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之前，王洪文还只是上海某工厂的一个保卫干事，不过在那个年代，他有一个显着的优势，那就是“出身好”。世代贫农、当过兵、参加过抗美援朝、当过工人，集工农兵三大身份于一人，根正苗红。

文革开始后，心思敏锐的王洪文立刻组织了一批工人，组织了上海工总司，大肆批斗上海市的老干部，趁机夺权。而在与张春桥等人勾结到一起后，他们更是掀起了针对整个上海市委的夺权风，王洪文得以当任上海革委会副主任，成为高级领导。

后来，王洪文还将手伸进了部队，不仅身兼市委书记、工会主任，还担任了警备区的政委，短短两年时间不到，他就位高权重，在上海呼风唤雨，我党九大上，他就被选为了中央委员。

在张春桥等人的造势下，主席注意到了这个工人代表、“革命”先锋。1972年，王洪文被调入北京工作，受到了主席的重点培养，在周总理的带领下直接参与国务处理。

1973年，十大召开，在主席的大力支持下，王洪文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并被任命为中央副主席，还成为军委委员，这个时候，他已经开始向权力的巅峰迈进，而当时，他年仅38岁。

这样一个年轻的“接班人”，按道理说只要稳打稳扎，按照主席为了设定的道路进步，是应该能成为一个合格领袖，但王洪文却担当不起这份重任。

在当上中央副主席后，王洪文就如文初所说，经常陪同主席接见外宾，出席各种重要场合，甚至有一段时间还替总理主持过中央的日常工作，这都是难得的磨砺机会，但王洪文却机会没有任何进步。

他爱慕虚荣、贪恋权势却又不学无术、胸无韬略的弱点暴露无遗，哪怕对主席亲自交代的学习任务也十分敷衍，主席见此，终于考虑启用邓小平。

而让主席彻底失望的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王洪文与江青等人联系得十分紧密。对此，主席特意提醒过他不要拉帮结派，特别是不要搞“四人小团伙”，但王洪文却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这才导致了他的彻底“失宠”。

那正是在小平同志复出伊始，江青、王洪文等人对他的出山十分紧张，加快了争权夺利的步伐。正好中央计划召开人大会议，涉及一些人事安排。王洪文在费尽心思打听之下，得知本来被他们“四人帮”视为囊中之物的第一副总理人选，竟然不是张春桥而是邓小平。

这让几人大为紧张，在经过连夜商议后，王洪文急冲冲地飞到长沙，向正在长沙静养的主席告状，背后抹黑邓小平。主席对这种行为十分不满，提醒他有什么意见可以在会上当面发表，要学会搞好团结，要多向总理汇报，不要跟他们（指江青等人）搅在一起。

应该说主席这一次对王洪文的批评还是语重心长的，还有着提醒教导的意味在里面。没有达成目的的王洪文在回到北京后确实也老实了一段时间，但却依然没有脱离“四人帮”。

到年底时，不死心的王洪文再次前往长沙，又向主席提出了对邓小平的意见，主要是想推张春桥上位。主席已经对他十分失望了，这一次直接斥责他“我几次劝你,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总是听不进去!”并责令他作出书面检讨。

这一次回去，虽然仍处于权力核心，但王洪文已经基本失去了接班人的地位，到1975年，这个变化开始公开化，媒体上对他的报道不再是头版，甚至后来中央给他的分工也成为负责开办工农兵读书班、党校等工作，这让王洪文开始边缘化。

心灰意冷的王洪文借口到上海搞调研，回到“老家”数月，沉迷于吃喝玩乐，但最后还是不甘心失去权势，与江青等人继续沆瀣一气，最终被中央隔离审查，从最高权力的接班人，落得锒铛入狱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