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大火疑案（上）
一、蹊跷之火
1949年10月19日，长春特别市解放一周年纪念日。
这是一个天气阴暗的日子，刮着凉风，仿佛要下雨似的。不过，全市的主要街道倒是热闹非凡，人群熙熙攘攘——长春解放一周年庆祝活动正在进行。
红旗街(老长春人称为“洪熙街”)距长春电影制片厂不到百米的位置有一家“进财饭馆”。这是一家三个门脸儿的二层楼馆子，在当时的长春市已经算是档次中等偏上的饭馆了。这里的生意通常是午市平常、晚市红火，这天由于全市搞庆祝活动，午市意外红火起来，用饭馆韩老板的话说，这是托了共产党的福。韩老板说这话时脸上笑容可掬，他如果知道半个多小时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只怕打死他也笑不出来。
“进财饭馆”底楼是三个门脸儿的大统间，放着十几张八仙桌，—般进来不过随便点个菜要碗汤盛了饭匆匆扒拉的食客，通常就在这里对付着填饱肚子。想喝点儿小酒，或者召集三五知己浅斟慢酌边吃边聊天儿的，那就楼上请，临窗座头上一坐，招呼跑堂把屏风围上，那就是—个简易雅间了；而意欲来此商量事儿又不想让别人听见的，那就要进包房了。包房不多，就一大二小三间，大的可容一张十人圆桌，小的只有一副四人座头。第一把“天火”，就是从楼上西侧那个小包房里燃起来的。
事后饭馆伙计回忆，那天进西侧包房的是三个小伙子，他们来的时候午市还没开张，但那时的饭馆没有把客人往外赶的道理，跑堂热情地把他们迎进门，一问要间小包房，于是就引领上楼了。这三位看上去似很气派，但点的菜也不过两个冷盘三道热炒，要了—瓶“沙河白”。因为时间未到，跑堂就先给他们上了一壶茶水喝着，伙房厨师开炒后就把他们要的菜一古脑儿都送上了，当时是十点三刻。三个食客守着二冷三热五道菜竟然一坐就是两个小时，十二点三刻过后，他们唤跑堂结账，付过钞票立刻离开。跑堂把残席收拾干净后，因为这时已经快一点钟，没有食客再光顾包房了，跑堂就把包房门关上了。
也就不过五六分钟时间，还在二楼进餐的一些食客闻到了焦煳味儿，最初还以为是楼下伙房大师傅把菜炒煳了，没在意。哪知过不多久，就有人看见从西侧那间包房的门缝儿里钻出丝丝烟雾，于是便知包房内有问题了。有好事者上前去拉开包房门，”呼”的一股火苗迎面扑来！一声“妈呀”，饶是闪避得快，但眉毛、头发还是给烧焦了些许。有了外面新鲜空气的补充，屋里屋外形成对流，火势立刻大涨，火焰蹿出包房，火舌舔到哪里火就烧到哪里。
不难想象当时现场混乱的程度，食客争先恐后往楼下奔逃，有人跌倒，楼梯随之堵塞，于是就发生了踩踏.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楼下。事后统计，当天现场因跌倒、踩踏而导致骨折、内伤的有十七人，至于一般的轻伤那就更多了，另外，还有七人被烧伤，其中四人是饭馆的跑堂、厨师。
新中国成立伊始，全国各地的消防设施还很简陋，扑救方式原始，百分之八十的城市没有专业消防机构，火灾全靠民间业余消防机构——救火会扑救。当时长春有官方的消防队，也有民间的救火会，但火势蔓延速度实在太快，当消防队、救火会赶到时，“进财饭馆”这边已经火焰穿顶。
那时候对火灾不像现在这般重视，由于遭灾的大多是民宅，而民宅简陋，经济损失也相对较小。尽管已经是新社会，但一般人对此的态度还是停留在旧时的观念上，即使是像这次“进财饭馆”被烧成一片废墟这样的火灾，社会(包括政府)也不是特别当一回事。不过，这次的情况有点儿特殊：一是这天正好是长春解放一周年纪念日，官方是以“长春市各界人民”的名义举办盛大庆祝活动的，这样，这个日子就被抹上了一层政治色彩。抹上政治色彩的日子如果发生了混乱，那就会受到官方的特别重视。二是尽管这一年来长春也发生过几次火灾，但被烧的几乎全是简陋的民居，类似“进财饭馆”这样的公共场所着火还是首次，而且更使人难以接受的是，这把火竟然导致二十多人受伤，其中有的还比较严重。如此，就形成了社会影响.基于以上两个原因，政府就必须严肃对待这次事件了。红旗街所在的长春市中华区(1955年改名朝阳区，沿习至今)区委遂要求中华区公安分局对该事件进行调查。
