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案发生前后，许崇智、胡汉民两人的言行让鲍罗廷深感失望，相反汪精卫、蒋介石的态度却使他期望有加。
1、廖案后第一个倒台的为何是许崇智？
廖案发生前，手握重兵的粤军总司令、国民政府军事部长兼广东省政府主席许崇智，对维护广州革命政权、征讨陈炯明不肯下力。
他总是以征伐陈炯明为由，向政府要钱，待拨款到手后，又不用于征战，致使陈炯明的势力越来越大，直至对广州革命政权构成致命威胁。
鲍罗廷明白，许崇智之所以征讨陈炯明不力，是因为他与陈炯明的政治目的相似。
他说：
关于许崇智，只能说他用革命的辞藻作掩饰，他在一些会议上大唱革命高调，他甚至从国民革命运动的角度用革命辞藻掩饰自己。
而实际上他在追求很明确的目的，即在广东取代陈炯明，这意味着他置全国革命运动于不顾，只考虑广东省的问题，即“广东人的广东”。
这一伙人，即许崇智一伙人，只有得到香港的支持，才能守住广东。这个许崇智已经堕落到实行“广东人的广东”这个口号的地步。
这里其实也有孙逸仙和陈炯明之间的主要意见分歧。陈炯明所持的观点是，先要把广东省变成模范省，然后再考虑其他省。
但在广东的条件下，这样的口号意味着同香港合作，而这样做就意味着广东要变成安南。
…顶多可以说，许崇智持陈炯明的观点：先建模范省，然后解决全国任务。
而实际上他利用这种观点来追求既定的目的：当粤军的真正首领，不为工农商的利益管理广东，而为豪绅的利益，首先为香港的利益管理广东，因为没有香港他就无法管理。
尽管如此，廖案发生前，鲍罗廷对许崇智还没有完全失望，否则他不会在廖案发生后，安排许崇智进入处理廖案的三人“特别委员会”。
可是令鲍罗廷感到彻底失望的是，在处理廖案的过程中，许崇智成为最大的障碍。
他出于私利，庇护涉嫌廖案的手下将领梁鸿楷，拒不执行逮捕梁鸿楷的决定。
鲍罗廷说：
从6月12日即战胜滇军和桂军之日起，到8月20日即廖仲恺被害之时止，粤军将领们试图夺取政权，对他们来说，政权首先表现在掌握财权上。
政治委员任命的财政部长是廖仲恺，这就是说需要排除廖仲恺，于是他们就把他干掉了。
梁鸿楷直接参与了这场阴谋，这是众所周知的，梁鸿楷出席的一些作出必然干掉廖仲恺的决定的会议也是众所周知的。
当廖仲恺被害，需要对参与反廖仲恺阴谋的那个部队采取行动时，许崇智却拒绝执行。他庇护这个将领的行为。需要花很多天时间来迫使许崇智逮捕梁鸿楷，需要采取种种计谋和策略来设法使这个许崇智意识到同梁鸿楷作斗争的必要性和逮捕他的必要性。
…我们花了几天时间做这项工作，花了很宝贵的几天时间。这几天里我们明白了，既不能与这个许崇智一起同外部敌人，即同集结越来越多兵力的陈炯明作斗争，也不能和他一起同内部敌人作斗争。他掌握着对梁鸿楷采取行动的主动权，但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梁鸿楷是粤军中最明显的反革命代表，而许崇智抵制对他的逮捕。
许崇智不愿意逮捕梁鸿楷的借口是，胡汉民与廖案有关，应该先把他赶走。
许崇智与胡汉民素来不和，其不和的原因并不是什么原则性分歧，而是双方强烈的争权欲望导致的敌对情绪。后来在许崇智得到确实要对胡汉民采取措施后，他才表示同意逮捕梁鸿楷。
8月25日，在廖案发生整整5天后，许崇智才默许逮捕其手下涉案的粤军第一军军长梁鸿楷。
许崇智的态度和行为，让鲍罗廷产生了一定要将他清除出广州的想法。
鲍罗廷事后向上级报告说：
如果我们不除掉最终同意速捕梁鸿楷的许崇智，那么我们就不能解除梁鸿楷军队的武装。梁鸿楷的军队曾留在城市附近。如果我们不在前进的道路上清除许崇智，那么东征也许就要晚一个月开始。内部的梁鸿楷反革命军队就会联合起来反对我们，那时陈炯明就会打击广州，就会发生内部爆炸。在说服许崇智，把许崇智拉到我们方面的一切努力都无效后，无论如何要清除他。
