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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西挺原名简玉宝。1926年，简玉宝出生于河南省息县的一户普通农民家庭。穷苦的出身，让简玉宝在童年时期并没有获得系统的教育。然而，党的到来给了简玉宝学习知识，改变命运的机会。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简玉宝的家乡很快便沦陷在了日寇的铁蹄之下，简玉宝一家只好来到皖北避难。1940年，在皖北革命根据地，受我党推行“男女平等”教育政策的惠泽，简玉宝得以在皖北抗日中学就读。进入中学后，简玉宝给自己取了一个新名字：简玉霞。

（张西挺）

入校就读后的简玉霞，表现出对表演艺术浓厚的兴趣，因此在入学的5个月之后，简玉霞就加入了淮上剧团，成为了一名演员。简玉霞因为在剧团内表现积极，同时又因为姿色而在同事中很有人缘，因此在1941年的10月，简玉霞便被破格接纳为了一名共产党员。1946年10月，简玉霞被调往河南太康县，担任副书记和组织委员。

如果简玉霞的后半生能够从此一步一个脚印，坚定走下去，那么恐怕将又有一位基层的好干部、好党员被载入史册。遗憾的是，简玉霞并不坚定的信仰和投机的心态，让她最终误入歧途：1946年6月，解放战争全面爆发，位于中原解放区的河南太康县很快便成为了国民党重点进攻的对象。同年11月，在太康县工作的简玉霞被国民党逮捕入狱。

在国民党的监狱内，简玉霞本想化名为“张海达”蒙混过关，但这怎么可能逃过国民党天罗地网般的层层筛查。没过多久，“张海达”的真实身份便被国民党发现。在国民党的威逼利诱下，简玉霞叛变革命，透露了党的相关机密。国民党见简玉霞虽是块好啃的“软骨头”，但她毕竟身在基层，提供的情报并无太多的利用价值，所以就给了简玉霞一笔钱，将她“资遣”出了监狱，警告她从此以后不准再跟着共产党闹革命。

（解放战争期间的河南）

这一次死里逃生的被捕经历，让简玉霞吓破了胆。在此后长达近1年的时间里，简玉霞都没有去找党组织和解放军大部队，以至于当时有许多人都以为“共产党员”简玉霞已经死在了国民党的监狱里。

不过，简玉霞归根结底无法改变自己墙头草般投机主义的本质。1947年，随着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解放战争迎来了转折。1948年初，简玉霞的老家息县宣告解放。眼看着解放军在全国各地战场上势如破竹，简玉霞突然高调表示要向党组织申请“归队”。

但由于简玉霞之前被捕入狱，和党组织断联1年的经历，简玉霞想要重新申请入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这难不倒投机成性的简玉霞。在进入当地的“整党学习班”后不久，简玉霞便利用自己的姿色吸引到了时任河南五分区教导大队政委刘结挺的目光。在相处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简玉霞便和刘结挺匆忙结婚。而刘结挺也利用手中的权力，帮简玉霞隐瞒了当年叛党资遣的真相。

（刘结挺）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准备解放川渝各省市，刘结挺、简玉霞夫妇也随之前往。为了表示自己的“忠心”，更是为了抹去自己昔日变节投敌的印记，简玉霞为自己取了一个新的名字“张西挺”。在丈夫刘结挺的荫蔽下，张西挺当选为随军家属队的指导员。1954年，张西挺背任命为四川省宜宾市市委第二书记。

事实证明，张西挺为人不仅投机成性，而且还权欲熏心。在担任宜宾市第二市委书记前后2年的时间里，张西挺除了敛权之外，对地方几乎毫无建筑。1956年5月，宜宾市召开地方党一大之际，张西挺受到了许多身边同事的批评，加上竞选宜宾市市委第一书记时张西挺因为政绩不佳，而比时任宜宾市市长的吕逢权少了一票，她对此格外怀恨在心。

1957年，全党发起了一次“反右倾主义运动”，投机嗅觉灵敏的张西挺岂能错过这样的机会。在当年党内的“反右倾”党代会上，张西挺得意洋洋地说道：“我是党委书记，谁反对我，就是反对党，就是右倾分子！”没过多久，张西挺便将矛头直指昔日里和自己同台竞争的吕逢权，给吕逢权扣上了一顶“右倾”的帽子，从此在宜宾独揽大权。

在张西挺夫妇的操纵下，不仅吕逢权本人遭到下放，在地方农场工作，就连吕逢权的妻子也被迫到地方工厂从事劳改，女儿成绩优异不被大学录取。凡是为吕家人说话的，一律背张西挺夫妇打入的“右倾”的行列，受到了和吕逢权一样不公正的待遇。

