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这三人为何要投靠敌党？中间发生过什么事情？他们的结局又是怎样的呢？

一、三人简介

耿蕴斋：

耿蕴斋原名叫做耿玉璞，出生于1897年，是安徽萧县黄口区孙庙乡孙庙村人。

耿家是当地地主，家中有权有势，因此耿蕴斋很幸运地，在那段苦难岁月中，得到了前往学堂读书深造的机会。

他也确实有些才能，一路以还算不错的成绩，考上了江苏省第七师范。从学校毕业后，又当上了小学、师范教员。

1926年，耿蕴斋加入了国民党，1928年，加入共产党。然而，在1929年，他又改变信念，选择脱离共产党。

1932年，耿蕴斋得到了国民党的看重，当上了第四区区长、第三区区长。在这些岗位中，他一干就是好几年。

这时的他，还是有些血性的，1936年，当他得知了蒋介石的消极抗日政策后，立刻就对此事，发表了一番反蒋言论。

虽然这些言论，导致他被国民党革了职，但他那种无畏的姿态，让他赢得了无数人的尊敬。

抗日战争全面打响后，耿蕴斋听从革命号召，开始积极为抗日奔走呼号，发动有志青年投身抗战事业中，并在此时又一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7年，他再次当上了萧县第三区区长。1938年，日本鬼子对萧县发动攻势，由于双方战斗力差距过大，日军迅速占领了萧县。耿蕴斋不想当亡国奴，也不忍心萧县人民就此被日军压迫，于是便借助自己的号召力，在附近拉起了一支百余人的队伍，投入到抗日之中。

同年6月，耿蕴斋带领部队来到微山湖整顿，他将部队名改为“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第十五大队”，与十六大队以及第十七大队会师后，他当上了部队的总指挥。

他毕竟读过几年书，又在领导者的岗位上，呆过几年，因此，在他的带领下，这支部队也如愿地越做越强。

1939年，耿蕴斋当上了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二总队总队长，行军至陇海铁路以南，与新四军相互配合，一同消灭日本鬼子，为开辟豫皖苏抗日根据地作出了巨大贡献。

这年9月，他带领一警卫连返回萧县，被中央任命为新四军六支队第三总队总队长。1940年，升任萧县抗敌总队总队长。后来他的部队被整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特务团，他本人被调离部队，当上了豫皖苏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

司令是个很高的位置，如果他继续跟着组织前进，不出意外，将来必定能成就一番非凡大业。

吴信容：

吴信容出生于1910年，是安徽萧县龙城区业庄乡吴八庄人。

1929年，他当上了萧县六区联防团团长。 萧县被日军攻陷后，吴信容不甘心故土就这么被日本鬼子所霸占，于是毅然决然地将六区有志青年组织起来，建立了一支抗日自卫队。他就任队伍中队长一职，带领属下对县维持会（日军扶持的伪政权）发动攻势。

在那之后，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第二十大队组建完成，他又当上了这支部队的大队长。

吴信容的队伍虽然不算强劲，却拥有强大的勇气，他们秉持抗日救亡决心，秘密潜入敌营，活捉了汉奸纵衍棻（fēn），并将他迅速处决。除此之外，战士们还经常设法伏击日军，扰乱敌人的行动。

然而小团体的力量，终究做不成多少大事，为了能发展得更顺利，吴信容带着部队，加入了八路军。从那时开始，他的部队被整编到八路军四纵队，他本人当上了六旅副旅长兼十八团团长。

刘子仁：

刘子仁出生于1900年，是河南永城人。1922年，他进入到爱国将领冯玉祥的西北军中当兵。

刘子仁的本事，不算太强，因此，在冯玉祥那里，他并未得到重用。刘子仁不甘心于此，于是，到了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打响后，他果断从国民党那边辞了官，回到老家永城县，准备另起炉灶。

