追踪，动辄破门搜查。中社部要在这里设立秘密电台，最大的难题就是安全。西安秘密电台的总负责人叫王超北，他设计了一个复杂的工程。王超北家中巨富，父亲告诉他，只要娶媳妇回去就给他16000元的现大洋，1945年，王超北带着假媳妇告诉父亲，我已经结婚，这就是你儿媳妇，王超北的父亲十分高兴，当即就把16000元大洋送给了王超北，后来二人还真成夫妇了，王超北就拿着这笔钱开始施工建设地下电台。
施工队伍没施工一段时间就换一批工人，最关键工程就是由必须由自己人动手，这个工程是在地下5米深处挖两个窑洞，一个用于印刷文件，一个安装电台，还有通向地面的天线设备，有存放密码的文件和密室，地道口有三个入口，两个出口，入口都隐藏在各屋子的壁柜内，遇到紧急情况拉开活动木板就可以进洞，在外面观察毫无痕迹，出口设在隔壁的同志家，从炕底钻出，转入另一条巷子，地下通道十分狭窄，只用一人爬行，有翻板木，万一别人发现，可以抵挡一阵，留出销毁电台和文件的时间，地面上是三进院落，进入后宅要通过三道大门，万一特务前来搜捕，前院按门铃报警，后面的王超北就可以进入地道，王超北的妻子李天均就在外面指引，说丈夫外出经商，王朝北从这里多次向延安密报胡宗南的情况。
王超北从这里多次向延安密报胡东南动向，包括1946年1月1日向中央报告胡宗南动员打延安的内部报告，1947年5月2日凌晨报告，蒋介石前一天在西安督战的情报，西安的国民党特务集团装备着美国最先进的无线电设备，早已发现这一带有秘密电台信号，可是几次突袭这个院落都没有找到任何线索，夏季的一天上午刚有特务进过院子搜查，王超北以为下午敌人不会再来出动，于是就在地道口洗澡，正洗着外面人影晃动，几个警察已经闯了进来，不知为何无人报警，王超北来不及行动。李天均灵机一动，跳着大喊我在洗澡，敌人一犹豫，王超北躲进密道，警察进屋看见李天均正在穿衣，孩子还在澡盆里，就在这种的境遇的情况下，西安情报处频频发报，将无数的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往延安。
中共中央情报机构不仅有李克农，还有钱壮飞和胡底这样的前三杰。还有熊向辉，陈忠经和申剑的后三杰。更有无数个和王超北一样的人战斗在敌人心脏的勇敢斗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