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读了《裴德思：在西方的中国研究圈子，“亲中”就是敌人》一文，很长见识。由此想到阿拉伯世界的特殊情况，在那里，主流精英与重要媒体对西方的“中国研究”深信不疑，但并不是简单地接受投喂。他们在西方理论的基础上，按照他们的口味，潇洒地加工出十分大胆的特色版本。
汉朝在佩特拉设了大使馆？
阿拉伯媒体上有一种情况颇普遍，就是对历史极不严肃，学者们似乎是随心所欲地讲那过去的故事。至少涉及到中国史是如此，让我们中国人难以适应。
埃及《金字塔报》是有年头的严肃大报，2022年9月12日一篇《香料与丝绸之路间的阿拉伯与中国——埃及沙漠里的纳巴泰石刻铭文讲述了什么？》（以下简称“纳巴泰铭文”），反复告诉读者：
“他（埃及考古学家、纳巴泰研究专家拉杰）指出，（纳巴泰人活跃的时代）中国在东地中海阿拉伯地区（即黎凡特）是在场的，其角色为贸易的领导者和友好国家，并设有大使馆和过境路线。”“拉杰强调，中国在阿拉伯国家所设立的第一所大使馆，是在纳巴泰首都佩特拉，而其时在公元前一世纪”，“中国在位于佩特拉的纳巴泰首都设立大使馆，承担埃及的所有纳巴泰人和居住在西奈半岛、迦南和尼罗河三角洲的人们（的对华贸易事宜），他们跋涉前往中国，并从那里带回商贸货物。”
佩特拉是位于今日约旦境内的着名古城，按照报道中那位埃及学者的说法，汉武帝派张骞凿空西域的成果之一，是西汉在佩特拉那里设立了大使馆，给有合法护照的纳巴泰人发签证。《汉书》好像漏记了这事儿？
《金字塔报》同很多阿拉伯主流媒体一样，近年以来高度重视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对丝绸之路充满赞美，但是喜欢夸大其实，甚至有无中生有之嫌。2019年4月27日，《金字塔报》发表长文《历史在发声——在马穆鲁克时代的历史学家笔下，埃及与中国之间的“丝绸之路”是如何呈现的？》（以下简称“历史在发声”），介绍元朝与马穆鲁克王朝之间的交流，汇集了多方领域埃及专家的观点。
结果，报道中，隶属开罗大学知识学系的高级编辑贾米尔博士介绍“伊历612年（1215年）成吉思汗对中国的宋王国”发动了强力进攻。这一笔再次证明，在伊斯兰世界，成吉思汗征服了“宋王国”即“中华帝国”，一直是“正史”的一环，被当做“历史真相”，即使学术界的严肃学者也深信不疑。
“历史在发声”充满激情：
“丝绸之路有能力为自己开辟文明的路线，那些路线植根于历史，它也有能力超越旧世界的地理界限，为世界各国人民一起合作的未来描绘一幅光明的图景。”
并且如此介绍：
“这条历史性的道路从中国延伸到旧大陆（亚、非、欧），面对它的复兴，我们需要置身到历史的旅程中去，上溯到公元前三千年间，那时中国人发明了丝绸制造业，其惊人的纺织和刺绣技艺使古代世界的人民感到震惊，以至于催动他们用黄金和宝石相交换。”
阿语媒体上的相关作者都清楚丝绸之路是德国人李希霍芬首先提出的概念，在中东，也有一种一致的观点：汉朝的武帝派将军张骞在公元前二世纪中叶建立了丝绸之路。但是，阿拉伯精英们并不肯拘泥于成说，他们往往认为丝绸之路的历史更为古远，而且绵延悠长。“历史在发声”便宣称其为持续了二千五百年以上的贸易路线。
半岛阿语官网也是在2019年上线的一篇《中国如何拓展对世界的主导》开篇则曰：