2、蒋介石为何要积极“倒许”？
鲍罗廷要清除许崇智的决心和决定，大大切合了蒋介石内心深处的“倒许”愿望。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对蒋介石来说，要在广东军界脱颖而出，许崇智是其最大的障碍。
随着黄埔军校的影响日益扩大，特别是随着商团叛乱被镇压、第一次东征胜利、杨刘叛军被打垮等一系列军事行动的成功，蒋介石的军事实力以及个人在军界的威望日益提升。
许崇智对蒋介石的疑忌和恐惧也不断加深。而许崇智以粤军总司令同时兼任国民政府军事部长和财政监督的身份，将广州的军权和财权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他纵容部下包烟截税，把持财政，中饱私囊，不但克扣各军粮饷，还常使黄埔军校经费无着。
仅此一点就使蒋介石曾经愤而提出辞去本兼各职的请求。
廖案发生，许崇智的部下参与了刺廖的阴谋，使许崇智一下子处于被审查的地位；而鲍罗廷要清除许崇智的愿望，使蒋介石“倒许”的机会和条件完全成熟。
于是，随着梁鸿楷被逮捕、其军队被解除武装，许崇智的命运也发生了根本改变，他失掉了军权。
蒋介石通过廖案查明了许崇智把持财政、私吞公款、克扣军饷、阴谋叛国等种种罪行，并散发出来，从而争得了汪精卫和各军军长对他倒许的支持。
他密令解决与廖案有关的粤军各部，并将驻在东莞、虎门、石龙等地与廖案并无关系的许崇智嫡系部队郑润琦、莫雄等部缴械。
与此同时，他又设法拉拢粤军中对许不满的将领如陈铭枢等人。
9月19日，蒋介石在广东省财政会议上，突然宣布逮捕许崇智的亲信广东财政厅长和军需局长（此后，广东的财政权被交到了宋子文的手里)，同时将许崇智软禁在自己的家中。
心事重重的许崇智在这天深夜又接到了蒋介石送来的历数他治理军政财政不力、借公营私、用人不当等各种过失的亲笔信。
20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
准予军政部长兼粤军总司令、财政总监许崇智卸职。
当日下午，大势已去无可奈何的许崇智由陈铭枢武装“护送”悄然离粤赴沪。从此，他在上海当起了寓公，与广东时局永远脱离了关系，其军事生涯也画上了一个无奈的省略号。
3、为何第二个倒台的是胡汉民？
表面上看，许崇智是被蒋介石赶出广东的，实际上鲍罗廷才是幕后的真正推手。
赶走胡汉民也是如此。鲍罗廷向他的上级汇报说：
在驱逐许崇智的同时还不得不摆脱胡汉民。你们知道，当时为什么要摆脱他，因为胡汉民始终实行这样一种政策，在这种政策下，即使一个集团垮台了，他也总能同另一个集团一起执政。
胡汉民始终做到了这一点，他是一个很聪明、在中国问题上很老练的人。他知道，他在玩弄权术时，必须依靠某种力量。
前面说过的“文华堂”俱乐部，表面上是以胡汉民的弟弟胡毅生为首，实际上则是胡汉民在操控。
“文华堂”创办的《国民新闻》报纸，主要贯彻他反对联共的意图。
正如鲍罗廷言：
胡汉民还是采用了这个口号（指“必须消灭红色广州”)，与以前打着这个口号的所有表演的区别在于，他暗中讲这个口号，公开不讲，在其信徒的秘密会议上，他说应该同苏俄共事，还说一些赞扬我的话。
他对自己的信徒说：
我们应该同苏维埃政权携手前进，鲍罗廷为我们带来很大好处，我们不应拒绝这个好处，但我们应反对中国共产党人。他就是以这样的行动纲领组织了国民党人。他提出了在许多方面与“没有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口号相似的口号，即“没有共产党的国民党”。
若是胡汉民公开提出自己的行动纲领，我们就容易对付他，…但糟就糟在胡汉民没有公开提出他的行动纲领，他只是在暗地里聚集力量。
在同一份档案材料中，鲍罗廷继续向他的上级汇报说：
