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简称。1951年11月20日，润之将东北局报告转发省级党政军组织和中央各部门党组，正式拉开了三反运动的帷幕。他这幺做绝非小题大做，而是中共在此阶段的腐败现象已见端倪（比如他访苏回国在东北地区遇到的吃喝风）。如不用霹雳手段狠刹，一则用高税率和低价征购手段从农民那里获取的资源，会被这些有腐败现象的干部截留挥霍而无法用于工业化；二则失去民心将步李自成后尘。 就在11月21日，也就是通知发出的第二天。河北省天津地区爆出一桩大案：该地区行署副专员李克才在从12日开始在保定举行的中共河北省委第三次代表会议上，公开站出来向与会的824名代表揭发：前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已于当年8月调任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和现任地委书记（前行署专员）张子善，合伙进行贪污、盗窃国家资财的活动！ 刘、张案件的查处在新中国政治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正统党史予以高度评价。但近年来，网络上出现了不同声音，主要是认为该案未严格依法办事、存在人为重判问题。而刘青山长子刘铁骑及其他亲属出于家族利益，也给出了一些与正统党史不同的说法，以此证明该案其实是“冤案”。鉴于该案是三反运动中的核心案件，有必要结合正反两方面信息，进行一下客观介绍。 刘青山生于1916年，河北省安国市石佛南章村人，出身贫苦，幼年在博野县南白沙村当长工，具有天然革命性。1931年，他加入中共，翌年参加高蠡暴动（小说《红旗谱》即以此为历史背景）。暴动失败后，他被捕入狱，在敌人严刑逼供下甚至刑场陪绑时都坚贞不屈，后靠祖父以当地名医身份请托敌办案官员，才被保释出狱，但仍与党组织保持联系。 1937年抗战爆发后，刘青山重新重新为党工作，于10月选送抗大学习。次年8月，他毕业后任河北省大城县委组织部长，先以青塔书店掌柜身份，用地下斗争方法进行抗日宣传（在此过程中掌握了一些经商技巧，产生了经商兴趣），通过组办民运训练班，培训出很多优秀干部；并和县委一起创建了县大队和八个区小队抗日武装，其妻范勇（原名樊桂兰）就是那时在他引导下参加革命的。 1941年3月，大城县原县委书记叛变逃跑，刘青山被任命为县委书记。他领导人民粉碎日伪清剿，使县抗日队伍和根据地不断壮大，日伪恼怒之下，出1500块大洋悬赏抓捕。1942年五一大扫荡后，大城县党组织中出现一批叛徒，他领导县委开展镇反运动，沉重打击了敌特汉奸嚣张气焰，并开辟了文安洼抗日根据地，使全县抗日形势好转。
当年9月，刘青山调任任河（任丘、河间）县委书记；1944年10月，任冀中八地委城工部长。抗战胜利后，刘青山于1945年10月，升任冀中八地委书记兼任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政委、地委党校校长，在解放战争期间，与任第八军分区司令员的孙毅密切配合，为华北解放战争的胜利作了大量工作，得到了时任华北军区后勤司令部政委黄敬高度赞许。 1949年8月，河北省合省划区统一新老解放区，刘青山拟任天津地委书记兼行署专员。尽管黄敬在之前已担任天津市委书记兼市长，但天津市为中央直辖市，天津地区隶属河北省，两者并无隶属关系。故其工作安排与黄敬并无关系，当然，双方关系融洽也为他利用机关生产在天津开办工厂提供了便利。 张子善生于1914年，河北省深县尚村人；幼年家境贫寒，父亲早逝，母亲多病，大哥到东北当雇工，二哥在家当雇工；全家把脱贫翻身希望寄托在聪明好学的他身上，砸锅卖铁供其上学，考上了安平县乡村简易师范。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于1933年10月被吸收入党。