于是，中华区公安分局就命令红旗街派出所负责对“进财饭馆”火灾进行调查，要求查清楚起火原因，究竟是敌特分子故意纵火，还是饭馆方面自身的原因，比如电线老化或厨房用火不慎之类。这是红旗街派出所设立以来第一次接受这样的任务，也是长春全市各派出所从未经办过的任务。不过，红旗街派出所的民警并没有那份光荣感、使命感之类，只是当一桩普普通通的差使去办，所领导指派民警小黄、小吕负责此项调查。
六十多年前政府各相关部门基本没有什么火灾现场勘查方面的意识。比如“进财饭馆”的火灾，消防队来执行扑救任务后，就驾着那辆还是日本人留下的估计是二三十年代制造的破旧消防车离开现场了，根本没有进入已经成为废墟的饭馆进行勘查。小黄、小吕受命后，倒是想向消防队请教的，可是，电话打过去，人家说没有勘查现场，不清楚火是怎么烧起来的；即使勘查也不一定说得清楚，饭馆早就烧得一塌糊涂了，怎么查？不过，有一点他们倒是问清楚了的，消防队的人告诉黄、吕二人：我们已经问过“进财饭馆”方面了，火是从二楼西侧那个小包房烧起来的，你们就从这条线索查吧。小黄、小吕一个二十挂零，一个还小一岁，都是长春解放后才参加公安工作的。当时的派出所不搞刑侦，所以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干好这桩活儿，现在人家消防说可以从这条线索查，哥儿俩就去查了。在派出所院里，两人碰上了副所长大李。大李一看就火了，说给你们交代任务已经半个钟头了吧，怎么磨磨蹭蹭的还没出发？两人就把跟消防队通话的情况说了说。大李说对头，就这么调查！我给你们出个主意，这个调查要分两方面，一方面是向饭馆的老板、伙计调查，另一方面要向那天去饭馆用餐的顾客调查一你们可以通过饭馆方面了解都有些什么人去吃饭了，饭馆都有回头客的，跑堂跟他们熟识，可以向你们提供，另外还可以通过张贴告示的方式寻找那天在饭馆吃饭的顾客。
小黄、小吕来到“进财饭馆”时是下午1点，韩老板和伙计们正把从火场废墟里弄出来的尚可使用的厨具、餐具以及缺胳膊断腿的桌椅之类搬运出来分门别类整理。黄、吕两人对韩老板说明了来意，后者就把匕八个厨师、跑堂叫来接受民警的询问。了解下来，获得了与消防队方面一致的信息：这把火是从二楼西侧的小包房烧起来的。该包房的食客是三个男青年，年岁在二十五至三十岁之间，没有一个跑堂想得起这三位曾经来“进财饭馆”用过餐，这说明他们是生客。
这三个生客是何方人氏？跟火灾是否有关系呢？小黄、小吕商量了一下，决定往下追查。他们向韩老板请教应该怎样才能找到那三位。韩老板苦笑，说这是你们警察干的活儿，我一个开饭馆的又能出什么主意呢？要么你们去问问着火前在馆子里吃饭的食客吧，或许他们中有人正好是认识那三位的。小黄说这不就是一个好主意吗？可是，怎样才能找到您所说的那些食客呢？韩老板说这个倒比较容易，火灾那天来吃饭的食客中很有几位是熟客，我可以让伙计给你们提供一个名单。
几个跑堂凑了凑，开出了一个七人名单。次日，小黄、小吕就去走访这七位食客。跑了一天，总算了解到火灾发生时在“进财饭馆”二楼用餐的客人中，三人一起进店并且年纪都在三十岁以下的男性食客有三拨，这三拨人中，七位食客能认得出来的，是住西头道街人称“小木匠”的张芝江和城隍庙前常年设摊叫卖药材的苗头陀。
小黄、小吕找到张、苗二人谈了谈，得知这二人互不相识，前天确实各和两位朋友去“进财饭馆”喝酒了。黄、吕说如此就好，你们通知那几位，立刻到红旗街派出所来一趟。
到当天午夜，这三拨食客去“进财饭馆”小聚的情况终于查明了一