经过这么些年在冯玉祥部队的历练，他还是掌握了一些带兵技巧的，于是，没多久，他就在永城县拉起了一支大概有几百人的队伍。他自封自己是大队长，带领部队投入到抗战中。

1938年5月，这支部队被改编为湖西人民义勇军第2总队29大队，他本人当上了大队的副大队长。

1939年8月，他也选择带领部队投靠共产党，他手下的部队被编入新四军，组织将他任命为新四军游击支队1总队副总队长兼1团团长。

1940年，他被调任为八路军第4纵队6旅17团团长兼夏邑县县长。

从上述事迹中，我们不难看出，耿蕴斋和吴信容是老乡。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的部队都是自己带出来的子弟兵。常年独自带队，让他们对自己麾下的战士，有很强的控制欲。 如同反动军阀一般，他们两人也将部队当成了自己的附属品，这也是两人之所以投敌的一个重要诱因。

二、策划叛乱

1940年8月，耿蕴斋被调离原部队，就任豫皖苏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

组织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希望他能在边区，利用自己的才能，壮大边区的力量。再加上局势紧张，因此，上级将他麾下的两个团，编入了八路军第四纵队特务团，让他带着400人前往边区开展工作。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调动，只要他好好干，必定能更得上级重视。然而耿蕴斋眼中却只看见了自己被调离原部队，这一件事情，完全没注意到组织的良苦用心。于是，在接到任命后，他认为组织这是在对他明升暗调，心中非常不满。

而吴信容此刻也是怨念满满，当时六旅旅长谭友林被调到延安学习，吴信容本以为，自己会接替谭友林，当上六旅旅长一职，却没想到突然来了个老红军饶子健，接任了旅长这个位置。

就这样，同是老乡，又同样对组织产生了不满的两个人，经常凑在一起喝酒，谈论这些事情。在他们说这些事情时，与他们关系不错的刘子仁就坐在旁边听着，时不时插上一两句话。

越是谈论，耿蕴斋和吴信容就越是认为自己被中央所忽视，就越感觉委屈。再加上当时国共两党虽说是正处于合作阶段，但国民党却还在不停给我方使绊子。

这年的下半旬，蒋介石发动了第二次反共战争，国民党汤恩伯第三十一集团军受命对豫皖苏边区发动攻势，在苏区旁边的两个国民党部队，也蠢蠢欲动，妄图歼灭华东地区的新四军。

在这种情况下，耿蕴斋不免产生了投敌之心，他有些小聪明，知道自己一个人去那边，必定是不会受重视，于是，他就打起了吴信容和刘子仁的主意。

耿蕴斋照旧约吴信容和刘子仁喝酒，酒过三巡，他再次同吴、刘二人吐露自己对组织的不满。

他的话语，很快就引起了吴信容的共鸣，他也开始发起了牢骚。而刘子仁就坐在旁边，假惺惺地劝他们不要说胡话。

这样的情况，不出耿蕴斋的预料，他已经看出了这两人，也有一些反动之心，于是他借着酒意，说道：“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们不待着这里受委屈了，我们手上有些权力，不妨去投靠汤恩伯！”

汤恩伯

吴信容，起初被他的话语吓了一跳，可很快，心中对权势的渴望，又让他渐渐转变了立场。而刘子仁在此时，也慢慢表露出了自己的立场。

就这样，一次叛乱事件，即将开始。

在他们计划叛乱之时，刘子仁还好，长时间处于尔虞我诈之中，让他能轻松隐藏起自己的情绪。但吴信容和耿蕴斋就不一样了，决定了要投敌后，两人便终日待在一起，嘀嘀咕咕个不停。他们发展的亲信，也和他们一样，不断流露出反动迹象。

他们的这副模样，傻子都知道，他们必定另有图谋。

其实他们的这种情况，组织早就有所预料。在此之前，所有加入进来成分较为复杂的队伍，都会经过一番整顿，但由于当前局势过于紧急，党组织就没有来得及对吴、刘的部队，进行整顿。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上级一直又在注意他们的动向。