1934年，他因叛徒出卖被捕，在敌严刑拷打下未出卖组织，在由安平解到天津监狱途经安平火车站时，曾卧轨抗议国民党当局迫害，迫使进站客车紧急制动停车，造成较大社会反响，后被判五年徒刑。 1937年七七事变时，张子善乘乱越狱，一边教书一边寻找党组织，终于找到曾在一起坐牢的冀中二地委组织部长，重新为党工作。党发挥其特长，派往献县任教师进修学校校长，结果两年之内培养出教师七八百人，并组织他们学习润之的《论持久战》，从中发展了不少党员。在他努力下，献县1940年就成立了第一所“县立高小”， 后来发展到每区一所“高级小学”；后凭教育方面成绩，任献县县委书记。 1945年，张子善调任冀中八地委组织部长，与刘青山发生交集。1948年，他改任冀中十地委（平津保三角地区）第二书记兼宣传部长，该地区周围都是敌重兵屯驻的大城市，条件艰苦。但他表现出色，尤其是在平津战役中，组织群众开凿冰冻的大清河，以船运粮保障后勤，得到总前委的表彰。之后，河北省委本想让教过书、有文化的张搞政策研究，但他想往实权干部方向发展。恰好刘觉得自己文化低，遂向上级要求不兼专员，推荐有文化的张为助手。经领导批准后，张就任天津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从此踏上了不归路。 刘、张闯祸起因是“机关生产”，该项事业发端于抗战时期，各根据地因没有统一后勤供应，便各显神通发展生产经营（着名的南泥湾开荒也属于机关生产）。建国初期因国民经济十分困难，中央和各级党政组织曾作出过一系列关于开展机关生产的规定，目的是自行解决刚建立起来的各级政权机关财政经费及相关人员穿衣吃饭问题，避免给本就很困难的国家财政增加负担。于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小机关纷纷集资，开办了不少营利性公司企业，一时间蔚然成风、热闹非凡。
但机关生产弊端也很明显，那就是哪个单位领导经营能力强，人员待遇就好；领导能力弱本事小，人员待遇就差。于是，一些领导为了在上级那里显示政绩、在部下那里树立威信，就会无法无天，怎幺能搞到钱和物资就怎幺做。刘青山刑场陪绑都能面不改色，恰恰就是这种胆大包天之人，既敢于拍板决策，又有一定经营思路。张子善曾卧轨抗议，冒险心也不小，同时又把追求实权看作人生目标，在机关生产方面自然会发挥办事能力强的特长。加上依托当时国内第二大工商业城市天津，他们很容易闹出大动静。 机关生产需要启动资金，刘、张是如何筹款的呢？主要手段就是挪用本不可以动的财政专款。第一笔资金来自于救灾粮：1949年，华北地区遭受灾荒，辖有天津、宁河、宝坻、武清、安次，永清、霸县、文新（文安、新镇两县1947年合并而成）、大城、静海十县和杨柳青、胜芳、汉沽三镇、人口400多万的天津地区，被刘、张上报为重灾区。 为此，国家粮食总署到1950年2月初，先后多次给天津地区调拨救灾粮3989余万斤（主要是东北玉米）。刘、张觉得这是个空手套白狼的机会，遂只将其中779万余斤粮食，救济了3.5万余户、近8.6万最贫困的灾民（平均每人近93斤）。剩下近3200万斤东北玉米，他们刻意采取了一种不合理方法：要求借入者秋后归还小麦。群众是会算账的，觉得并不合算，遂吃糠咽菜艰苦度日，很少前来借粮（由此可见，天津地区灾荒并不严重）。 刘、张等的就是这机会，因为东北玉米水分大，易霉变，不宜长期存放，必须立刻处理。于是，他们先组织人晾晒玉米，然后经请示上级同意（必要手续），发动干部、职工到集市上销售。机关人员不胜其扰，有人认为“这是不务正业”，还有人说：“救灾粮，是救灾的，卖了还救什幺灾”。但刘、张不为所动，终于卖出其中一部分，得款28.9亿元（人民币旧币，以下均同）。该款性质是地方粮款，本应存放银行，待需要时重新购粮救灾，或归还国家粮食总署，但却被用作机关生产启动资金。 当时还是市场经济模式，机关生产也必须在市场竞争中占优才能盈利，刘、张之前并无经验，故先开设与政府行为有关联的企业。恰在1950年4月中旬，天津地区治理海河的民工工棚在春雨中被淹倒塌，6位民工不幸遇难；专区合作社在供应民工口粮时，苛赚粮食220万斤（作为利润上交，也变成机关生产资金），导致数百民工饿倒，大批民工因饥饿跑回家。刘、张在慰问受灾民工、组织抢救病号、处理责任人同时，决定先买下私营的天丰机米加工厂，通过供应民工口粮获利。
