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港罢工发生后，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派遣“广东国民外交代表团”北上，到各省宣传沙基惨案真相和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争取同段祺瑞建立反英联合战线。

为了提升北上外交代表团的分量，汪精卫提议选一有名望之人负责，遂决定请孙科担任此职。

但是，由于孙科正在经营其父孙中山的墓地而无法履职，于是决定请林森、邹鲁两中央委员率领外交代表团北上。

9月13日，正在上海连日聚会讨论广东政局变化的国民党右派叶楚伧、载季陶、邵元冲等人，从报纸上得知“粤拟派展堂、哲生（即孙科)、子超（即林森)、海滨（即邹鲁)、季龙、友仁为外交委员北上”。

他们进一步认定，这是汪精卫为了排挤林森等人而采取的政治策略。

1、西山会议派的张狂

9月16日，广州党、政、军为欢送北上外交代表团和出国外交代表(胡汉民)而联合举行饯行晚宴。刚刚参加完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的鲍罗廷，与汪精卫等人一起出席了宴会。鲍罗廷在宴会上照例发表了演讲。

但是，当9月23日晚林森、邹鲁等人抵达上海后，就立即与在上海的谢持、戴季陶、叶楚伧、邵元冲等人纠集到了一起，并密谋所谓“今后对于党务补救之办法”。

28日，林森、谢持、邹鲁、邵元冲、覃振、叶楚伧、孙科等在上海谢持的家里“会议党事”，商定：一面召集多数中央执行委员及监察委员，就党事及政治召开专门会议，一面派人秘密活动蒋介石、谭延闿等军事将领，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

他们在上海、北京等地，到处搜罗反对联共分子，建立“孙文主义学会”等反动组织，攻击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决心要与广州国民政府分庭抗礼。

孙科、伍朝枢等还积极地为召开“清党”会议和孙文主义学会筹集活动经费。

1925年11月16日，在一番紧锣密鼓的联络和准备后，谢持、邹鲁、林森、居正、邵元冲、戴季陶、叶楚伧、张继等中央执监委在北京联名发出“铣电”，通知各地执监委：

决定于本月梗(23)日在北京香山碧云寺总理灵前召开正式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

并由邹鲁执笔，谢持、张继、覃振、石瑛、茅祖权、傅汝霖等连署，给在广州的汪精卫、蒋介石、谭延闿等国民党人，写了一封长信，煽动广州的国民党人与他们一道抛弃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共同来做”清党的工作。

但是，广州的国民党人，并“没有接纳”他们的挑唆。

11月18日，邹鲁、林森、谢持、叶楚伧、戴季陶、邵元冲、沈定一等举行预备会议，由监察委员吴稚晖当主席。会上，就如何清党方法步骤问题进行讨论时产生了分歧。

2、新旧右派谁是正统？

邹鲁等主张立即清党，马上分共，放弃联俄政策；而吴稚晖、戴季陶、沈定一等人则认为时机尚未成熟，主张“对汪精卫为劝告，而勿为弹劾，对共产党之同志，宜邀守常等为切实之协商而勿使为片面分裂之行动”。

另外，邹鲁、谢持、林森等人要在北京西山召开中央全会，却意外地遭到了以冯自由为首的“国民党同志俱乐部”的反对，理由很简单，就是冯自由等人认为，他们在成立“国民党同志俱乐部”时，就已公开登报宣布：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一切事项，暂由本俱乐部代行。”

而邹鲁等人一直以中央执监委名义，准备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并拒绝与冯自由等人联合开会的要求。

为了争夺国民党的正统地位，树立自己的正统形象，冯自由等人特派江伟藩等到邵元冲、戴季陶、沈定一等人居住的西山香云旅社，当面向他们质询并威胁，结果遭到了戴、邵等人“训斥”。