张芝江三人都是木匠，早在他们刚满师时，就相约日后要合伙开一家棺材铺子，共同经营，共同致富。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们整整奋斗了七年。到今年初秋，盘点积蓄，终于够开一家棺材铺子了，于是开始租房、登记、进木材、请油漆匠等等的准备工作。日前一切准备就绪，请风水先生推算了黄道吉日，定于10月25日正式开张。三人自是非常激动，于是决定前往附近的“进财饭馆”喝顿酒，犒劳一下自己。他们没有进包房，就在靠东侧窗口的那副座头上喝的酒。这顿酒算是免费了，他们正准备唤跑堂结账时，火着起来了，逃命要紧，赶紧溜吧。而按照当时的规矩，遇到这种情况，食客是不必付账的。
第二拨食客是小摊贩苗头陀等三人，这三位兄弟在当时长春市面上的小贩中算是极品：他们并非像其他小贩那样目不识丁，而是都上过学，并且读完了小学六年，持有高小毕业文凭。“高小”—词如今社会上已经绝迹，但在六十多年前还是可以在人前炫耀的，差不多等同于如今的高中。一般说来，当时读到高小毕业的，就不可能去做小贩。可是，这三位兄弟小学毕业后在家待业，后来进入社会当混混儿，一直混了六七年还没混成气候，就毅然决定做小贩了，至今已经做了五年。19日那天是他们三位下海五周年纪念日，也是结拜弟兄七周年纪念日，每年这个日子，他们总是要聚会一次的。以往也就是轮流到各人家里去，炒几个菜，打两斤酒。今年有点儿不同，长春解放已经一年，三人的日子过得比旧社会顺心，手头也宽绰了些，所以就相约上馆子吃一顿，费用平摊，用现在的说法就是AA制。他们进了包房，不过进的是东侧的那间小包房，与，张芝江同样的原因，三人也是吃了—顿白食。
苗头陀向小黄、小吕提供了第三拨食客中的一个熟人——郭正琦，说郭和另外两个小伙子一起在西侧小包房吃的饭。郭正琦曾是苗头陀的邻居，比苗大一岁，两人自幼相处得很好，算是发小。10月19日那天，苗头陀三人比郭正琦晚去饭馆，苗头陀上楼时，正见郭正琦从西侧小包房里伸出头来唤跑堂。两人撞个正着，稍稍一怔之后哈哈大笑。郭正琦嘴唇动了动，估计是想请苗头陀迸其包房一并喝酒，但见后面跟着苗的两个同伴，就没提，两人说了几句闲话。后来郭正琦他们用完餐离开时，特地到东侧小包房跟苗头陀和他的朋友道别。那么，郭正琦住哪里呢？苗头陀说他现在住哪里我没问，但我知道他在市煤炭公司当会计。
小黄、小吕去市煤炭公司一问，果然有郭正琦其人。通过保卫科把郭找来跟其谈话，郭承认10月19日那天他和长春大学的同学小刘、小包在“进财饭馆”吃了午饭，为的是纪念一年多前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的同学王恩孚。这事还得从去年寒假说起。长春大学有一个名叫庞文录的学生，其妹妹庞文珠1947年从哈尔滨到长春读书，其男友与人争风吃醋，便向国民党长春警备司令部督察处告发，称“庞文珠是八路派来的女间谍”(当时东北民间对抗战后从山东过来的解放军还是用老称呼——“八路”)。督察处的人其实就是原“军统”(后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长春站的那班特务，都是铁杆反共分子。当下就于除夕之夜逮捕了庞文珠，然后，又抓了她的哥哥庞文录：庞文录被捕之后，长春大学的学生均感愤恨，就推举代表王恩孚到督察处要求释放庞文录。督察处对王恩孚的背景进行了调查，发现王名义上是国民党员，其实是民盟骨干，最近正准备投奔解放区。于是，就把王恩孚逮捕了。后来，解放军包围长春，督察处秘密将王恩孚等几个被捕的进步学生杀害了。长春解放后，长春大学的学生请求人民政府严惩杀害王恩孚等同学的凶手，军管会逮捕了未来得及逃跑的一批特务分子。10月19日，在庆祝长春解放一周年的大会上，市军管会宣布判处原国民党长春警备司令部督察处侦审室主任陈牧、主任秘书印匡时、督察处少校督察郭子襄、“中统”局长春区第四分区主任张逸民和匪首苏正鸣五人死刑，当场执行枪决。郭正琦、小刘、小包三人参加了大会，小刘还在会上控诉了国民党特务的血腥罪行。会后，三人便相约到饭馆喝一杯，以告慰王恩孚的在天之灵：之所以选中“进财饭馆”，是因为前年元旦前夜他们曾和王恩孚一起来“进财饭馆”喝酒迎接新年。
