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事情都被新冠改变了，个人生活、生命态度、社会心理、交际方式。它将长久地成为全世界一场深刻的公共记忆。疫病带来死亡，死亡考验人性，检验社会组织方式。在此次新冠疫情中表现出的人性百态、国家行为、社会合作、国际关系诸方面，既展现出与历史的极大相似性，也暴露了新的人类社会问题。那么，在不管是生活条件还是医疗水平都落后的古代，是怎么面对瘟疫发生的呢？
纵观中华历史，瘟疫高发期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南北朝的351年里发生了77次瘟疫，发生率达到了22%。
而唐代早期，也就是贞观时期，瘟疫发生也比较频繁。太宗一朝，发生了六次瘟疫。由于贞观年间人口增长，人员流动也更加频繁，战争也没有完全停止，这些都助长了疫情的发生和传播。
好在贞观年间政治清明，国家运转正常，有能力救灾，控制住疫情。安史之乱之后，唐朝政令不通，地方割据，一有疫情就容易扩散，造成较大的影响。至于之后的唐代，从贞观十年有关瘟疫的记载开始，到了最后一次发生瘟疫的大顺二年，合计255年里，共发生了21次瘟疫，这还是有历史记载的，小的疫情则无法统计。
直到明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瘟疫爆发的高峰期。崇祯十四年，鼠疫席卷陕、晋、冀等三省，三年间造成千万人死亡，北京“街坊间小儿为之绝影”。崇祯末年4月，李自成围攻北京时，明朝帝都已是一座“人鬼错杂，日暮人不敢行”的死城。
纵观明史，发生瘟疫的年份至少有168年，各类瘟疫的次数至少有330次。为什么明朝处于历史上的瘟疫高发期呢？
如果说明朝的瘟疫是一架马车，那么自然灾害、社会因素和抗疫不力就是拖拽马车的三匹烈马。在明史中，“霜旱疾疫”、“水旱疾疫”、“旱涝蝗疫”、 “饥荒疾疫”等词频频出现，可见，疫灾并发是明朝暴发瘟疫的主要特征。当时，整个中国气温持续低迷，夏季屡现旱涝，冬季奇寒无比，就连福建、广东等地也遭暴雪侵袭。究其原因，和“明朝小冰河时期”有着密切关系。气象学家竺可桢研究中国气象史后，发现历史上曾有四次“小冰河期”，分别是商末周初、汉末三国、唐末五代和明朝中后期。这一研究结果和南北方方志以及《明史·五行志》、《清史稿·灾异志》等文献记载的气象现象相符。
疫情的发展，必然引起户口减少，人口流亡，社会生活也受到波及，如田地荒芜、商人闭市、牲畜死亡、治安恶化、生活困苦等，感染瘟疫的军队折损了战斗力，对战争结果形成负面影响。即使明朝控制了瘟疫，国家也会积重难返，奔向日趋西垂的夕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