到了当年深秋，省政府决定修治潮白河、海河、永定河、大清河、龙凤河，天津地区共安排六万多民工参加。刘青山提议以机米厂为基础，成立河工供应站以取代地区供销办事处，供应民工口粮，获取利润6亿元，期间又挪用了干部家属救济粮款1.4亿元。次年春季，省里再下发以工代赈粮1800万斤，继续修治河流。刘青山专程到河工站，提出30亿元的利润目标。 为此，河工站将高粱米、咸菜利润都定为每斤100元，油利润定为1000元，可还完不成指标。于是出现了一些恶劣事件：以单价600元买来10万斤坏米，按850元单价供应民工；制作的咸菜因放盐少而发霉长毛依然供应民工；从胜芳拨霉坏玉米20万斤（应该是上年晾晒销售后遗留下来的）作为民工口粮。所有缺德手段都用上，仍只获利10亿元。据说，民工吃了坏粮、霉咸菜，静海、宝坻等县共有10人病亡（判决书中未提）。 尽管直接责任者是河工站，但若非刘青山下达利润指标，也不会出现这种恶果，故他难辞其咎。而河工结束后，各施工点又将使用过的铁锨、镐头、小推车等工具，以便宜价格向民工出售。由于性价比高，民工踊跃选购，各管理站将回收资金上缴河工站财务科，累计得到6亿元。这件事倒也算是一举两得、物尽其用。这样，刘、张在机米厂为核心的河工站上，累计获利和套现挪用22亿元，均在第一时间投入机关生产。 刘青山尝到机关生产甜头后，就对地委书记日常工作毫无兴趣，以抗战时期为发动群众吃糠咽菜、饥一顿饱一顿患了胃溃疡为由，向上级申请去天津养病。而从抗战开始，河北根据地就分为冀中、冀南两区，由此形成两个山头，省委书记林铁作为冀中山头首领，刘、张是他的左膀右臂，既然下属有事来求，也就以山头首领身份同意了。 于是，刘青山率全家、配备保健医生、警卫员、司机、厨师，入住天津市马场道安裕里5号。地委工作改由张子善主持，李克才相应主持行署工作，但重大问题仍须到天津向他请示裁决。但其实他不完全在养病，而是指挥进驻临近其住处的马场道18号行署驻津办事处的地委秘书处副处长康光宇，用挪用的专款在天津市区扩大机关生产，实际角色已转变为一家正在创业之中的“综合性国有大型企业集团”老总兼天津地委“太上皇”。 此后不久志愿军入朝参战，中央指示在武清县杨村修建战备机场，以掩护北京和周边地区。天津地区配合征地和搬迁工作，成立了地委、武清县、机场所在乡三级政府组成的“机场修建筹备委员会”。刘、张授意将部分盐碱洼地按可耕地标准计价，向空军申报的征地搬迁预算为29亿元，空军一次性拨付到位。
征地、搬迁款是逐步向相关村民支付的，刘、张利用时间差，以这笔巨款开办了天津电线厂。尽管该款不可能挪用很久，用防汛水利专款、干部家属救济粮款、机米厂利润等款项逐步填补，未耽误机场动迁；但对其机关生产“事业”意义却非常巨大。因为该厂交主管部门管理后，后来发展成拥有六个分厂、5500多名职工的大型综合性电缆制造企业。1995年，该厂职工以厂庆45周年名义，自行制作“青山常在”纪念章佩戴，还赠送给刘铁骑一枚，含义不言自明。 刘、张虽挪用款项，但办事能力非常强。在空军在建设杨村机场时，因计划不周缺乏口粮和劳动力，他们及时组织民工支援，并在第一时间调拨国库粮50万斤满足了工程用粮。不久，空军方面以每斤1000元价格支付粮款5亿元，刘、张则用地方粮归还国库，将得到的资金又投入到了机关生产之中，性质还是属于挪用。 刘、张当然也是在政策许可范围里做手脚，报高机场动迁预算的本意，不过是想多占用点资金，并无吞没意图；故在机场即将顺利建成时进行结算中，代表筹委会坦率承认了预算时的计算错误，提出归剩余的7.4亿元。