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西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
其中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不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魂，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国外军队的本质区别。
毛主席在着名的三湾改编中提出了“把支部建在连上”，从此揭开了党指挥枪的实践探索。
诚然，囿于客观环境的制约，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立和成长过程中，经过不断探索和实践，政治委员制度诞生了。
但在军队中政委和司令员，哪一位权力更大呢？
“政委”又属于什么职务呢？
很多人一直不解。
几个概念
《孙子兵法》有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古今中外，军队都是一个国家领土和主权最坚实的屏障。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打响了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意义非凡，但结果惨败。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中国共产党人总结出了一个血泪教训。
如何建设一支能打胜仗的军队？
这个问题成了最大的困扰。
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那就继续向“老师”学习。
“党代表政治部的制度，应当在新军队的各级组织之中建立起来。”
党代表制度最早源于俄国，黄埔军校和国民党都曾经实行过。
共产党人也认可这一制度，但党代表的职责、制度、形式等，这一系列的问题接踵而至。
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为了适应战争的形势，成立了前委。
前委，全称为前敌委员会，红军时期前委就是党在军队临时设立的最高指导机构。
前委的设立开创了党对军队实行直接领导和指挥的新模式。
1927年9月29日，着名的三湾改编进一步确立了前委对军队的全面领导，不仅要管军事，还要领导地方工作。
与前委容易混淆的一个名词是军委，军委全称为军事委员会，这是学习苏联。
1928年11月，重组红四军时，军委是前委之下的一个组织。
前委是中国根据实践经验创立的组织，军委是师从苏联的组织。
如何把苏俄红军的经验与中国红军建设经验结合起来，成了一个更加复杂的难题。
直到《党代表工作大纲》的颁布，才有了规范性的制度。
到了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党代表制度又被改为更加规范的政治委员制度，但其党代表的性质并没有改变。
从此以后，政治委员制度一直沿用至今。
虽然经过了几个概念的转换，但核心的思想一直没变，那就是“党指挥枪”。
制度的确立经过了漫长的探索，但制度的具体执行也需要实践检验。
为了细化政治委员制度，1930年，党中央制定了《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
《条例草案》明确指出，“为加强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在红军中的领导起见，在红军中设立政治委员”。
规范后的政治委员制度，只有团级及以上的军队建制才能称政委。
营级军队建制的政治主官称教导员，连级军队建制称指导员。
政委权力
政治委员习惯被称为政委，主管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成立初期，人员普遍文化水平不高，对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也理解不深。
政委就像是军队中的旗帜一样，指引军队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军队是打仗的，仅仅有政治主官的政治委员肯定不行，还要有能指挥作战的军事主官，也就是司令员。
“党指挥枪”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核心原则，政治主官就是党的在部队的代表，保证党对部队的绝对领导权。
所以政委这个角色在军队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中国人总喜欢论资排辈，既然军队中既有政治主官又有军事主官，那么政委和司令员谁的权力更大呢？
“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人们的惯性思维是总要有一个人说了算。
这就牵扯到一个最后决定权的问题。
如果政委和司令员的意见一致，不存在最后决定权的问题。
如果意见不一致，无形之中就产生了政委和司令员谁的权力更大的问题。
“政治委员有监督一切军事行动、军事行政的权力。”
从这一点上看，确实是政委的权力更大。
而现实中也确实有过一个时期是政委的权力大于司令员，即最后决定权在政委手中。
1930年颁发的《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规定，当政治委员与同级军事长官发生分歧时，政治委员有权停止军事指挥员命令的权力。
核心的点就是政委有绝对的决定权，这一规定也并非全无好处。
“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这是毛主席为了纪念罗荣桓而写的《吊罗荣桓同志》。
诗中最后一句“战锦方为大问题”，就是指罗荣桓担任政委，运用最后决定权力挽狂澜的战绩。
辽沈战役是解放战争反攻阶段的三大战役之一，在此之前还有一场至关重要的锦州之战。
参战的是第四野战军中大名鼎鼎的林彪和罗荣桓，林彪为司令员，罗荣桓为政委。
由于敌我双方战略部署和兵力等的变化，在攻打锦州之前，林彪产生了撤退的想法。
得知林彪已经向军委发报撤退后，罗荣桓立刻找到林彪，行使政委的权力。
罗荣桓政治工作一直很出色，平时也不干预林彪的军事作战计划。
但这一次，他与林彪的观点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当然罗荣桓不是生硬地改变决定，而是从东北和全国的形势出发，劝谏林彪。
