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 太平天国的文官们

太平天国正式立国的14年，也是刀光剑影、血雨腥风、无日不战的14年，武将们的名字很容易被历史记住，而与此相反，文官们就显得有些黯淡无光。
只要是一个国家，一个政权，都势必要实行文治和武功两种手段，任何一方面偏废，都会导致这个国家和政权成为跛足巨人，始而裹足不前、寸步难行，继而进退失据、轰然倒地。太平天国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其文官体系的畸形和孱弱，甚至可以说，他们根本就没有一个完整成型的文官体系。

谁是文官

这个问题看上去颇有些滑稽：中国几千年历史讲究“文东武西”，看看官员的班次、职称、服饰，不是可以一目了然了么？
问题是，在太平天国，谁是文官还真说不大清楚。
我们来看看职称。
太平天国前期，朝内的正职官最大为军师，其下是丞相、检点、指挥、将军，从名目上看，似乎检点、指挥、将军是武官，军师、丞相是文官，实则不然。
先看军师。前期的军师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和石达开（石达开在1856年前不是军师）分管中、前、后、右、左5路军，这5路军最初各有1个军，到永安为各两个，武昌为各6个，到了天京，发展为各19个，共95个军，可以说，军师不但是武官，而且是太平天国最高级别的武官。
再看丞相。丞相在中国古代的职责是“燮理阴阳，总司百椽”，是文官之长，可太平天国的丞相在前期分天、地、春、夏、秋、东，正、副、又正、又副共24个，许多重大军事行动的主将都是丞相，如前期最重要的两次军事行动扫北和西征，前者的三位主将，林凤祥是天官副丞相，李开芳是地官正丞相，吉文元是春官副丞相；后者的主将赖汉英是夏官又正丞相。很显然，丞相就算不是武官的专称，至少也不是文官的专称。
那么文官上哪里去了？
原来太平天国的官衔，只是一种“职称”，表示的是级别、待遇，而不一定是表示从事的工种，要找文官，得看在丞相、检点之后的具体工作。
比如号称前期“文臣之首”的陈承镕，其官衔先是侍卫，然后是指挥、检点、丞相，最后是佐天侯，看不出是文是武来，但他的工作性质是“任朝内官领袖”、“专司文书出入”，自然是文官了。
比如石达开的岳父黄玉昆，他在任职夏官正丞相、卫国侯的时候，被杨秀清委以“主刑名”，也就是负责全国刑事案件审判的职责，归入了文官一类。
还有天官正丞相曾水源，曾负责给诏旨拟稿；天官又副丞相曾钊扬和地官副丞相黄再兴，分任天王的左史、右史；春官又正丞相蒙得恩，在前期掌管女营事务，后期一度担任过朝政的总管；夏官正丞相何震川，曾负责删改儒家经典。这些人当然都是文官。
再比如，挂着“职同检点”、“职同指挥”之类干部级别的一些杂职官，如天王府的侍臣、掌朝仪、通赞、引赞，各王府的尚书、承宣，朝内的各种典官、考试官、育才官，这些理论上也都是文官。像后来当上王爵的黄期升，就当过典朝仪、左正史，负责过天京城内的政治思想工作；后期鼎鼎大名的赖文光，此时也以天王原配赖氏娘家干亲的身份，在文官堆里充当一颗默默无误的螺丝钉，甚至连具体职衔都未能保留下来。
后期丞相、检点等已变成很低的职位（一个100来人的队伍里就有十几个丞相），几乎所有官员都有了爵位，因此文官都被加上了明确的头衔，并印进官执照、刻进大印，如前面提到的黄期升，后来封为相天义、相王，挂了真神殿大学士的头衔；前期负责官员选拔、户口管理等具体事务的官员都是临时委派，后期则设置了吏部天官、户部地官、礼部春官、兵部夏官、刑部秋官、工部冬官，共24员，实行专业化管理。此外，还设有负责朝政的掌率、负责考试的文衡总裁、负责官吏监察的京内总鉴、京外总鉴，等等，各类典官也依旧设立，至少从形式上看，后期比前期像样多了。
中国自宋以后，官职的最大特点，就是地方官以文官为主，而在太平天国，这个特点却无法体现，因为太平天国军民不分，军队里一个军的最高长官为总制，副长官为监军，底下有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5级军官，可地方上的建制却也沿用军队职称，郡的长官为总制，县为监军，军帅以下则是乡官的头衔，这样在外人看来，就很难分清谁是文官、谁是武官了。
后期官爵滥觞，地方军队里侯爵以上大员成千上万，而地方郡县官员却还沿用总制、监军的职称，这自然令文官的地位显得十分低下，但另一方面，前期那种文武混淆的局面，反因此有所改善。后期地方上最显着的变化，则是设立了省级最高文职——文将帅，理论上负责全省的民政大权。

