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十亿中国人民心目中的第一位完人”。这是中国着名作家冰心对周恩来总理的评价。他是风度翩翩的优雅君子，在他的身上，大国风范和平易近人达到完美统一。

1954年，周总理代表中国出席日内瓦国际会议，他大步流星走进会场的精彩瞬间引起现场所有人的关注，大会上的精彩发言更让全世界都折服于他的风采。

1972年，周总理被确诊为膀胱癌，但他始终放不下工作，1975年12月，周总理病情持续恶化，一会儿清醒一会儿昏迷，医院暗示周总理的夫人邓颖超要做好心理准备。

一天，邓颖超带着秘书赵炜看望周总理，正在给周总理读报的秘书看到邓颖超进来后，朝她微微一笑，随即便停下了读报的声音。

邓颖超走到病床前，和周总理互相对视着，好半天两人都没有说话，只是怔怔地看着，过了好一会儿，周总理才开口说道：“我肚子里还有很多很多话没给你讲”，尽管声音极其微弱，但在安静的病房内响起，足以让在场的每个人听清楚，不过他们却都好像没听到般默默地低下了头，眼眶里蓄满泪水。

自周总理生病以来，邓颖超每天强忍悲痛，操持着西花厅大大小小的事务，当她听到周总理的这句话后，感情再也控制不住，瞬间破防了，满含热泪地回应道：“我也有很多的话想给你讲”。

病房内就这样陷入了沉默。

隔了一会儿，周总理开玩笑地说道：“只好都带走嘛！”邓颖超只是沉默着，表情满是凝重，一旁的秘书赵炜轻轻抚摸着她的后背表示安慰。

周总理略沉思了一会儿，抬起头郑重地交代赵炜说：“请你帮我照顾好大姐”。

原本还能绷住的赵炜一听周总理的话，眼泪瞬间涌了出来，她怕自己哭出更大的声音，急忙跑了出去。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在北京逝世，“人民的好总理”带着亿万中国人的不舍和怀念，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周总理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工作到生命最后一刻

周恩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在党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周恩来都是其中最关键的一个重要角色。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任政府总理，负责处理党和国家各种繁重的日常任务，建国初期，在他的组织领导下，新中国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一五”计划期间，他领导了多达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国社会未来的工业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外交领域，周总理先后到访亚非欧等几十个国家，为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友谊做出重要贡献，帮助中国开拓了新的外交局面。

1967年2月，因常年超负荷工作，睡眠时间过短，周总理被诊断出患有心脏病，1970年10月，周总理在接待美国记者斯诺时，提到自己的身体状况时，曾这样说道：

“因为睡的少，所以我的健康减弱了，近4年心脏有毛病，年纪已近73了。”

1972年2月，为保证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安全，周总理不顾自己的身体健康，亲自登上简易电梯巡视安保情况，这时的周总理身体情况已经严重恶化，开始出现尿血的现象，人也更加消瘦，医生告诫他要多休息，少喝酒，但周总理仍然坚持工作。

身体抱恙的周总理不仅亲自在首都机场接待尼克松，还为他举行了欢迎仪式。在当晚的国宴上，周总理更是不顾病体，举杯和美方代表一一敬酒。

1972年5月，积劳成疾的周总理被医生确诊为患有膀胱癌，医生叮嘱他要好好休养，减少工作，但病魔缠身的周总理却依旧废寝忘食地工作，导致病情一再加重。

1974年，医生建议必须要做大手术，但为了即将到来的人大，周总理拒绝了这一提议，要求采取保守治疗，这样才能保持清醒方便工作。

7月，周总理住进了解放军305医院，住院当天，周总理就接受了膀胱癌切除手术，尿血的症状终于消失，但专家仍然不敢松懈。果然不出所料，周总理的癌细胞发生转移，8月10日，在毛主席的批准下，周总理又做了一次手术，手术结束不到一周，稍有精神的周总理便又开始了工作。

1975年3月，周总理的肠胃又被检查出问题，并接受了第三次手术，这次手术后，周总理的体重仅有61斤。

之后，周总理的身体不断发出红色信号，直到最后，他再也没能从病床下下来，但即便如此，他始终不忘关心国家建设和民生大计，让秘书给自己读报告、文件。

12月，周总理彻底陷入了时而清醒、时而昏迷的状态，病情严重，曾一直负责为周总理理发的朱殿华师傅想见周总理一面，此前他请求会面的申请已经被拒绝了两次。

得知消息的周恩来还是拒绝了朱师傅的请求，他告诉身边人：

“朱师傅给我理发20多年，看我现在病成这个样子，他会难受的，还是不要让他来。谢谢他了。”

