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5月2日，我接到甘肃省地质局调令，从金昌地质六队调到甘南地质一队工作。5月17日在临潭县新城报到，被分配到104信箱搞基建工作。在甘南一呆就是十年，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在甘肃省地质一队的兴起与结束。
1968年7月1日，我所在单位在临潭县新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第二天，单位就开始清理阶级队伍----叫 “刮台风”。仅7月7日一个晚上就抓了21人。一夜之间，狼烟四起，风云突变，白色恐怖笼罩着城隍庙的天空。

搬起指头算起，我到新单位才1年零1个月，又被分配在远离队部500多里外的迭部县上班。队上的情况不了解，也没参加哪一派群众组织。搞基建与民工打交道，和队上内部职工基本没啥来往，是个圈子外边的逍遥派。

7月9日听说队上要到迭部抓人。下午5点半，听到汽车响，我穿上衣服，出门观望。

来了两辆解放卡车，从车上跳下来四个胳膊上戴着“警卫连”袖章的人。是熟人，工区很多职工都围拢上来与其打招呼。只见来人从柴火堆里抽出一根劈柴棒子，对准上前准备握手的专业军人张东祥二话没说，照脊背就是几棒，另一个人照张东祥的腿弯部就是猛的一脚。只听“啊”的一声，张东祥被打倒在地。来人用绳子把他捆了起来，气势汹汹地宣布：“张东祥是杀人主犯，奉革命委员会的命令逮捕。”

有很多藏族民工围观，我就安排他们去干活，还没等安排完毕，觉得脑后“嗖”的一股凉风袭来，脊背遭到“嘭”的一闷棍，头脑“嗡嗡”响，眼前一黑，一头栽倒在地。
上来两人左右拧住我的胳臂，向外扭了180度，肩上搭了一条小指粗的麻绳。绳子中央打了一个环扣，环扣两端在胳膊上绕了几圈，把两手腕捆在一起，然后绳头从环扣中间穿过，两个人各抓一头，使劲上下用力拉拽；手臂及关节“咔咔”作响，手腕都快抽到了肩上，肩头骨节和肘关节发出嘎巴声，双手从后背上拉到了脑后，后背上的双手和胳膊如同驼峰；人不由得挺胸躬腰，头部后仰，呼吸困难，本能地咧开嘴，像抽风一样，喉咙不由自主的发出噢噢声；身体被绳子勒得变了形，腿蜷着，像短了半截，猫着腰，肚子快要触到膝盖了，身体失去平衡，随时都要跪倒的样子……只听来人宣布：“李兴书是现行反革命，他老家族人检举他在部队服役时偷走了一部电台，在家乡商洛参加了反革命组织......”。

他们把我和张东祥拖拉的关押到简易木棚里。因捆绑得太紧，加上一顿毒打，中午又没有吃饭，血液不流通，不久我就被勒得昏死过去。
张东祥看我倒在地上不动，大喊：“来人哪，李兴书昏死了！”他见外边没有人搭理，就一头向窗子上的玻璃撞去，“哗啦啦”，玻璃的破碎声惊动了哨兵，才打开了房门。把捆绑的绳子稍微松了松，抓住我一条腿，从后墙根拖到前窗户下，我才慢慢清醒过来。

视觉模糊，脑子嗡嗡直响，喉咙发干，嘴里象要着火，想要喝一口水。过了一会儿，我又开始意识模糊，失去知觉......在张东祥的一再请求下，他们才取来了一个暖水瓶，因手被反绑，无法端碗喝水。哨兵很不耐烦，用力踢了我一脚。刚倒的开水，滚烫的一时喝不进嘴，哨兵骂我“装熊”，一把抓住我的头发向后猛拽，把暖瓶口硬往我的嘴里塞，揭起瓶向嘴里灌。烫得我口腔起了水泡，下巴底下也脱了皮。

7点半时，我俩被拖的跪到一块空地上，交群众批斗。要张东祥交待如何杀害岳举的，张东祥说：“我向我们伟大领袖、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宣誓：我是一名党员，转业军人，我没有杀过人！”。
“红卫兵”一拥上前，拳脚相加，喊着：“看你的嘴硬，还是红卫兵的棒子硬。不给点颜色，你就不知道啥叫无产阶级专政！”
“张东祥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坚决镇压先现行反革命李兴书”！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
口号声彼此起伏，如益哇河的洪水，一浪高过一浪。
他们把张东祥反绑的吊在房檐的椽子上，上下拉动，反复的毒打，自始至终从张东祥嘴里只吐出三个字“没杀人！”任凭怎毒打，他不喊、不叫、不求饶。围看的职工与当地的藏民，个个惊讶：“还没亲眼见过这样顽固不化、如此嘴硬的阶级敌人！”