但是，冯自由、江伟藩等人并不善罢甘休。

11月19日，由江伟藩等纠合数十人，浩浩荡荡再度赶往旅社，劈头即怒斥出面接待的戴季陶、沈定一“破坏国民党，扰乱中国，证据确凿，有目共睹”。

几句不合，便当场群殴戴、沈二人。据邵元冲日记记载，当他听到喧闹声出来观看时，正见江伟藩指挥出徒殴打戴季陶，并将沈定一强行拖上门外的汽车。

戴季陶抱树痛哭，凶徒上前拖拉。

邵勃然大怒，将戴救进屋内。凶徒等一部分追戴，一部分围殴邵元冲，将邵的眼镜打碎。凶徒并几次用杖打邵，迫使邵退到另外的房间。凶徒等遂挟持戴、沈二人而去。邵与同室的谢持商量，立即分别通知香山第五巡警分署及侦缉分队。

戴季陶受此凌辱，便于次日愤然离京南下。邵元冲也因顾虑再度遇险，没有到西山孙中山灵前开会，而是离开北京，然后经天津匆匆返回上海。

吴稚晖不仅自己不参加会议，而且劝告叶楚伧也不要参加。他一声不响地离开北京后，写信给汪精卫，声明此后凡京中一切通电或函件，不经他本人签字，一律无效。

这说明在国民党的新、老右派之间，存在着争夺国民党正统地位及右派领导权的斗争。

3、荒唐的“西山会议”

11月23日，谢持、邹鲁、林森等人对国民党中央的警告置若罔闻，按照事先约定的时间，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召开所谓的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即“西山会议”。

到会的人，在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24人中，只有邹鲁、林森、覃振、石青阳、石瑛、沈定一等五六人，加上中央监察委员谢持与两名候补监委茅祖权、傅汝霖，总共也不过10人。

显然，西山会议无法确立其合法性。

“西山会议”从1925年11月23日开始，到1926年1月4日收场，其间断断续续开了22次会，由林森任会议主席。

会议非法地以“国民党中央第四次执监委员联席会议”的名义，通过了一系列的反动决议。

主要有：

（一）取消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者之党籍；

（二）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之共产党员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林祖涵、毛泽东、韩麟符、于方舟、瞿秋白、张国焘9人之国民党党籍；

（三）解除鲍罗廷之顾问职务；

（四）弹劾中央执行委员汪精卫，开除党籍6个月，开除中央执行委员职务，并不得在国民党执政地方之政府机关服务；

（五）取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

（六）国民党中夹执行委员会暂移上海，停止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权；

（七）修正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法；

（八）推举林森、覃振、石青阳、邹鲁、叶楚伧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

（九）派定北京、上海、广州三地中央执行委员——北京：李烈钧、柏文蔚、邹鲁、林森、傅汝霖、张秋白；上海：沈定一、叶楚伧、戴季陶、茅祖权、居正、石瑛、石青阳、张知本；广州：谭延闾、邵元冲、熊克武；

（十）决定国民党此后对苏俄的态度；

（十一）因反对联共而被开除出国民党者分别恢复党籍。

在西山会议召开期间，12月17日邵元冲起草了“中央党部致海外同志书，说明此次改组的真相”，并经过众人讨论通过。

4、西山会议对国民党右派的影响

20日之后，这篇《告海外同志书》正式发表，并迅即产生了很大影响。

邵元冲在《告海外同志书》中，把鲍罗廷看作是“罪魁祸首”，说什么“总理逝世以后，俄顾问鲍罗廷笼络汪精卫，使之倾向苏俄，并拥戴汪精卫攫取国民政府主席；放逐胡汉民，排斥许崇智同志，破坏广东大学（因校长邹鲁已被免职，在职的38位教授在这之前集体辞职)。

由于组织召开西山会议的人都是国民党元老级的中央执监委员和候补中央执监委员，故他们的号召力远比组织“国民党同志俱乐部”的冯自由等人大得多。

因此，西山会议刚一宣布召开，一些党部就陆陆续续地公开登报，随声附和，并开始清除跨党人员。

右派分子叶楚伧控制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和《民国日报》迅即转而成为西山会议派的宣传阵地和平台。

同时，西山会议派还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所在地（环龙路44号，今南昌路180号）成立国民党中央机关，并向全党宣布要在上海召开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

西山会议派的出现及其在上海另立所谓的国民党中央，使国民党内部正式形成了大分裂。

以致中国出现了两个国民党中央机构，一个在广州，一个在上海。

两个国民党中央互相指责，相互辩难，互争正统，同时向各地发号施令。

西山会议派把持的上海国民党中央，向各地发出的清党号令，使一些不明真相的国民党员受到严重的蛊惑，于是跟着他们与广州的国民党中央作对；而在广州国民党中央控制下的国民党集团内部，由于受西山会议派的影响，以“孙文主义学会”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分子，活动猖獗。

