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8月，对于鲍罗廷来说，是一个并不轻松的月份。

广东闷热和潮湿的天气，使加伦将军（布留赫尔）过去在战争中留下的伤口发作。他不得不到北京去休假了。而接替他职责的罗加乔夫对华南军事政治形势不甚了解，也缺少加伦那样的领导才干和军事才干，因而鲍罗廷不能指望得到他多少的帮助。

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廖仲恺又被枪杀，这对鲍罗廷来说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两个重要的助手都从他身边消失了，特别是廖仲恺更是永远的消失。

1、廖仲恺被刺杀的经过

8月20日上午，廖仲恺与夫人何香凝乘车赶赴国民党中央党部，参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

途中遇见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陈秋霖，廖仲恺便好心邀他上车同行。当车子抵达中央党部大门前时，大约是9时50分左右。廖仲恺等人像往常一样，下车，然后沿着门前台阶拾级而上。

这时悲剧发生了。

砰！砰！砰！一阵尖利的枪声打破了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的静寂和肃然。随着枪声响过，廖仲恺及其卫士、陈秋霖三人均倒在血泊之中。

何香凝回过神来后，大声呼喊捉拿凶手，侍卫队闻声赶到，追击凶手，打中一人，名叫陈顺，其余的全部逃脱。廖仲恺身中四弹，全是要害之处，流血不止，在去医院的路上使停止了呼吸。陈秋霖和卫士也因伤重而去世。

万分震惊的鲍罗廷悲愤地浩叹：

“青天白日在中央执行委员会门口”竟然“被人暗杀了”。

他失去了一个患难与共的知己朋友和一个精力充沛、可以信赖和依靠的左膀右臂。

面对这一沉重打击，鲍罗廷悲痛地说道：

廖先生之死，是中国工人农人失去一个最大的领袖，也是我们革命军人的领袖，我们再没有法子来找这样一个领袖了。

2、廖仲恺为何会被刺杀？

廖仲恺一直坚决捍卫孙中山联俄联共的政治主张，不屈不挠地奉行三大政策。

他忠贞不渝地积极奋斗，让国民党右派分子如芒在背，必欲除之而后快。

在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建立统一军政、财政和民政的国民政府过程中，他是鲍罗廷重要的依靠对象。

孙中山逝世后，在重新搭设广州政治舞台的斗争中，鲍罗廷一直担忧统一广东财政这个棘手的问题。

廖仲恺毅然以他瘦弱的身躯承担起了这个艰难的重任。

他担任新成立的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和广东省财政厅长。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他签署并发布了关于整顿与统一财政的命令、布告、函电共70多个，矛头直指占有防地税收的许崇智及其部下魏邦平、梁鸿楷等人的私欲利益。

与此同时，他还坚决要取消右派政客朱桌文、胡毅生控制沙田捐务从中牟取暴利的特权。

于是这些反动军人和右派政客便成为暗杀廖仲恺的主谋者。同时，廖仲恺还支持鲍罗廷组织省港大罢工的决策，高度赞扬罢工工人，以各种财政措施支持省港罢工，为罢工斗争解决经济上的燃眉之急。

为此，廖仲恺又成为港英当局恨之入骨的眼中钉、肉中刺。

正像鲍罗廷1927年10月23日在老布尔什维克协会会员大会上作报告时所说的一样：

1925年8月20日，英帝国主义和广东买办地主阶级的代理人雇用的杀手杀害了廖仲恺，这位军队的政治委员、财政部长和国民党工农部部长倒下了（这里应该说明，他这样兼职是因为缺少可靠的有经验的人才)。

恰恰是国民革命军的政委被害，这不是偶然的，因为正是他任政委的这支军队曾与广东的反动军队进行过主要斗争。财政部长被害，这也不是偶然的，因为封锁英帝国主义在太平洋的堡垒(香港)期间，广东的财政第一次摆脱了对英帝国主义的依赖。