他们把我压的跪到地上，摁头、踢屁股，左右煽耳光，用棒子打脊背，要我交代反革命罪行，要我交出电台。
老天有眼，发了慈悲，突然下起了大暴雨，批斗会只好草草收场，又被关进临时牢房。我俩是重刑犯，怕逃跑了，就把两腿从膝盖处捆在一起，麻绳头栓在房梁上，屁股刚能坐到地面。

哨兵在门前来回地游走，发出踢踏的脚步声，时不时地将半张脸贴到窗户的玻璃上，幽灵般滴溜溜的眼睛窥视着房里的举动。

后墙窗台上蹲着半截白色蜡烛，火苗忽闪忽闪地上下蹿动，发出豆粒大小的光焰，洒在20平方米的地面及空间里，显得格外暗淡、模糊、游离。
这里原来是一块湿地。回垫平整后，盖起了两排简易平房。墙体是用木椽钉的，上面抹了两层草泥。屋顶铺了一层木板、牛毛毡、再用土压实。新建的房子，到处都是湿漉漉的，地面还没处理，用脚踩一踩就能渗出水来。

灯光暗淡，照得人脸色如死人般的蜡黄；空气快凝固了，活人像被埋在地下的棺材里，等待着生命的终结。

我是家里的顶梁柱，我死了，妻子守寡、孩子幼小没了爸爸、父亲年迈失去儿子……一个家庭就这样完蛋了！充满无限忧伤，我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英明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身上。心中默默地一遍一遍唱起：“远方的大雁，请你慢慢飞，捎句话儿到北京，翻身的人儿想念恩人毛主席……”

血脉不流通，四肢麻木。挪着屁股，移到墙根，脊背靠着墙，左脚向外伸撇，用脚尖蹬地，依托墙面支撑，一点点的上移，慢慢的再站起来。活动活动脚腿，摇晃摇晃身子，缓解一下麻木和疼痛。

夜深人静，暗自伤神。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人倒霉了，放屁都砸脚后跟。百思不得其解——“偷电台”从何说起，“现行反革命”这顶莫须有的帽子咋就砸到了自己头上呢？真是鸟儿拉了鸡屎，世上出了奇事！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和张东祥双手反绑，绳子栓在车厢板上。要拉到临潭县。

分队在四川与甘肃交界迭部县的益哇沟里，距临潭县还有300多公里。那时没有油路，从迭部到热河丹巴，汽车沿着白龙江边逆流而上。碎石路面，山道狭窄，蜿蜒崎岖，车厢左右摇晃，上下颠簸，人在车厢里如同滚煤球。手与车厢捆绑，距离近，没余地。拉来拽去，绳子勒紧了肉里，磨出了血，染红了麻绳。经过多次的呼唤，车才停下，放长了绳子，汽车又在搓板路上“呱嗒嗒”地狂奔起来。

汽车西行北上，翻越贡巴山，穿越尕海草原后，从南侧爬上一座山坡。北侧山大沟深，一直下坡至碌曲桥头。这段道路每到春夏，路面形同人体生长了肿瘤，脓包溃烂。冻土层下的土壤含水量大，解冻后，路面松软，汽车压上去，泥浆就冒出地表，有的汽车轮子被陷了进去，当了山大王。为了避开翻浆路段，司机根据个人经验，另辟路径。车身东摇西摆，人如同爬在大风中的树梢上，忽悠悠地晃荡着。

在阿木去呼和博拉沿途藏族村落的路边，竖立有毛主席的全身塑像。在边远文化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艺术人才缺乏，技术、材料的局限，有的塑像与伟大领袖的风采、神态相差甚远。有的像阿凡提，有的像寺庙中的神汉。久日久之，风吹日晒，风雨沧桑，有的塑像缺胳膊断腿，裸露出里边的泥草。

出甘南藏族自治州首府合作后，汽车掉头东行南下，不停地翻山越岭。穿临谭、卓尼，经过11个小时的不停颠簸，于7月10日下午5点半终于被押解到新城。
到达队部后，我们被押到新城半坡上的城隍庙大院。
“杀人犯张东祥”和“现行反革命李兴书”的抓获，极大地鼓舞了警卫连的革命士气。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是阶级斗争的胜利，也是革命委员会的胜利！”

革命群众见了“反革命”、“杀人犯”，个个咬牙切齿、人人眼睛发红，呼啦啦地蜂拥而上，群情激昂，义愤填膺，不停地振臂高呼：
“坚决镇压反革命李兴书！”
“张东祥必须老实交代！”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毛主席万万岁！”。
……

