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水华开始着手把小说《红岩》改编成电影的工作。历史再一次彰显了它的戏剧感：延安、上海，中国现代文艺最重要的两支力量，将汇聚成新中国电影的主流，而于蓝、赵丹将会担任这部影片的主演。他们之前的人生，仿佛在为这部影片的诞生做着某种偶然而又必然的准备。
1958年，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发表，1961年，同题材小说《红岩》出版，引起轰动，很快被改编成话剧、歌剧各种版本，红岩故事开始为广大群众所知晓。于蓝在住院期间通过《中国青年报》连载读到了小说，被深深吸引。她将其推荐给北京电影制片厂，又跑去报社要到了作者的联系方式。1963年，原作者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被请到北戴河，写出第一稿剧本。作为小说读者，水华也无比激动，充满激情；而作为电影作者，他却又显示出了强大的理性力量。他在写作第二稿时，不但与作家深入沟通，更带领主创人员辗转北京、重庆、贵阳各地，去寻访在世的与这段历史有关的人，不但有江姐的同学好友和儿子，车耀先（许云峰原型）的女儿、华子良的原型韩子栋、小萝卜头的姐姐等，也包括正在人民监狱服刑的军统头目徐远举（徐鹏飞原型）、已在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任职的沈醉（沈养斋原型）等，以了解那些人物的心理和行动的逻辑。采访归来，于蓝等人整理出十几份人物小传，先后共达三十万字之多。无论史实凭据，还是情感储备，都不可谓不充足。也正是因为万事俱备，要从艺术的角度找到一股最有力的东风，在电影有限的时长里凝缩、升华红岩精神，反倒显得困难。
这个难题交到了左翼戏剧和电影的开拓者之一夏衍手里。他给出的意见出人意料：把第二稿中只有两场戏的江姐立为主线，贯穿全片。夏衍认定，江姐会是全国人民都会关心的那一个人。于蓝记忆里，夏衍随后说了句“别打扰我，我来改”，然后，就在广东新会县的玉兰花香中，用一周的时间写出了第三稿，片名也从《红岩》改为《烈火中永生》。水华读罢，认为可以拍了。
新剧本给于蓝造成了不小的困扰。她原本计划通过此次拍摄学当导演，并一直在做副导演的工作，现在不得不回到主演的岗位上去，并认真琢磨夏衍的叮嘱：你演江姐，不要演成刘胡兰，也不要演成赵一曼。
这时，水华又委托于蓝另一件工作：邀请赵丹出演许云峰一角。这个选角建议，是摄影师朱今明提出的，他是赵丹的总角之交，又是新疆蒙难的狱友，认定此角色非“阿丹”莫属。在此之前，赵、于两人曾因筹拍鲁迅传记片有过合作，这封信由于蓝来写可谓合宜。但于蓝却备感为难，觉得以赵丹的影坛地位，请人家来演二号，不好开口。然而，当赵丹收到那封措辞恳切、婉转的信函后，对角色比重的事毫不在意，他立刻挥毫作复：我多么向往水华同志和你们一起合作的集体呀！我来，我一定来！
那一刻，赵丹或许会想起，1933年，自己在上海导演美国剧作家奥尼尔的话剧《天外》时，水华初登舞台饰演弟弟的模样。
那封信，是赵丹连夜用当时最快捷的航空信发出的。两天后，他收到了北影厂的邀请电报。
1964年，赵丹乘船抵达重庆。1939年他离开重庆，不久被投入牢狱；这次重回，要再赋“囚歌”。朝天门码头迎接他的恰是朱今明，这让饱经沧桑的赵丹一时难以释怀。当于蓝约请他前往中美合作所等处参观时，赵丹竟拒绝了。在罗广斌登门之后，他的心结才打开。赵丹旋即意识到，自己对旧日重庆的熟稔，局限于日常场景；而渣滓洞白公馆的环境，单凭想象绝不可能感同身受。
在进入创作状态后，赵丹发现，三位原作者似乎也有心结。他们对现剧本的态度，尊敬客气又不以为然。多次恳谈之后，他们才吐露真实的想法：小说遵循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富有传奇色彩；而剧本则恪守现实主义，含蓄内敛。两种美学意趣相去甚远。于是，水华、于蓝、朱今明等也都加入了讨论。从艺术哲学的角度来看，那场讨论实际上深入了中国现代文艺如何完成理论建构的层面。当他们最终把《烈火中永生》的风格确定为“以革命现实主义为基调的涵有浪漫主义的一首壮烈的颂歌”，他们其实无意间用中国哲学里“度”的思维完成了一次创新实践。