即使一直饱受病痛折磨，但周总理仍然心系他人，一心为别人着想。

12月末，周总理已经难以进食，只能依靠管子输送到胃里，病情加重让周总理不得不长期使用安眠药和止痛针，但时间一长，身体内似乎也产生了抗体，止痛措施也失效了。

周总理时常被痛得浑身颤抖，汗如雨下，但他拼命控制呼吸，始终咬牙坚持着，不肯喊叫一声……

一次，周总理从病痛中惊醒，他急忙问身边的护士：“我喊了吗？”

护士心疼地说：“您叫叫没关系的，如果疼，您就叫，没关系的”，但周总理还是坚持不吭一声。只有一次，他受不了钻骨的疼痛，向丈夫询问道：“张大夫，我实在忍不住疼了，想哼哼，行不行？”

大夫安慰说：“总理，总理，你疼就喊，没关系……怎么样疼得好一些，就怎么样！总理，你别……别再拘束……自己了。”

自1974年住院做手术开始，到1976年，不到两年时间，周总理已接受大大小小手术共13次，即使躺在病床上，他也坚持每天了解国内外动态，让身边人给自己读文件和报告。

周总理弥留之际，说出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

生命的最后一刻，周总理心里想着的还是国家和人民，守在病床前的邓颖超也向自己的爱人告别，痛心地说：“恩来，你走了……”

周总理生前曾提出三个要求：

1、不保留骨灰；
2、后事处理不要特殊不要超过任何人；
3、不要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

邓颖超表示，周恩来的丧事一切都交由组织，随后，组织表示：

“不行，不开追悼会不能拿周总理来开刀。这样的话我们没法向全国人民交代。”

最终，在大家的一致商议下达成了初步共识：

“不仅追悼会要开，遗体告别也要搞，至于骨灰是否保留，需要经过毛主席批准。”

周总理的朴素一生，彻底贯彻了从群众中来，最后又回到群众中去，“十里长街”是中国人民对这位好总理的怀念。

邓颖超思想独立，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

1904年2月4日，邓颖超出生在广西南宁，在年少时她便写下了“望吾同胞从此上下一心，振起精神、谋国家之进步”的志向。

1925年，邓颖超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她的革命生涯，同年，她和周恩来结婚。

在面对革命风暴的袭击时，邓颖超有着超乎常人的勇气和力量，即使是在中国共产党遭到军阀迫害最严重的时期，邓颖超始终是那个活跃在一线的少数女党员之一。身边人在提到她时，总是以“头脑清醒、思想独立”这样形容她。

婚后，朋友们在跟她聊天时，开始称呼她为“周夫人”，听到后，邓颖超对身边的朋友们表示：“我有名字，叫邓颖超”，她始终坚持要保持自己人格上的独立。之后，周总理总是称呼她为“邓大姐”，人们也开始这样称呼她。

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邓颖超的资历、工作能力等足以胜任国家重要的领导职位，但权力和地位在她和周总理的心中，从未有过一席之地：

“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不是什么英雄豪杰。为人民服务是无止境无限度的。”

两人的侄子周尔均在加入共产党后，急忙向他们写信分享了这个好消息，邓颖超随后给他回信，信中一开头，邓颖超便称呼他为“尔均同志侄”，将同志放在前面，从这一细节处便能看到邓颖超对共产党员身份的重视。

此外，邓颖超还对尔均提出了三个要求，从“三个必须”中更能看到邓颖超纯洁的党性和对后辈的严格要求：

你必须加强党性的锻炼，克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不断地为着党员的八条标准而奋斗，不要辜负了光荣的共产党员的称号，争取如期转为正式的党员。你必须注意密切的联系群众，关心群众，向群众学习，从而你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你自知应不骄不馁，但必须从思想上行动上加以不断地实践为要。

除开周总理夫人这个身份，邓颖超本人也是中国伟大的妇女运动先驱。她的工作能力是在革命战争时期得到验证的。

1937年，国共计划开展第二次合作，在六位共产党参政代表中，邓颖超是其中唯一的一位女性参议员，足以看出她的个人能力。

新中国成立后，邓颖超继续为党的事业做出卓有成效的工作，深受各界人士的爱戴和尊敬，尤其是在1979年担任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后，为推动两岸交流和祖国统一大业作了大量工作。

改革开放以来，邓颖超拖着年迈的病体，毅然奋战在为党和人民谋进步、谋幸福的一线，1988年才从领导岗位退了下来，即便不在一线，但她始终关心着国家发展的大事，关心着国计民生。

在周恩来担任国家总理期间，邓颖超也在全国妇联担任了数十年的副主席，按照规定，新中国的干部是根据革命资历和职务确定工资标准的，周总理主动要求领取行政二级工资，将一级留给烈士家属，邓颖超也同样放弃了自己的行政三级标准，向上级申请领取行政五级的工资。