文革中，革命口号谁都可以喊。会场上只要有一个人站起来带头，台下就一呼百应。没有人不愿、不敢、不喊、不举手的。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从机关学校、到田间地头，到处都是批斗会，逢会必喊口号。一个个扯嗓子、伸脖子、暴青筋、举拳头。批斗会喊口号如同人们的衣食住行、柴米油盐，成了人们生活的必须。
口号是味精，口号是兴奋剂；口号激励斗志，口号增添凝聚力；口号使人反目为仇，口号使人妻离子散。喊口号成了人的本能，喊口号也成了文革中一种独特的文化。
也有人心情紧张，心慌而喊错口号的。乐极生悲，命运逆转，马上就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队上有一个叫雷丙贤的职工，在批斗会上，他不沾边际地喊出了“嫖风不是大问题”的口号，还说这是毛主席讲的，也没有谁有斗胆、敢去追问和考证真假了。

我们被拖下汽车，罪名宣布之后，10多个佩戴有“警卫连”袖章的红卫兵如饿虎扑羊，一拥而上，将我们重新捆绑，二话不说，拳打脚踢。
那时，对“阶级敌人”人人都可以挥拳伸腿、练练拳脚，“全民过把打人瘾”。我被打得晕头转向，鼻青眼肿，嘴里流血。骨头象散了架子，连哭泣的声音都没有了。算尝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躺在地上，如一堆烂泥。与革命先烈相比，实在的惭愧，我的骨头不是铁，棒子比骨头还是厉害啊。
捆绑吊打、活折磨人——幕囊，真是生不如死。还是打仗痛快，弹穿人倒、刀起头落——利洒。剿匪战斗中我虽然负过伤、流过血，但没感到人生的恐惧和迷茫。
城皇庙在临谭县新城镇北街的半坡上，是临谭县唯一仅存的明清古建筑，历史上有过两次政权机关在这里诞生。第一次是1935年红军长征途中，曾驻军庙内，建立过苏维埃政权。第二次就是在文化大革命的1968年7 月1日，我单位革命委员会也在这座庙中诞生。
城隍庙占地约1000平方米，大门朝南，立于4米多高的红砂岩叠垒的台基之上。山门上面修建有一木质戏楼，台口朝北。戏台的檐角弯如翘月，上盖板瓦；檐下斗拱层叠、花坊精致。相传原址是宋代一吐蕃首领“鬼章王”的宫殿，后毁于兵焚，光绪8年重建。戏台对面是5间花窗隔扇门大殿，中间有院场，东西两侧有厢房。大殿造型古朴、浑厚、典雅、庄重。大殿后边还有后宫，靠山的建筑战乱被夷，后为空旷农田。

戏楼上是电台工作室，大门东侧是食堂，西侧是革委会办公室。两边厢房被临时辟为牢房，关押着清理阶级队伍被抓来的“阶级敌人”；后宫设为刑讯逼供、拷打提审“犯人”的牢房。
每到夜晚，后宫殿里“人犯”被五花反绑，麻绳从大殿的梁上穿过，七八个警卫连战士抓住绳头，猫着腰、撅着屁股、脚后跟用力蹬地，口里喊着“1、2、3”，拔河式的把人吊到半空，用木棒、三角皮带、钢丝鞭不停地抽打。
司机党志超、吴志红、发电工王金山被打得最惨。
党志超陕西合阳人。抗日战争中为保卫中国西南大后方，参加了戴安澜将军的远征军，随军出国缅甸作战，党志超被革命委员会定性为“残渣余孽”和“杀人犯”。党志超块头大，体质好，吊打时还在脚脖子上栓了一条绳子，两头拉拽。昏死后，放下来再用凉水浇，清醒了再吊到半空中抽打。审讯时说：党志超你不愧是残渣余孽，就凭你说抗日战争中蒋军打过日本这一条就是现行反革命，就是颠倒是非，就是歪曲历史，就是胡说八道！谁都知道日本在中国的东边，抗日战争一打响，老蒋逃到四川峨眉，你党志超追随戴安澜跑到西南大后方，又跑到缅北。你脊背对的是鬼子的脸，你们才是货真价实的抗日战争中的逃兵……
他们把王金山按到长条凳子上，两人架住胳膊，用绳子把大腿和长条凳困在一起，叫他坐“老虎凳”。用砖头在脚后跟和凳子之间一块一块塞的加高，直到把王金山的右腿骨撬断。还骂他装死，再用钢丝鞭抽打。“交代不交代？不老实，把左腿也敲断”......