文官不文

虽说是文官，可是真正有文化的似乎并不算多。
太平天国有记载可查的文官中，秀才以上学历的似乎只有一位：夏官正丞相何震川，这位广西象州秀才最初的工作是每个月写一本洪秀全语录，送交有关部门备案，后来则负责按照洪秀全的旨意，删改四书五经，比如把“唐太宗”改为“唐太侯”，把“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子不远千里而来，将以有利于我国乎’”，改为“孟轲见梁惠相，相曰‘叟，不远千里而来，将以有利于我郭乎’”，将经史里的“酒”都改为“茶”（洪秀全禁酒），等等等等。
其余文官的学历就比较惨了。
像曾水源、曾钊扬，这几位都是私塾先生，冯云山以前的同事；黄玉昆是讼师出身；被称为“太平天国才子”，曾协助冯云山制订朝仪的卢贤拔，是杨秀清的姻亲，他在起义前，是靠在集镇上帮人代写书信谋生的。
前期号称“文官领袖”的陈承镕，史料上说他“识字无多”；东王府的尚书理应是重要文官，但东殿尚书傅学贤却在甲寅四年（1854年）六月初一日，杨秀清“天父下凡”，下达修改圣经重要指示时，坦言“并不识字”，请求找识字的其他同事一同来领受“最高指示”；各王府的承宣，本应是负责宣传的文官，但目前有据可查的许多承宣却是一个字也不认识的武将，如金田起义时就是博白上帝会领袖的黄文金曾任东殿承宣，“目不识丁，凶悍异常”的西王妻弟吉志元曾任北殿承宣，等等。
后期文官中也同样存在这种情况。比如文衡总裁，原本是负责科举考试、选拔文臣的重要文官，正总裁先由洪秀全族弟、当时为朝政总理的洪仁玕担任，但副职的人选却是并不识很多字、且基本不在朝中的英王陈玉成；后来洪秀全对考试管理班子进行大调整，但这个调整却更加荒唐——任命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为正副文衡总裁，让洪仁玕、黄期升担任他们的助手，而这时前面3人中死得最晚的杨秀清，也已经死去5、6年了。
负责监察要务的总鉴职责十分重要，但目前查到的人选却更加可笑：京内正总鉴为洪秀全外甥、萧朝贵次子蒋有福，天京陷落时也只有12、3岁；又正总鉴、副总鉴为天王的哥哥洪仁发、洪仁达，两人都是半文盲；其余的几位正副总鉴都是洪仁发的儿子，大的不过20出头，小的恐怕还不到10岁。
庚申十年（1860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幼天王洪天贵福下诏添设殿前赉奏官，负责传递群臣本章，这应是极重要的文官，但次日宣布的首任赉奏官人选，却是萧朝贵的长子、当时不过十二岁的幼西王萧有和，以至于次年正月十六日，幼天王不得不任命了一个叫黄得用的为临时赉奏官，帮年幼的萧有和补台，并说明等萧有和年龄长大、读书有成，再将职务交还给他。
地方官的问题就更多了。
在某些地方，一些有文化的人被选拔出来担任地方官，如湖北蕲州，第一任监军是江西人李岚谷；江西万载，第一任监军是本地人、明宗室靖江王朱守谦的后裔朱衣点，这两人都有诗文传世，文才在太平军中算得不错的。
但更多的地方文官，文化水平不高，或毫无文化，如后期的江南省文将帅李文炳，掌管宁波海关关务潘起亮，都是小刀会众，前者粗通文墨，后者能操洋泾浜英语，但不会写字。被任命为河南省文将帅的李昭受原是皖北捻众，自幼便是惯偷出身，那更是字认得他，他不认得字了。
造成太平天国“文官不文”的最重要原因，是来源问题。
洪秀全本人是屡试不中的小知识分子，初期起义核心中，高级知识分子人数原本就不多，重要干部中有秀才功名的仅有3人（何震川、韦昌辉、胡以晄，且后两位一个是捐班，另一个是武秀才），许多文官不是由熟人、亲戚担任，就是从行伍中寻找“读书人”充当，如后来当了右史、丞相的黄再兴，就是因为誊写功劳簿文字通顺，被火箭提拔为高级文官的。定都后虽然屡屡进行科举考试，并从中选拔文官，但由于洪秀全激烈反儒，主流知识分子很难与之合拍，最终选拔出来的合格文官自然如凤毛麟角。