不想部队对他们的坦率十分感动，加上之前得到大力协助，决定不再收回这笔剩余款，以支援地方建设。刘、张喜出望外，决定该款一半留给武清县，另一半上交行署，都分别投入机关生产。 之后，刘、张组织地委、专署集体讨论了该款具体用途，认为当时基建任务繁重，建筑用盘条紧缺，建拔丝厂盈利前景比较良好，遂决定由康光宇牵头筹建。当然几亿资本还太少，遂又筹款追加。拨丝厂发展至今，成为了华北最大的铜冶炼企业、年产电解铜5万吨和各种规格铜线的天津电解铜厂，尽管主要是之后努力的结果，但至少也算是机关生产播下的又一颗良种。 截止此时，刘、张进行机关生产的资金都靠零敲碎打挪用，一旦专款有用途要收回就会出事，故希望拥有一笔可以长期使用的款项。经过谋划，他们拿出了一个大手笔：于1951年初，以响应中央“将工作重点由农村转移到城市”指示为名，申请将地委、行署机关、军分区司令部办公地点，从杨柳青石家大院搬迁到天津市区。 当时河北省天津地区与天津市的关系，相当于江苏省松江地区与上海市的关系，都是特大型工商中心城市与外围农村地区的关系，而且后者日后均成为两大直辖市的主要郊区。如按刘、张思路，松江地区就应该向江苏省委申请，将地委、行署机关、军分区司令部办公地点由松江县城迁入上海市区，但该地区从未有过这种想法。因为首先一点，以领导农村为主的地委和行署机关搬入特大型城市后，会增加基层干部向上级汇报工作的成本，致使上层干部不愿深入农村基层，并不利于开展工作。
更重要的是，杨柳青与天津市尽管距离很近，但搬迁属于离开本省，搬入另一个省级单位，未经政务院批准属于非法行为。但作为申请者的刘、张不明白这个道理，作为审核者的林铁同样不明白，本着对老部下有求必应的宗旨，立刻予以批准。双方只是在出事后，才知道此举违法，林甩锅而刘、张只得背锅。 当然，林铁同意是有条件的，即省里不拿搬迁经费，一切都要靠天津地区“自力更生”，赚到钱就搬迁，赚不到钱还在杨柳青办公。而刘、张本意就是扩大机关生产，搬迁只是手段而已，故拿到省委搬迁批文后，立刻成立地区盖房筹建领导小组，由康光宇任组长。康组长首先向天津市委、市政府办理报批手续，前面讲过，黄敬对刘青山非常赏识，他要搬入天津且有省委批文（建国初期都不太懂政府权限），不加思索便予批准，且大力支持，把八里台南开大学南边80余亩土地划拨天津地委，作为建房基地。 支持还不止于此，当黄敬得知天津地区并无搬迁经费，又让天津市计委主任李耕涛从建房贷款中借贷了60亿元。天津行署财政科会计刘振生，马上前往中国人民银行天津中心支行办理了贷款手续。可既然搬迁本身属违法行为，为搬迁而贷款就成了骗贷行为，等东窗事发，黄敬自然也要甩锅，说自己上当受骗，这口锅只能由刘、张这两个始作俑者来背。 得到建房贷款后，刘青山发现了东北木材与天津存在巨大差价，遂以盖房需要木材为名，令军分区管理科科长李林和行署干部刘本携巨款去东北购买木材，又请时任沈阳铁路局干部学校政治部主任的河北深县人张佩三帮忙解决火车车皮。三人正要出发，宝坻县政府批给县供销社贷款4亿元，用于购买造船用木料，帮助解决灾区农民造船缺料问题，听说东北木材便宜，也派县供销社干部李永存携4亿元参加购木。 四人以单价72万元的廉价购得木材4000立方米（刘铁骑等的翻案文章称60亿元贷款全部用于购买木材，据此算出单价160万元，因木料只是建房部分支出而不予采信），用车皮运回天津后，按单价200万元入账和卖给灾区农民，毛利在51亿元以上，自然又都划入机关生产的小金库中。 让刘青山们始料未及的是，案发后因李林让张佩三穿军服作为随员出行，被认定为派人冒充解放军盗买木材。因使用造船贷款购买木材又未给灾区农民优惠，被认定为“不顾灾民疾苦，忍心占用前述之救济水灾区造船贷款四亿元”。结果是当时大赚其钱闹得欢，到了秋后被追加罪名拉清单。 迁址建房还需要砖瓦，刘、张便又要求临近天津市区的天津、静海二县，挪用地方粮款2亿元建设砖厂。两县遵令而行，很快就建成砖窑并投入生产，但一时未见新机关开展建设，粮款又需要在一年内还清，遂将砖瓦投放市场销售。就这样，刘、张靠机关搬迁这个名目，又开辟了一个机关生产的新领域。