无论南北地域的不同，所有国民党右派都把矛头直接指向了鲍罗廷和共产党人。

5、我党与国民党右派谈判的缘起

自从国民党内发生了西山会议和另立中央的重大事件以后，西山会议派公开地从国民党分裂出去了，并且矛头直接指向共产党和鲍罗廷。

此事一方面使国共关系面临着困境和险滩；另一方面又不能不激起鲍罗廷的强硬立场。

他曾与陈延年、周恩来等人准备在国民党二大上采取“进攻”政策。

周恩来回忆说：

这时正是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我从汕头回广州，和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同志、苏联派到广东的国民党和政府的顾问鲍罗廷商量。当时，我们本来确定的政策是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我们计划在大会上公开开除戴季陶、孙科等人的党籍，在中央执委中我们党员占三分之一，少选中派，多选左派，使左派占绝对优势。

鲍罗廷和广东区委的强硬态度引起了莫斯科方面的不安。

莫斯科原先就一直推行巩固国民党内部的政策，同时中国北方局势急剧恶化，奉系郭松龄倒戈失败身亡，奉直联合“反苏”，致使莫斯科策划和推行的“反奉倒段”计划落空，“首都革命”和建立联合政府成为泡影，加之西山会议派的分裂行为等因素。

促使莫斯科对国民党右派采取退让策略，以缓和国民党内部矛盾，从而维护国共合作。

因此1925年12月3日，俄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

“建议广州人将自己的精力集中在内部的巩固上。”

第二天，即12月4日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拉斯科尔尼科夫给在北京的维经斯基写信也强调“巩固广州”。

维经斯基接到这封信后，其心情可想而知。

与此同时，根据中国的情形，维经斯基也认识到，中国革命正面临着国民党右翼和反动势力“南北呼应，同时并进”的局面，一旦国民党内部发生分裂，广东革命局面将毁于一旦。

因此，为了瓦解西山会议派、制止国民党内部分裂的进一步恶化，维经斯基与加拉罕采取了以“分化”反“分裂”、“联络中派以搅垮西山会议派的组织”，从而促进国民党团结的策略。

这样便有了在上海苏联领事馆里中共领导人与国民党右派分子谈判的不寻常一幕。

6、上海谈判的经过

1925年12月23日晚上，经加拉罕同意，维经斯基邀请孙科、邵元冲、叶楚伧三人（他们是与西山会议派有来往的人)到上海外白渡桥的苏联领事馆会谈。

据邵元冲日记，维经斯基问他们，对于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政策，是否怀疑或动摇？如没有，则一切枝节皆在可讨论之列。

他们表示对这两点仍然承认，只是他们与广州方面有一些分歧，如果粤方有相当让步的表示，而共产党方面停止对国民党攻击，那么善后问题可以讨论。

第二天，即12月24日，在维经斯基的安排下，邵元冲、叶楚伧、孙科在作了一番谈判之前的准备后，来到驻沪苏俄领事馆，与中共中央领导人进行谈判。

参加这次“上海谈判”的中共领导人主要是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

参加谈判的6个人，围坐在领事馆楼下的大客厅里。领事馆的职员没有出面招呼，更没有人参加会议。谈判双方虽然如平常朋友见面一样，互相寒暄，但每个人心里却都很紧张，言词十分谨慎，尽量避免谈及广东、上海、西山等地最近发生的事情，以免惹起是非。

双方主要就党务、宣传、国共关系，以及国民党与苏联、共产国际关系问题进行谈论。

孙科、叶楚伧、邵元冲三人相继表示，只要情况许可，他们都愿意回到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他们三人并再次重申了排斥共产党人和鲍罗廷等问题的主张。

这次谈判，经过双方恳谈，互相得到谅解，最后达成了若干协议。

主要内容有：

团结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旗帜之下，遵循国民党改组以来的既定政策；支持广州国民党中央及其所领导的国民政府；中共以国民革命为中心任务，继续与国民党合作，但不包办国民党事务，等等。