文官的地位

在太平天国中，文官的地位是并不高的。
前面提到的黄期升，是天王的表亲，又是金田起义元老，始终活跃在朝中，直到天京陷落，幼天王出走湖州，他仍然不离左右，但这样一位“骨灰级文官”，在长达14年的朝官生涯里，却几乎连一件像样的事迹都难以罗列出来。
在太平天国覆灭后联合捻军顽强奋战到1868年的赖文光大名鼎鼎，又是天王亲戚，但他的文官生涯同样黯淡无光，若不是有一位名叫张晓秋的文人，在1854年初的私人笔记里随手写了一笔，他是否如自己所言“职司文务”、“位列文班”，都得成为历史的悬疑。
天王府中的侍臣、引赞、通赞，都是重要的近臣，但据时人记载，他们大多数由广西少年担任，其中通赞据说是负责将各地方言转译成客家话，供洪秀全听取方便的，更是非广西人不用。这些未成年人的地位也并不高，他们中日后也有飞黄腾达的，但那是出任外职甚至领兵作战之后的事了。
地方上的文官地位就更低了。前期军地职称差别不高，但地方郡县的最高职务总制，却往往要受当地驻军师帅、旅帅等名义上级别更低军官的派遣，后期地方郡县文官的职位仍然是总制、监军，而驻军首长却动辄是王爵，甚至百来人的游散队伍，都可能有几十个侯爵、丞相，级别远高过地方文官很多，呼来喝去，任意差遣，甚至强行征粮抓夫的现象屡见不鲜。
由于军队武官大批被封高官厚爵，各占地盘，大修府第，地方文官往往被赶到城外，如被任命为吴江、震泽两县监军的钟志成，在吴江、震泽两个县城都无立锥之地，不得不把办公地点放在乡下的唯亭镇；江南省文将帅李文炳在天京、苏州都无法立足，只能在昆山县城开府；浙江省文将帅何信义无法驻节省会杭州，只能委屈地蹲在桐乡县城。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1860年初，太平天国设立苏福省、天京省，原来江南省所辖的天京、镇江、常州、苏州、松江、宜兴6郡被分划给上述两省，自己已无寸土，可李文炳却依旧挂着“江南省文将帅”这个本该取消的头衔到死，可见即使一省最高文职，在太平天国官方看来，也不过可有可无的闲差、空衔。
当然例外总是有的，比如前期的陈承镕，中期的蒙得恩，后期的洪仁玕，都是有职有权也有地位的重臣，但他们之所以地位重要，是因为他们以重臣、亲信的身份出任文臣，而不是文臣本身很重要，且即使如此，他们也总是被武职大员怠慢、轻视，如蒙得恩的朝政总理位置很快不保，而洪仁玕则始终未能得到陈玉成、李秀成等大将的尊重。
洪仁玕对此颇为不满，甚至在被俘后还耿耿于怀，但他本人对其下属文官又如何呢？曾借助在他家里的美国人罗孝全记载说，干王府最重要的文官——六部尚书，其办公地点就在一个煤炭仓库的楼上，地位如何，可想而知。

投笔从戎寻常事

一些太平天国着作中夸赞赖文光“投笔从戎”，是高风亮节，其实太平天国的文官很多都变成了军官。
曾负责全国司法工作的黄玉昆，后来成为西征军的代理主将，负责安徽、江西、湖北三省军务，1857年战死江西吉安；从普通一兵被提拔为洪秀全史官的黄再兴，1853年被任命为防守武昌的副总指挥，并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甚至连曾国藩也称赞不已，后来因正职石凤魁失误，武昌失守，他和石凤魁一起被杨秀清追究责任处死；冯云山当年教私塾的同事曾水源，曾先后担任过攻长沙、援扬州的主将之一。至于尚书、承宣、掌率、文将帅等理论上的文职，领兵出战的更是数不胜数——想想掌率中有陈玉成、李秀成、陈坤书、邓光明等人的名字就知道了。
太平天国何以有如此多的投笔从戎者？
首先，任命时文武不分，很多人根本就是武将而非文官，挂了文职后自然还是以打仗为主，如黄文金、吉志元这样的文盲、半文盲，显然不可能去做“宣传革命理论”之类“本职工作”，而只适合去冲锋陷阵，打打杀杀。
其次，武将地位高，又有独当一面、独揽“分地”军政权和财权的实惠，而文官有名无实，只能做无名英雄，这让许多文臣、朝臣热衷于寻机会去领兵打仗。
第三，太平天国政体独特，前期杨秀清大权独揽，后期洪秀全乾纲独断，且两人动辄“上天入地”，拿“天父天兄圣旨”压人，使得许多文官、朝臣一则无所事事，二则担惊受怕，干脆领兵出征，躲个清闲了事。
还应看到，太平天国对军官的选拔十分草率，许多领兵大将的来源匪夷所思，如太平天国资格最老的军医何潮元被派去镇守湖口县，后来在南康县抢粮时战死；推车贩米出身、一直担任粮仓管理工作的金田元老余廷璋，后来被派任天京城外雨花台要塞守将，最后战死在江西鄱阳小池口；洪秀全的御用厨师侯裕宽，早期就曾被派出防守湖北田家镇，后期更成为陈玉成麾下主要领兵大将，甚至在陈玉成死后被封为“为王”，继续领兵东征西讨。这些杂职官员最终都可以成为军官，至少算得“身家清白”的朝臣们，自然也同样会有投笔从戎的机会。
这些投笔从戎的文官中自然也有脱颖而出的军事奇才，如前面提到的黄再兴，但绝大多数情况下却只能误事，如后期文官之首洪仁玕曾领兵救援安庆，结果被打得一败涂地，敌方主将曾国藩称其部队战斗力“不值一提”，他所留下的，也只有一堆在途中匆匆写出的诗文而已。
立国之途，文武并重，在武将方面，太平天国并不比其主要对手——湘军高明，而在文臣方面，差距更不可以道里计，成败利钝，也就一目了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