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开国大典过后，周总理拿着一封电报匆匆来到丰泽园，呈递给毛主席。

发来这封电报的人名叫包惠僧，是18年前叛逃到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如今发来电报，一方面是对新中国成立表示祝贺，另一方面也是投石问路，试探周总理对自己回归的态度。

毛主席看过电报后，沉思了半晌，对周总理表示：“回来可以，但要对党有个交代。”
“你跑到哪里去了？我找了你好久都没有找到。”

1949年春天，解放战争已经进入决战阶段，三大战役的相继胜利，蒋介石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已经被消灭。解放军百万雄师集结长江以北，只待一声令下，立刻就能直逼南京。

蒋家王朝覆灭已成定局，摆在包惠僧面前的，又是一次左右为难的抉择。18年前，他毅然决然投入国民党的怀抱，但这么多年来，他却不为国民党内部人士所认同，处处受到提防和监视。

“再跟蒋介石走下去，肯定是没有出路的。”包惠僧下定了决心，向内政部提出辞职。结果新上任的部长洪兰友不批准，自己的下属们也纷纷劝他继续干下去。

趁着国民党政府陆续南迁广州的时机，包惠僧将家眷送到了上海，还没安顿好就接到了洪兰友的电报，催促他立刻前往广州。包惠僧打定主意去广州一趟，辞了职再回上海。

图丨1949年迁至广州的国民党内政部

2月15日，包惠僧在广州见到了洪兰友，再一次提出辞职的要求。当时洪兰友急着飞回南京，嘱咐包惠僧，等自己回来再说。

洪兰友回到南京后，行政院进行改组，包惠僧领导的人口局改为户政司，新上任的内政部长李汉魂要包惠僧继续担任司长，包惠僧坚决不肯，李汉魂安抚他暂时先干两三个月，如果局面好转就再商量，不能好转，自己也不干了。

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国共谈判破裂，毛主席下令向全国进军，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占领南京。

形势急剧发展，更加坚定了包惠僧脱离国民党的决心。

5月底，国民党机关再次裁撤人员，人口局改户政司时，已经裁去三分之二的人员，如今又要裁去一半，包惠僧觉得无颜面对同僚，提出首先裁去自己，并和李汉魂大吵了一架，如愿辞去了官职。

当时国民党内不少人逃往台湾，包惠僧虽然也办好了前往台湾的证件，但他却带着家眷去了澳门，静观时局变化，同时思考下一步走哪条路。

图丨包惠僧旧照

全家人在澳门举目无亲，包惠僧的内心十分焦灼。刚开始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想要写一本大革命时期的回忆录，提纲都列好了，可心怎么也定不下来。实在在家里待不住了，他就跑到赌场里碰运气，结果却是输多赢少。

此时大陆的好消息纷至沓来，传到了包惠僧的耳朵里：国民党高官纷纷率部起义，大陆各地相继解放，全国第一次政协会议在北平举行，毛主席庄严宣告新中国成立。

这些令人振奋的消息，让包惠僧终于下定了决心，向共产党靠拢！他立刻展纸挥毫，一口气写下了两份电文，分别发给了周总理和董必武。

得到毛主席的同意后，周总理立刻复电包惠僧，欢迎他回来。同时指示香港的共产党秘密组织，为包惠僧返回大陆提供帮助。

收到周总理的电报，包惠僧带着全家立刻收拾行李，赶到香港择机北上。包惠僧昔日的部下李默庵，提供给他3000元旅费，他迫不及待地只身登上前往天津的海轮，安排家眷随后跟进。

11月29日，包惠僧到达北京，看着往日熟悉的街道，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已经离开了26年。第二天，董必武就设宴为他接风，包惠僧兴奋地说起自己的沿途所见，感慨“人民政府是真正为人民做事的政府”。

图丨董必武旧照

老友相见，难免提起旧事。包惠僧真诚地询问毛主席、周总理等熟人的近况，董必武免不了揶揄他几句：

“你那时做了国民党的官，就不要共产党的朋友了？你回来还是党中央作出的决定。”

听到董必武的话，包惠僧不免有些尴尬，不知该如何应对。董必武其实也并不想让他回答这个问题，便宽厚地笑了一下。

包惠僧到达北京不久，妻子也带着孩子们到了北京。几天后周总理向他发去邀请，请他们夫妇到中南海赴宴。收到周总理的请柬，包惠僧激动地整晚都没有合眼，过去和周总理的交往，像电影般一幕幕出现在脑海中。

12月25日下午，包惠僧带着妻子来到中南海，除了他们夫妇外，周总理还邀请了一二十位海外归来的各界人士。宴会结束后，周总理让包惠僧留一下，自己有些话要对他讲。

送走了客人，周总理同包惠僧坐下来，第一句话就是：“你跑到哪里去了？我找了你好久都没有找到。”

图丨周总理与包惠僧（前排左一）亲切交谈

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却让包惠僧的心情变得十分复杂，有震撼，有感激，更多的是悔恨和愧疚。两人整整谈了一个半小时，结束的时候，周总理对包惠僧说：