“三千年前，丝绸制造业开始启动从中国走向世界各地的道路。当然并不仅是丝绸，还有许多其他未经提及的产品，它们从中国及东亚运向中亚、北非和中欧，经过特定的道路，而后者自古以来即以‘丝绸之路’一称知名（原文确实如此）。”
掐指一算，那是西周时期！
回到“历史在发声”一文，关于元朝同马穆鲁克王朝的关系，文中有这样的介绍：
“艾尔迈格来兹在《君主国家赐赠的行为》一书中提及，埃及的一些马穆鲁克埃米尔（也可译成王子）本是来自中国，他们是以作为礼物的性质，由中国君主（赠送）给马穆鲁克的苏丹们，从而到来（埃及），而在埃及的埃米尔们当中，他们拥有很高的地位，并在埃及的国家（体制里）担任了重要职务，例如纳赛尔埃米尔即埃尔安（译者提示，这个名字不是阿拉伯或波斯发音，是奥斯曼也就是所谓土耳其/突厥语发音，与埃尔多安的拼写很接近）谢赫，他担任了苏丹国在沙姆的监察官，而沙姆其时在纳赛尔苏丹穆罕默德·本·加洛万治下。”
看得我一愣一愣的。只听说过送公主和亲，难道还有送王子和亲的？
丝绸之路帮助阿拉伯恢复文明自信
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对阿拉伯人非常蔑视，把他们的过去与现在描成一团黑。然而，丝绸之路的宏大叙事有别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史观，在丝路的往昔当中，阿拉伯人看到了先人的身影，看到了本地区在历史中曾经的重要位置。可以说，丝绸之路有助于阿拉伯世界恢复文明自信。
同时，古老的记忆一旦被唤醒，便显露出在欧洲史之外，人类有着更为丰富和广阔的风云往事，这使人对西方文明不再简单迷信。因此，新世纪以来，阿拉伯世界对丝绸之路爆发了极大的热情。
同样重要的是，那一地区的人们，尤其是精英群体，也很热衷“复兴丝绸之路”的想法，那意味着摆脱西方的控制，在非欧美中心的世界结构中获得发展繁荣的机会。
早在2010年，半岛的谈话栏目《档案》就制作了一期《中国与阿拉伯——由丝绸之路到丝滑外交》，制作方非常敬业，在录制现场特意摆了一道中国屏风作为背景，并广邀各类人物参与发表意见，包括中国公使、埃及前驻华大使、中阿友谊协会负责人，也包括普通的埃及商人、毛里塔尼亚女商人。节目播出后，还把全部发言整理成文字稿，上传到官网，至今可以读到。
该节目透露出的一些看法很有意思，例如，至今还有人相信，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曾经准备派大规模军队去帮助阿拉伯联军对抗以色列；主持人注意到，有西方专家认为，美英入侵伊拉克，是为了阻止中国直接与海湾国家展开石油贸易。
那位主持人将“中国是否在对阿拉伯实行‘软入侵’”设为议题，但参与者大多都肯定了中阿贸易的益处。《今日中国》阿语版副主编侯赛因·伊斯梅尔博士更是强调，“中国是大国列车中的最新一列，是阿拉伯该上的车”，中阿友谊协会负责人马苏德·达赫则认为，世界上存在两种全球化模式，第一种为基于暴力的欧美模式，总是通过武力改变世界，一如他们在伊拉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所为；第二种为人道化的中国模式，基于共同利益而促进贸易交流的全球化，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危机以防止战争。