天津市区新机关的建设还需要专业建筑公司承建，但当时建设任务繁重，天津市建筑公司和时代建筑公司这两家国营公司，都谢绝承揽该业务。恰在此时，华北防空司令部谢政委看望正在“养病”的刘青山，也诉说了本单位建设任务重却找不到施工单位的苦衷。于是，双方商定合办一个建筑公司，先完成自己建设任务，再到社会上承揽工程，设法逐步发展为机关生产的一个支柱产业。 刘青山经过“锻炼”，经营能力明显强于谢政委，提出吸收一家私营企业为基础，然后改造成公私合营建筑公司的建议，得到了采纳。之后，他们找到一家愿意公私合营的隆顺营造厂（当时以营造家具为主，经理谷云龙觉得私营企业没前途，宁愿加入公办企业成为高管），谢又拉来合作伙伴中央军委气象局（每个单位都在搞机关生产），组成了一家三个国家机关加一个私人合营联合投资的建筑公司，名称、执照依旧，由华北空军司令部人员任总理，并向天津市劳动、工商、税务等部门报备。 隆顺营造厂改制后，由康光宇、谷云龙招聘技术人员，吸收失业建筑工人，很快形成施工能力，交给华北防空司令部，先去北京为其建设项目。但所招聘技术人员中，有一位是名叫刘达的国营鞍山建筑公司人员，是未经批准就离开的。鞍建查明他去向后，要求其回公司上班，但刘达在隆顺显然更受重视，不愿回去。于是，鞍建便向天津市劳动局、法院状告隆顺，要求将刘达绑缚押解回鞍山（改革开放初期也出现过这种情况）。 刘青山立刻在天津四处奔走解决，这次倒是隆顺有理，天津市劳动局、法院本着就业自愿原则，认为不能用对待阶级敌人方法对待普通群众，不支持鞍建的无理要求。鞍建不服，又于1951年4月，请天津劳动局派人一同去北京向劳动部反映。劳动部特地召开座谈会了解情况，最终对鞍建提出善意批评，同时明确指出从国家利益看无任何损失（技术人员从相对落后地区流向发达地区，国家利益还是有损失的）。到天津法院二次开庭时，作为原告的鞍建不再出庭，官司无疾而终。 不过，这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合理人员流动，与当时正在努力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大气候格格不入，到1951年10月，国家计委下文件通知各地：“凡今后到外地招用工程技术人员时，要持国家计委同意的函件，并通过当地有关部门办理，不准自行其事。”刘、张的行为就变得不合法了。判决书据此控告他们从事建筑投机，“竟敢”用高薪利诱31名技术人员（其中鞍建14人），严重破坏国家政策。 然而，该行为发生在国家计委发文前，严格来说不应视作违法，且招募的技术人员也没有31人，来自鞍建的只有刘达一人（鞍建领导大概没安抚好技术人员，出现集体罢工出走情况，另外13人跳槽到了别处）。就算违法，天津地委也只占股1/4，华北防空司令部和军委气象局也要承担责任。但结果是上述单位甩锅成功脱了干系，刘、张反正是要杀之人，多一项罪名少一项罪名无所谓，便又“勇挑重担”。
在围绕机关迁入天津市这个题材，刘青山连办几件大事后，又在康光宇（表面上在筹备机关搬迁，其实就是机关生产的具体执行者）建议下，开始筹建化工厂。此事跟一名五十出头的女子张文仪有重大关系，她随任吉林省财政厅驻天津推销处供销科长的丈夫阎堤客居天津，经营着有九头奶牛的小牛奶生产作坊。听说刘青山是个公家“大老板”，便定时以“优质服务”供应天津地委生产处牛奶，希望攀上关系。 不久，优质服务得到回报，张文仪蒙刘青山会见，并通过大肆吹嘘其夫能力，让正要结交社会上各种“能人”为其机关生产出力的刘，拿出求贤若渴身段奉阎堤为上宾。阎按其妻编好的“剧本”，向刘灌输“以商养工”观念，正对刚在采购木材中获得丰厚浮利的刘的胃口。