有一些领导人曾表示过，希望能收回他们对部队的控制权，但负责人彭雪枫却对他们抱有很大的信任，他曾表示，希望宁愿战士们流血，也不希望他们流泪，于是部队就没有收回吴、刘两人的兵权。

甚至在了解到耿、吴二人有反动倾向时，组织也没有将他们立即抓捕，而是就大局着想，选择执行先教育再惩罚的策略，让六旅政委兼保安司令部政委吴芝圃先去给两人做做思想工作，要是两人实在冥顽不灵的话，再让刘子仁逮捕他们。

然而，令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刘子仁这位平日里看起来忠厚老实，并且没有展现过反动迹象的将领，实际上早就和国民党反动派有了联系。

于是，当上级交代他要配合吴芝圃，处置耿、吴问题时，他面上说着会立即执行，实际上，却早已将这件事告诉了他们。

12月10日，吴芝圃一行人来到17团驻地附近的东曹庄。当晚，他计划以刘子仁的名义，请耿蕴斋和吴信容在两天后，到17团驻地吃饭。 在那场饭局中，吴芝圃会给他们做思想工作，要是行不通，刘子仁的人，就会立刻冲进来，将他们抓住。

可是，刘子仁在应约给耿蕴斋和吴信容发放请柬的同时，还暗自给他们送去了一份密信，信中大意是：到时以举杯为号，发动叛变，千万不能莽撞行事。

在这之后，刘子仁又害怕17团中，那些受过组织培训的红色干部，会对自己的“大业”不利，于是在12月11日，将团内所有他认为可能会破坏自己行动的干部都给抓了起来，他们当中，有团政委蔡永、团政治处主任糜云辉等。

蔡永

12月12日，吴芝圃按原定计划来到17团驻地，参加饭局。在饭局上，他诚恳地对耿蕴斋和吴信容述说了党组织的进步方针，劝他们不要多想，并告诫他们叛徒是没有好下场的。

却没想到耿蕴斋和吴信容听完他的话，突然诡异地大笑起来，他们随后便举起了酒杯。

正当吴芝圃还在纳闷他们为何会有这种反应时，外面突然闯进几个士兵，将他抓了起来。

由于吴芝圃的声望过大，三位叛徒并不敢处置他，而是让他择机返回组织。

但其他那些被抓住的干部，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们一直被关押着，始终看不到耿、吴、刘三人有想放过他们的迹象。诸位干部不甘心就这么被叛徒俘获，同时也害怕之后会被当做“礼物”，献给国民党。

于是，在政治委员蔡永的组织下，遭到关押的干部，决定使用武力，向外逃脱。

他们趁着一位警卫班长走进关押地点时，迅速夺过他的枪支，之后又去抢机枪，领导干部带头，往外面冲刺。

这次行动，体现出了战士们的铮铮铁骨，以及对党组织的忠诚。然而，他们付出的代价却是惨烈的，团政治处主任糜云辉、组织股长盖卓如、17团副团长周大灿尽数牺牲，只有蔡永以及其余11位同志，重伤后逃过了叛徒们的追捕，并在当地百姓的帮助下，成功返回部队。

这场恶性事件发生后，豫皖苏边区的领导同志，都十分心痛，但为了大局着想，他们还是决定再给那些没多大罪孽的士兵，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为此，他们提出了“拉耿打刘”计划。

可是17团中的大部队士兵，都是萧县人，在刘子仁的统领下，这支部队既有迫击炮，又有重机枪，且弹药储备量充足，于是，上级组织了几次行动，除了突袭十七团特务连取得了一些战果外，其余一无所获。

彭雪枫对这起事变感到非常自责，他认为自己确实早该将吴、刘二人的兵权卸下，等到两位将领表现出对组织的忠心，并且部队经过整顿后，再计划着还给他们。

时任第四纵队参谋长的张震将军，也就此事发表过自己的意见，他表示： “这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教训沉重，从此，永城、萧县、夏邑地区均为叛军所盘踞，豫皖苏边区形势迅速恶化，使我们失去了巩固的后方。”

