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之后，元帝司马睿在江左建立东晋王朝，之后东晋偏安江左百年，一直到北府将刘裕代晋称宋，才结束了东晋一百多年国祚。
观东晋百年历史，相较北方胡族政权，大多时候都以防御为主，但却没有因北方游牧民族的强大而彻底覆灭。甚至，如南宋那般被金军长驱直入、帝王逃匿海上的情况也从未发生，前秦大举伐晋都被江左击退。
那幺，是什幺原因造就了南北百年对峙局面？北方强胡势力更迭，却也只能止步江淮，未能将江左朝廷覆灭？原因其实可以从内外两部分去考量。
内部原因：江左之内门阀相争，却能保持畸形的平衡局面，面对存亡时刻又能砥砺合作
自我看来，东晋之所以能够在江左维持百年之久，原因还是其自身的实力使然。当然了，很多人对此不以为然，认为只要是“司马晋”，便自然是“淤泥里的一无是处”。
其实不然。
即便是永嘉之乱，匈奴等胡族强势侵扰中原之际，晋朝在南方的势力依然不俗。只是面对匈奴等胡族侵袭北方，各方晋室力量有心趁势自立，最终酿成了北方失陷的结局。再到江左初立，没有获得什幺支持的祖逖北伐，便能收复黄河以南大片土地，让势大的石勒都不敢轻易南下。再看之后的东晋几次北伐，动辄收复洛阳、长安的情况。
这难道还不能说明江左之实力？
东晋部分疆域示意图
其实，佐证江左实力没有什幺实际的意义，只是说明东晋之所以能在江左统治百年，可能仅仅是江左上下只想“偏安”而已。而造成这种“偏安”局面的，正是由于东晋内部发展到鼎盛的士族门阀。
士族门阀对于东晋的意义
士族门阀发展于曹魏、西晋，鼎盛于东晋时期，由于士族门阀在东晋建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让琅琊王氏等士族门阀顺势成为掌控江左实际权柄的力量。东晋百年除了末期司马氏突破士族桎梏外，其余时间都是士族门阀占上风。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士族门阀对皇权的压制，是东晋无法“中兴”的弊端，反而在很多时候士族子弟的掌权，是江左能够稳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单就东晋对北方的态度来看，江左大多数都想要保持“彼此相安无事”的状态，“偏安”之风往往是朝堂之上的主流，但是积极北伐想要北上建功之人，却往往是士族子弟。
颍川庾氏的庾翼，曾经联络辽东鲜卑和河西前凉，共同讨伐匈奴、羯胡力量，但江左朝堂之上大都表达了反对意见。不过，庾翼不顾中枢诏令，领兵北上，虽然没有取得如祖逖那般成绩，但也足以看出其北上恢复中原之心。反而如果按照当时江左普遍的偏安心态，北上机会渺茫。
不光如此，士族代表人物对江左朝政的掌控，也是有着不俗的表现。等到陈郡谢氏谢安出朝之后，将朝权重新交到司马氏手中，晋孝武帝和司马道子的表现实在是不堪到了极点，丝毫没有之前王导、庾亮、谢安等人那般让人信服的表现。
可以说，士族门阀在江左的兴盛，虽然存在着限制了庶族的发展，士族子弟清谈误国等情况，但士族子弟的掌权，对于东晋的稳定和实力发展，有着很大的促进意义。
士族门阀对东晋恢复中原的阻碍
当然了，不能忽视士族门阀的缺点，尤其是其限制了东晋恢复中原的进程。东晋王朝在自身有着不俗实力情况下，其实有着不少北上恢复中原的时机，但是屡番遭到了阻碍，即便是北伐也多“浅尝辄止”并未能建立固定功业。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也离不开士族门阀的影响。
东晋稳定局面的形成，离不开诸多士族门阀的共同维护，但这需要诸多士族门阀当中，即便有如琅琊王氏、颍川庾氏、龙亢桓氏、陈郡谢氏等大族，能够掌控中枢权柄成为士族冠冕，但也不会允许其中某个士族门阀，打破这种诸多士族共同按照的平衡局面。
平衡局面是什幺呢？就是诸多士族都处于“皇族之外”，不允许任何一个士族门阀突破界限，依靠北伐、篡逆等方式，打破皇权与士族“共天下”的局面。如果有如庾翼那般，能够以北伐之际联合北伐多方势力之人，和桓温那般通过北伐建立极大功业，都会引起诸多江左士族的警惕。
而如果庾氏、桓氏的北伐之举，已经足以让诸多士族感受到极大威胁，便会开始处处打压这种太过超出其他士族的“佼佼者”。于是，庾亮、庾翼的北伐无功，桓温的北伐最终失败，连篡逆之举都被其他诸多士族阻止。
由此来看，士族门阀对于东晋王朝的稳定，虽然有促进意义，能够保证江左的稳定发展，但也同时限制了江左有太过瞩目的表现。因为一旦某一掌权士族，会通过北伐等活动快速崛起，那幺便会遭到其他士族门阀的压制，以维持诸多士族与司马氏共同打造的江左稳定局面，这是一种畸形的平衡。
面对存亡危机时的士族门阀表现
虽然江左的士族门阀打造的畸形平衡局面，不允许某一士族门阀太过强盛，士族之间也会在中枢和外部方镇的掌控上竞争，比如桓温死后，桓氏与谢氏之间，就对上游荆、豫等方镇的势力进行争夺。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江左内部存在士族之间的竞争，但是一旦江左外部出现强大敌人，原本出于内部竞争关系的士族，便会形成统一的联盟砥砺抗敌。东晋中期，前秦崛起，百万大军征讨东晋，在上游掌控西府的桓氏，和下游掌控北府的谢氏合作之下，东晋一方终于打赢淝水之战，打破了前秦对东晋的企图。