阎又乘机反过来吹嘘其妻有经商才能，引诱刘任命张为筹建中的化工厂管销售的副经理，拿出49亿元巨款供其经商。 这对夫妇其实是奸商，早就得到吉林省财政厅要在天津采购复写纸的指令；遂由张文仪通过货比三家，买到一批性价比高的复写纸，加价9600万元卖给天津地委生产处；再由阎堤代表吉财驻津推销处，以更高价从生产处购进，让刘青山的机关生产事业赚取利润1.3亿元。这个把戏实际很低级，但刘利令智昏，竟认为张是能人，在其经营的小牛奶场盖了新房，来往都派小车接送。 到了4月间，张文仪又称马口铁（做军用罐头的材料）生意利润丰厚（当与朝鲜战争长期化和进军西藏有关），并提供汉口中南器材公司有价值四五十亿元马口铁的信息。刘、张如获至宝，当即决定委托张文仪派一个郑姓奸商，持天津地委通行证去汉口购买，因军需物资不准卖给私商而未成。刘青山并不死心，竟亲自批准郑持地委公函，以国营单位名义再去购买以便倒卖。 不料，因朝鲜战场长期化，中央下达“军需物资不准出售”指示，马口铁生意又告吹。这时由张子善出面，令郑在汉口就地改购价值32亿元的黑铁皮150吨，供已投资7亿元的化工厂生产镀锌板之用（刘铁骑称之前买马口铁目的也是生产镀锌板，完全是不顾生产原理、为翻案而编造的事实）。 而在此前后的近半年里，张文仪将委托经商的49亿元公款，私自投入银行生息和实施其他倒卖活动。郑姓奸商则在汉口将13亿公款存入私营银行生息，且报销花费以少报多，共计贪污2400多万元，用以支付经常出入于舞厅、戏院、酒楼、宾馆及玩弄女性的费用，正所谓花天酒地，大肆挥霍。这样，因资金积压损失利息14亿元，加上张、郑两奸商诈骗和挥霍及买黑铁皮损失3亿元，最终由判决书认定，马口铁生意造成国家损失21亿元。 刘青山还在天津办了工程机械厂、防水剂社；因地委、行署人员频繁到津向他汇报工作，当天往返不及，又在天津市区开了一家招待所解决住宿问题，并招揽社会客源。此外，武清县用空军不再收回的款项办了麻袋厂。截至案发，机关生产共拥有九家工厂和一家招待所，聘用工作人员千余人，总资产达270亿元。而刘、张挪用未还的财政专项款约61亿元，“骗取”贷款60亿元，通过河工供应站赚取利润16亿元，所有被认定带有犯罪性质的原始投资共计137亿元。
这样算下来，机关生产在一年半时间里的毛利率就达100%，而刘、张还不断从中抽取资金用作各种消费，同时挪用、“骗取”、赚取资金也是逐步投入，故实际利润率还要高。之所以能取得如此“业绩”，除了刘青山经营有方（张子善主要是在挪用财政专项款和出面处理具体问题上起作用）外，跟当时摆脱战乱后的中国市场需求十分旺盛，投资商业和贸易保护状态下的制造业非常容易获利，有着重大关系（马口铁生意只是因政策变化而没能做成，不是真正意义的亏损）。 刘、张大力进行机关生产的目的，就是为了用钱方便，赚到钱后手脚自然就大方起来。第一项支出是改善机关福利。1950年夏防汛时给上堤的各县的书记、县长发放雨衣、雨鞋；八一建军节与部队联欢，购买烟、茶、糖果、瓜子；冬季用3000多万元为机关购买生活用煤；给军分区干部、战士每人发放一双棉袜；地区干部赴朝参战，慰问其母50万元；给进藏干部2000万元安家费和全家每人一件羊皮筒子；均从机关生产盈利中列支。当时觉得没有什幺，等东窗事发均作为个人挥霍或向下级行贿，计入贪污金额之内。 第二项支出是购买汽车。刘青山在天津打开局面后，觉得坐那辆缴获的美式旧吉普，在商场应酬中有失体面（改革开放后的官商也有这种心态），便在机关生产盈利中列支3.6亿元，从香港购买两辆美国高级轿车，一辆作为地委用车（当然是他乘坐）。另一辆则赠送给天津市委（当然是黄敬乘坐），以表示对其大力协助机关搬迁的感谢。 同样情况也发生在张子善身上。1951年4月，他指示财政科“交××科长带九亿款去津建房”，实际上用该款中的一部分，一口气购买小轿车5辆，除自用一辆外，其余作为天津地位、行署用车。由于这些轿车都属于单位所有，判决书倒没计入刘、张个人贪污款项，但宣传材料普遍作为他们贪图享受的依据。 第三项是支出是打点上级。