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一个没有背景的普通人想要当官，原本是相当艰难的。先是寒窗苦读十年，然后参加科举考试，如果通过了考试，还得经过吏部的铨选（选才授官）才能授予官职，可以说是千辛万苦，历经磨难。
然而，在明朝的明宪宗成化年间，却有一种官，无需考试，更不用经过吏部的铨选和内阁的审核，而是由皇帝本人直接任命，由此开辟了一条大明仕途的绿色通道，很多普通人借此成为官身。
然而这种选官方式无疑是皇权对人事任免的粗暴干涉，它失去了人才选拔制度的公平公正，导致政府权威性和公信力的下降。而皇帝为了一己私欲，利用传奉官来聚敛财富，更是导致吏治进一步败坏，甚至引发了冗官、财政危机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成为明朝中后期的政治痼疾。
一、传奉官出现的初衷是为了满足服务皇室的需要
传奉官现象最早出现于明英宗时期，天顺七年（1463年）七月，明英宗曾“特命中贵传旨”升授官员。而“传奉官”的称谓则最早出现于明宪宗时期，天顺八年（1464年）二月十七日，明宪宗成化帝即位的第26天，司礼监太监牛玉“传奉圣旨”，任命工匠姚旺为文思院副使。
明宪宗朱见深，年号成化
官虽小（从九品），但却是明代第一位不用参加科举考试，也不由吏部铨选和大臣举荐，直接由皇帝通过宦官“传奉圣旨”的方式直接任命的官员。“传奉官”之名即由此而来。
传奉官在成化末年泛滥，最多时达到了4000多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一直延续到了弘治、正德年间，到嘉靖时终被废除。
关于传奉官，成化年间的阁臣尹直是这样解释的：“成化间四方白丁、钱虏、商贩、技艺、革职之流，以及士夫之子弟，率夤缘近侍内臣进献宝玩，辄得赐太常少卿、通政、寺丞，署郎、中书、司务、序班等职，不由内阁、吏部，谓之传奉官”（尹直《謇斋琐缀录》）。
最初任命的传奉官大多都是为皇室服务的匠人、艺人等
由此可见，传奉官的人员构成是三教九流无所不包，只要你能买通宦官内侍，给皇帝进献古玩宝贝，就可以直接获得太常少卿、通政、寺丞等官职，根本不用走吏部和内阁的人事任免程序。
这是成化后期传奉官泛滥之后的情状，而传奉官在出现之初，实际上还不是皇帝卖官鬻爵的工具，只是为了满足服务皇室的需要，皇帝特任命一批有一技之长的匠人为官，使他们可以更好的为宫廷服务。
因此，传奉官一开始的核心人员主要是在各领域有一技之长的人，如擅长书法字画的士子、制作精美器物的工匠、精于医术通晓药理的医生、擅长词曲的艺人、驱神捉鬼的术士以及其他有特殊技能的各色人等。
传奉官的核心构成大多是各领域的顶尖人才
作为各自领域的顶尖专家，他们用自己的特长为皇室服务，作为回报，皇室直接授予他们官职。
二、传奉官为什幺会在成化年间泛滥？皇权的恶性膨胀是内在关键，宫廷的挥霍无度和缺乏监管是催化剂
01、明宪宗通过对人事任免的直接干预，实现了对内阁和司礼监的打压，满足了自身扩张皇权的内在需求，也是宪宗极力推动传奉官制度的主要原因
明代中期以后，中央逐步建立起以司礼监和内阁为主的双核心辅政体制，在这个体制下，官员任免大多出自内阁、吏部的拟议，或者是大臣廷议，皇帝对于人事任免的权力受到极大束缚。
为了加强皇权，明宪宗又增设了特务机构——西厂
然而，这一体制却在成化十三年(1477年)被打破，明宪宗利用增设特务机构——西厂的契机，将司礼监太监黄赐、陈祖生贬谪南京，又迫使内阁大臣商辂辞职致仕，由此沉重打击了司礼监和内阁的辅政体制，摆脱了两者对于皇权的掣肘。
于是，为了满足自身的各种欲求，明宪宗开始肆无忌惮、随心所欲地升授传奉官员，由此导致传奉官迅速泛滥，这无疑是皇权恶性膨胀所带来的结果。
通过升授传奉官，宪宗摆脱了内阁和吏部铨选的掣肘
通过任意升授传奉官，宪宗彻底摆脱了内阁和吏部铨选制度的掣肘，人事任免完全由自己一人独断专行，此举符合了扩张皇权的政治需要，宪宗自然是乐此不疲，极力推行传奉官制度，这是传奉官在成化时期泛滥的主要原因。
02、成化时期，因为宫廷的穷奢极欲、奢求无度，消耗了大量的国家财富，导致财政入不敷出，为了扩大财源、维持奢靡生活，明宪宗通过升授侍奉官的途径来卖官鬻爵、聚敛财富