“你一大家子人，也要生活嘛。不过，你过去不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你要对党有个交代。”

包惠僧离开中南海的时候已是深夜，走在路上，他的心中无比轻快。经过和周总理的长谈，他下定决心，今后一定要将自己的劳力，贡献给共产党和人民政府。
“久染沉疴的病人终于病愈出院了”

1950年1月，在周总理的安排下，包惠僧来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报道。他本不愿意在自己快60岁的时候，重新回到学校中学习，但一想到周总理对他的关怀，他就决定听从周总理的意见。

不出周总理所料，虽然华北革大所学的教材，包惠僧在二十几年前就已经看过，但一轮到他发言，就发现别人比他讲得好太多了。这个时候包惠僧才明白，自己已经离开革命太久，理论水平已经落后了。

端正了学习态度后，包惠僧的进步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除了学习，包惠僧在其他方面做事也很积极。植树节的时候，他不顾大家的劝阻，非要和大家一起劳动，结果出汗引起虚脱，昏倒在地，等到医务室一看，原来是心脏病。

图丨晚年包惠僧

医生劝说他回家休息，但包惠僧坚决不肯，说自己回家就不能完成周总理交代的学习任务。

刚开始包惠僧对学校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不以为然，觉得是一种折磨，当听到别人对他的批评时，他打心底认为是对方和自己过不去。后来他的心脏病发展严重，不得不休学一个多月，曾经对他提出尖锐批评的同学，都对他无微不至地照顾。

这时他才感到同学们并不是和他过不去，而是真心实意想要帮助他进步。

想法上有了这样的转变，再进行起批评与自我批评来，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尤其是自我批评，包惠僧不再是之前的“尽量自我批评”，而是主动、无情地自我剖析，甚至写下了一份三万多字的《思想总结》，详细叙述了自己走上歪路的经过和当时思想上的变化情况。

1927年4月，蒋介石悍然发动“反革命政变”，三天时间就杀害了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300多人，拘捕1000多人，流亡失踪5000余人。此后全国各地都发生了“清党”事件，无数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壮烈牺牲。

当时包惠僧身在武汉，听到这些消息后，完全不知所措。后来汪精卫在武汉地区发动“清党”，包惠僧从来没见过如此惨烈的场面，在和党内人士讨论形势时，他时而冲动，时而沮丧，完全乱了章法。

图丨蒋介石下令大肆搜捕共产党人

为了挽回这一局面，中央决定在南昌武装起义，周恩来指示包惠僧到南京待命，虽然包惠僧当时已经混乱，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立刻抱病前往南昌，准备接管中共江西省委军委的工作。

南昌起义打响之后，国民党反动派立即调遣反革命军队，围攻南昌起义军。面对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中央决定转战广东，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择机再度北伐。

从8月3日开始，南昌起义军相继撤离，期间周恩来还专门去探望病重的包惠僧，询问他部队要撤出了，他准备怎么办。当时包惠僧正发着高烧，虚弱地说自己实在走不动。

由于外面的情况并不乐观，周恩来不能久留，便嘱咐包惠僧不能继续住在旅馆，要立刻转移。包惠僧说自己在南昌有个亲戚，自己准备去他家住。周恩来听罢说给他留下一些钱，病好了就去追赶部队，赶不上就到南昌找组织。

临别前，周恩来匆匆写了一封介绍信，然后与包惠僧告别了。

包惠僧在南昌住了一个多月后，乔装逃到了九江，乘船回到了湖北老家。当时国民党到处搜捕共产党人，包惠僧在乡下住不下去，又逃到了武昌，后又带着妻子逃到江苏高邮，妻子的娘家暂行避难。

图丨大批共产党人遭逮捕

在高邮躲了两个多月后，当地的国民党联合土豪劣绅也开始缉拿共产党，包惠僧不得不再次带着家眷，离开高邮前往上海。谁知上海的情况更加混乱，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高压下，包惠僧逐渐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失去了信心。

当时身在上海的周恩来曾派人找过包惠僧，让他参加工作。但包惠僧躲避、敷衍，自动退出了共产党。为了生存下去，包惠僧重操旧业，靠撰写文章为生，但卖文实在太苦，他又托人到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当参议。

1931年9月，江西苏区正在进行第三次“反围剿”，已经在国民党政府中做事的包惠僧，却因收入微薄，托人找蒋介石说情，给自己谋个好差事。

蒋介石知道包惠僧曾在黄埔军校当过政治训练班的班主任，也是共产党的早期党员。为了达到自分裂共产党的目的，蒋介石破例任命他为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议，并安排一些报纸进行宣传，称“共产党元老包惠僧弃暗投明”。

自此，包惠僧正式被列为变节叛党之徒。

虽然包惠僧曾是共产党要人，但叛变后却不被国民党重用，担任的都是没有实权的职位。包惠僧对此十分苦恼，提出离开军界，转为文职继续谋生。

图丨民国时期的陪都重庆

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迁往重庆，同样脱离共产党的陈独秀也来到四川。包惠僧不顾路途危险，前去探望陈独秀，还给他带去一些钱财接济生活。