城隍庙里杀气腾腾，口号阵阵，灯光昏暗，阴森恐怖；棍棒飞舞，鬼哭狼嚎，哭爹叫娘，凄惨声撕心裂肺。

我被关押在院子西边靠厕所的一间房子里。房子有12个平方米，关押着5个人，吃睡都在里面，被褥就铺在地上，人头朝墙、脚朝外、并排睡着。脚头跟有一块不到半平方米的空地，堆放着我们的脸盆、洗涮工具和个人行李。

在房子里，除了“过堂”交代问题，整天都被关着。门口有哨兵24小时把守。心想，在房子里被打死了，人多目从，也有见证。等毛主席打倒了刘邓，文化大革命胜利了，落实政策平反了，给后人也有个交代。我死了不要紧，“反革命子女”这顶帽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紧箍咒”，使我的子子孙孙永世不得翻身的。

当时我单位有职工483人，在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的清理阶级队伍中共抓捕了53人，〔其中3人被打致终身残废〕除过单独提审外，每天吃饭前，都要被全部集中到院子里，向毛主席老人家请罪。
50多个人排成4行，面对南边的戏楼，跪在场子中央的石子地上，一个一个的轮流请罪。前面站有一排“警卫连”红卫兵，两边还有拿棒子、钢丝鞭的哨兵。
请罪者的罪名是抓捕时革委会给定下的：“杀人犯”、“残渣余孽”、“三反分子”、“小爬虫”、“小流氓”、“老右派”、“现行反革命”……帽子是五花八门。如果不按既定的罪名请罪，就要遭到毒打，打到按革委会定的罪名请罪时方罢休。

请罪时从前排左边第一人开始，依次轮流。
跪到地上，掏出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握在右手。手臂向外、向上举过头顶，口里念到：
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接着，左手撑地——磕头——头近地面——再抬头直腰。
“现行反革命分子李兴书向您老人家请罪：我偷了电台，参加了反革命组织......”
反复3次伏地磕头。
结束时还要呼：“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副统帅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
请完罪仍须跪在石子地上，轮流下一个人再接着请罪。
开始请罪“反革命杀人犯”的情绪极大，不肯按革委会定的罪名请罪。他们认为，“请了罪，就等于自己承认是“杀人犯””，因此，只说“请罪”，而没说罪行，免不了遭到反复的毒打。只有“残渣余孽”经历多次政治运动，已成了运动的“老油子”，有经验，请罪时嘴里说的顺流、不结巴、坷拌；人圆滑，少挨打。几轮过后，大家都看出了门道，由一匹不愿拉磨的犟驴，在鞭子的摧残毒打下，也上道转起了圈子。

一日3次，开始请罪一次需要一个半钟头，有的人被打的皮青眼肿、遍体鳞伤。跪的时间长了，膝盖也跪肿了，打不了弯。跪在地上，脚尖朝后，绷得脚腕子肿胀，象断了一样。几日过后，大家请罪跪出了经验：穿登山鞋请罪，鞋底厚而硬，跪在地上，脚尖着地，上下直立，屁股可以抵住鞋后跟。
有了支撑，减少脚腕和腰部的痛苦。但是，屁股不能全坐在鞋后跟上，这样腰塌下去，一眼就能发现跪的不直。后边哨兵发现偷懒，就用登山鞋尖狠踢屁股，要是没提防，遭到突然袭击，就会被踢得滚倒在地。到最后，一次请罪时间由原来1个半小时缩到40分钟，大家都减少了受罪和痛苦。

被揭露新罪行的还有：晚上说梦话骂军代表“支派不支持左”的、有的唱反动歌曲“革命军人个个要老婆”的、有“短胳膊短腿还想开车”的、有“污蔑毛主席门牙是黑”的、有“老婆是富农”的、有“在国庆节没贴标语”的、有“拿毛主席像章换粮票布票”的……五花八门。

我“偷电台反革命案”与队上人员没有牵连,虽然有检举材料和盖有两杖公章,但我服役时的61师181团正在兰州西固兰化、兰炼支左。他们与部队联系,部队出了证明，“部队没有丢失电台”,我的“反革命案件”就黑麻糊涂被挂了起来。
在城隍庙里我被关押了21天。
1968年8月1日被不明不白、稀里糊涂释放了。
被打后张嘴吃饭困难,双耳听力减退，视力模糊，经兰州人民医院检查：下颌关节挫伤、鼻骨骨折、双上肢神经挫伤、耳内化脓（外伤性中耳炎）、眼底出血、双侧肩胛及上臂挫伤。但终捡了一条命，大难不死，活到了今天！
哈哈哈哈……

弹指挥间，文革已成历史。
回忆往事，心有余悸，仍感困惑。
权力的垄断，政治的专制，领袖的特权，民主的缺失，导致了十年动乱。

文革年代，是一心不二的年代，是指鹿为马的年代。
文革运动，是“出气”运动，是泄私愤运动，也是打击报仇运动。
“革命无罪，造反有力”——文革使家庭对立，使社会动乱，它祸害了国家，它殃及了世界。家不成家，国不成国，光怪离奇，扑朔迷离。文革是一场恶梦，也是一出闹剧。
梦有醒来的时候，闹剧也有谢幕的时候。

阴霾终于散去，大地依然明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