正是如此的思潮激发阿拉伯人格外关注古代中国之于丝绸之路的意义。不幸的是，帝国主义思想的熏染、近代遭受殖民的经历，对阿拉伯精英的影响浃髓沦肌。他们普遍地产生幻觉，以为古代的丝绸之路是一项实体工程，类似英国治下的苏伊士运河、印度大铁路，也类似美国对中东石油国家的控制方式。在他们的幻觉里，丝绸之路由“中华帝国”建造，并由“中华帝国”拥有，那一“帝国”通过丝绸之路，向外输出丝绸等先进产品，然后将世界各地的贵重物品引流回来，由此形成一种独特的“主导”世界的方式。
“纳巴泰铭文”中，埃及学者宣称，公元前一世纪，中国在黎凡特地区设有“过境路线”，显然，他是认为，西汉建立了一条独家控制的商道，以长安为起点，穿越中亚，再经过地中海东岸沿路地区，一路直达埃及和阿拉伯半岛，再伸入非洲；另一路则通向地中海北岸。两条线路都与罗马帝国的商路直接对接，在如此漫长的商道上，西汉沿线设置了各种官方机构，包括大使馆，对丝绸之路施行有效管理。这明显是对张骞凿空西域的误解。
该假设反映了目前世界上普遍犯的错误，很多专家学者也不能避免，那就是以今日的高度工业化状态去想象过去的历史，忽略了工业化、现代化的力量。这种错误无视历史上各个阶段的技术水平对人类能力的限制，仿佛飞机、汽车和铁路都是自古以来。按说不难明白，想象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在公元前一世纪，任何力量都不可能修建一条从长安辐射到欧洲和非洲的完整道路，再设立机构去控制它。
也许，阿拉伯人是按照罗马帝国来想象中华帝国，可却忽略了中国与中东、非洲、欧洲的地理距离。罗马帝国的富庶区域就在黎凡特和北非，当然要对该地区着意加以控制，可是，在彼时的物质水平下，中国实在太遥远了呀，那不是普通的过不去，那是绝对的过不去。不然怎么会有苏武牧羊的悲壮呢！
伪史内涵的意识形态交锋
阿拉伯人对丝绸之路产生误解，原因是多重的。
其中之一是，近代西方人无法自拔的“帝国迷信”里，有一条基本信条：“帝国是没有边界的。”中东精英遭这样一条教条彻底迷惑，就幻想中华帝国的“势力范围”一定与罗马帝国接壤，还就有人在当地的古代石刻里去找证据。——实际上，明白了那一教条，也就能明白，为什么中东人会产生中国该派兵去叙利亚之类的看法。
使阿拉伯人产生幻觉的另一个原因，则是西方右派打造的“中央国王论”牢牢控场。中东追随西方，存在着关于中国的一大谜案：为什么中国不抢在英国和美国之前，对世界发动征服，建立英国那样的日不落帝国、美国那样的全球化帝国？
该谜案又细化成三个谜案：
为什么在怛罗斯之战与扎鲁特泉战役之后，中华帝国就不再对欧亚非展开征服？——这是阿拉伯精英最感兴趣的谜案。
为什么明朝不坚持保有元世祖——他们习惯称为忽必烈汗——名下广大领土的世袭继承权，收复和统治蒙古帝国的广大领土？并且，明朝以后，中国人一直是同样的态度？——这是西方人和中东人同样感兴趣的谜案。以埃尔多安为代表的土耳其狂人们冒充是蒙古人的后代，从而宣称对包括中国北方在内的广大欧亚土地都有统治权，在我们看是疯子，但阿拉伯人就觉得他们精神十分正常。相反，对阿拉伯人来说，倒是中国人的脑子很古怪。
为什么郑和下西洋之后，明朝没有展开对海洋的征服，把印度洋白白送给了其时力量弱得多的欧洲人？——这是西方人最感兴趣的问题，据历史学家阿布—卢格霍德看来，这个问题“在过去至少一百年内令许多严肃的学者困惑不已——实际上已经在他们当中引起了绝望情绪”。那一谜案也传入阿拉伯知识分子当中，他们一谈印度洋的海权，往往要引入郑和下西洋的往事，然后分析一番。
对上述所谓谜案，阿瑞基等优秀学者已然提供了有力的答案，但却无法说服“帝国”的崇拜者们。