与此同时，实拍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重庆都邮大街在北影厂美工团队手里变回了20世纪40年代模样，充当群演的重庆文工团同志发动群众翻箱倒柜找出旧时衣物，最终呈现的效果堪比纪录影像。当时的中国电影工业，有种种迫不得已的因陋就简，也有后世过度发达的技术迷思再也无法企及的质感和诚意。
多年后，于蓝在回顾这次创作时，首先提及的却是一份遗憾：片中，江姐先是目睹城门上高悬着丈夫的头颅，后与双枪老太婆相会，她表现得过于坚强和自制了；如果，她哭出声来，那会更符合江姐的心情罢。相比之下，在表现对幼子、对小萝卜头的感情时，于蓝的母性流露就要自然丰沛得多，那源自她从江姐真实事迹中得到的深深震撼。另一边，水华对江姐被捕受审一场戏的处理，空间造型充满张力。敌人威逼利诱无果后，拉开了刑讯室的门，烧烙铁的火焰照亮了延伸开的新空间。江姐迈进人间炼狱，神色泰然。后来，对于蓝表演“英气不足”的那一种指摘，其实反倒表明，水华所追求的艺术形象——“坚强的战士，温柔的母亲”——成功了。于蓝因此受到了几代观众的拥戴，而这又使她生出一丝受之有愧的不安。
甘当二号的赵丹则充分享受着创作的过瘾。他最得意的两场戏都是即兴发挥而来。一是出场时遇到军警当街检查行人，赵丹饰演的许云峰机警地买下一份《中央日报》以作掩护。国民党搞的这份报纸当年是如此不受重庆人待见，以至于军警打开时都有点意外，表演的节奏出现了小小停顿，赵丹忽然劈手夺过报纸，扬长而去，留下两位发懵的群演。二是许云峰咖啡馆约见甫志高，意识到此人已将党组织陷入危险，惊怒交集。赵丹下意识动作，小匙落进杯子，当啷一声，提醒了许（也是赵）要克制。到拍许被捕一场时，赵丹已化身为革命先烈，全然忘我。他从从容容站立在茶楼木梯上端，吸引着特务和叛徒所有的注意力，也顶住了全部的剧情压力。银幕上，赵丹沿对角线缓步踱下，英气逼人，以至于老友谢添看罢，连呼“最够味”“最有味”，甚至表示自己下次也一定下个楼梯。
一切都遵从了现实主义的艺术法则，一切也都包含着历史和现实原本就有的浪漫与诗情。于蓝等人记得，饰演小萝卜头的方舒才6岁，对表演懵懵懂懂。水华把她拥在怀里，用手去托着她的两只小手，嘱咐她千万别碰伤了手中的小蝴蝶，还要让它更高高地飞起来。1986年，学者陈犀禾道破了其中奥妙：水华在表达强烈的革命激情时，并不失其动人的生活情趣，从而使“革命”这样一个在当时变得越来越僵硬的概念，在他的作品中变得富于人性，感人至深；我们很难忘记，铁窗之下小萝卜头对自由和幸福的向往。
样片出来后，郭沫若题写了片名。先在电影圈内引起轰动，适逢其会的还有来访的日本同行，他们不无激动地指出，这是日本绝不会有的一种电影。正如副导演赵元后来意识到的，中外电影反映监狱斗争的很多，但没有一部像《烈火中永生》那样，会出现这些场景：难友们戴着镣铐扭秧歌，举着旗帜挽联在狱中开追悼会，几名女囚秘密绣出她们想象里的五星红旗……
偶然的机缘，于蓝得以向周恩来总理转达了希望他来审看样片的意愿。周总理真的来了。在主创等人陪同下，他在新闻电影制片厂放映厅里，通过艺术化影像，再次看到自己战斗过、留下足迹的山城。放映到龙光华烈士牺牲的场景时，周总理失声轻呼，自语道：很感人嘛。
这次审看，不但为《烈火中永生》最终与群众见面铺平了道路，还推进了创作的最终完成。周总理建议，应该补拍一场烈士英勇就义的壮烈场面，还特别嘱咐，打电话把已经身在上海的赵丹召回来。这场戏，拍摄于北京西山，电影的海报也采用了许、江慷慨赴死时的造型设计。
1965年夏，《烈火中永生》正式问世，毫无悬念地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人民的赞誉，是对艺术家、艺术作品的最大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