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6月，郑州会议后的冯玉祥面临着军费紧张、独自面对奉鲁联军进攻的可能等问题。
当时，冯玉祥将所部扩编为十个方面军，号称50万人，成为国内最大的军事集团。随着军队的膨胀，经费和武器成了首要问题。
而在这两大难题上，汪精卫的武汉政府根本无法满足其需要。
1、现实的利益需求
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后，冯玉祥于6月14日令李鸣钟先行去南京，向蒋介石报告郑州会议的情况，并接洽与蒋介石会晤事宜。
两天后，冯玉祥回到开封即电告蒋介石：希望“早日趋候，而倾渴望”。
蒋介石接到此电报后，遂决定在徐州与冯玉样会谈。
17日，蒋介石在李鸣钟等陪同下到达徐州。冯玉祥得知后，6月19日赶赴徐州。
那天，当冯的专车离徐州还有一站时，蒋介石就“率在徐各将领，专车西上，到郝寨车站欢迎”。
许多年后，冯玉祥对自己受到蒋介石如此这般的礼遇还念念不忘。
他回忆说：
我们的车子到了砀山——距徐州还有一站——遇着蒋先生亲自乘着车子前来相迎（那时蒋先生为革命军总司令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地位甚高，而犹如此谦下，如此周到，真是从学养中得来。我于此等处往往疏忽，非我存心骄傲怠慢，实在想不周到)。
这是我们第一次的会晤。见其风采及言谈态度，无不使我敬慕，大有相见恨晚之情。
我们同坐一车，且走且谈，一直到了徐州，许多朋友都来见面。他们都住在花园饭店，大家聚谈，讨论的就是北伐和清党的两个主要题目。
当天晚上，蒋介石在徐州花园饭店举行盛大宴会欢迎冯玉祥。由于事前已从李鸣钟等人那里了解到冯部军费无着、经济困窘、急需接济的实际情况，所以蒋介石决心对冯玉祥施以金钱上的笼络。
宴会一开始，他当场赠送冯玉祥50万元，说是犒赏冯军，并应允从7月份起，南京政府将每月拨给冯军军饷250万元。
冯玉祥感激万分，蒋介石替他解决了迫在眉睫的军需供应大问题，他不能不对蒋推崇备至，当场表示今后“当唯蒋总司令马首是瞻”。
2、徐州会议的影响
6月20一21日，徐州会议在花园饭店举行。
会议由吴稚晖任主席，原拟讨论的议题共有八项，即党务、政治建设、对共产党之办法、继续北伐、武汉政府、政治部改良、国民会议筹备、军事问题。
但由于时间紧迫，会议只着重讨论了北伐问题、“清党”和武汉政府问题。
6月21日，蒋冯联名发表继续北伐的通电。在“清党”问题上，蒋介石提出在冯玉祥部队及其辖区内“清党”的要求，“冯慨然应允”。会议还决定驱逐鲍罗廷回国。
6月22日，冯玉祥在徐州车站，向一群迫不及待的新闻记者表示自己的心愿是：与国民党合作，以扑灭军阀和共产主义。
6月24日，罗易在汉口给莫斯科最高领导机构发电报说：
徐州会议作出决定：（1)承认武汉的错误。（2)将共产党人开除出国民党。(3)解除鲍罗廷的职务。(4)联合进攻北京。多数武汉领导人（汪精卫可能除外)准备接受这种立场。
6月27日，汪精卫告诉罗易，局势很严重，他收到了冯玉祥从开封发给他的电报。
电报说：
共产党应对湖南湖北的一切不幸负责。共产党阴谋消灭国民党。因此，同共产党合作违背国民革命的利益。武汉国民政府应该摆脱共产党的影响，应当把国民革命的一切敌人赶出国民党，如有必要，应予惩罚。立即联合进攻北京是国民革命最重要的任务。
冯玉祥的电报表明，他是决心联蒋的，要求武汉政府取合作态度。这无疑给了汪精卫等人当头一棒，无怪乎汪精卫大光其火。
当然，他也给了共产党人和莫斯科的斯大林等人当头一棒。
3、对冯玉祥幻想的破灭
也是6月27日，斯大林在疗养地索契给莫洛托夫和布哈林写信说：
看来，关于冯的报道是符合实际的。我担心，武汉会胆怯，屈从于南京。由于鲍罗廷的问题（如果武汉想解除他的职务）而同武汉进行争论当然是不值得的。但需要千方百计坚持不让武汉屈从于南京，只要还有这种可能的话。
因为丧失武汉这个独立的中心就是丧失某个革命运动的中心，丧失工人自由集会的可能，一句话，丧失公开组织无产阶级和革命的可能。
徐州会议后，冯玉祥返回河南，一面通电全国和国民党，力主宁汉合流，对共产党、苏联顾问和工农运动则表示强硬的态度；一面在其控制的豫、甘、陕等省进行“清党”。
冯玉祥亲手打破了莫斯科、鲍罗廷及武汉国民政府、中共中央对他的幻想。
6月2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给鲍罗廷、加伦和陈独秀发电报指出：