黄、吕当然要详细问一问10月19日他们3人在小包房用餐时是否有什么异动或者发现包房内有什么异常迹象，郭正琦反复回忆后，予以否定。小黄、小吕立刻去找小刘、小包调查，两人所说的情况跟郭正琦一致。黄，吕又去找了业已解散的原长春大学学生会的几个成员进行调查，证实郭、刘、包确实是王恩孚生前的好友。至此，小黄、小吕对“进财饭馆”火灾的调查结束了，结论是：没有发现起火原因。
黄、吕两人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到红旗街派出所时，已是10月22日凌晨两点。这天值班的正好是所长马金堂，两人向他简单汇报了调查情况。马所长说你们辛苦了，肚子饿瘪了吧？吃点儿东西，赶快去休息，明早把调查情况写一份报告，我要向分局交差。
可是，小黄、小吕的调查报告未能写成，因为当天中午红旗街派出所辖区内的另一家店铺又起火了！
二、专案侦查
第二把火也是烧在红旗街上，其位置距“进财饭馆”不过一箭之地。
那是一家百年老字号中药铺子，名唤“慈源堂”。这家中药店铺名气大，但规模不算大，也就三个门脸儿。旧时的中药店铺，每家都有自己秘而不宣的独门绝技，有的擅长炮制药材，有的精于制作专治跌打损伤的丹丸，有的则以消除诸般热毒所引发的咽喉肿痛、面目赤红、牙龈炎症等知名，“慈源堂”最擅长的就是后一种。该店常年自制一种药丸，专治上火引发的种种内外肿痛，名唤“清热解毒百宝丹”。“慈源堂”就是以此丹药在业界扬名立腕儿的。
这天，是“慈源堂”老板俞天香五十岁寿辰。按照“慈源堂”创始人、俞天香的曾高祖俞干君定下的规矩，“慈源堂”掌柜的但凡逢五逢十寿辰，都须向社会作出一点儿贡献——免费施药。这也是旧时中药行业的规矩，当然不一定非得老板寿辰才搞慈善施舍，通常冬施姜汤夏施茶的慈善行为乃是每家药店的必做功课，有长疮流脓的乞丐登门讨个膏药，那也是必须要给的。“慈源堂”逢老板五、十寿辰施的药，那可不是凡品，人家是把祖传招牌产品“清热解毒百宝丹”拿出来免费赠送的。
“慈源堂”这个规矩立了将近百年，每次施舍都是做得从容圆满。这是由于以往前来领取免费药物的大都是正患着热毒之症需要这种成药却又拿不出钞票购买的劳苦大众，因此每次的人数都有限，而且领受之后对“慈源堂”感激不尽，尽管没有哪个衙门颁布过规定，老百姓的觉悟也不高，但都严守一条规矩：没有患病或者自己能负担医药费的人，绝不趁机混进来领一份药。可是，如今的情况有些不同。新中国成立后，人们的觉悟提高了，知道“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了，于是对资本家的看法就有了改变，随之对“慈源堂”施舍之举的观点也有所改变。这一改变体现在这天的施舍成药上，就导致了失控，来领药的人出乎意料地翻了数番。俞老板见状暗自叫苦，但他是个要面子的人，当下也就豁出来了，干脆把店里所有的“清热解毒百宝丹”全部发光。反正这是最后一次了，五年之后的五十五岁寿辰，打死他也不会做这种事儿了！
即便如此，还是有一部分人没有领到药，这是以往从来不曾有过的情况。这部分人——大约有十来个，其中有一两个是第二次重复领取的——就聚在“慈源堂”的店堂里跟俞老板对话，要求药店给一个说法。俞天香给这些人闹得头昏脑胀，不知应该怎么办才好。还是账房杨先生有主意，说现在是新社会了，人民政府是替人民作主的，解决不了的问题应该去找政府，于是就指派一名学徒飞奔至红旗街派出所报告。派出所接报后，派了两名民警前来处理。这二位穿警服的兄弟快要走到“慈源堂”时，忽见那些要向俞老板讨说法的人像是后面被人撵着似的，纷纷从店堂里逃出来。二民警正诧异间，又见药店店堂里冒出阵阵黑烟，于是恍然大悟：药店着火了！