然后，孙科等人将谈判情况致电汪精卫，维经斯基也“照此意电鲍罗廷”，陈独秀则负责通知广州的谭平山。

然而，鲍罗廷对中共中央的政策表示甚大的反感。

他说到广东在过去半年中，经历了一场艰苦的奋斗：

如非他和广州的同志们紧急应变，也许革命早就夭折了。

同时，一向追随鲍罗廷工作路线的中共广东区委也对维经斯基和陈独秀主持的上海谈判有意见。

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周恩来后来在《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一文中批评说：

更可惜的是中央居然在上海与戴季陶大开谈判，请戴季陶等回粤；为了争取右派回粤，还特地拍电报到广州把大会延期一个月，等候他们，对右派采取完全让步的政策。

7、上海谈判如何成为国民党右派得势的起点？

在国民党二大选举中央委员会前一天，汪精卫将鲍罗廷和张国焘约到一起，交给他们一份他先前预拟的二届中执委名单，向他们征求意见。

名单上面有瞿秋白和张国焘。鲍罗廷看了看名单，什么也没有说就把它交给了张国焘。张国焘手捧名单，仔细看了一遍，发现名单中所谓左派和汪有关系的人占多数。

张国焘认为，这份名单并没有尊重中共中央争取中派的意向，中派的人除了孙科、叶楚伧、邵元冲等人外均未列入。至于中共党员，除了第一届中央委员的三人全部列入外，还增加了在国民党中担任重要职务的几个人，如吴玉章、董必武、恽代英、杨匏安等人。

张国焘到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是为了执行上海谈判协议的。因此，看到这份名单，他表示与瞿秋白没有在国民党内担任职务，不必再当选，其余中共党员也可以斟酌减少几个，以符合中共中央不愿多占国民党中委名额的原旨。

汪精卫一听，立即表示反对，说：

“你和瞿秋白都是总理在世时遴选出来的，应当继续当选。”

张国焘解释说：

现在的这份名单中，有些第一届中委的国民党人名字也未列入，那么中共党员退出几个，也是公平合理的。

汪精卫不明白，中共中央为什么不想让更多的共产党员进入国民党领导层。他迷惑地看了看鲍罗廷，希望从鲍那里得到可以理解的答案。

但是，坐在一旁的鲍罗廷一言不发。最后，困惑不解的汪精卫，只好同张国焘一起共同商定了中共党员进入国民党二届中委的名单。

鲍罗廷此时的“沉默”其实是抗议。

孙中山逝世后，他在处理广东的各种问题上，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又被国民党右派反对，而莫斯科和广东的一些俄国军事顾问，也不完全支持他的做法，更让他大伤脑筋的是，上海的中共中央竟背着他与国民党右派分子谈判，而且把他的去留作为谈判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使他深感委屈和不满。

国民党二大快要结束时，鲍罗廷找到张国焘，告诉他：

汪精卫对于中共中央在这次大会前后的表现颇为不满。

汪认为中共中央与孙科、叶楚伧、邵元冲等人的谈判，等于是向反对广州的人讨好；同时，中共在二大上采取消极态度，不愿卷入国民党的斗争，有不支持左派的嫌疑。

执行上海谈判达成的协议而导致的国民党二大的选举结果是，不仅孙科、戴季陶等右派分子都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而且在选出的60个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共产党员只占14人，约为1/4弱；在中央监察委员中，右派势力更大。

这正如周恩来说的，这次选举结果形成了右派势力大，中派壮胆，左派孤立的形势。

因此，广州的同志（以及个别中央委员）指出，与其说是让孙科进入国民党中央，不如说是同右派进行谈判这一事实本身，对于国民党力量的组合具有极大的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三二〇事件（中山舰事件）”。

这表现在：

（1）对于汪精卫的左派来说，这次谈判是出乎意料和完全不可理解的，是同他们的“直来直去”不灵活的行为方针相背离的。他们怀疑，共产党人同右派在搞阴谋…反对他们；

（2）国民党内和广州的右派胆子变大了并成了对中派有吸引力的中心；

（3）蒋介石本人也从共产党人同右派的这次谈判中看到了共产党人试图达成协议来反对他和他的那个派别。

他更加感到自己被从左面和从右面孤立了起来，于是就采取了3月20日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