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井冈山上下来后，朱毛因何事发生争论？最后怎样完美解决？
朱毛
军史上的朱德和毛泽东，从来都是配合默契的一对组合，红军正是在两位伟人的密切合作下，才由小到大，从弱变强。两人分工明确，毛泽东主抓大方向，朱德是军事主官，从井冈山会师、第一支工农红军红四军成立以来就一直如此。
但鲜为人知的是，个性敦厚的朱德和对朱德十分敬重的毛泽东也会有分歧，就在井冈山会师后一年，两人之间爆发了一次严重分歧，致使毛泽东从红四军辞职，还惊动了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
井冈山会师
窗外暮雨潇潇，毛泽东坐在桌前，桌子上乱糟糟堆满了文件和地图，但毛泽东在桌前坐了很久，并没有看一眼文件，他只是不停在斗室中踱步，不停地抽烟。望着窗外的雨夜，他心情很不好，怎么也想不明白，好好的红四军，为什么中央要让他们分散到各乡村去？还要他和朱德两人离开军队，前往上海到中央报到！
“简直是胡闹！”，毛泽东坐下来，再一次阅读那封中央来信，这封信在军史上很有名，全名是《中央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信》。毛泽东看毕，把桌上的资料移开，腾出一块空地，铺好纸，提起毛笔准备给中央写信。红四军这样虽然年轻但身经百战的人民军队正在成长中，如果分散开，就是死路一条，敌人势力如此强大，散到乡村去，难道要当流寇吗？还要自己和朱军长离开军队到上海去，抓方向和抓军事的都走了，队伍就等于解散了！
红四军士兵委员会旧址
毛泽东和朱德商量过，队伍既不能分散，他们也不能离开军队到上海去。红四军是第一支红军队伍，刚刚建立一年，虽然从井冈山突围后遇到了一些情况，但绝不能就此放弃，必须坚持集中兵力，继续整顿，加强战斗力，特别是加强党的领导，这是军队灵魂！
朱毛二人问过中央来信的时间，是在当年的2月份，史称“二月来信”。但送信人刘安恭路上就走了两个月，一路上跋山涉水，通过敌人一道又一道封锁线，必要时要化妆成不同角色的人物以应对敌人的盘查。等刘安恭终于找到这支游击在赣南闽西的红四军时，他的衣服都已经破得和乞丐差不多了。
《古田军号》中胡兵版刘安恭
“二月来信”因为时间太久，具体情况早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当然不可以再盲目执行。朱毛立即给中央回信，说明不能把军队分散、特别是朱毛不能到中央去的考虑做了汇报。中央表示同意，但送信人刘安恭却留在了红四军。
刘安恭也算是“老革命”了，18岁就到德国学习电机工程，在那里成为党员。他又是朱德的故交，很早以前两人就在四川大佬杨森的军队里从事秘密工作，关键时刻还救过朱德一命；南昌起义时，刘安恭是朱德手下的干部。后来被派到苏联学军事，不久前刚刚学成归国，被当成高级军事人才由中共中央派往红四军送信，从此就留在了红四军。刘安恭来到红四军，标志着一件事，那就是中央与红四军中断了一段时间的联系又恢复了——红四军离开井冈山之后，与中央失去联系，国民党报纸让人无法相信，今天击毙毛泽东，明天击毙朱德，中央根本无从知道这支红军到了哪里。
井冈山
对于刘安恭的到来，最初毛泽东是十分欢迎的，因为他不仅是朱德的老部下，还有留学经历，更是中央派来的有苏联背景的特派员。但随着刘安恭在红四军待的时间越长，毛泽东对他的意见就越大，同时，刘安恭也觉得毛泽东那一套在红四军是行不通的。而且，毛泽东原来和朱德在军队管理上本来就有一些分歧，刘安恭一介入，就立即膨胀发酵起来，终于闹得不可收拾。
原来，红四军当初被迫从井冈山突围出来，一直在赣南闽西转战，由于敌我实力对比过于悬殊，再加上这是一支正在锻造成型的队伍，虽然经过“三湾改编”，军队已经掌握在党的手中，战斗力比起旧军队已经有了实质提升。但由于不断有新人加入，思想工作仍然需要常抓不懈。思想工作和军队建设的方向由前敌委员会决定，前委组成人员是经过中共中央批准的，毛泽东是前委书记，是红四军的最高领导；前委副书记朱德是军长，负责军事委员会的事务，军委是红四军的军事指挥机构，受前委领导。
红军时期的毛泽东