冯与蒋介石的联盟实际上是反对真正的人民革命的联盟。将领们企图扼杀工农运动，通过同帝国主义者的妥协来解决问题，把中国置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保护之下，并在新的基础上确保大资本家和大地主的政权，同封建主义和军阀达成妥协。
冯背着国民党同叛徒蒋介石结成联盟是对革命的打击，因此，必须让武汉政府公开揭露冯的策略，并要求国民政府的一切支持者无条件地同背叛革命的冯划清界限，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
(1)向冯声明，鉴于他采取了反对工农革命运动的立场并同蒋介石签订协议，共产国际中止同他的关系；
(2)建议武汉从冯的军队中召回顾问；
(3)不再给冯进一步的援助。
此时，冯玉祥剿共态度已明朗，他正在大唱宁汉息争、武汉南京共同北伐的高调。
冯玉祥坚持在宁汉之间搞调停，并最终倒向蒋介石一边，使斯大林和武汉的共产国际代表、中共中央及国民党左派拉冯反蒋的幻想彻底破灭，从而使武汉的革命形势进一步恶化。
4、拉住右转的汪精卫
6月间，武汉的政治气氛一天比一天紧张，革命形势一天天在恶化。
但是，远离中国而遥控指导中国革命的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领导人，却要为瞬息万变的中国革命形势把脉。他们幻想着武汉政府能够起死回生，仍然要求中国共产党死守与国民党的联合战线。
这时，斯大林既要求鲍罗廷、陈独秀他们执行五月紧急指示，又要鲍罗廷等人拉住汪精卫和武汉政权向左转。当然，在斯大林看来，这两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因此，6月20日，就在冯玉祥与蒋介石举行徐州会议的第一天，联共（布)中央给鲍罗廷、加伦、罗易、陈独秀发来电报指出：
谨通知：
（1)我们没有任何新方针，而你们那里实际上是不执行共产国际的决定，首先是关于土地革命、武装工农、建立可靠的武装部队和使国民党结构民主化的决定。
（2）答复陈独秀的电报（指6月15日中共中央答复五月紧急指示的回电)，重申我们的指示，即推迟土地革命是极为有害的。他们借口军队的人员组成只是讲有必要对作战的革命军士兵的指挥人员的土地采取特别措施。
（3）我们认为，寄去的经费对于和陈独秀一起组建可靠的革命军部队是特别需要的。必须了解实际上为此在做什么工作。随着这项工作的开展，我们将按确定的贷款数额寄出经费。
（4）同时征讨北京和南京是有利的，因为这会打乱冯与蒋介石的联系，把冯与武汉绑在一起，推动武汉军队向左转，有助于在各地（无论在武汉地区还是南京地区)进行土地革命。但这只有在保证武汉拥有最忠诚的革命部队的情况下才能实行。
从这封电报可以看出，莫斯科拨给武汉政府的经费主要是要求鲍罗廷与陈独秀等中共领导人通过国共合作的框架在国民革命军中组织一支可靠的忠诚的革命军队。
6月23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再给武汉政府拨款200万卢布"。
第二天，即6月24日，斯大林在疗养地索契给莫洛托夫写信说：
“关于中国问题，我想现在就可从1000万项目下汇出300万一400万”。
为了拉住已经右转的汪精卫集团，斯大林除了决定给武汉政府经费支持以外，还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名义给汪精卫发电报，要求他对其他国民党中央委员施加个人影响，促使国民党民主化、支持土地革命。
6月2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又通过苏联驻汉口领事，给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席团转发电报说：
我们完全同意你们的意见，中国国民革命现在正处于困难时期。但我们坚信，国民党政治委员会领导将保证取得进一步的政治成就和军事胜利，我们已下令再给武汉国民政府汇款200万卢布。至于你们的新贷款请求，目前我们还不能给予满足，但不拒绝今后讨论你们这一请求。请你们在近期内指望兑现我们的第一笔贷款。
我们认为特别有必要利用所拨出的经费来组建若干由工农组成的并拥有革命军官的可靠的忠于革命的部队。请通报你们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
