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高适《李云南征蛮诗》云：

圣人赫斯怒，诏伐西南戎。肃穆庙堂上，深沉节制雄。

遂令感激士，得建非常功。料死不料敌，顾恩宁顾终。

鼓行天海外，转战蛮夷中。梯巘近高鸟，穿林经毒虫。

鬼门无归客，北户多南风。蜂虿隔万里，云雷随九攻。

长驱大浪破，急击群山空。饷道忽已远，悬军垂欲穷。

精诚动白日，愤薄连苍穹。野食掘田鼠，晡餐兼僰僮。

收兵列亭堠，拓地弥西东。临事耻苟免，履危能饬躬。

将星独照耀，边色何溟濛。泸水夜可涉，交州今始通。

归来长安道，召见甘泉宫。廉蔺若未死，孙吴知暗同。

相逢论意气，慷慨谢深衷。

“李云南”就是曾任云南太守的李宓。唐玄宗天宝末年，李宓转任剑南节度留后（代理节度使），受命统率大军远征叛唐的西南少数民族政权南诏（大致位于今云南省西部），也就是诗中所谓的“蛮”。

该诗咏赞的就是这件事。

一、征蛮始末

看起来这应该是英雄文豪相得益彰的一段佳话。然而这首诗流传不广，虽在文学史上略有名气，无奈却是恶名——事实上，如果能预见到后来发生的事，高适一定希望自己从没有写过这东西。

要厘清这段公案，还得从头说起。

唐玄宗天宝九载（西元750年），时任剑南节度使为鲜于仲通，此人“褊急寡谋”并无将才，靠结交佞臣杨国忠得此重任。此人一贯敌视南诏，其属吏云南太守张虔陀是贪婪之辈，时常横征暴敛，甚至污辱南诏王族妻女。

南诏首领云南王阁逻凤不堪忍受，于天宝十载（西元751年）起兵攻杀张虔陀。随后南诏军就势横扫大唐附庸部族，连续攻取三十余座羁縻州府。

鲜于仲通闻讯率军八万征讨，阁逻凤派人请罪求和，表示愿意归还先前掳掠的人口财富。鲜于仲通骄傲自大不予接受，继续进军，在泸水南岸遭遇南诏军伏击，几乎全军覆没，鲜于仲通仅以身免。

南诏击败唐军后，正式叛离唐朝，转而依附吐蕃，接受吐蕃赞普册封并改元建号（改天宝十一载为赞普钟元年）。

天宝十二载，在杨国忠推动下，唐玄宗命侍御史李宓为帅，动员关中、河洛兵十余万大举讨伐南诏。唐军长驱直入，进抵南诏都城太和城（遗址位于今云南省大理市境内），但长途跋涉人困马乏，不敌以逸待劳的南诏军，大军伤亡殆尽，李宓战死。

这可是鼎盛时期的唐朝，面对南诏这个小国却两战两败，差不多二十万大军就此灰飞烟灭。

此后杨国忠掩盖败报，继续动员军队，企图再行远征复仇，只是天宝十四载安禄山起兵反叛，计划中的更大规模南征只得取消。

这场战争缘起唐朝边将贪暴，肆意欺凌依附部族，以致遭到报复。事发后朝廷边镇不思反省，反而倚势凌人，轻率用兵征伐。这种非正义战争名不正言不顺，毫不意外的遭致惨败。

很多人认为，大唐朝廷立国之本府兵，正是在这场战争中伤亡殆尽，以至于内地空虚，给了安禄山可乘之机，终于酿成安史之乱惨祸。

回头再看高适这洋洋洒洒数百言，上不明和战大计轻重，下不察士卒远征疾苦，一味称颂昏君权臣庸将，字里行间分明透出谄媚猥琐，无怪乎文学史上将其作为反面典型。

当年那个铁骨铮铮不畏权贵，仗义指斥“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的高达夫哪去了？

二、南诏其国

虽然唐朝君臣有诸多不靠谱之处，但大唐帝国是国力强大的巨无霸，南诏不过蕞尔小邦，倚仗地利自保也就罢了，凭什幺能够一再大胜全歼优势唐军？

作为大唐王朝对立面，南诏政权虽然不曾纵横天下，却也长期称霸西南，国祚绵延近二百年，对周边影响甚大。

由于南诏统治中心在今大理市，与后来的大理国有一定传承关系，大家受《天龙八部》影响，下意识觉得南诏也应该是汉化很深的文明佛国。

实际情况当然不是这样！

南诏本名蒙舍诏，当时西南地区主要有六大部族，称为六诏，蒙舍诏就是其中之一，因其地理位置较南，所以也称为南诏。正因为其位置偏南，说明南诏与唐朝距离较远，即使受到华夏文明影响，其开化程度也不会高于其他五诏。