支持胡汉民的一伙人甚至问胡汉民，他是否有意要拿香港提供的用来同政府作斗争的那200万元钱？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是否该干掉廖仲恺了？
对第一问题，据被逮捕的与廖仲恺谋杀案有关的证人供述，他回答说他不允许这样做，也就是不允许拿香港的钱来同政府作斗争。
对第二个问题他的回答是沉默不语。…胡汉民与廖仲恺谋杀案有关这一事实，不是直接关系，而是间接关系，但毕竟有关系，所以决定把他赶出一切机关。
4、如何“倒胡”？
但是如何安排胡汉民的去留，却是一件微妙而敏感的事情。
一方面要表现出坚决肃清反动分子的决心，以平息民愤；另一方面又要避免国民党内部大分裂，而导致削弱刚刚成立不久的国民政府的力量。
鲍罗廷权衡再三，提出了一个折衷的方案，即请胡汉民去苏俄等欧洲各地考察，并将此建议提交给特别委员会讨论。
当然鲍罗廷、罗加乔夫也参加了特别委员会的会议。9月1日，特别委员会决定“胡汉民离粤出国”。
该决定作出后，鲍罗廷通知上海的中共中央，说明为了稳定广东的政局，胡汉民必须离开广州，并已决定用国民党代表的名义，派他去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的会议。
在许崇智被逐离广东后的第三天，即9月23日，胡汉民从黄埔乘苏联轮船“蒙古”号离粤赴苏，国民政府秘书长李文范随行。
直到1926年4月29日，胡汉民才返回广州。
胡汉民在代理大元帅期间，处理重大问题时的优柔寡断和他流露出的反苏言论，已经使鲍罗廷甚为反感。
因此，借助廖案，鲍罗廷与蒋介石、汪精卫一起远远地将他“充了军”。
赶走了许崇智和胡汉民后，鲍罗廷高兴地向他的上级汇报说：
随着许崇智的离去，梁鸿楷被解除武装和胡汉民被流放到海参崴（胡赴苏的第一站)，我们在广州好像有了一个统一的巩固的政权。这个政权的首领是始终最忠诚最积极的工作人员汪精卫、明确表示自己是国民党左派信徒，甚至可以说是极左派信徒的蒋介石和湘军将领谭延闿。
从许崇智离开时起，一切立刻进展神速，不知怎么一下子都活跃起来了。政治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省政府或国民政府作出的任何决定都得到了贯彻执行，没有受到抵制。以前一直受到或胡汉民或许崇智的抵制，而随着这两个人的离去，我们的决定始终得到了准确无误的贯彻执行。
鲍罗廷在这一阶段的确干得很漂亮，取得了许多成就。但是后来发生的事件表明，实际情况并没有他说得这么好。
5、汪、蒋政局的形成
廖案的发生，使孙中山麾下“三杰”的个人命运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改变：
廖仲恺被刺身亡；大权旁落但仍咄咄逼人的胡汉民，因其身边人涉嫌参与谋杀廖仲恺而陷入窘境，最后被逐出广东，远去苏联；汪精卫继担任广州国民政府军、政首脑之后，又接替了廖仲恺的党军和黄埔军校党代表要职，并取代胡汉民担任了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一职，成为国民党的最高领导人。
而蒋介石通过廖案得到的东西，更是令他喜出望外。
首先，由于鲍罗廷的提议，蒋介石进入了由他、汪精卫、许崇智三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
这个特别委员会产生于非常时刻，在其全权负贵处理廖案的过程中，实际上广州国民政府的最高实权，也就由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转移到了这个特别委员会手中。
作为特别委员会的三名委员之一，蒋介石手中自然拥有了非同寻常的权力。
其次，由于鲍罗廷的决心，许崇智被清除出广州，蒋介石实现了心藏已久的“倒许”愿望，从而成为广州军界的头号实力人物。