在封锁香港之前根本谈不上什么中国的财政，整个财政全受英帝国主义控制。在封锁香港期间，广东的财政从孙逸仙时期的每月30万元增加到1200万元。国民党的农民部部长被害，这也不是偶然的。子弹是射向工农运动的。

各种敌对势力把廖仲恺看作是对他们威胁最大的危险人物之一。

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深刻地指出：

当时的反革命想强迫他放弃总理的三大政策，特别是联俄联共两点，他没有答应；当时的反革命想强迫他抛弃扶助工会农会的政策，他没有答应；想强迫他放弃铲除贪污、统一财政的政策，他没有答应；想强迫他做一个同侵略者求和妥协的奴才，他没有答应。他不但没有答应，他还奋斗下去。

廖仲恺是中国南方国民革命运动的杰出代表，是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坚定执行者，是鲍罗廷在孙中山逝世后最倚重的人。

3、明知是死的斗士

但是各种敌对势力互相勾结将他列入暗杀的名单。

进入8月，广州流传着国民党右派要杀害廖仲恺的各种消息，霎时间阴云四起，风雨满城。面对这种情势，廖仲恺无所畏惧，继续孜孜不倦地工作。

当听说敌人要用机关枪杀他时，廖仲恺一笑置之，并对人戏言道：

“暗杀用手枪炸弹是所见的，若是用机关枪，却新鲜得很。”

其夫人何香凝劝他多加两个卫士防备一下。

他不以为然地回答：

“增加卫兵，只好捉拿刺客，并不能阻挡他们行凶。我是天天到工会、农会、学生会等团体去开会或演说的，而且一天到晚要跑几个地方，他们要想谋杀我，很可以假扮工人、农民或学生模样，混人群众中间下手的。我生平为人做事凭良心，自问没有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总之，生死由他去，革命我总是不能松懈一步的。”

廖仲恺的被刺去世震惊了海内外，天地含悲。工人、农民为之痛惜，各地纷纷举行追悼会。国民党中央发讣告，通令各机关团体下半旗志哀3天。国民政府在经费极其紧张的情况下通令拨款1万元为他举行国葬。

苏联、印度、德国、土耳其等10多个国家或派出代表到广州参加追悼会，或发来唁电以表哀悼。

中共中央为悼唁廖仲恺被刺致电国民党中央，指出：

廖仲恺被刺逝世“不但是贵党的巨大损失，而且也是全国被压迫民众的损失”。

唁电最后表示：

“希望用果决奋勇的精神扑灭反革命派，努力与帝国主义奋斗，巩固国民革命的势力”。

8月31日，黄埔军校为牺牲的党代表廖仲恺举行追悼大会，由蒋介石主祭，何香凝携子女莅会，其悲壮之情感天动地。

9月1日，是廖仲恺出殡的日子，广州黄埔军校师生、工人、农民、市民群众共20多万人参加送葬队伍，其行列之大、阶层之广泛、情态之严肃、气氛之悲壮，为广州史上空前。

当时，廖仲恺的遗体暂厝于广州驷马岗他的好友朱执信的墓旁。

南京中山陵修建后，1935年9月1日，壮烈牺牲10年后的廖仲恺被安葬在南京紫金山中山陵侧。从此他安眠在自己终生追随的国民党领袖孙中山的身边。

廖仲恺以其壮年之生命，为中国民主革命立下不朽功勋，用鲜血在中华民族复兴史上写下了自己朴实的英名。

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联合广东的一切反革命势力，向廖仲恺施以杀手，自的是要向左派进攻，以收杀一儆百之效，在广东造成恐怖气氛，以阻止革命形势的发展，进而颠覆鲍罗廷与廖仲恺等为首的广州国民政府，根本破坏国共合作。