天津地区机关生产赚钱消息传到了河北省委和华北局，上述机关的领导和家属便将其作为“唐僧肉”，滋养补品、狐皮大衣、手表毛线无所不要，甚至家中雇保姆也要天津地委出钱。刘青山在天津“开拓事业”不管这些，全都由张子善出面应付。张本人虽不追求奢侈品，但权力欲却非常强，为在官场上搞好关系以求再升是有求必应，费用一概从机关生产盈利中列支，判决书便作为他贪污的款项并向上级行贿了。 第四项支出是招待前来天津地委的人员。这又基本上是张子善的个人行为，为讨好到访的上级和其他部门人员，招待吃饭通常都要8到16个菜，饭后还有看戏、洗澡的“一条龙服务”（跟改革开放后的官场奢靡之风是一回事）。张之前虽不讲究吃喝玩乐，但经过多次全程陪同后也尝到了“甜头”，之后一有名目就搞“一条龙服务”，以工作为名搭车享受。最后在判决书里，都算是他个人贪污挥霍，而那些被招待者全都安然无恙。
第五项支出是刘、张个人用度。刘青山在天津“养病”，据说根据上级规定标准，地、师级干部每人每天生活费有20万元，包干使用，折合到月600万元。但仔细分析大有问题，供给制转为薪金制后，润之作为国家元首，工资也仅404.8元，相当于旧币404.8万元。他区区一个地委书记，凭什幺月生活费可高达600万元？ 真实情况是，所谓地、师级外出生活费标准是刘青山向组织伸的手，而从机关生产盈利中列支，具体由天津专署财政科科长弓子仪（林铁妻子弓彤轩之弟）负责。而且也非一月一结，而是根据需要索取，每次动辄数千万元，拿到钱后堂而皇之地署名“共产党员刘青山。”张子善有时感到胆怯，送钱稍慢了一点，刘即在天津住处大哭大闹，声震屋瓦，叫嚷什幺“批准我养病不照顾”，拍桌摔凳，搞得鸡犬不宁。 到了1951年8月刘青山调离时，其在天津十个月的生活费总额已成一笔糊涂账。但经手办理的警卫员李惠忠渐渐觉得不合适，从当年3月起，保存开支发票或收据，并记录流水账。当张子善在康光宇陪同下到天津话别时，刘拿出3到8月的发票、收据378张及流水账，请转交弓子仪；并诡称之前四个月账目已核销。 但这笔款也有2800万元，平均每个月近470万元，依然超过后来国家 的月工资。对财务纪律满不在乎的张子善，为了给刘青山留个好印象，当即以未超支为由，当着众人面一把火将单据、账目烧个精光。这就是判决书里指控张企图逃避罪责、一次焚毁单据378张的由来。而即使焚毁也没用，调查组又给刘重新定了个低的生活标准，超出部分不管有无单据，一律以个人贪污论处！ 张子善相比之下比较“清廉”，穿的依然是战争年代的旧衣，冬天没有毛衣靠多穿几件外衣御寒，住处连像样家具也没有。但他烟瘾极大，每天要抽两包，清贫时不仅花光个人生活费，还动用其妻赵玉秀生活费，常遭赵的数落。等机关生产发了财，他的烟费就在机关生产盈利中列支，每天烟量增至近三包，月抽高档烟八九条；案发后，抽烟所耗钱款自然一律作为贪污金额。 此外，刘青山还有一个未能定论的劣迹：吸食毒品成瘾。笔者的判断是，因胃病曾少量吸食是可能的，但绝不会成瘾。若问为何能这幺确定？答案就在刘一个多月访问了苏联、东欧和奥地利，在社会主义国家弄不到毒品，到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外汇弄毒品，自行携带毒品又通不过海关。而他出国访问举止得体，没见毒瘾发作丑态百出，故判断并未成瘾。 刘、张从事机关生产和“贪污”的基本情况已介绍完毕，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当下，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呢?
贴主:NewCommer18于2019_12_07 17:25:51编辑
贴主:NewCommer18于2019_12_07 17:26:43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