张震

三、叛徒下场

三位叛徒之所以背叛我党，无外乎就是想登上更高的位置，获得更多的利益，然而，等他们真正投靠敌党之后，却发现事情并未按照他们想象中的那样发展。

1941年，汤恩伯召见了这三位叛徒，在一番“亲切”的慰问后，让他们当上了“高官”——耿蕴斋被任命为苏鲁豫皖边区挺进游击支队第一纵队少将司令，刘子仁任职一纵队副司令兼二支队支队长，吴信容就任三支队队长。

他们的职位看起来重要，实际上，却如同空中楼阁一般，一推就倒。

在抗日战争越发胶着之际，耿蕴斋被调到苏鲁豫皖边区，担任游击副总指挥。 他起先嫌弃我党给予他的司令员一职，是个闲职，但他闹了这么久，去到国民党阵营之后，却成为了一个真正的闲散人士，一点权力都没有。

有趣的是，解放战争到了后期，他见势不妙，又跑回我方阵营，表示自己已经有了悔过之心，希望组织能再给他一次机会。 由于他悔过得还算早，而且也没有做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诸位领导人商议过后，最终还是没有处置他。

不仅如此，领导人还允许耿的子女，进入部队，为组织效劳。他的子女也挺争气，进入部队后，都有所成就。

只是在建国后的一次镇反运动中，耿蕴斋遭到过我党逮捕。当然，党组织并非铁血无情的组织，待众人查明真相后，他又被放了回去。

不过耿蕴斋的身体不算太好，在后来的岁月中，即便没遭到我党的惩罚，也没活多少年。他在1962年，因病离开了人世。

相较他而言，吴信容要倒霉得多。他还没来得及等到国共两党最后的结局，就在1942年病死了。

在他去世后，他的部队，被交给其弟弟吴信元接管。吴信元比他哥哥清醒一些，在1944年，吴信元看清局势，选择率部起义，回到革命队伍中。

三人当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当属刘子仁了。

他的这种印象深刻，并不是因为他在后来登上了怎样的高位，而是因为他在后面投靠了伪军，成为了汉奸。

由于他和耿蕴斋以及吴信容一样，不被国民党所重视，于是，到了1944年，他再次为了利益，背叛了组织，甚至还没有一丝廉耻地投靠了日本鬼子。

只是他投靠得有些晚了，这时的日本鬼子，虽说还在叫嚣着要统治中国，实际上，他们的势力已经日薄西山了。

当然，这种情况也没有对刘子仁造成困扰，日本鬼子投降后，他又立刻如墙头草一般，给国民党发了份投名状，并带领部队再次加入国民党。

由于他带来的伪军比较多，蒋介石一高兴，还将他提拔成了国民党军新编54师师长，授予了他国军少将军衔。

然而，正义终究不会缺席，他这边还在蹦跶着，却没有想到，国民党的势力，也很快就支撑不住了。

1949年，在人民解放军的打击下，国民党势力变得越发疲软，为此，蒋介石决定带领反动派们逃往台湾，试图休养生息，等待东山再起的机会。

由于种种原因，刘子仁这位叛徒没能得到前往台湾的机会，在1949年年底，迫于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威慑力，他再次带领部队，投靠了我方。

他毕竟曾经在我党中担任过重要领导，进入部队没多久，就有战士识破了他的具体身份。

1951年，国家进行镇反运动时，这位试图蒙混过关的叛徒被执法人员揪了出来。几天后，经法院审判，他被处于死刑。

这就是这三位叛徒的最终下场，可以说，如果他们起初能够老老实实地听从组织号召，呆在原岗位上，为组织作贡献，必定能等到组织重视他们的时候，并赢得自己想要的地位。可是为了一时的利益，他们选择钻空子，投靠敌党，这也就让他们从之前设定好的光明道路中，脱离了出来，最终只得到一个灰暗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