两唐书记：南诏为“乌蛮别种”，是当年诸葛亮征讨的南中蛮部后裔，正史将他们归入南蛮或西南蛮，就是因为他们的政治经济相对落后。

作者按：当然，南诏是在进步的，文化水平也在显着提高。他们在战胜唐军后，立起了着名的南诏德化碑，记述了南诏立国经过，辩说与大唐王朝冲突的是非曲直。碑文近四千字，记录了很多华夏正史所忽略的细节，史料价值很高。

六诏并存格局没有维持很久，后来南诏逐渐强大，其首领蒙归义（本名皮逻阁，归义是唐玄宗赐名），吞并五诏，从此独霸西南。

对于南诏吞并临近部族，唐朝是什幺态度呢？

按两唐书，南诏得到大唐王朝支持，才能顺利吞并诸部。而这是剑南节度使王昱受贿，帮助蒙归义向朝廷奏请的结果。

事情没那幺简单，节度使没那幺大的政治能量，朝廷大佬们不是傻瓜，当然明白一个强大邻居必然会向己方提出更多利益诉求，可能导致严重矛盾冲突。

按照政治制衡原则，“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分而治之，显然更有利于朝廷进行羁縻统治。除非说大唐王朝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地方部族政权。

盛唐最大敌人是雄踞雪域高原的吐蕃帝国，为了保护财赋重地益州（大致在今成都市），唐朝在西南边陲设立了剑南军镇，抵御吐蕃入侵。

剑南镇唐军编制不过三万出头，比起同为抗击吐蕃一线的河西陇右两镇，兵力要少很多。剑南道为富庶之地，不存在养不起兵的问题，只有一个解释：剑南道地理上比较封闭，容易形成割据，朝廷不愿意在此常驻太多兵力。

这样一来，剑南镇防务压力就很大了，因此将军们需要一个帮手来分担，最终他们选择了南诏。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大唐方面预想很美好，南诏却没有当棋子的自觉——作为一个小国，夹在大唐吐蕃两大势力之间，轻率站队很容易沦为炮灰，不到万不得已他们都会尽量左右逢源。因此，南诏在合并六诏前积极参加对吐蕃战争，为的是显示力量争取朝廷支持，合并得手后态度即转变为敷衍，更多致力于自身势力巩固扩张，不愿再作马前卒。

这无疑令大唐朝野大失所望，双方貌合神离，矛盾逐渐尖锐。

早在开元二十七年（西元739年），鲜于仲通的前前任，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就与蒙归义相看两厌，真实原因当然不是什幺“言语不相得”。

《新唐书》记录了这样一件事：大致在蒙归义在位后期，唐玄宗派大将何履安率军平定毗邻南诏部族，占领安宁城（今云南省大理州洱源县），管控当地五个盐井，并重新设立界标（马援铜柱），厘清唐诏疆界——南诏德化碑于己方申辩不遗余力，却只字不提此事，可见该地并不在南诏控制中。

这是对南诏含蓄的警告，一方面显示大唐对西南蛮部的干预能力，另一方面也表明无意翻脸。

插一段题外话：大理国被小说田园牧歌化了。

该国实际政治生态相当恶劣，蛮部间矛盾激化，发展至后期，权臣秉政架空主上——因金庸而知名的大理三王：段正明、段正淳、段和誉（又名段正严，就是六脉神剑北冥神功无敌天下的段公子），都受制于权臣高氏（就是所谓忠臣善阐侯高升泰，此君甚至受禅称帝，只是在死后还位段氏）。

历代大理国王晚年大多皈依佛门不假，但真正原因不是他们信仰虔诚，而是权臣更愿意操纵幼君，年龄渐长的前任只得识趣辞职，托蔽宗教势力以保全首领。

三、阁逻凤其人其事

南诏日益“骄大”，对朝廷便不再恭顺，对周边事态也要发出自己的声音：

按南诏德化碑记，章仇兼琼曾试图加强对临近南诏的附庸东爨部族军事管制，结果导致一场叛乱，这其中未必没有南诏插手。此后朝廷派人招抚，并征调南诏军协助。而南诏喧宾夺主企图主导东爨政治布局，因为唐朝没有扶持南诏姻亲部族，蒙归义大为不满，一面上蹿下跳向剑南节度使控告唐军主将李宓，一面调兵进行军事威胁，迫使唐朝流放处分了李宓。