但是，让右派们始料不及的是，廖仲恺被暗杀，激起了左派和革命群众的无比愤慨，尤其令黄埔军校师生悲痛万分。

廖仲恺生前为办好黄埔军校，东奔西走，呕心沥血，被黄埔师生亲切地称为“黄埔的慈母”，省港罢工工人更是称他为“我们无产阶级的好朋友”。

现在，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右派竟联手将他刺杀了，不能不激起革命军人、工农群众和广大左派势力的奋起反击。结果是右派势力被赶出广东，广东革命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

廖仲恺以自己的牺牲换来了革命形势的大发展，就像时人总结的一样：

廖先生的被惨杀，非但没有能动摇革命的基础，反使革命的基础在短时间中日益巩固。

这是令帝国主义、反动军人、右派势力特别失望的事情。

3、如何调查“廖案”？

根据汪精卫在国民党二大的政治报告内容可知，廖仲恺被刺的当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立即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组成“特别委员会”，“授以政治、军事及警察一切全权，应付时局”。

其实，这只是形式上的决定，实际上提议组成三人特别委员会是鲍罗廷的主张。

事后胡汉民回忆说：

其时精卫亦在汝为（即许崇智）处，力主邀鲍罗廷来，他说：“必须请鲍先生来，大家共同研究。”

鲍罗廷来后，便说：

“应该组织一个特别委员会办理此事。”

于是开临时会议，由鲍罗廷提出汪兆铭、许崇智、蒋中正三人为特别委员，将当时党部政治委员会议国民政府各机关职权，一律交特别委员会统制。

同日，担任广州卫戍司令的蒋介石宣布广州市全城戒严，由蒋介石所部的何应钦第一师执行戒严令。

显然，这是鲍罗廷在他刚刚搭设的政治框架中采取的“应急”措施，想以此弥补廖仲恺遗留下来的政治空白。

但是廖仲恺的政治地位、资历和威望所形成的对国民党内右派以及有政治野心的政客、军人的约束力量，在孙中山逝世后的国民党里是无人能比的。

“特别委员会”中的三人之一许崇智，因其部下梁鸿楷、梁士锋、杨锦龙等参与了刺廖活动并被捕，一开始就处于尴尬的境地。

而汪精卫和蒋介石由于右派行刺的名单中有他们的名字而身价大增。因而随着廖案处理进程的深入发展，广东的政局也在不断地发生改变。

4、草草收场的“真相”

经调查，廖案发生之前，在广州有一个反动组织叫“文华堂”的俱乐部。

它是由对廖仲恺等左派及共产党不满的三种人组成的。

这三种人中，一类是失意的军人，如魏邦平、梁鸿楷等；一类是无聊的政客，如林直勉、胡毅生等；一类是政治败类，如朱桌文等。

他们的领袖是胡毅生，而胡毅生又是胡汉民的弟弟。以胡毅生为首的“文华堂”俱乐部“天天在这里做破坏国民政府的事”。

他们到处蛊惑人心，拉人入伙。

他们还创办了一个《国民新闻》日报，在报纸出版的第一天就登载征求反动的文字。

支持“文华堂”俱乐部的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集团，他们为这个反动组织提供经费，为刺杀廖仲恺提供各种条件。出面组织和收买刺廖凶手的是胡毅生及其死党朱桌文、梁鸿楷、魏邦平等人。

英国人还许诺，事成之后，梁鸿楷为总司令，魏邦平为广东省长。

据汪精卫在国民党二大政治报告中对此事的叙述可知：

(廖案发生的)当日晚上，我们三人（指特别委员会的许、汪、蒋)正在粤军总司令部总司令办公室商量应付时局的方法，梁鸿楷在室外直对吴铁城同志说：

“现在政府派许、汪、蒋三人组织特别委员会是很妥当的，听说廖仲恺之死，完全因为主张联共，朱桌文果是为反对联共而打死廖仲恺的，怕什么不敢承认，承认出来看看，有没有人替他帮忙，请你告诉特别委员会三位，此案还是松一点好。”