两位共产党的早期创始人，在破屋中谈起往事，感叹不已。

当年包惠僧对自己的能力很自信，总以为自己能凭本事混饭吃，至于中国的事，只要无愧于心，何必管它是反动还是正动。但他没有意识到，这种无立场、无观点的思想，就是站在反动统治阶级立场的唯心主义。

经过华北革大半年多的学习，包惠僧的这种思想很快转变过来，初步建立起辩证唯物主义的人生观，打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础。

在毕业走出校门的那一刻，包惠僧突然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久病的病人，在医院经过长时间的治疗，终于痊愈出院了。
早年革命经历引众人关注

从华北革大毕业之后，包惠僧就被安排在内务部工作，担任研究员的工作。那个时候的包惠僧除了学习，什么事情都不敢做，毕竟自己前几十年走了不少弯路，相比于其他一路革命走来的同事，自卑感十分强烈。

谢觉哉经常鼓励他写一些社会文章，其他的领导同志也鼓励他写一些革命历史故事，但包惠僧却迟迟不敢动笔。

图丨谢觉哉旧照

1953年，中央党史资料室的两位同志找到包惠僧，说毛主席要他去看看上海革命纪念馆的模型，同时请他写一点关于中共“一大”的材料。

作为中共“一大”的亲身参与者，包惠僧非常激动，义不容辞地接受了这个光荣的任务。在两次看过上海革命纪念馆的模型后，包惠僧开始考虑撰写“一大”的材料，仅仅用了40多天的时间，他就写下了两篇关于“一大”前后回忆的万字报告。

1920年2月，陈独秀到武汉讲学，包惠僧以记者的身份对陈独秀作了采访，两人谈论了很多社会问题，陈独秀还讲了做人做事的道理，给包惠僧很大的启发。

同年6月，陈独秀在上海建立了早期的党组织，并吸收同盟会老会员刘伯垂加入。当时陈独秀让刘伯垂回湖北时，到武汉找几位同志，一起在武汉建立党的早期组织。其中就有包惠僧。

很快包惠僧与董必武、刘伯垂等人成立了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包惠僧被选为书记，负责日常工作。自此包惠僧的人生有了一个重大的转变。

图丨武汉早期党组织成立所在地

武汉党组织成立后，包惠僧通过发表文章，号召工人们团结起来，推翻资本制度，同时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吸收了大量的爱国青年。

1921年5月，包惠僧受托前往广州，请陈独秀回上海工作。陈独秀说自己暂时不能回上海，并要包惠僧留在广州帮助自己。之后的两个月，包惠僧开始参加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活动，几乎天天和陈独秀见面，两人的关系就是在那段时间建立起来的。

后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到了上海，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当时要求各地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开会，陈独秀召集广州党组织全体成员举行会议，决定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作为代表，上海的会议结束后，包惠僧重回武汉工作。

由于包惠僧曾在上海工作过，就理所应当地承担了一些会务工作，还参加了中共“一大”的预备会议。

“一大”开幕之后，由于会场位置被侦探得知，包惠僧来到李达夫妇的寓所，讨论继续开会的地点。最后李达的夫人提议，到她的家乡浙江嘉兴，以游湖的名义继续开会，大家一致通过这一提议。

会议结束以后，包惠僧留在上海筹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陈独秀到上海主持工作后，包惠僧与陈独秀一起在上海被捕。经过党内同志的全力营救，陈独秀被关押了两天，包惠僧等人被关押了五天。

这五天，是包惠僧一生中唯一坐牢的日子。

图丨中共“一大”代表

出狱之后，包惠僧重回武汉主持工作，并大力在工人中发展党员，后来他又前往北京接受新的任务，化名“包一宇”，被分配在京汉铁路工作。

1923年2月，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大罢工爆发，也就是后来的“二七大罢工”。罢工被镇压后，包惠僧等五人被举报是背后的策划者，经过多方斡旋，包惠僧等五人被证明在罢工期间天天上班，虽然免遭逮捕，但还是被解职。

1957年，包惠僧化名“栖梧老人”，发表了一篇回忆“二七大罢工”的文章，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这篇回忆文章一经发表，立刻引来几家出版社约稿，希望包惠僧写一本关于“二七大罢工”的长篇故事。湖北人民出版社也接踵而至，包惠僧只好答应再撰写一部大革命时代的回忆书稿。

就在这时，周总理亲自签署任命书，任命包惠僧为国务院参事。

图丨二七大罢工

无论在工作上，还是生活上，周总理经常关心着包惠僧。尽管当时包惠僧的工资已经不低，但逢年过节，周总理都要指示给包惠僧生活补助，而且头一次就补助了400元。

后来包惠僧所写的《二七回忆录》被改编成话剧，周总理邀请包惠僧亲自审看话剧排练，和演员一起进行讨论，并一起合影留念。

在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的关照下，包惠僧的晚年生活过得怡然自得。1979年，85岁的包惠僧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他的回忆录手稿，后来全部进行出版，向世人展示了他革命、变节，又迷途知返的曲折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