西方的中央王国论进行了另一番全套的解释：
历史上漫长的时期内，中国的文明都高度先进，与中国之外的地区形成了绝对落差。因此，中国对世界充满了轻蔑，没有征服世界的欲望。在中国人看来，中国以外一体是可怕的野蛮人，于是，中国人从来都畏惧同外界的冲突，进而畏惧战争。最重要的是，中国人自古享受着文明，特别文雅，结果是完全不会打仗，也不敢打仗。
中国人完全不会打仗、也不敢打仗的成见，是不是很出乎我们的意外？我国人民自豪于抗美援朝单挑联合国十七个堂口，自认是武德充沛的民族，然而，在世界上，抗美援朝、一九六二年中印战争的真相遭彻底阻断，各国人民都相信，中国人对战争一窍不通，到了战场上那必然是一击即溃，就如二战时的意大利人一样。这也是阿拉伯人相信成吉思汗征服了整个中华帝国的原因之一，因为，在他们遭灌输的认识里，成吉思汗必然非常轻松地一举打下了那个大帝国，根本不可能受到像样的抵抗。
阿拉伯世界全盘接受了中央王国论的如是说，不过那里的聪明人一拍脑瓜，想出了三大谜案的谜底：中华帝国建立了一条丝绸之路，以这样的方式，通过经济控制的手段，达成了君临天下。然后，中国人就不需要对世界展开武力征服啦！
按理说，但凡受过教育的人都马上就能看出那种幻想不切实际：怎么可能不用武力就控制一条贯穿亚洲、深入欧非的万里商道呢？然而，在这儿，一神教的信念发挥作用了：一切都是神意的安排。神意就是能让一个遥远的东方国家仅仅靠着先进的文明，靠着漫长的贸易路线，就达成对世界的主导。神说要有中华帝国和丝绸之路，于是就有了中华帝国和丝绸之路。你还别不服，不服就是不虔诚。
我们已经习惯于由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指导思维，但是，到了阿语世界，宗教唯心主义始终植根于大多数人的心田里。
把大航海汇入丝绸之路
像西方人一样，对阿拉伯人来说，“帝国是无边的”，既意味着在空间上的扩张，也意味着在时间上的持续。而世界上“帝国迷信”的信徒很高兴地发现，西方中国学提供了一个在时间上“没有边界”的帝国，那就是据说拥有四千多年帝制史的所谓中华帝国。中央王国论虚构了近乎神话的中华帝国叙事，再用它反过来证明帝国的神圣，让人们通过中华帝国的例子，领悟如此神秘和动人的“历史真相”：真正的帝国确乎是不朽的，不朽的帝国才是真正的帝国。很明显，帝国迷信里的各种言说，都是一对对伪造结论的同义反复。
在如此的洗脑之下，中东知识分子很容易地就拥抱了丝绸之路史的一种修正版。那一修正版颇有颠覆性，由当代西方的机灵人儿推出，而该版本把欧洲自大航海时代以来的殖民与扩张活动，算成古老的丝绸之路的延续和拓展。该版本在腔调上似乎是致力于去西方中心主义、去殖民化，但却开辟了帝国主义的一片又一片新沙场。
其中之一就是，把以鸦片战争为标志的中西冲突，表述成列强之间的冲突，全是因为一个得意洋洋、富有先进的大帝国蔑视欧洲人，才激发了冲突。这样一举把中国从亚非拉世界拉了出去，更是否认了一八四零年以来中国人民反侵略反帝反殖民斗争的性质，否认了中国革命的意义。
阿拉伯知识分子很容易地认可了扩编的丝绸之路，他们乐得相信，从公元前的古老年代一直到整个十九世纪，中国一直利用丝绸之路，强势地控制世界。半岛纪录片频道阿语官网在2020年12月上了一篇《“茶叶战争”——中国凭之入侵世界的迷人饮料》（以下简称“半岛茶文”）就十分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