之后，周总理考虑到邓颖超身体不太好，便同她再次商议将工资标准降低为行政六级，听到这个提议的邓颖超欣然同意，很快便向中央提交了申请报告。

1992年7月11日，为党和国家忧心了一辈子的邓颖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她生前所立下的遗嘱，再次诠释了她将终生奉献给党和国家的人生境界：

1.在其患病无救时不采取抢救；

2.未用完的工资，全部交党费；

3.和周恩来共住的房子交公处理；

4.中办发周恩来的大字理论和历史书籍，退还原机关，其他图书出版物交共青团中央酌分给青少年集中阅读的单位；

5.个人文件、来往通讯、文书类文件、讲话、谈话录音、其与周恩来的所有照片，均交中央文献研究室存储清理酌处；

6.可交公的遗物交公或交有关单位使用；

7.个人遗物、服装杂件，交分配合用地及身边工作同志、有来往的一部分亲属留念使用。
夫妇二人感情深厚，但在工作上绝不多问

1974年，由于周总理和毛主席的身体状况都出了些问题，第四届人大会议已进入倒计时，政治局这时提议推荐邓颖超任人大副委员长，帮助筹备人大会议。邓颖超同志对新中国的贡献有目共睹，而且，她有着丰富的经验和理论知识，工作能力得到党内外人士的一致认可，毛主席对这一提议也当即表示同意，并认为这是个十分合理的提议。

于是，接到政治局发来推荐邓颖超担任人大副委员长的文件后，毛主席立马做了批阅，不过，在想到周总理的脾气后，毛主席特意在下面加了这样一句话：我同意在四届人大上安排邓颖超同志一个副委员长的职务。

不过，这个指示在交到周总理手里后，他却私自将这份任职的文件若无其事地藏在了自己的文件柜中，就这样，邓颖超的这个任命便在她自己都不知情的情况下不了了之了。

直到周总理逝世，工作人员整理遗物时，才发现了这个“秘密”，了解情况后，人们开始失声痛哭，这位总理一生从没想过为自己和家人谋取一点名利。

其实，一直以来，周总理在对待自己的家人和朋友时，总是显得有些“不近人情”。尽管他和妻子一起收养了很多烈士的后代，在生活和学习上对他们无微不至，十分关心，但一提到权力和待遇，周总理从不会给出任何特殊照顾，他的所有子侄都曾不约而同地提到过：周总理夫妇从未给过他们任何的特殊关照，周家人就是普通人家。

在对待夫人邓颖超的事情上，周总理也丝毫不曾有过特殊照顾。

新中国成立后，依照邓颖超的能力和资历，担任一个新中国政府的职位本无可厚丰，但负责组建和筛选人选的周总理并没有让邓颖超担任什么职位。

党内有不少人对此提出抗议，认为周总理对邓颖超的亏待太明显，江鲜云同志也表达了不满，并要求周总理要尊重男女平等，为邓颖超安排合适的职位。

周总理始终认为，家事国事搅在一起，不利于国家事业的发展，他坚定地对江鲜云说道：“只要我当一天总理，你小超大姐就不能到政府任职。”

周总理和邓颖超一起相伴，从革命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党内所有人都见证了他们的深厚感情，在所有问题上，不论是生活还是工作，两人几乎都能达成一致，邓颖超总是十分尊重周总理的决定。

中国在准备进行第一次氢弹爆炸试验时，由于风向变化，周总理迟迟没有批准引爆，一直持续近20个小时的高强度工作，这让邓颖超十分心疼，她便向值班的工作人员询问情况，工作人员低声告诉她：“听说风向不对，试验难以进行。”

得知原因的邓颖超走进周总理办公室，对着正在工作的周总理说：“恩来呀，听说什么风向不对，你先休息吧，风向总有对的时候嘛！”

听到这话的周总理瞬间抬起头来，脸色铁青，责问邓颖超：“什么风向不对？你听谁说的？”

邓颖超也没料到周恩来会这么严肃，只好回应道：“刚才老乔说的”。

“你把老乔喊来！”

一进门，周总理便郑重其事地对他说：“老乔啊，我是中央常委，小超大姐是中央委员，她是做妇女工作的，搞‘两弹一星’和她没关系。所以，这件事我没有对她说，我带回来的文件她也不能看，也不能问，这是纪律问题，也是执行制度的问题。”认识到错误的老乔向周总理作了深刻的检讨。

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周总理对自己有着十分严苛的要求，对各项制度的执行绝不含糊，他是这样要求别人的，更是这样要求自己的。

“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自此，邓颖超也更加谨慎，尊重周恩来工作的保密要求，并专心于自己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