虽然南诏不逊令大唐上下不满，但大敌吐蕃当前，朝廷没有功夫跟他们计较太多，只能先曲意优容。

对于南诏来说，依附唐朝可以获得可观经济利益，这是吐蕃所无法提供的。所以他们在大方向上愿意站在大唐一边，只是耍滑头不肯出死力罢了。

双方虽然各有心结，但南诏主观上无意和大唐闹翻，大家磕磕绊绊的，还能维持住表面亲善。

直到天宝七载蒙归义去世，其子阁逻凤继位。

按德化碑的说法，阁逻凤对唐朝非常恭顺，双方“君臣一德，内外无欺”。

这只是南诏的一面之词。两唐书《杨国忠传》都明确记录了“南蛮质子阁罗凤亡归不获”——杨国忠是被打倒再踩上一万只脚的臭狗屎，不可能再有人造谣帮他抹黑敌人，此必信史无疑。

所谓“质子”，指的是附庸部族为了向宗主国表示忠诚，将自己的继承人（儿子或兄弟）送到宗主国充当人质。从现代观点看，这种做法当然是野蛮不道德的，而在中世纪这是标配，哪怕是突厥可汗吐蕃赞普这种一方霸主，很多都曾在少年时当过质子，没什幺不好意思的。

德化碑中对阁逻凤的质子经历讳莫如深，可见他在逃归一事上必定理亏。

因为阁逻凤逃归既成事实，出于大局考虑，唐朝捏着鼻子承认其继位合法性。但皇帝是记仇的，这事没完。

阁逻凤也心知肚明，不管自己有什幺理由，逃归就是对天朝上国的极大蔑视。他心怀忐忑不能自安，担心秋后算账，于是两面下注和吐蕃勾勾搭搭——德化碑不打自招，记录了阁逻凤迎战鲜于仲通前，派人到浪穹（原六诏之一）向吐蕃御史论若赞求救一事。可见南诏吐蕃早有勾结，甚至还有合作攻唐的预案。

这样一来，唐诏关系愈发扭曲，强势一方觉得对方欠修理，弱势一方虽然不愿意被修理，但觉得早晚逃不过，也在做最坏打算。共同心理预期下，双方关系只能趋向恶化。

四、张虔陀的真面目

摊牌的日子来得很快。

天宝八载，唐军终于攻克天险石堡要塞，拔掉了吐蕃长期抵在自己脑门上的一颗钢钉，取得重大战略优势。既然吐蕃威胁性降低，敲打白眼狼南诏的计划便提上日程。

上帝掷下骰子，历史选择了一个人来开启悲剧大幕。

这个人就是张虔陀。

张虔陀，时任云南太守（或云南都督、姚州都督、越巂都督，属于剑南边镇系统，主要负责对西南蛮族的军事监护）。

按正史记载，这厮就是人渣色情狂，贪婪无度经常向阁逻凤索贿，被拒绝后又颠倒是非向朝廷诬告。尤为不堪的是，阁逻凤“与妻子谒见都督，虔陀皆私之”。

是可忍孰不可忍？无怪乎阁逻凤要起兵反抗。

事情当真如此吗？德化碑中不经意间透露了一条信息：“张虔陀，尝任云南别驾，以其旧识风宜，表奏请为都督”。阁逻凤竟然与张虔陀有旧交情！甚至其出任云南都督（太守）还是南诏推荐的！

南诏是将张虔陀视为死敌的，自然不会在这个问题上胡诌，由此可见两唐书对张的攻击全不靠谱，如果张有寡人之疾，完全可以向阁逻凤明示，南诏作为附庸自有进行性贿赂的自觉。张某人得多变态，才能放着送上门的不要，反而偷偷摸摸去勾搭？

作为“奸佞乱常，抚虐生变”的罪魁祸首，德化碑给张虔陀开列了六大罪状：

1.私通吐蕃图谋瓜分南诏；2.支持流亡在外的南诏王弟诚节返回争权；3.庇护南诏敌对部族首领；4.打压亲南诏部族；5.加强军备威胁南诏安全；6.强令南诏缴交更多物资。

尽管德化碑说得义愤填膺，但这六条都是政治问题，与人品道德无关。既然南诏收钱不办事，不再积极协助唐军打击吐蕃，那幺朝廷当然不能再像从前那样无保留的支持南诏，要求张虔陀遏制南诏扩张也是应有之意。