好在“慈源堂”的损失没有“进财饭馆”大，这倒并非火势大小的问题。对于中药店铺来说，即使再小的火，只要救火时一浇水，那店里的药材就完了。火是从柜台下面蹿出来的，势头颇猛烈，也就眨眼工夫，就把周边的地板以及桌椅给引燃了。人们往外逃时，俞天香下意识地也想逃，逃到门口想想不妥，遂驻步狂呼“救火”。
“慈源堂”的邻居有商店也有住家，立马提桶拿盆地奔过来。关键时刻，账房先生的一句话替俞老板保全了财产，他说不能浇水，只能拿东西把火扑灭，否则店里的中药材就全毁了。这时，那两个民警也赶到了，从旁边的粮店里抓了空麻袋泼上水带头救火，其他人包括“慈源堂”的店员们也都依样仿效。由于扑救及时，总算把火扑灭了，不但保全了药材，而且只有四人受了点儿轻伤，不必去医院诊治，涂拭些“慈源堂”自制的药膏就行了。这次火灾没有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也小，甚至连消防队也没有惊动，这在当时应该不算一回事的。可是，有一个问题却无法回避：10月19日“进财饭馆”刚刚发生火灾，10月22日“慈源堂”怎么也发生火灾了？而且都在红旗街上，相距也不远。这两次火起得都很蹊跷，青天白日毫无来由说着就着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呢？
红旗街派出所又把这个问题交给了年轻民警小黄、小吕。两个民警去了“慈源堂”，询问了俞老板、杨先生以及其他店员，大家众口一词：不知道这把突如其来的火是怎么着起来的。黄、吕两人返回派出所向领导汇报，领导就觉得不对头了，怀疑这是有人故意放火，所长马金堂于是就向分局报告了。分局领导同意派出所的观点，遂把这两起火灾列入了向长春市公安局每两日呈递一次的情况简报中。
10月23日，中共长春特别市市委常委、市公安局长于克读到了中华区分局的这份情况简报，甚为重视。于克是长春当地人氏，1913年出生，十九岁加入中共，1935年在北平学习期间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抗战爆发后，按照党组织安排，在东北军任第十军团地下党的工委副书记、代理书记。1939年6月开始从事政治保卫工作，解放战争期间，先后任东北人民自治军副司令员、，吉(林)合(江)军区副政委、东北民主联军吉(林)黑(龙江)纵队独立团政委、吉辽省委社会部部长兼公安处处长。长春解放后，担任长春特别市公安局局长。于克是老公安，现在，他凭着—个老公安的职业敏感，意识到这两起火灾似乎不那么简单。正在琢磨时，又传来了发生第三起火灾的消息！
第三起火灾发生于南关区依盛胡同31号，那是一座当时北方城市中常见的四合院。这座四合院是私人宅第，户主姓关，名博胜，满族人，这年六十挂零。在六十多年前，这个年龄也算得上踩在高寿.殿堂的门槛上了，所以人称其为“关老爷子”。关博胜祖上是前清武将，立过战功，封过四品兵备道，用现在的话说，也算是步入高干队伍了。不过，到关博胜这一代，关家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了，整个家族不但没出一个当官的，其他行业也没有一个干得有声色的。关老爷子的四个儿子更是落魄，两个替人当差，整日点头哈腰张口闭口“您呐您呐”，一个是长春街头有点儿小名气的混混儿，最有“出息”的一个小儿子也不过在一家小小的报馆里谋事，打着记者头衔到处招摇撞骗、敲诈勒索。关博胜夫妇的生活主要靠小儿子负担，过着吃不饱也饿不死的日子。
这天，关老爷子夫妇应一家亲戚之邀，前往参加对方孙子的满月庆宴。他们上午九点多出门，家里空无一人，出门时把四合院大门上了锁。走到胡同口，正遇到几个在那里晒太阳的街坊，于是大伙儿就都知道老两口走亲戚去了。其中—个姓秦的大娘是关家的邻居，秦大娘回家张罗中午饭，和了面准备一会儿擀面条，忽然闻到一股烟味儿，走到院子里_看，只见隔壁关家黑烟升腾，失火了！