最终林彪同意了罗荣桓的作战计划。
林彪决定放弃攻打锦州，是因为形势不容乐观，罗荣华为了夺取胜利也一直亲临前线指挥。
最终锦州之战获胜，政工元帅罗荣桓果然是名不虚传！
但并不是所有的政委都像罗荣桓一样，政治能力和军事能力兼备。
血泪教训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在行军打仗中，一般情况下司令员比政委的作战经验更丰富。
有罗荣桓在锦州之战的力挽狂澜的成功经验，也有皖南事变得血泪教训。
1941年10月，国民党在皖南地区有预谋地突袭了新四军，史称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的结果是9000余人突围，只剩2000余人生还。
军长叶挺谈判时被扣押，政治部主任和副军长项英全部遇难。
皖南事变与国民党的蓄谋已久分不开，但新四军方面也有问题。
其中叶挺和项英的矛盾不得不提。
叶挺任军长，但他并不是中共党员。
项英担任东南分局书记、军分会书记兼副军长。
叶挺和项英的工作作风以及思考问题的方式不太一样，在具体的军事行动上也出现了分歧。
当时从上到下一直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因此项英更加地理直气壮。
叶挺因为工作开展不了，曾经两次离军出走。
一个军队的两个关键人物不和，这是极其危险的事情。
中央虽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最终的结果就是新四军缺少一个坚强、团结的领导核心，酿成了皖南事变的惨剧。
“全党全军应该警惕，引为鉴戒。……须知有枪在手的共产党员，如果不服从中央领导与军委指挥，不论其如何自以为是与有何等能力，结果总是要失败的。”
这是党中央在皖南事变后给全军的警示，但中央还没有意识到政委拥有最后决定权的弊端，直到雪村战斗的惨败。
1942年6月8日，日军对雪村进行了疯狂的围剿。
常德善时任冀中军区八分区司令员，王远音担任政委。
贺龙曾评价常德善说，没有常德善，就没有贺龙。
指挥果断，机智敏锐，常德善在八分区深得人心。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需要决策者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果断的决策力。
在是撤还是守的问题上，常德善和王远音意见不一致。
谁也不能说服谁，王远音行使了“政委拥有最后决定权”的权利。
部队当天没有撤退，留在了雪村。
最终的结果是常德善当场牺牲，王远音负伤后饮弹自尽，八分区几乎全军覆没。
痛定思痛，1942年9月1日，中央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政委不再拥有最后的决定权。
《军政委员会条例》和《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都对此做出了规定。
“除属于作战方面的行动由军事指挥员决定之外，其他由政治委员作最后决定，但均须同时报告上级军政首长”。
“最后决定权”的变更是用血淋淋的战争教训换来的。
事物的发展总是螺旋式上升和波浪式前进，“最后决定权”的变化也印证了这个道理。
不过为了避免军事主官我行我素，后期又完善了请示报告制度、党委各项制度等。
经过不断地探索、实践、总结，我国实行的双首长制度逐渐成熟和完备。
双首长制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苏关系进入蜜月期，苏联是唯一能与美国相抗衡的国家。
为了让人民军队尽快正规化、现代化，学习苏联未尝不是一个快速的办法。
而苏联此时实行的是一长制。
“过去是打政治，今后是打技术”。
“继续坚持政治工作旧的一套制度，实无必要”。
关于是否学习苏联实行一长制，军内争论十分激烈。
黄克诚认为，“长期艰苦斗争中创造、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应当世代相传，并不断地充实提高。”
各执一词的争论无休止，最后的结论是坚持双首长制。
如果现在还有人问在军中司令和政委哪个权力更大，显然就是不熟悉我国现行双首长制。
司令员和政委并不存在绝对的权力大小之分。
他们是一个军队的两个首长，级别是相同的，只是职责和分工不同而已。
司令员是军事主官，负责军事工作；政委是政治主官，负责政治工作；二人在工作是互相配合的搭档关系。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国实行的双首长制就是经过实践反复检验而得来的。
它既不同于苏联的模式，也区别于国民党的党代表制。
虽然有借鉴外国经验的初衷，但最终它是根据中国革命斗争实践逐渐总结和发展起来的，凝聚的是无数革命先辈的智慧。
这种制度的优势在于成功地化解了军政矛盾。
一山不容二虎，这是中国千百年来流传的一句俗语。
双首长制就开创性地解决了这一难题，让军队中的政委和司令两只老虎和平共处。
“由党总其成”，确保了“党指挥枪”这一不变的核心。
这一制度成功确保了我国历史上只有叛将没有叛军。
而且这一制度也保证了军政主官各司其职，互相配合，又互不干扰。
绝对的权力就会滋生绝对的腐败，双首长制也从制度上解决了一人独大的后患。
毛主席曾经高度评价过双首长制，“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党和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是人民军队的建军之本、强军之魂。”
“绝对”二字是要害，就是唯一、彻底、无条件，不能掺任何杂质和水分。
“党指挥枪”是人民军队从成立之初到发展壮大过程中摸索出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实践经验。
所以军队中的政委和司令员没有哪一位权力更大一说。
政委属于政治主官，与军事主官同级别，同待遇。
双首长制的成功建立，也是人民军队发展史上的一个创举，一直沿用至今。
虽然不同时期人民军队担负的具体任务不同，但是听党指挥的核心没有变，能打仗、打胜仗的根本要求也没变。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人民军队面临的形势空前地复杂多变，但只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军队依旧会是作风优良和能打胜仗的威武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