这倒不是说他拥有很多的兵力，而是他拥有黄埔军校、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广州卫戍司令以及在镇压商团叛乱、第一次东征、平定杨刘叛军等战斗中建立起来的军事和政治威望，加上鲍罗廷对他的信任，使他在广东军政领域脱颖而出。
再次，廖案使许多国民党元老辈的右派人物无法在广东国民党及其政府内存身，就给蒋介石这位晚辈进身到国民党领袖位置，造成了极好的形势。
总之，在追查廖案的过程中，汪、许、蒋三人“特别委员会”逐渐由“三驾马车”过渡到汪、蒋合作的政治格局。
这是在鲍罗廷全力谋划和支持下，蒋介石和汪精卫通力合作赶走许崇智、胡汉民后实现的广州政权架构。
到1925年9月下旬，鲍罗廷苦心孤诣的汪、蒋政局形成。
此时，汪精卫在广东身兼党、政、军3个主席，可谓“春风得意”，但也因此成为国民党元老派嫉恨和尖刻抨击的首要对象。
蒋介石实际上成为广州国民政府掌握实权的军事领导者，并开始步入军政决策层。
汪、蒋一文一武共同掌握广东的革命政权，这一切与鲍罗廷的安排和考虑分不开。
汪、蒋对此也心照不宣，他们共同维护着鲍罗廷在广州的权威。而鲍罗廷依靠汪、蒋顺利地实施自己的政治意图和设想。
在这段时间里，鲍罗廷依靠汪、蒋等人做了很多工作，包括反对西山会议派、省港罢工与东征互为支援、实施国民政府军政、财政统一等现实问题的处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是互相支持，互相依靠，互相需要。
6、“新左派”掌权
到1925年底，也就是鲍罗廷到达广州大约两年之后，他就把国民党及其部队改造成了有生命力的组织。广州已经平定。
尽管汪精卫和蒋介石同鲍罗廷分掌广州的大权，但鲍罗廷的话还起决定作用。汪和蒋都知道，他们都需要鲍罗廷。
假如汪精卫更坚定些，不那么固执地把自己视为一个“信徒”，或许他一个人就能干得很好。他在国民党圈子里是位很重要的人物，并且这一地位已保持数十年了。
另一方面，蒋介石的名气则小得多。直到1925年夏季，他还只担任军职。蒋把他的擢升走运归于鲍罗廷和俄国。
他仍然缺少大批追随者，时常犯抑郁症，对前途缺乏信心，但并不缺少野心。
由于鲍罗廷对汪、蒋二人的信任和支持，年轻的中共党人及党的领导人都把他们当作国民党“左派”领袖人物而看好，纷纷撰文对汪、蒋给予肯定和赞扬。
如陈独秀撰文指出：
自讨伐杨、刘以来，左派领袖汪精卫、蒋介石等在国民政府所做的工作，至少我们也应当说功多于过。
瞿秋白也撰文认为，汪、蒋是具有“革命倾向”的国民党左派”。
而汪、蒋的合作政局也似乎达到了人们以及鲍罗廷预期的目的：
自“廖案”发生后直到第二次东征及南伐邓本殷等军事战役的胜利，人们感到廖仲恺的被惨杀，不但没有能动摇革命的基础，反而使广州国民政府和中国南方革命基地比以往更巩固了。
鲍罗廷在1925年10月的一次演讲中高兴地说道：
在广东革命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的状况：革命与反革命分化得如此清楚；各界人民如此的团结，拥护革命政府，以打倒一切反革命派。
显然，鲍罗廷对于汪、蒋的合作格局是满意的。
他对张国焘说：
汪、蒋两人性格确有不同，汪善解人意，触类旁通；但要他负起责任的时候，常表谦逊和退缩。蒋则所知不广，但却勇于负责，目前两人还没有什么芥蒂。
中共广东区委与鲍罗廷的意见一致，对廖案后广东革命形势的发展甚为满意，称汪、蒋合作之局为“革命的专政”。
但是，廖案发生后，由鲍罗廷主导形成的汪、蒋政局究竟能维持多久，就连对汪、蒋二人个性比较了解的鲍罗廷本人也无法作更深入的思考。
实际上，此后不久发生的“三二○”事件（中山舰事件），说明此时的广东革命政权严重地存在着潜在的失控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