由于战场状况瞬息万变，所有事情都由下向上层层汇报再由军委拍板，层级太多，太误事，而且军委和前委的设置有些重叠，两“委”并存，不利于特殊时期的快速决断，因此，在毛泽东的建议下，撤销军委，红四军的行动由前委直接指挥。对于这一决定，朱德和红四军政治部主任陈毅都没有意见。但刘安恭一来，就否定了这一决定，毛泽东等出于对他的尊重，同意恢复军委，由刘安恭出任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就此，刘安恭位居陈毅之上，成为红四军仅次于毛泽东和朱德的第三号人物。
但问题并没有就此解决，刘安恭自诩是中央特派员，又在苏联接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特别是他亲耳聆听过苏联革命领袖的教诲，因此，他对自己学来的革命经验深信不疑，对“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那一套很不屑，对于扎根农村更是无法认可，因为苏联革命的成功经验告诉他，要想推翻旧社会，只能依靠工人——问题是，中国的无产阶级还十分弱小，登上历史舞台一共不到十年，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是农民！
《古田军号》中的朱德和毛泽东
刘安恭无法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本质问题是农民问题，他只相信自己、只相信苏联。刚一就任红四军军委书记，他就召开军委会议，撇开党中央关于军委归前委领导的指示，要求以军委领导红四军，要毛泽东和他的前委只管地方工作。更有甚者，他提出要反对红四军中存在的“家长制”，矛头直指毛泽东，还主张撤销前委。
毛泽东闻讯大吃一惊，觉得情况不是一般的严重。前委是坚持党的领导的主要阵地，军委只是前委领导下的军事负责机构，下级组织否决上级组织的意见，甚至要取消上级组织，这简直匪夷所思！势必给全军带来思想上的混乱，后果极其严重。他立即召开前委会议，坚持撤销临时军委。刘安恭激烈反对，坚持军委领导一切，指责毛泽东和他的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毛泽东有“家长制”作风，而朱德则赞成刘安恭的观点。而毛泽东则坚持己见，非要撤销军委。由此产生的朱毛之争持续了半年之久。
《古田军号》：得了疟疾还要坚持工作的毛泽东
1929年5月28日，红四军攻占永定城后回师湖雷，此时的革命形势一片大好：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即后来的中央苏区）初具规模，粤桂战争和蒋冯、蒋桂战争等国民党新军阀新一轮大战爆发，国民党无暇围剿红军，根据地人民对红军十分拥护、革命热情空前高涨。毛泽东看到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十分兴奋，挥笔写就《清平乐·蒋桂战争》一首：
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梁再现。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毛泽东：《清平乐·蒋桂战争》
毛泽东决定趁此难得的暂时稳定期进行休整，在湖雷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史称“湖雷会议”。毛泽东本想借此机会化解存在已久的红四军各种问题，但没想到会议成了分歧的总爆发点。会上，毛泽东成了被攻击的靶子，在刘安恭的挑动下，毛泽东成为会议打击的对象，认为以他为书记的前委管得过宽、是书记专政、是家长制，要求限制毛泽东的权力，不少参加过秋收起义的毛泽东的老部下也站在朱德和刘安恭一边指责毛泽东，支持毛泽东的成为少数，只有后来成为四野司令员的林总等寥寥数人。
毛泽东完全没有想到事情会演变成这个样子，他顿时感到自己处境艰难、孤掌难鸣，虽然有陈毅极力调集双方矛盾，但无济于事。最后，毛泽东觉得自己作为前委书记已经无法继续开展工作，要求辞职，但没有得到前委会同意。
《古田军号》中的毛泽东和林总