张虔陀其实不算特别敌视南诏。作为一个老练的军事外交官，他觉得以大唐帝国威势，能够凭借政治外交手段压服阁逻凤，没有必要撕破脸兵戎相见。

只是他低估了阁逻凤的决绝。

因为两人原本关系良好，阁逻凤才对此尤其愤怒——我推荐你升官你就这幺回报？

事实上唐玄宗虽然憎恶阁逻凤，但尚未决心征讨。张虔陀本可因循旧例，安安稳稳的混过任期——能不能继续升官另当别论，以他和阁逻凤的私交，发一注横财并不困难。但是老张不屑于庸庸碌碌，不说公忠体国，起码是勇于任事。因此，当南诏兵临城下，张虔陀并不摇耳乞降，而是很光棍的饮鸩自尽，为大唐帝国主义事业流尽最后一滴血。

五、正史不屑记录的唐诏恩怨

前面说过阁逻凤以质子身份逃亡归国，构成唐诏关系迅速恶化的直接导火索。

阁逻凤为什幺要逃离大唐呢？

肯定不是在生活上受虐待。朝廷一直礼遇其父蒙归义，而且大唐天朝气象海纳百川，虽然不提供什幺学习伙伴，但也并不歧视外蕃，各家质子们在长安还是过得比较惬意的。甚至有些人为大唐文明所折服，宁愿留下当平民也不愿回去当酋长。

从后来的表现看，阁逻凤识时务能屈能伸，不至于在长安犯下什幺重罪。

一般情况下，唐朝也愿意支持质子回国继位。因为这些人习惯大唐生活方式，政治上相对亲唐，有利于保持良好关系。

也就是说阁逻凤根本没有逃亡理由。

但他终究是逃亡了，必定事出有因。

事情很可能是这样的：因为南诏桀骜不驯，朝廷一直有人主张对其进行削弱。当蒙归义病危消息传来，这派人提议暂时扣留阁逻凤，派人煽动其弟（就是前面提到过的诚节）自立，然后再以支持正统为名，武力送阁逻凤归国，人为制造南诏内乱。不料消息不密走漏风声，阁逻凤当机立断，趁朝廷议论未定星夜出逃归国，粉碎了唐朝搞乱南诏的阴谋。

经此一事，阁逻凤已成惊弓之鸟，当他又发现自己的旧识张虔陀竟然也表现出敌意，心中恐惧再无法压抑，终于举旗叛唐。

至于说其后南诏向鲜于仲通求和，那不过是缓兵之计，如果鲜于接受，那就先服软装孙子，归还掳掠什幺的再慢慢扯皮。如果鲜于不接受，那也可以起到骄敌作用，阁逻凤早将吐蕃军勾引至浪穹，便是下定决心和唐朝对抗到底。果不其然，鲜于中计，遭致惨败。

南诏吐蕃结盟，在西南战线取得对唐战略优势。不久之后，唐朝内乱无力顾及边陲，阁逻凤就势扩张，盛极一时。

国家间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唐朝衰落意味着吐蕃势大，南诏赫然发现，他们再一次沦为马前卒，不同的是这回驱使他们的是吐蕃人。

绕了一圈回来还是当炮灰的命，这当然不符合南诏利益。而且同为蛮夷的吐蕃穷鬼远没有大唐那幺大方，要南诏人卖命却不舍得扔骨头，一味索取盘剥之下，南诏自然不堪忍受。新任南诏王异牟寻一盘算，先前对唐攻掠所得已落袋为安，自顾不暇的大唐无意追究，虚弱的唐帝国迫切需要一个有力盟友对抗咄咄逼人的吐蕃，双方力量相近急需报团取暖，这才构成好的合作基础。

唐德宗贞元九年（西元993年），南诏假意派兵协助吐蕃，乘其不备在金沙江畔（神川）发动突袭，大获全胜。然后南诏截断连接蕃诏铁桥（今云南省中甸县），宣布归附大唐，上演了一出浪子回头阵前起义的完美大戏。

此后唐诏保持了百年相对和平关系。到了晚唐时期，藩镇割据遍布全国，朝廷威信进一步沦丧；而此时吐蕃也因内乱走向瓦解。失去制约的南诏二五仔本性复发，彻底放飞自我，再次起兵反噬大唐。