到了明宪宗成化时期，明朝建国已近百年，外无战事，内无灾患，宪宗开始做起了太平天子。他与自己宠妃万贵妃为了追求享乐，穷奢极欲，挥霍无度，由此也带动了整个宫廷崇尚奢侈的消费习气，消耗了大量的国家财富。
万贵妃的影视形象
“（万贵妃）服用器物穷极僭，四方进奉、奇技异物皆归之。……甚至斋醮之滥费、宴乐之暴殄，靡有纪极。”——《明宪宗实录》
成化九年（1473年），负责管理国库的太监林绣奏称：“本库自永乐年间至今收贮各项金七十二万七千四百余两，银二千七十六万四百余两。累因赏赐，金尽无余，惟余银二百四十万四千九百余两。”（《明宪宗实录》）明朝近七十年的财富储备，在九年的时间便被明宪宗败光，宫廷的挥霍和奢靡可见一斑。
这种奢靡的生活一旦开始就只能是变本加厉。但是入不敷出的明朝财政，却远远满足不了这种耗费巨大的宫廷开支。
传奉官成为卖官鬻爵、扩大财源的重要途径
因此，为了解决财政困难，满足自己与万贵妃的奢侈生活，明宪宗开始想方设法的挣钱。于是，传奉官成为卖官鬻爵、扩大财源的重要途径。
虽然传奉官没有明码标价，但是进奉财物的多寡，却直接关系到授官品级的高低。因此，为了获得高品官职和肥缺，有经济实力的人便争相“以财贸官”。
“时内府各监局及在外诸寺观，皆有书办人员，传录道书、佛经及词曲小说，所至有近幸内官一二人领其事。书成上进，侑以珍玩，随其轻重辄得恩典。”——《明宪宗实录》
只要能够给皇帝进献奇物古玩，就能获得传奉官
卖官收入既丰厚又便捷，逐渐成为宫廷极度倚赖的敛财途径，这也是成化时期传奉官泛滥的重要原因之一。
03、缺乏有效监管，使传奉官的升授失去了节制
原本正常的人事任免程序是内阁或者吏部将通关铨选的人选拟议后呈送皇帝，再由皇帝拍板，但是现在皇帝直接绕开内阁吏部，看中谁就直接任命谁，失去了内阁、吏部的把控和监管。
内阁和吏部对于人事任免负有监管责任
此外，即便是以传奉官途径升职的官员，作为负责人事任免工作的吏部照例也要在次日补奏，向皇帝确认一下升职官员的名单和升赏的事由，以防止宦官从中“假传圣旨”。
然而，即便是这个小小的过场，明宪宗都嫌麻烦，他命令吏部在接到升授传奉官的名单后，次日“面奏补本”时，不必开列升赏事由，以免“僧道或因斋醮，或因圣节进经；匠人或因铺床、设帐、架灯小小工役，辄祈董事内臣为之乞升”（尹直《謇斋琐缀录》）的行为公之于众，引来社会舆论的反对。
最后，因为皇帝和宦官对这个“繁冗不胜”的程序非常厌烦，干脆将吏部补奏的仪式都取消了。“吏部尚书尹等无旬日不赴左顺门候接传奉，每得旨，则次日依例于御前补奏。后内官亦自讳其烦密，谕令勿复补奏。至废易旧制而不恤。”（《明宪宗实录》）
明宪宗时的皇权得到了恶性膨胀
由此可见，明宪宗也知道传奉官的升授大多都是有猫腻的，过程并不光彩，也就想着简化程序，低调行事，避免大张旗鼓。
然而，由此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传奉官的升授过程，几乎没有监管和把控，这也导致传奉官的进一步泛滥。
三、传奉官的泛滥败坏了吏治，加剧了政治上的黑暗与腐朽，最终成为明朝中后期的政治痼疾
升授传奉官虽然满足了皇权扩张的现实政治需要，通过传奉官聚敛的财富也满足了宫廷奢靡生活的需求，但是也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
01、因为传奉官是凭借皇帝一人的好恶直接任命官员，而并非由相对公平的科举考试，和吏部的铨选来选拔人才，因此，选官制度的公平公正性被破坏，也导致了政府的权威性和公信力的下降。
相对公平的科举考试
02、传奉官的泛滥不但导致明朝出现了冗官的现象，同时也增加了政府的行政开支，加剧了国家的财政负担，透支了明朝的综合国力，给明朝中后期的统治埋下了隐患。
03、因为传奉官中很多都是不学无术的白丁和纨绔子弟花钱买的官，他们既无从政经验，也没有什幺文化，上任之后为了将买官的钱赚回来，只知道变本加厉地盘剥百姓，中饱私囊，加重了民众的经济负担，导致了吏治的进一步败坏，使得成化时期的政治状况更加黑暗腐朽，成为明朝中后期的政治痼疾。
综上而言之，明朝传奉官本是为了满足服务皇室的需要而由皇帝直接任命的官员，但是随着宫廷开支的加大，逐渐成为皇帝聚敛财富、满足一己私欲的途径，加上缺乏有效监管以及扩张皇权的需要，传奉官逐渐泛滥，败坏了吏治，加剧了政治状况的黑暗和腐败，成为明朝中后期的政治痼疾。