为了组建忠实的革命军队，应该准备做出各种牺牲。我们方面准备给予一切可能的进一步的物质支援。我们确信，有支持土地革命的坚定方针，在同共产党合作的情况下，你们一定能够建立起这样一支坚强的军队和克服各种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困难。
得知冯玉祥已经完全倒向蒋介石，6月27日，斯大林给莫洛托夫和布哈林写信说：
请相信，因此给武汉追加300万到500万是值得的，只要有所依靠，武汉就不会向南京无条件投降，钱就不会白花。
6月28日，莫斯科最高领导机构，即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又给鲍罗廷、加伦、陈独秀发来电报，指出：
尽管出现背叛行径（指冯玉祥的表现），武汉不应退却或者在道路选择上发生动摇。武汉应当成为中国另一种发展道路而斗争的中心，即真正的人民革命的中心，这种革命所表达的不是那些耍手腕、渴望获取战利品的将领们的意志，而是争取在工农民主专政下获得解放的广大下层民众的意志。只有在这条道路上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必须在国民党内采取使国民党民主化并让它领导群众性革命运动的大胆方针。在国民党面前有两条路：或者它将逐步地清除自己的取消派，不怕决裂，面向群众运动和土地革命；或者让半背叛者和蒋介石的秘密追随者来领导自己。必须为争取国民党的第一条发展道路而斗争。
两天后的6月3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秘密会议，在讨论“关于中国问题”时决定给武汉发出指示：
我们认为有必要再次强调指出，可以通过开展群众运动和土地革命、武装工农和使国民党民主化来挽救革命。6月29日已寄出100万美元，日内我们还将寄出50万美元。
显然，莫斯科幻想通过金钱、急进措施和共产党的帮助使汪精卫、唐生智及武汉国民政府坚挺，使国共合作得以维持，以保持武汉“真正的人民革命的中心”地位。
5、金钱的作用有多大？
其实斯大林应该明白，用提供金钱和武器的办法来笼络国民党人的做法，早就在蒋介石身上被证明毫无作用，现在又在冯玉祥身上得到进一步证明。
但是，莫斯科不想看清这一点，或者说不愿意看清这一点。莫斯科迷信希望就在汪精卫和他的武汉国民政府那里。因为只有保住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才不会使斯大林的对华政策彻底破产，才不会给托洛茨基等人以攻击斯大林的口实。
没办法，共产国际与联共（布）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紧紧连着联共(布)党内的权力和政见之争！
鲍罗廷执行莫斯科指示的思路是，联络汪精卫与唐生智，部署“东征”讨伐蒋介石。
徐州会议后，冯玉祥按照会议的约定，向汪精卫及武汉国民政府发表通电，敦促武汉与南京联合一致早日实现共同北伐的大业。
鲍罗廷和陈独秀很清楚，所谓“共同北伐”，就是“共同解决共产党”。
因此，鲍罗廷此时与中共中央采取的策略就是：拉住汪精卫和唐生智“东征”讨蒋。
在郑州会议期间，汪精卫和唐生智拼命想拉住冯玉祥共同反蒋，结果冯玉祥来了一个大反动，倒向蒋介石；现在鲍罗廷和陈独秀遵照莫斯科的旨意，要打破冯玉祥的“共同北伐”计划，不让武汉汪精卫靠近南京蒋介石，最好的办法就是利用汪精卫与蒋介石争国民党正统地位和唐生智与蒋介石争夺最高军事领导人的心理，拉住汪精卫和唐生智板起脸来“东征”讨伐蒋介石。
鲍罗廷和陈独秀认为，这才是武汉国民革命的出路。
罗易也主张必须反对冯玉祥的共同北伐计划，必须对南京进行斗争，为此必须南伐占据广东。
他说：
消灭南京反革命中心、收复广东，在国民革命刚征服的地区根除反动势力，是国民革命军面临的迫切任务。
郑州会议后，武汉政府将河南交给了冯玉祥。于是唐生智、张发奎的军队撤回武汉。这让陈独秀大大松了一口气。
郑州下后，中央政治局另一场会议，独秀同志作了一个乐观的政治报告，大意是：张发奎的军队已自动地撤回武汉，唐生智的军队亦继续撒回武汉，是共同北伐的计划已被打破，共同解决共产党的危机业已延缓。
于是，鲍罗廷积极部署“东征”讨蒋事宜。自蒋介石叛变革命后，鲍罗廷心中一直有一个强烈愿望，就是讨伐蒋介石。
随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东南各省革命形势迅速逆转，鲍罗廷将从东南各省无法存身而纷纷逃到武汉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组织起来，成立“苏渐皖沪四党部驻汉办事处”和“闽粤桂三省党部驻汉办事处”，聚集反对蒋介石的革命力量。