可见，东晋内部虽然有着畸形的平衡状态，但是一旦面对外敌时，就会出现一种一致对外的大势，而这也是东晋能够面对北方强胡环伺，依然可以偏安江左百年之久的重要原因之一。
综合来看，士族门阀是保证东晋王朝能够稳定发展的重要势力，但也会因为士族门阀打造的畸形平衡局面，阻碍了东晋王朝恢复中原的进程。士族门阀之间虽然有着竞争，但却可以在遭遇危机时，迅速展开合作一致对外。内部这种由士族门阀打造的畸形平衡局面，就是东晋王朝能够可以偏安江左百年的重要内因。
外部原因：频繁更迭的十六国时期，无法形成稳定的北方统一局面，由此让东晋得以发展
一个王朝的存续与否，与其面对的外部威胁有着很大关系，东晋王朝面对的威胁则主要来自北方胡族势力。与东晋差不多时期的北方，是五胡十六国时期，匈奴、羯、鲜卑等势力，都威胁着东晋在江左能否继续统治。
与南宋相比，东晋面对的对手太过“分散”
值得去对比的是，东晋和后世同样偏安南方的南宋王朝，有着类似的境遇，两者也经常被拿来对比。而两者最大的不同，其实正是对手的区别。
南宋不同时期对手，其实仅限于少数的一两个，前期的晋朝，后期的蒙古。即便两个对手同时存在时，南宋也有过联合一方抗击另一方的谋算，而这正好类似于三国时期的鼎立局面，其实这有利于三方当中任何一方，尤其是被动一方的存续。
而东晋则不同，五胡十六国正是代表了多个政权的频繁更迭，胡族势力之间也有冲突。即便有前、后赵、，前、后秦和前、后燕这样的北方东西对峙局面，但并未能与后世金朝那般，形成长期对北方的统治。东西分据局面的迅速崩溃，也让北方胡族势力无法借北方之势形成对南方的彻底压制及南下。
可以说，当时比如后赵、前秦等强大势力，最大的敌人并不是南方东晋王朝，而是同样窥伺中原的其他胡族势力。更不必说，在更北方同样想要效仿“五胡”南下的柔然等游牧民族。由此，即便十六国更替掌控北方，也对江左朝廷虎视眈眈，但过于分散尚未统一的北方胡族势力，还是无法全力南下覆灭东晋。这也就导致了如金朝那般，动辄纵马南下，逼得皇帝逃亡海上的情况，不会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出现。
未能实现内部稳定的北方胡族势力，无法轻易撼动“汉文化”内核稳定的东晋王朝
淝水之战被视作中国古代以少胜多的着名案例，其实也是决定江左生死存亡的关键战役。如果当时前秦一方打赢淝水之战，前秦大军挥师南下，那幺永嘉之后，在江左得以保存的“汉文化”将遭受极大的重创。而东晋王朝所拥有完整的“汉文化”内核，其实也是其无法轻易被北方胡族覆灭的重要原因。
相较于江左朝廷当中完整的“汉文化”认同，北方胡族势力当中，就有着更多的冲突。胡、汉文化的冲突，不同族类之间的冲突，同族之内不同部族之间的冲突等， 这也是前秦大军在淝水之战失败后，百万秦军大溃而回的重要原因。
即便如前秦那般，实现了前、后赵无法实现的统一北方，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北方其他胡族势力明面上的对峙，拥有了南下统一天下的机会，但是前秦忽略了氐族与匈奴、鲜卑等胡族力量的融合，在前秦尚未成为一个大一统王朝，解决掉内部文化上的隐患时，就贸然发动对东晋的战争，最终结果也显而易见。
其实把前秦对东晋之战，看作一场胡族对汉民族的战争，不如将其看作是胡族文化对汉文化的一场同化战争。只不过，尚未把北方汉文化、胡族文化等多方面融合为共同文化内核的前秦政权，还不足以消灭拥有长久传承而存在的江左“汉文化”内核。
前秦对东晋之战的失败，是东晋王朝拥有共同“汉文化”内核的优势体现，这也是东晋王朝能够面对北方兵强马壮的胡族势力的“底气”。东晋内部士族门阀的发展，也脱离不开这种影响。而北方胡族尚未具备强势的“文化内核”，便对江左政权无能为力。
总而言之，与东晋王朝差不多时期的北方五胡十六国，太过“分散”的势力分布，导致无法形成压制性的北方胡族力量，也就无法如金朝对南宋的彻底压制那般，对东晋形成彻底的实力压制。而北方胡族政权虽然占据中原，但并未形成共同的“文化内核”，因此对于有着稳定“汉文化”内核的东晋无法形成彻底的同化和吞并。
东晋屹立江左百年的原因
东晋王朝能够在江左统治百年之久，原因包含了内、外两方面：
内：有士族门阀力量的崛起，让江左王朝有了稳定的发展。士族之间虽有竞争，但在“畸形平衡”局面下，面对外敌时会促成不同掌权士族之间的砥砺抗敌。
外：北方胡族争夺中原，无法形成北方的大一统局面，也就无法出现一个能够彻底压制江左政权的胡族势力。并且，北方胡族政权无法融合内部胡、汉等因素，面对南方有着稳定“汉文化”内核的东晋王朝，也就无法轻易战胜。
总而言之，一个王朝的屹立不倒，绝对不是单方面的影响，内部的稳定和外部的对抗，都是其王朝发展的重要影响。东晋王朝之所以在江左百年偏安，是内部的畸形平衡和外部频繁乱斗共同造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