“湖雷会议”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把事态扩大化了。之后的争论继续，虽然经过表决，临时军委被取消，但争论还是没有停止，更为关键的是，现在争论的核心已经聚焦到党对军队的领导和红军是什么性质的军队上。争论一直延续到6月22日在龙岩召开的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这次会议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争论仍在发酵，如果说有什么在七大上改变了的话，那只有领导人员的更迭。
红四军七大对前委的选举中，毛泽东落选前委书记，但朱德和刘安恭也没有当选，新一任的红四军前委书记是陈毅。会议还决定，由于毛泽东和朱德的争论给红军带来的负责影响，两人都受到了处分：朱德被处以警告处分，毛泽东则是严重警告处分，会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前往蛟洋养病。彼时由于生活环境的恶劣，毛泽东患了疟疾，俗称“打摆子”。
《古田军号》：毛泽东、朱德和陈毅
后来陈毅回忆这段不堪回首的岁月时，这样描述给毛泽东和朱德等人的处分：“对毛主席我打了他一棒，对朱军长我也打他一棒，对刘安恭我也打他一棒。”
但处分不等于解决了问题，陈毅深感问题复杂，他决定亲自到上海向中央说明一切，听取中央的指示。尽管此举遭到了朱德的反对，但陈毅还是上路了，他只身秘赴上海，把红四军中发生的一切和中央做了汇报。他写的报告很长，有五万字之多，这就是着名的“陈毅五万言报告书”。现在读来，陈老总客观公平、坦荡无私、胸怀天下的伟人形象跃然纸上！
《建军大业》中的周恩来
鉴于陈毅对红四军的情况比任何人都清楚，中央决定请陈毅起草给毛泽东、朱德等人的指示信。陈毅认真思考良久，开始下笔，在信中，他对红四军如何坚持党的领导、军队建设和军队发展方向和战略作出了明确而具体的指示，对极端民主化、军阀主义思想流毒进行了尖锐批评，肯定了红四军两年来斗争的基本经验，支持毛泽东建党建军的正确主张。同时，对于毛泽东和朱德两人工作上的具体缺点也做了批评。
陈毅把他起草的指示信交给中央，中央当时的主要负责人周恩来做了极为详细的审阅，最后他非常兴奋地说：“很好，就是这样！”对于陈毅的指示信，周恩来一字未改，非常赞赏。之后，陈毅又历尽艰辛、几经辗转回到红四军——当时，红四军正随朱德转战到广东松涛。11月26日，毛泽东、朱德和陈毅这三位中国革命史上的伟人在福建长汀红四军军部又一次重逢，三双大手紧紧握在一起，前嫌尽释。
刘安恭牺牲瞬间
陈毅为红四军起草的来信已经指明前进方向，这封信被称为“九月来信”——这被认为是陈毅在建军史上的伟大贡献之一。十天之后，红四军九大在古田召开，史称“古田会议”。会议一致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会议决议，最核心的部分就是核心内容是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这是人民军队建设的核心问题。重申了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等事关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性问题。古田会议使之前半年来因争论产生的阴霾一扫而光，思想得到了统一，特别是明确了“党指挥枪”这一原则，成为之后人民军队蓬勃发展的关键因素。
最后，交待一下刘安恭的结局。就在陈毅只身秘赴上海的这段日子里，刘安恭仍作为红四军的领导人之后率领军队转战于闽南粤北，就在古田会议召开前一个月的10月24日，刘安恭在广东大埔县石下坝遭遇强敌，在敌人猛烈的火力前面，刘安恭毫不畏惧镇定指挥，击溃了敌军两个营，但他自己也不幸中弹，壮烈牺牲。解放后，经国家民政部批准，被正式刘安恭认定为革命烈士，中央党史研究室《革命烈士传》编委会为其立传，褒扬其革命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