在鲍罗廷的提议下，东南各省党部驻汉办事处派遣同志到东南各省秘密活动，组织工农群众，开展斗争。而这也是符合莫斯科五月紧急指示要求的。
为了部署“东征”讨蒋，鲍罗廷与汪精卫、唐生智迅速就湖南及江西问题达成一致。
首先，在军事方面，扩大唐生智的军事实力，将唐的第四方面军扩充为第四集团军，以唐生智为总司令。
下辖两个方面军，以第八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六军为第一方面军，总指挥由唐生智兼任；以第四军、第十一军、暂编第二十军为第二方面军，以张发奎为总指挥，黄琪翔为第四军军长，朱晖日为第十一军军长，贺龙为暂编第二十军军长。
其次，在“东征”前，先解决内部问题，主要是要在最短时间内，肃清武汉周边地区的反共势力。
根据安排，鄂西方面，继续对四川军阀杨森作战；鄂东方面，防止夏斗寅作乱；湖南问题派唐生智去解决；武汉中央则注重解决工商间的纠纷，纠正“过火”行为。
按照这种形势，自然，莫斯科要求“解决土地问题”的指示无法贯彻执行了。
为了维护“东征”的大局，鲍罗廷建议中共中央拟制一份东征政纲，并要求在政纲中：
（1）不要提土地革命；
（2)不要提武装工人及工人纠察队；
（3）此政纲专为适用于东征之用，应特别提出一些有利于“工商业者”资产阶级的条文；
（4）把过去一切取缔店员、取缔工人、取缔童子团及取缔一切民众运动的条文都综合上去。
6、第三条道路
其实鲍罗廷心里很清楚，汪精卫和唐生智在郑州会议后，板着脸孔高叫的“东征”与鲍罗廷和中共中央要进行的“东征”讨蒋内涵是不一样的。
汪精卫和唐生智认为：
现在国民革命已经走到了三叉点的歧路，一条路是向右转的，同帝国主义者妥协，同军阀联络；…一条路是向左转的，接受第三国际与苏联的训令，使三民主义变成共产主义，主张农工专政，阶级斗争，…但据各方面的经验看来，可以肯定这个办法不会成功，…向右转，我们不；向左转，此路不通。左右两条路既然都不能走，还是走第三条道路。
汪精卫与唐生智的所谓第三条道路，就是要结合“第三种势力”进攻南京，与蒋介石争夺国民党的正统地位。
这“第三种势力”就是莫斯科和中共。
因此，他们的“东征”与鲍罗廷和中共党人所期望的“东征”目标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鲍罗廷认为，唐生智野心勃勃，在未打下东南、消灭蒋介石之前，他不会与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人决裂的。
鲍罗廷再三表示：
我的箱内还有草（指苏联对武汉政府之借款)，他（指唐）还要吃我的草，还不至跑掉。
但是，当唐生智手中掌握了武汉方面的整个军队实权从而有了与蒋介石争权夺位的资本后，他就不再稀罕鲍罗廷“箱里的草”了，而是准备与苏联和共产党分道扬镳。
特别是他的手下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更是气焰嚣张，扬言“不分共不能东征，不愿意为共产党东征”。
6月29日，何键在汉口公开发出剿共训令，明确宣称：“以前或以为是农工运动幼稚，工作过火，发生错误”，“迄今考察，乃知不然，纯系共产党之策略，并非幼稚过火之错误，不过借此名词，以掩其阴谋耳”。
对共产党和工农运动极尽污蔑之词。强烈要求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唐生智明令“清共”。
唐生智、何键等军事将领，一反依靠他们与蒋介石争夺国民党正统地位的汪精卫等所谓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的假左派，便不再与共产党周旋。
正如鲍罗廷不久后在莫斯科召开的老布尔什维克协会会员大会上作报告时所指出的一样：
由于出现这些情况，在国民党左派中人心开始涣散。当一切都顺利时，他们听我们的话，而现在，当他们感到自己的处境没有出路时，先是恐慌不安，尔后为了拯救自己，逐步摆脱群众运动和共产党人的影响。
看来，斯大林用提供金钱和武器的办法来拉住国民党人向左转的做法，在经过蒋介石、冯玉祥等的背叛之后，又一次在汪精卫和唐生智等人的身上被验证其毫无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