（刘结挺夫妇）

刘结挺、张西挺夫妇的倒行逆施，在四川宜宾市极不得人心。1960年，我党开始对1957年前后的反右倾运动进行冤假错案的平反。在当时那场运动中滥施淫威的张西挺深感形势对自己不利，于是便“称病”不去上班，暗中却派人对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横加阻挠。

然而，纸是包不住火的。随着平反工作的顺利开展，刘结挺、张西挺夫妇在1957年“反右倾运动”中迫害党内同志的种种行为终于背公诸于世。1963年，四川省省委决定撤销张西挺、刘结挺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居家反省。1965年，由于四川省省内民意高涨，不少人疾呼“不开除刘、张二人党籍，不足以平民愤”。最终，刘结挺、张西挺在这一年双双被开除出党籍。

然而，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被开除出党籍的刘结挺、张西挺夫妇并没有从此善罢甘休，而是等待一个让自己东山再起的机会。1966年，中国进入特殊的历史时期后，投机嗅觉灵敏的张西挺很快找到了自己新的东家——江青。在革命战争时期素未与江青谋面共事的她，摇身一变竟然成为了江青的坚定支持者。

为了向江青表示自己的一片忠心，张西挺高调出版了自己的《狱中日记》。在这部张西挺杜撰的个人回忆录中，她将党内开展种种针对1957年反右倾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一口咬定为对自己的“迫害”。当江青把矛头指向邓小平、彭真、杨尚昆、李井泉等老一辈革命家时，张西挺坚定不移地充当江青的私人打手，为江青捏造罗织一大批诬陷老一辈革命家种种“莫须有”罪名。

然而，迫害和打击老一辈革命家并非是张西挺根本的目的，她真正想要的是想利用这一场风波，为自己谋求最大的利益。为了自己渴求已久的权力宝座，张西挺不惜付出一切代价，哪怕是四川当地人民的幸福生活。1967年2月，张西挺以“肃正反革命分子李井泉在四川的错误”为由，在四川、重庆等地开展大规模武斗，致使两地人民承受了不可估量的生命财产损失。

正当张西挺、刘结挺自认为他们能够借助这一场风波，再一次在仕途中扶摇直上时，党内对四川地方工作的调查再次把他们打回了原型。1969年，党通过对四川当地的考察，发现了张西挺、刘结挺夫妇二人的种种问题，于是再次撤去二人职务，把他们送往“毛主席思想学习班”进行学习深造，没过多久夫妇二人便一起被送到当地农场接受劳改，亲身经历了一遍他们让别人吃过的苦头——这距离他们在九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还不到一年的时间。

（四川革命委员会）

在经过进一步的调查后，党于1971年彻底查明了张西挺曾经叛变革命，后遭国民党“资遣”的黑历史，而张西挺的丈夫刘结挺也利用权力，纵容包庇，同样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面对着如山一般的铁证，张西挺、刘结挺夫妇二人百口难辨。最终，1971年张西挺、刘结挺夫妇被双双开除党籍。1974年，罪孽深重的张西挺被调往北京二七车辆厂，听后发落。

1976年10月，四人帮彻底垮台后，对张西挺、刘结挺夫妇二人的审判也随之得以顺利开展。这两名曾经对四川省人民犯下深重罪孽的夫妇被押往四川各地，接受当地人民的审判。据统计，在对张西挺、刘结挺夫妇二人的检举和揭发大会上，前后共有1300多万干部、群众参与会场，场内座无虚席。不容置疑的罪证，受迫害人民愤怒的声音，让张西挺、刘结挺这对昔日里在四川嚣张跋扈的夫妇一时间哑口无言。

但是，张西挺、刘结挺夫妇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结局，最终还是要交给国家的法律来处理。1978年6月，国家正式批准了对张西挺、刘结挺夫妇的逮捕令，对二人的审判工作也随之正式开始。1982年3月，经过长达4年的审理案情工作，张西挺、刘结挺夫妇均被判处有期徒刑，各自受到了他们应有的惩罚。

在监狱内服刑的张西挺，已经对昔日里自己的所作所为表露出悔恨之意——然而，曾经一度被她冤屈至死的人，却不能复生。一些错误，一旦犯下就不可挽回，也注定无法得到人民的原谅。1993年，心怀愧疚的张西挺病情日渐沉重，出于人道考虑，国家批准将张西挺从监狱中接出，接受治疗。然而，此时的张西挺已经病入膏肓，生命走向了最后的时刻。1993年7月24日，张西挺病逝于四川成都，终年67岁，结束了她那可悲可叹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