吴铁城当时听到这话十分惊讶，不久就来见我们，把这事照直报告我们。由此知道此案关涉甚大，不止是文华堂一班人了。

当场被抓住的那个受伤凶手陈顺的交代证实了这一点。

陈说：他是被收买来行刺的。陈说：“香港有200万元打共产党”、“有几十万元打猛人(指有权势之人)”、“猛人是廖仲恺与谭平山”。

现场留下的一把头号曲尺手枪，是朱桌文随身携带的枪支，因此可以肯定朱是刺廖主凶的最大嫌疑犯。

但朱是一个没有政治头脑的人，背后显然有主使人物。

8月24日，特别委员会决定速捕刺杀廖仲恺一案的各嫌疑犯。蒋介石将黄埔军校教导团3个连调到广州市内，25日开始行动，共逮捕了林直勉和粤军将领梁鸿楷、梁士锋、杨锦龙等人，同日下午解散了梁鸿楷、梁士锋、杨锦龙在广州和西江的部队。

但是主要嫌疑犯胡毅生、魏邦平、朱桌文等人均已闻风逃港了。

鲍罗廷对这样的追查廖案速度是非常不满的。

他说：

8月20日上午，廖仲恺被杀害，而到8月25日白天才开始解除梁鸿楷军队的武装。有5天的时间，我们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但在8月25日解除粱鸿楷的武装行动开始了。那天夜里在几个地方，一会儿解除他的这个团的武装，一会儿解除他的那个团的武装。局势是稳定的，正是有了这种局势，才能指望前线取得胜利。

为追查暗杀的幕后策划者，国民政府下令成立审理廖案特别法庭，并组织“廖案检察委员会”，由朱培德、陈树人、甘乃光、周恩来、岳森、吴铁城、陈孚木、李福林、陈公博9人为委员组成，以朱培德为主任；又任命杨匏安、李章达等为特别法庭审判员。

尽管周恩来、杨匏安等共产党员参加了廖案的审理，并积极认真地追查凶手，但由于特别委员会的汪、许、蒋各有私欲，并不急于要查清“廖案”真相，而特别法庭有的成员本身就有嫌疑，或者就是右派，再加上其他各种原因，致使“廖案”一拖再拖，主要凶手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制裁。

在对廖案的审理中，弄清了这样一件事情，那就是刺廖的凶手早就把鲍罗廷列入了他们暗杀的名单。

5、廖仲恺死后的影响

严格地说，刺杀廖仲恺是因为国民党右派把他当作共产党了。

林直勉在其供词中说：

“廖仲恺是共产党，他不应该做国民政府的官吏，所以要推倒他。”

林直勉不是不知道廖仲恺是国民党的元老，是孙中山的追随者，但是孙中山逝世以后，国民党中央在汪精卫、廖仲恺等人的主持下，继续联俄、联共，对鲍罗廷尤其倚重。

特别是廖仲恺在后孙中山时期更是国民党权力中心继续坚持联共、联共政策的主要人物。

他曾公开批评那些反对联共、联共的老国民党员是“名为老革命，实为反革命”。

这就使一向反对联共与联共的老国民党员，将怨愤的矛头指向廖仲恺，认为他是被鲍罗廷利用了，被共产党利用了，所以对他痛下杀手。

由此可见，国民党内因联共、容共问题而引发的争论与对立，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国民党右派仇视廖仲恺，自然更仇视廖仲恺坚决支持和倚重的鲍罗廷。