南诏只见他人楼塌了，却不见自家箫墙之忧，浪到最后终归是要还的。

六、成败论英雄

尽管唐诏战争有鲜明个人色彩，但归根结底是双方力量对比不明晰导致的，当一方或双方发现或自以为发现，自己得利配不上付出，自然要谋求改变现状。

要明确双方力量对比，最简单的法子就是出来比划一下，于是乎战争降临。

战争爆发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战争进程显然受到少数主导者影响：

被后世黑得最惨的张虔陀，怎幺也想不到自己会是战争导火索。天地良心，他辛辛苦苦联络南诏内部反对派，整合周边反南诏部族，不就是想政治解决问题吗——德化碑提到，南诏刚开始讨伐老张，鲜于仲通就发兵攻打南诏，而阁逻凤并不急于回救老巢，反而是先灭张虔陀，然后才从容迎战剑南军。可见老张手中没几条枪，根本不可能发动军事打击。

张虔陀的上司节度使鲜于仲通，做法就很不地道了。他能在阁逻凤蠢蠢欲动时就及时动员出兵，可见在南诏留有眼线。而他事先不给老张加强军备，事起不派兵救援，无疑是拿老张当弃子，作为他出兵镇压建军功的借口。只是此君不知己又不知彼，不顾自家实力有限，对比南诏并无多大优势（剑南军编制三万出头，能机动的最多一半，剩下的无非是临时动员民夫，再加上一些附庸部落，几乎是乌合之众），贸然深入敌境却不能预判吐蕃可能插手，大意无备遭到诏蕃两军夹击，以至全军覆没。《新唐书》说他“少方略”，还真不是诬蔑。

接替鲜于主持战事的李宓倒是沙场宿将，早在蒙归义当政时期，就曾统兵征战南荒（因南诏使坏被贬官）。李宓熟悉西南地理，创奇谋另辟蹊径取道交趾（大致位于今越南北部），侧面打击南诏。他不避艰险决心雪耻，果然出敌意料首战获胜，可惜为战场外因素左右，不能一鼓作气克竟全功；待其卷土重来时，时过境迁战机不再，最终兵败身死。

作者按：德化碑记李宓征南发生在赞普钟三年，即天宝十三载，这是南诏官方公告，刻诸石碑，不可能出错；而《旧唐书》记为十二年，这也是官方记录，且有高适《李云南征蛮诗序》为旁证——“天宝十一载，有诏伐西南夷，右相杨公兼节制之寄，乃奏前云南太守李宓涉海自交趾击之。道路险艰，往复数万里，盖百王所未通也。十二载四月，至于长安，君子是以知庙堂使能，李公效节。适忝斯人之旧，因赋是诗”（高适写诗意在向权贵拜谒，通俗的说就是拍马屁，不可能搞错基本细节）。只有一种可能：李宓征南分为两段，十二载初战告捷后，他奉命回京庆功；阁逻凤趁机稳住阵脚，于十三载反攻倒算，大败师老兵疲的唐军。

酿成李宓悲剧的是剑南总后台杨国忠。他的战略决策没有问题，不能纵容南诏寻衅滋事！不然其他部族有样学样，人心一散队伍就不好带了！他简拔李宓于败军之际，也算得上知人善任。无奈这厮过于看重政治影响，未竟全功便召回主将，意图挽回前番隐匿败报造成的政治失分，以至贻误军机。

阁逻凤在这场纵横捭阖中几乎赢得了全部。命运之神也站在他一边，安史之乱适时爆发，避免了战事绵延拖垮经济落后的南诏。更重要的是他眼光足够长远，在最得意时还不忘立德化碑自辩，给后人埋下将来反复的伏笔。从南诏的立场看，阁逻凤遇强不畏，小挫不馁，大胜不骄，真一代雄主也！

唐诏战争，本质上是一场古典帝国主义战争，是新兴势力同老牌霸主争夺地区霸权的战争。

战争决定的是西南地区秩序重构。

无关道德，只是利益使然。

就整体战略而言，这一仗是必打无疑的，不存在什幺误判。从南诏的角度出发，扩大权利减少义务是他们力量增长的必然要求，有人不同意那就逼他同意；站在大唐的立场上，维持既得利益，口子不能乱开，有人不守规矩就得好好教育。

落实到具体战役，新兴的南诏可以力往一处使，老大的唐朝却有太多牵绊干扰，这才是蛮荒远征做成惨剧的根本原因，与主事者道德水准没有半毛钱关系。

正史每每强调杨国忠骄纵狂妄擅起边衅，这不过是“政治正确”，未尝没有诋毁丑化。须知这厮虽然烜赫一时，但最终身败名裂遭致全面清算。接下来的当权派是曾经倍受杨家打压迫害的太子一系（即后来的唐肃宗），当然要将杨国忠一党打到批臭永世不得翻身。

正因为如此，有理由相信，有关远征南诏战争的很多档案曾被销毁篡改，留下了无数不解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