几乎是同时，另有邻居也发现了火情，扯开嗓门儿嚷了起来。这个时间正是人们上班的时段，在家待着的都是老人、妇女、孩子。依盛胡同一带是居民区，没有工厂，只有一些小商铺，有体力救火的人有限，而且距水源又远。待到有人急奔两里地外的派出所报告火情，消防队十万火急赶抵现场时，别说关老爷子家了，就是邻居秦大娘家也已经烧成一片废墟！而且，救火时还死了一个附近一家面馆赶来出力的十七岁学徒。
于克局长闻报，立刻前往依盛胡同了解情况。当他赶到时，南关公安分局和派出所的领导都已抵达依盛胡同。有人向于克报告，刚才听见围观的人群中有人议论，说长春市短短五天里竟然发生了三起火灾，而且都是不明不白凭空就烧起来了，这是“天火烧”吧？于克听着心里一动。所谓“天火烧”是指上天降下的火，这当然是子虚乌有之说，但自古以来民间就有那些行逆天作恶之事而又得不到应有惩罚的人早晚会遭报应——或被雷劈或遭天火一的说法。这三起火灾中的第一起发生于五天前的10月19日，正是长春解放一周年纪念日。这一年里，共产党领导的新生政权为广大人民群众做了许多好事，最突出也最有影响的就是抓捕、处决了一批反革命分子、恶霸、汉奸、反动会道门分子，难道此刻有人议论的“天火烧”就是针对这些措施？要是这样的话，这三起火灾背后看来还真是有花头哩！当天下午三时，长春特别市公安局党委经过讨论，决定组建专案组对这三起火灾进行调查。专案组由五名成员组成，为首的是长春特别市公安局侦讯科副科长余曦山，他被任命为专案组长。其余四位，大名分别是倪紫平、王龙、关四海、贾保仁，都是资深刑警——他们来自北京，原是北京市公安局的刑警，因为长春这边要办刑事侦查技术培训班，就临时从北京把他们借来讲课。由于培训班的准备工作尚未做好，一时闲着，正好请他们参加专案组调查火灾。
余曦山那年二十八岁，山东威海人氏，1940年在济南读师范二年级时辍学前往太行山区参加了八路军。他离开济南时身上是揣着地下党的介绍信的，那是平江不肖生着的一本线装武侠小说，被地下党作为载体用米汤把介绍内容写在该书某页的空白处。哪知途中遭遇日军巡逻队盘查，由于良民证和济南居住地日伪警署的证明文件一应俱全，日军倒也没有怀疑他，放行了，不巧的是为首的那个日本军曹是个武侠迷，就顺手把线装书留下了。这可苦了余曦山，他历尽艰辛抵达根据地后，次日即被关押。从敌占区过来的人要想参加八路军，必须有出发地地下党组织出具的凭证，如果拿不出来，那就有特务嫌疑。好在当时没遇到日军扫荡被迫转移之类的事，否则说不定就被处决了。审查了两个多月，根据地保卫部门从另外途径获取了济南地下党的证明，方才把余曦山释放，一个领导找他谈话，说他是个好青年，又有文化，就留在保卫部门工作吧。余曦山自此就成了公安保卫人员。亲身经历告诉他，干这一行必须慎而又慎，否则就有可能冤枉好人。如此，他在后来的工作中就被领导认为“冲劲不足”，所以干了十年也不过是个副科长，
余曦山和另外四个组员见面，说了几句客套话后，消防队的两个干部应邀抵达，向专案组介绍了这三起火灾的一应情况，说经他们对现场的勘查和分析，认定这三起火灾的起火原因均系人为，不排除故意纵火。其中第三起的人为痕迹更为明显，现场勘查认定火是从关家院子靠近胡同围墙处堆放木柴、煤块的那个小屋开始烧起来的。至于是通过什么方式放的火，目前消防队暂时无法得出结论。
消防干部告辞后，专案组开始讨论案情。这五位都是老公安，没说几句话就认定这三起案件十有八九是同一个(或者同一伙)案犯所为。那么，案犯的作案动机是什么呢？是敌特分子搞破坏，还是一般刑事罪犯比如报复之类？这还得通过调查才能得出最后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