尽管鲍罗廷是孙中山请来的，但他毕竟来自苏俄和共产国际，尽管鲍罗廷手里掌握着苏俄的巨大援助，但他毕竟是共产党阵营里的人。

孙中山逝世以后，在重新搭设广州政治舞台的过程中，鲍罗廷以其自身的能力、政治智慧和所掌握的苏俄援助，建立起了属于他个人的稳固的权威。

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用“四不像”来形容此时鲍罗廷所拥有的权力：

鲍罗廷是注重个人手腕的策略家，一切还是由他独断独行。他的这种作风大概与他的特殊地位有因果关系。

他有点像个“四不像”：

他虽不是苏俄驻广州的大使或专使，但却是苏俄政府非正式的代表，而且真能代表政府发言；他在国民党中，既非党员，又是外国人，职位也不过是政府顾问（张国焘在这里说得并不全对，因为鲍罗廷还被孙中山聘为国民党中夹政治委员的顾问)，但其发言却具有决定性的力量；他是一个重要的共产党员，但又不受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的指挥。

鲍罗廷这种权威的建立，与处于国民党权力中心的重要人物廖仲恺的支持和倚重是分不开的。可以说，在孙中山逝世以后，廖仲恺是鲍罗廷与国民党之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缓冲”环节。

因为鲍罗廷来自苏俄，他本身就象征着“赤色革命”和共产党的旗帜。

作为一个顾问，他主要是提建议、想办法。

但是在后孙中山时期激烈地存在着排斥共产党、反对联共情绪的国民党内，他所提出的每一项策略和方案，哪怕是非常有利于国民党发展的，也总是难免不遭到国民党军政要人的质疑或反感和敌意。

而在国民党内一直享有很高政治威望的廖仲恺，恰好是打破这种政治隔阂或暂时转化、淡化对立情绪的首推人选。事实上，廖仲恺也起了这样一个重要作用。

他不仅能够理解和认同鲍罗廷在广州的政治设想及主张，而且他还能充分利用自己的地位和经验，利用他比鲍罗廷更熟悉中国的政治文化和共同相处多年的国民党人的心态变化等优势，努力地使鲍罗廷的主张和建议“国民党化”，并积极地身体力行，将鲍罗廷的方案在实际革命进程中加以贯彻实施。可以说廖仲恺的死，使得鲍罗廷依靠倾向联俄联共的国民党左派，失去了主导国民党表面统一的能力，右派的胜利其实从廖仲恺去世，就已经注定。

鲍罗廷寄予莫大期望的广州国民政府正式成立后，形式上是由汪精卫担任政府主席，但在鲍罗廷和国民党左派及共产党人的心目中，廖仲恺才是支撑这个新成立的国民政府的一面旗帜，加之他顾全大局的思想境界、光明磊落的品德修养、务实苦干的工作作风，使廖仲恺这个“缓冲”环节极为重要且无人能替代。

6、刺鲍的计划

因此，国民党右派恨廖仲恺并要谋杀他，自然也恨鲍罗廷，也要谋杀他。

据朱桌文晚年回忆：

当年因对共产党人愤恨不已，经常在广州南堤一俱乐部饮酒骂街。后来诸人为抽薪止沸计，决议歼其渠魁。习知俄顾问鲍罗廷、加伦与汪精卫、廖仲恺等，每日必集东山百子路鲍公馆会议，乃密遣死士伺机以炸弹机枪击之，务使群凶同归于尽。下手前一日，余诫赴义诸死士，当熟勘地形，以利进退。

这次谋划的消息被泄露。广州市公安局长吴铁城得知情况后，打电话给朱桌文，“严责顾全大局，切勿使伊为难”。

于是，朱桌文等人：

遂亦作罢。然大家恨共之积怨迄为少消，而一时对鲍罗廷、加伦将军诸俄寇又无可奈何，乃转而埋怨亲共之汪、廖诸人，大骂还是自家人不好，引狼入室。但亦止于口头谩骂，初无若何锄奸计划可言也。一星期后，某日余方午睡，陈瑞同志匆匆自外归来，言杀廖事，神色自若。余知事非寻常，必有大患，即探囊出港纸二百元与之，促其离穗”。

尽管这次暗杀鲍罗廷的计划没有成功，但是国民党右派从来没有停止过反鲍、驱鲍的言论和行动。

鲍罗廷一直是国民党右派势力极力要驱赶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